G疲倦了，他不再没日没夜地给我写信、往我家打电话、向我母亲求情让我不要切断和他的来往。

尤里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人。是他给了我勇气，让我能和G分手，并且无视G种种试图使我回心转意的可怕尝试。我十六岁的时候搬去了尤里住的地方，他和他母亲共同住在一间小公寓里。我的母亲并没有反对。我们的关系并不融洽。我时常会指责她没有将我保护好，她则回答说我的抱怨没有道理，她只不过是尊重了我的意愿，让我依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而已。

“和他上床的人是你，而我却得为此道歉？”某天她冲我吼道。

“那我几乎不去上学，好几次差点被学校开除，总算得上征兆了吧！你本可以察觉到的，察觉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不是吗？”

但这样的对话是没有意义的。无论如何，一旦母亲接受了我和G的关系，就表示她已经把我当作一个成年人了。所以，我才是唯一应该对我的选择负责的人。

在那之后，我就只剩一个念头——重拾正常的生活，像我这个年纪的女孩应该有的生活，不要再掀起什么波澜，和大家一样就好了。现在应该要容易得多了。我又回到了学校，打算恢复我的课业，也不再在意某些学生不怀好意的侧目，不关心老师之间流传的风言风语：“哎，你看见了吗？那个刚上高中二年级的女孩，好像之前G. M.每天都会在学校门口等她，她在普莱维尔中学上的学，那里的同事告诉我的……你能想象吗，她父母居然放任不管！”某天，我正坐在街角一家学生们课间时常光顾的小咖啡馆的吧台喝咖啡，一位老师坐在了我旁边。他告诉我我成了教师办公室里谈论的话题。“就是你吗，那个和G. M.交往的女孩？我读过他所有的作品。我是他的仰慕者。”

“啊，这样，那你真是头蠢猪……”如果能这样回答他就好了。不过算了，现在我需要别人的良好评价。于是我礼貌地笑了笑，付了钱离开，试图忘记他盯着我胸部时色眯眯的眼光。

要想恢复名声并不容易。

又一天，有个人在我中学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把我拦下。他知道我的名字，告诉我他几个月前在街区里多次见到我和G在一起。他满口污言秽语，无耻地说我如今在G的帮助下，应该懂得所有的床笫之事了。一位真正的萨德[即萨德侯爵（1740—1814），法国作家，出身贵族，因其所描写的色情幻想和他所导致的社会丑闻而出名。]笔下的女主角！

没有什么比一个彻底堕落的年轻女孩更能让这些老家伙兴奋了。我落荒而逃，哭着回到了教室。

尤里尽他所能地不让我陷入自怨自艾中，但这些情绪愈发沉重，他渐渐难以承受，也无法理解。“但是，看看你自己，你还年轻，还有大好的人生在等着你。笑一笑吧！”可我只剩下满腔的愤怒，还要装作一切安好，自欺欺人。这份怒火，我曾尝试压抑它，让它指向我自己。有罪的人，是我。我是个可怜虫、婊子、荡妇、恋童癖的同伙，用少女的情书一次次为飞往马尼拉的航班作保，而飞机上都是些对着童子军照片手淫的变态。当我再也无法对这些烦恼视而不见的时候，我陷入了抑郁状态，心中唯一的想法就是：从地球上消失。

或许只有尤里能察觉到这些。他爱我，带着他二十二岁全部的热情，但他最喜欢的事情，还是与我做爱。可这有什么好指责的呢？

说到性，我当时在无比强大和意志缺失这两种状态中摇摆不定。有时我会很陶醉，就是这种力量！让一个男人高兴是如此容易。但在欢愉之时，我又会突然没来由地哭起来。是因为太幸福了——对方为我的呜咽而不安时，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回答。接下来好几天，我都无法忍受他的触碰。之后，地狱般可怕的循环便再度开启，我想起了我在这尘世中的使命：让男人感到愉悦。这是我的身份，我的处境。于是我再次奉上自己，带着热忱和一种自我说服后伪饰出来的信念感。我假装。假装享受做爱，假装能从中获得快感，假装知道这些行为的意义。而在内心深处，我耻于自己如此自然地进行这些事情，尤其是我的同龄人这时才刚学会亲吻。我很清楚自己跳过了一个阶段。我接触这些事情太早、太快了，遇到的人也是错的。所有这些亲密的瞬间，我都希望是尤里和我一起初次体验。我希望他才是我的性启蒙者，我的第一个爱人，我的初恋。但是我没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对自己、对他，我都还没有足够的信心。

