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几乎日夜写作。他的编辑希望能在月底读到他的手稿。我逐渐熟悉了这一操作。这是自一年前我们相识后他计划出版的第二本书。我躺在床上，用目光勾勒着他棱角分明的肩膀线条，他蜷缩在小小的打字机前，那是我们从不得不逃离的公寓里抢救出来的。他裸露的后背十分光滑。肌肉匀称，被厚浴巾包裹着的身材显得十分瘦削。我那时才知道如此苗条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甚至是很昂贵的代价。一年两次，G会去瑞士的一家专科诊所，在那里他几乎只摄入沙拉和谷物，戒烟戒酒，每次回来的时候都仿佛年轻了五岁。

这种对外表的过度注重并不符合我心目中文人的形象。但我爱的正是这具几乎没有毛发的躯体，白皙而柔软，纤细而结实。只不过我本不愿知晓他驻颜的秘密。

同样，我发现G对身体任何形式的变化都会感到十足的恐惧。某天，在洗澡的时候，我发觉自己胸口和手臂的皮肤上布满了红色斑痕。顾不上擦干身体和穿上衣服，我急忙冲出浴室向他展示这些红斑。但看见我身体上的皮疹，他用一只手捂住眼睛，面露惊恐，看也不看我地喊道：

“不，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你是想让我对你完全失去兴趣，还是想怎样？”

还有一次，刚放学，我坐在床上，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的鞋子，泪流满面。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我不小心提起了一位邀请我去看音乐演出的同班男生的名字。

“什么演出？”

“治疗乐队[即The Cure，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立的英国乐队。]的演出，新浪潮音乐。我觉得很丢人，你明白吗？好像除了我，所有人都知道。”

“什么乐队？”

“治疗乐队。”

“那你能告诉我，去一个新浪潮乐队的演出除了抽大麻和像个疯子一样摇头晃脑外你还想做什么？然后，那家伙要不是想趁着两首歌之间的空档乱摸你，或者更糟糕，把你堵在黑暗的角落亲你，不然你觉得他为什么会邀请你？我希望你拒绝了，至少。”

在我快十五岁的时候，G开始控制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某种意义上，他变成了我的导师。为了避免长痘，我要少吃巧克力。注意身材是基本要求。戒烟（我抽烟抽得像个卡车司机那么凶）。

信仰方面也没有落下。每天晚上，他都会让我读《新约》，并且确保我很好地领悟了每个故事中耶稣所要传达的信息。他惊讶于我在这方面的一无所知。我是无神论者，没有受洗，一个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成长起来的女权主义者的女儿，所以有时候我并不认同《圣经》里对我的同胞的态度，我觉得那些内容不仅是厌女的，而且充满了陈词滥调，晦涩难懂。但说到底，我也并非不喜欢这种阅读。《圣经》，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文学文本，和其他文本一样。不，G反对道，《圣经》是其他文本存在的本源。温存的间隙，他也会教我背诵一整段《圣母祷词》，先是用法语，然后是俄语。我必须把祷词熟记于心，每晚睡前都要在脑海里背诵一番。

但该死的，他在害怕什么？我会和他一起下地狱吗？

“教堂是为罪人而建的。”他回答道。

G去瑞士进行他为期两周的抗衰老治疗了。他把卢森堡公园旁附近的那套公寓以及旅馆房间的钥匙都留给了我。如果我想的话，就可以过去。某天晚上，我终于没忍住，决定打破禁忌，读一读那些书。我一口气读了下去，像是被催眠了似的。整整两天，足不出户。

尽管他的书文采斐然、风格把握到位，但某些段落中的色情描写还是让我感到阵阵恶心。特别是其中一段令我不得不停了下来。它写的是G在马尼拉旅行的时候，他一心寻找“鲜嫩的屁股”。“在这里，我带上床的那些十一二岁的小男孩算得上是独特的风味。”他随后写道。

我想到他的读者们。突然间我脑海中浮现出一群猥琐老男人——外表想也不用想一定是令人作呕的——入迷地读着这些关于新鲜肉体的描写的样子。而被G写进他那些黑色笔记本里的我，成为他小说女主人公之一的我，是否也会被这些恋童癖当作自慰时的幻想对象呢？

如果G真的如许多人向我描述过的那样是个性变态，只用一张菲律宾的机票便能找来一群十一岁的小男孩进行肉体狂欢，而且只给他们买一个书包作为赎罪，这样的行为是否也让我成了一个怪物呢？