特别是我无法告诉他，每次和他做爱时，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画面都是有关G。

可G向我保证过会给我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后来的很多年里，无论我尝试和多么体贴的男孩全情投入地做爱，我都无法找回这一切之前的感觉了。那种感觉曾存在于朱利安和我之间：两个平等的人之间存在的懵懂的探索和分享的快乐。

再后来，随着我变得更加成熟也更加有勇气，我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实话实说，承认自己就像是一个没有欲望的洋娃娃，对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毫不关心。洋娃娃只知道一件事：她是别人用来游戏的工具。

每次，这样的坦白都会导致一段关系的破裂。没有人喜欢被玩坏的玩具。

1974年，也就是我们相识的十二年前，G发表了一篇名为《未满十六岁》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支持未成年人性解放的宣言，既引起了轩然大波，也让他声名大噪。这本极为尖刻的小册子的问世为G的文学创作增添了一丝魅惑的气质，人们对他的作品兴趣骤升。尽管这篇文章被G的朋友们视作一场社会性自杀，但却让他的文学事业广为传播，为更多人所熟知。

直到我们分开后很多年，我才读到它并且理解了它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里，G的主要论点是，由年长者对年轻人进行性启蒙是一件有益的事，社会应当对此表示鼓励。这种实践在古代就已十分盛行，还可以确保少男少女们拥有选择的自由和欲望的解放。

“年轻人是很诱人的。他们也容易被引诱。每一次接吻，还有亲热，我都从未哄骗或者强迫他们。”G在文章中写道。然而他忘了，这些接吻和亲热都是在一些没有严禁未成年人卖淫的国家用钱换来的。如果只看他那些黑色笔记本里的描写，人们甚至会认为那些菲律宾小孩纯粹是出于欲望对他投怀送抱。就像面对一个巨大的草莓冰激凌那样。（和所有那些西方资产阶级的孩子们不一样，在马尼拉，孩子们是被解放的。）

《未满十六岁》呼吁彻底的道德解放、思想解放，当然，不是让成年人将未成年人当作享乐的“对象”，而是与他“一同”享受。这可真是“美好”的设想，抑或是最恶劣的一种诡辩？无论是这篇作品，还是G三年之后公开的请愿书，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所维护的并不是未成年人的权利，而是那些和他们发生性关系却遭受“不公正的”指责的成年人。

G喜欢在他的书里扮演施恩者的角色，具体来说就是经由他的专业指导让少男少女们初次体会到性的快乐。他富有经验，更夸张点说，是个行家。而实际上，他的特殊才能仅仅是让对方不会感到疼痛而已。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强迫的话，当然，就算不上强奸了。他全部的努力都是为了遵守这条黄金法则，无一例外。肉体上的暴力会留下反抗的记忆。它虽然残酷，但起码是可见的。

性虐待，反之，是以隐蔽而迂回的方式发生的，往往不易察觉。而成年人之间是绝口不会谈论性虐待的。虐待是针对“弱小”之人的，比如说，一个老年人，一个所谓的脆弱的人。正是这种脆弱性，让G这样懂得摆布人心的家伙得以乘虚而入，让同意这个概念被钻了空子。在性虐待或者是虐待弱小的情况中，我们往往会发现一种普遍的对于现实的否认：人们拒绝承认自己是受害者。而且，再说了，当一个人无法否认自己是心甘情愿时，并认为自己也对这个急于利用自己的人产生了欲望时，又怎么能说自己是被虐待的呢？很多年来，我也一直对受害者这一概念感到纠结，无法从中认清自己的处境。

性发育、青春期，正如G所言，是给人带来爆炸性的感官体验的时期：性贯穿始终，欲望满溢，像海浪般席卷而来，它侵蚀着你，使你急切地需要得到满足，迫不及待想要与对方分享。但有些差距是无法消除的。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美好，成年人就是成年人。他的欲望是一个陷阱，只有未成年人才会困在其中，难以自拔。对自己的身体与欲望，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怎么可能会有同等的了解呢？而且，比起性的愉悦，一个脆弱的未成年人总是会先追求爱情。作为对获得爱意（或是家里缺的那笔钱）的交换，他同意成为玩乐的对象，也因此在很长时间里都无法成为他自身性欲的主体、主角和主人。

性掠食者，尤其是恋童癖罪犯，往往都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否认他们所作所为的严重性。他们要么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被一个孩子，或是魅惑的女人所引诱），要么塑造成施恩者（仅仅是为了他们的受害者着想）。

认识G之后，我把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读了又读，令人不解的是，里面的自白却与上述内容恰恰相反。临近审判，弥留之际的亨伯特·亨伯特在精神病院写下了供认书。对自己，他可是毫不客气。

洛丽塔多么幸运才至少获得了这样的补偿，她的继父，这个掠夺了她青春的人，明白无疑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可惜在那之前她就已经死了。

我经常听人说，像纳博科夫写的这种作品，如果是在今天这种所谓的“新清教主义时代”发表，必然会受到审查。然而，在我看来，《洛丽塔》绝不是对恋童癖的辩护，相反，它是这个主题之下我们所能读到的最深刻、最有力的批判。并且我始终对纳博科夫是恋童癖这一点持怀疑态度。显然，他对如此具有颠覆性的主题的浓烈兴趣足以引人怀疑——他曾两次致力于相关主题的创作，第一次是用母语，取名为《魔法师》，很多年以后，又用英语写成了这部标志性的、风靡全球的《洛丽塔》。或许，纳博科夫也动过某些念头。对此我无从知晓。但是，尽管洛丽塔有着任性的天性，尽管她学电影女明星那样勾引和献媚，纳博科夫都从未将亨伯特·亨伯特塑造成一个施恩者的形象，更不用说是一个好人了。恰恰相反，他笔下人物对少女的激情，那折磨了他一生的、无法抑制的、病态的激情，纳博科夫却呈现得一清二楚。

G的作品当中没有丝毫悔恨，甚至连反省都没有。也不见任何的歉意和自责。就好像他生来的使命就是给予未成年人被这狭隘的社会文化所限制的自由，引导他们敞开心扉，表达欲望，培养他们满足他人和自我满足的能力。

这种无私真是值得人们为他在卢森堡公园立一座雕像。

和G在一起，我以自身为代价换来一个道理——书籍可以成为一个囚禁他声称所爱之人的陷阱，成为实施背叛的利器。就好像他在我生命中留下的这段经历还不足以将我彻底毁灭似的，现在他还要收集它、扭曲它、记录它，将他这些恶行永远铭刻下来。

野蛮人在面对镜头时做出的惊恐表情或许引人发笑。但我比任何人都更能体会这种感觉——被困在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表象里，自我不再完整，怪异而扭曲的样子被固定在底片上。如此粗暴地掠夺他人的形象，无异于窃取他人的灵魂。

在我十六岁到二十五岁期间，G的小说以一种不给我任何喘息机会的速度出现在各大书店里，书中的女主角以我为原型。再然后是一本日记，涵盖了我们相遇的时期，里面还收录了一些我十四岁时给他写的信；两年后，这本书推出了平装版；还有一本分手信合集，其中就有我的那一封。更不用说经常提到我名字的那些报纸文章或电视采访了。再后来，他又出版了一卷黑色笔记本里的内容，近乎执迷地一再谈及我们分手的话题。