我立即尝试努力打消这个念头。但毒液一旦侵入，便开始扩散。

上午八点二十。我又没能走进学校的大门，这已经是本周的第三次。我起床，梳洗，穿衣，一口气喝完茶，拿起背包，从母亲公寓跑下楼（G还没有回来）。走到楼下院子里时，一切都还很正常。等走到街上，事情就已经不太妙了。我害怕路人的目光，害怕撞见熟人，因为必须和他们打招呼。邻居、商贩、同学……我紧紧地贴着墙走，绕很远的路，选择少有人迹的路线。每每从橱窗玻璃中看见自己的身影，我都会僵住，要花费极大的力气才能重新让自己动起来。

但是今天，我觉得自己很果断、坚决、勇敢。不，这一次我不会屈服于恐惧。然而就在我准备迈进学校大门时，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幅景象：先是站在阴凉处的校监正检查着学生们的证件，再是数十个背着书包的身影，正互相推搡着奔向蜂巢般又吵又乱的操场中央。乱哄哄又充满敌意的人群。错不了的。我掉头就走，沿着反方向的路一直走到集市，气喘吁吁，心跳加速，好像犯了什么罪似的满头大汗。我深感有罪，无力辩驳。

在我所居住的街区里的一家小酒馆，我找到了暂时的庇护，不去旅馆的时候我常来这里。我可以在这里待上好几个小时，不被人打扰。这里的服务生一向言行谨慎。他注视着我在日记本上涂涂画画或者伴着零零散散的吧台常客静静读书，却从未对我说过一句话。他既不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也不要求我在一杯咖啡和一杯水之外多点些什么，哪怕我会在这间阴冷、不知名、玻璃杯时不时会碰撞发出类似电动弹子的声音的屋子里待上整整三个小时。

我开始重新找回呼吸的节奏。集中精神。深呼吸。思考。下决心。我试图在笔记本上随便写几个句子，却什么也写不出来。这让人无法忍受——和一个作家生活在一起，自己却没有丝毫灵感。

八点三十五了。离这里三条街的地方，铃声已经响过了。学生们已走上楼梯，两两坐在一起，拿出课本，还有笔袋。老师走进教室。在他点名的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点到字母表最后几个字母时，他念到了我的名字，眼皮也没抬一下。“缺勤，照旧。”他用懒洋洋的声音说道。

自从G回来后，时刻都有些愤怒的女人找到旅馆房间门口来。她们会在楼道里哭泣。偶尔，也会在门口的脚垫下留下一张字条。某天晚上，他出去和其中一位交谈，为了不让我听见谈话内容，他出去之后就把门关了起来。先是声嘶力竭，指手画脚，然后是强忍的呜咽和低声耳语。一切顺利，他成功地劝服了这位瓦尔基里[瓦尔基里（Walkyrie），北欧神话中的女战神。]，之后她就急匆匆地下楼了。

当我要求G给我个解释时，他声称她们是从街上尾随而来的崇拜者，也可能是通过什么方式知道了他的住址，大概率是从他的编辑那里，因为编辑并不怎么担心G被人打扰（一个方便的理由）。

紧接着，他对我说他又要出门了，这次是去布鲁塞尔，他受邀去那边的一家书店办签售会并出席一场文学沙龙。我又一次要独自一人待在旅馆里。但两天后的周六，和一位朋友走在街上时，我看见他搂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就走在我们对面的人行道上。仿佛机械一般，我掉头就走，尝试忘掉那个画面。这不可能。G应该在比利时，他亲口对我说的。

和G相遇时我十三岁，十四岁时我们成为情侣，如今我十五岁，不认识其他任何男人所以也无从比较。但是很快，我就察觉到我们恋爱关系中一些单调重复的东西，比如说G在勃起上的障碍，他为此做出的各种各样费劲的尝试（当我不配合他时疯狂自慰），还有我们愈发机械的性交，以及随之而来的倦怠。我害怕自己会忍不住抱怨。既要让他体会到不同以往的欲望，又要提升我的快感，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自从我读了那些禁书，读了他的马尼拉之行和他对他的情人们的描写后，我们每个亲密的瞬间都像是蒙上了一层又黏又脏的东西，我再也无法从中感受到丝毫爱意。我感到自己十分堕落，并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