这些作品中的每一本，无论我是在什么情况下知晓它们的（总有些有心人会告诉我），都无异于一种骚扰。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不过是平静湖面上的一次蝴蝶展翅，对于我来说却是一场地震，在无形中动摇我全部的内心建设，又像是一把刀，插在从未愈合的伤口上，让我生活中种种自以为向前看的努力都付之东流。

他那本日记是促使我们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让我读后产生了极大的焦虑。如今，G用对他最为有利的手段改编我们的关系并加以利用。他洗脑的才能是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著有《君主论》等，常用来形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式的。在这本日记中，他将我们的故事变成了完美的传奇。浪子回头、改邪归正、不忠者最终懂得了自我约束，这是他创作的故事，而不是他现实的生活。并且日记在经过一段必要的时间延迟后才出版，这段时间正是用来使生活妥善地消散于小说中。我是那个背叛的人，是我毁了这理想化的爱情，是我因为拒绝接受这样的改变而破坏了这一切。是我不愿意相信这个故事。

让我吃惊的是，G拒绝看清这份爱情才是他失败的根源，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有什么未来，因为他爱的只是我身上那转瞬即逝的、暂时的片刻：我的少女时代。

我一口气读了下来，愤怒和无力的情绪交织着，让我恍惚不安，我震惊于其中有如此之多的谎言和恶意，他又是如此擅长自我伪饰成受害者来转移自己的罪行。读到最后几章，我几乎要窒息，好像有看不见的力量同时扼住我的喉咙和神经。我全部的精力都从身体中流失了，被这本卑鄙之书上的一字一句给吸干了。只有一针安定剂能拯救我。

同时我也发现，无论我如何拒绝和G再有任何联系，他还是会偷偷摸摸地打听我的生活。至于他从谁那里打听，我一无所知。他甚至在书里的一些地方含沙射影地表示，分手后的我深受一个瘾君子蛊惑，此人很快就会让我深陷可怕的堕落之中，这在我离开他时，他就已有所预见。而他，作为我的保护者，已尽己所能地让我远离这些我这个年龄容易遭受的危险。

G借此来合理化他在那些被他引诱的未成年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使她们在社会中免于迷失与堕落。有多少失足少女他都曾试图拯救啊，却都白费力气！

当时，没有人告诉我我可以投诉、抨击他的出版商，指出他在未经我的允许的情况下无权出版我的信，也无权如此详尽地曝光一个未成年人的性生活，不仅我的名字和姓氏首字母被点出，还有其他无数能让人辨认出我的小细节也都被公开。第一次，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受害者，尽管那种弥漫的无力感仍使我难以确切地说出这个词。我还隐隐发觉，我不仅要在我们的关系中满足他的性欲，在关系破裂后仍旧被他利用，被动地看着他继续推广他的文学事业。

读完这本书后，我深深地觉得自己的人生尚未开始，便已经荒废。我的故事被一笔划掉，被处心积虑地抹去，然后被重写，被修改，被白纸黑字地印上数千份。书中这个由各种碎片拼凑起来的人和真实的我之间究竟能有什么联系？在我尚未成年时便将我变成故事里的人物，以此阻止我展翅高飞，将我永远囚于他用文字铸成的牢笼里。G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但我想他一点也不在乎。

我在他的笔下得以不朽，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作家并不总是会因出名而获益。于是我们误以为他们和常人无异。但他们要坏得多。

他们是吸血鬼。

我关于文学的全部热情，都熄灭了。

我不再写日记。

我不再看书。

我再也不打算写作。

正如我所料想的那样，我种种向前看的努力都付之东流。焦虑更加气势汹汹地卷土而来。我又开始有一天没一天地翘课。在两次因为缺勤而受到纪律审查后，校长——她至今为止都对我超乎寻常地照顾——将我叫到了办公室。

“V，很抱歉，尽管我一直努力替你着想，但我也无法继续纵容你这样下去了。老师们不喜欢你。你一次又一次地缺勤，挑战了他们的权威，也拒绝承认他们的身份（他们并没有错，我对成年人的看法要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此外，你做了一个不太好的示范，有些同学开始效仿你。所以我必须终止这种现象。”

为了不让我被学校除名——这会记录在我的档案上且后果严重——她建议我以“个人原因”向我的班主任申请“退班”并以自由考生的身份参加中学毕业会考。反正，义务教育只到十六岁。

“你可以做到的，V，这一点我毫不担心。”

别无选择，我只能接受。我本就习惯游离于常规之外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如今，我便再也不受学校课时安排的限制了。这无关紧要。我可以在咖啡馆里，读着国家远程教育中心[国家远程教育中心（centre national d'enseignement à distance，简称CNED），成立于1939年，是法国一个公立教育机构，致力于使每个人无论处于何种状况，都能接受远程教育。]寄来的函授课程资料，度过我中学的最后一年。

晚上的时间，我则依靠跳舞和酒精来度过。有时候会遇见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但我对他们已经没有丝毫印象了。我离开了尤里，不忍心让他再承受我的苦闷。然后我遇见了另一个男孩，他聪明、温柔但饱受生活折磨，一个和我一样默默痛苦着的人，只能通过虚幻的快乐来驱散抑郁。我学着他的样子。是，G说的没错，我过得很糟糕。他几乎把我塑造成了一个疯子，我也不遗余力地去贴近这个人物设定。

一切发生得悄无声息，几乎是一夜之间。我沿着一条寂静无人的街走着，脑海中始终盘桓着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它在好几日前就钻入我的头脑，挥之不去：我的存在有什么切实的证据吗？我是真实的吗？为了确定这一点，我开始绝食。吃东西有什么意义吗？我的身体是纸做的，我的血管里流的只有墨水，我没有器官。这就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禁食好几天之后，我的饥饿感开始被欢欣惬意取代，还有一种我从未有过的飘飘然的感觉。我不再行走，而是在地上滑行，如果摆动双臂的话，没准能飞起来。我感觉自己什么也不缺，既不会胃痉挛，面对一个苹果或是一块奶酪时感官也不会产生丝毫欲望。我不再是物质世界的一分子。

我的身体既然已经适应了不再进食，那为什么还需要睡眠呢？从黄昏到拂晓，我都睁着眼睛。夜晚与白昼之间再也没有什么界限。某天晚上，我来到浴室镜子前，想要确认那上面是否还能映出我的身影。奇怪的是，身影还在，但不太一样、也令人迷惑的是，我开始能透过它看见一些东西。

我看见自己正在挥发，升华，消失。一种难以忍受的感觉，仿佛自己被生生地从人世中拔除，以极其缓慢的速度。灵魂从皮肤的每个毛孔中流淌而出。我开始整夜在街上游荡，寻找某种征兆，某种我还活着的证据。在我周围，城市雾蒙蒙的，像仙境一样，仿佛电影布景。当我抬眼，对面公园的围栏似乎在自己移动，像盏幻灯似的旋转着，每秒变换三到四幅画面，就像睫毛缓慢而有规律地翕动着。我的体内仍有某种东西在反抗，我想要大叫：有人在吗？

有两个人应声从一栋楼的门廊里走出来，手里托着沉甸甸的葬礼花圈。他们嘴唇在动，我可以听见他们在对我说些什么，但无法听懂他们讲话的内容。几秒钟前，我还以为活人的出现会帮助我多一点现实感，然而他们却比沉睡的城市里一成不变的景色让人感觉更糟。一眨眼的工夫，短暂到让我几乎以为在做梦，仿佛为了安慰自己，我问道：

“不好意思，能告诉我现在几点了吗？”

“没有时间留给懦夫。”其中一个人回答我，他的背因为花圈的重量而佝偻着，清冷的光一直泛到他的手臂上。但或许他说的其实是：没有时间去流泪？[法语中懦夫（lâche）与眼泪（larme）发音相近。]

一股压倒一切的悲伤感在我心头弥漫。

看着自己的双手，我发现它们是透明的，里面的骨头、神经、肌腱、血肉，甚至是皮肤下涌动的细胞统统清晰可见。任何人的视线都可以穿透我的身体。因为只剩下一团尘埃状的光子。我周围的一切都是虚假的，我也不例外。

街角突然冒出一辆警用小卡车。两个穿制服的男人从车里下来。其中一位走近我。

“您在这公园转悠了一个小时了，是在做什么？您是迷路了吗？”

看我一边哭一边后退，面露惊恐，这个男人走回他同事身边，在车内翻找了一通，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块三明治。

“您饿了吗？来，这个给您吃。”

我不敢再动了。这时他打开车的后门大声说道：

“进来暖和暖和吧！”

他试图让我放轻松，但当他示意我两排座椅中的一排时，我看清楚了，那是为我准备的一把电击椅。

我有多久都找不到我自己了？为什么我积累了如此之多的负罪感，以至于认定自己应当被判处“死刑”？对此我毫无头绪。至少，直到那天清晨之前，我都是这么以为的，那时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家阴森的医院，到处都是晃来晃去、胡言乱语、不肯吃饭、闹着自杀、意志消沉的人，一个留着胡子的医生正在询问我来这里之前的经历，他显然很德高望重，因为实习医生们都在毕恭毕敬地听他讲话，房间的尽头放着一台相机。

“小姐，您刚刚经历了一次精神疾病的发作，主要表现是人格解体，”留胡子的男人说道，“请别在意镜头，给我讲讲发生了什么吧。”

“那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不是……被虚构出来的？”

在那之后，我似乎经历了很多种不一样的，支离破碎的生活，你很难找到它们之间哪怕一丝的联系。而我从前的生活仿佛已无比遥远。有时我会有些模糊的记忆，但很快又消逝了。我不停地尝试重塑自我，就像人们告诉我的那样。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并不太成功，我的精神创伤依旧显著。

于是我尽可能地去治愈自己，比如持续多年的“谈话疗法”。我最早遇到的一位精神分析师拯救了我的生活，他对我拒绝吃医院开的药这一点表示理解，并且鼓励我重拾学业，哪怕中考过后我有整整一年的“空白期”。

真是奇迹：多亏一位朋友的帮忙——他向我原先中学的校长申诉了我的事情——校长同意让我重回预科班。对他们两位，我都感激不尽。生活重新回到了正轨，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张空白页，空空荡荡，无依无靠，始终带着烙印。为了试着重新融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我戴上面具，把自己藏起来，掩盖住。

就这样，我又度过了两三段不同的人生，当然，我的名字没变，姓没变，容貌也没变，但这些一点都不重要。每隔两三年，我都会将生活整个颠覆。换情人，换朋友，换工作，换穿衣的风格、头发的颜色、说话的方式，甚至换个国家生活。

每当被问起过去，一些模糊的画面就会从一片浓雾中浮现出来，却从来无法凝成实体。我尝试不留一丝痕迹或印记。对于童年和青春期，我毫不留恋。我的灵魂始终漂浮着，从未安于它该在的地方。我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听之任之，总觉得自己已经活了千年之久。

对于自己的“第一次”，我闭口不谈。你呢，是几岁的时候，和谁？啊，哎呀，你知道的……

只有几位非常交好的朋友见证了我过去的故事，他们也几乎不会同我谈起这段经历。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们都有自己的难题要解决，他们的也未必比我的要容易。

在那之后，我结识过很多男人。爱上他们并不难，但要信任他们，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的戒心一直很重，常常会揣测他们对我不怀好意：利用我，操纵我，欺骗我，只关心他们自己。

每当有男人试图取悦我，甚至更糟糕，想要通过我获得快感时，我都得和内心的某种厌恶感做斗争。这种厌恶感潜伏在阴影中，时刻伺机向我猛扑过来，反抗一种象征性的暴力，即便那些乏味的动作并没有什么暴力的意图。

我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不借助酒精或是精神药物重新接受一个男人；才能闭着眼睛、毫无顾虑地将自己交付给另一具身体；才能重新找回让自己获得快感的方式。

我需要很多时间，很多年，才能最终遇见一个我全心全意信任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