我们的故事依旧是独一无二的、崇高的。在他不断的重复中，我也就信以为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并非虚传。一个十四岁的女孩为什么不能爱慕一个年长她三十六岁的男人？这个问题在我脑海中浮现了上百次。然而我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本从一开始就不在这里。应该接受拷问的不是我，而是他。

如果在同样的年龄，是我疯狂地爱上了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而他虽顾忌世俗伦理，且之前交往的都是同龄女性，仍心悦于我的青春年少，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不可抑制地对一位少女一见钟情，情况或许会大不相同吧。是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之间非同寻常的激情确实可以是崇高的，如果我是那个凭借爱情使他违背世俗伦理的人的话，如果G没有在他的生命中已经将同样的故事上演成百上千次的话；这种爱情确实可以是独一无二和无比浪漫的，如果我确信自己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换句话说，如果在他多愁善感的人生中我是个例外的话。那他的逾越，又有何不可原谅的呢？爱情不分年龄，可问题并不在这里。

事实上，我现在明白了，以G的人生阅历，他对我的欲望只是一种无限的重复，它平庸而可悲，是神经作用下不受控的某种上瘾。我大概是他在巴黎年纪最小的战利品，但他的书里也提到过很多十五岁的洛丽塔（相差不到一岁，区别不大），而且如果他生活在一个更加不重视未成年人保护的国家，相较于一个十一岁的凤眼小男孩，我这十四岁的年纪根本算不得什么。

G和其他男人不同。他只和未经人事的少女少男做爱，并将其过程写进自己的书里。正如他为了满足自己在性和文学上的欲望而占有我的青春那样。每一天，多亏了我，他都能体会到一种违背法律的激情，而这种胜利，很快又会在他的新小说里被大肆吹嘘。

不，使这个男人焕发生机的并不是那些美好的情感。这个男人不是什么好人。他是我们从儿时就被告诫要远离的：吃人的恶魔。

我们的爱情像是一场梦，它太过强烈，以至周围人的警告都显得苍白，且无一能将我从中唤醒。那是最让人惊惧的一种噩梦。一种无法名状的残暴。

魔力散去。时间到了。但是并没有什么白马王子穿越遍布藤蔓的丛林来拯救我，我依然被困在黑暗王国里。日复一日，我终于认清一个新的现实，一个我仍然拒绝全盘接受的现实，因为它有可能会将我完全摧毁。

但在G面前，我再也不费力隐藏自己的疑虑。我发现的事情，也是至今为止他一直试图掩盖的事情，令我十分愤怒。我试着去理解。和那些马尼拉的小男孩一起带给了他什么快感？又为什么要同时和十个少女一起睡觉，就像他在日记中吹嘘的那样？说穿了，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我试着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他不仅没有正面回答，反倒攻击我，说我无理取闹，令人难以忍受。

“那你呢，能问出这些问题，你又是什么人？是调查局最新的手段吗？还是什么女权主义？就差这个了吧！”

从那之后，G每天都会向我灌输同样的思想：

“你疯了，和所有女人一样，你不懂得享受当下。没有女人能够尽情体会当下的滋味，这似乎是写在了你们的基因里——长期得不到满足，永远受困于自己的歇斯底里。”

瞧瞧，那些甜言蜜语，什么“我心爱的孩子”“我漂亮的女学生”，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有一点我得指出，正如你所知，我只有十五岁，我还不完全是你所谓的‘女人’！而且，对于女人，你又知道些什么？一旦过了十八岁，她们就不能激起你任何一点兴趣了吧！”

论起言语上的争斗，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我太年轻，又没有经验。面对既是作家又是知识分子的他，我发现自己的词汇极度匮乏。我既不了解什么叫“自恋的变态”，也不知道“性掠食者”为何物。我不知道一个眼中除了自己没有别人的人是什么样的。我仍然以为暴力只是针对身体的。而对于G来说，言语就是他的利剑。仅凭简单的一句话，他就能给我致命一击，使我崩溃。想要公平地和他斗争是不可能的。

不过，那时的我已经能够看出这其中欺骗的成分，他所有忠贞的誓词和给我留下最美好回忆的诺言，不过是一个个为了满足他的写作和欲望的谎言罢了。我现在才惊觉我对他充满怨恨，他将我困在这持续被书写的故事里，一本接着一本，而他总是扮演美好的角色——这是一场被他的自我彻头彻尾遮蔽着的幻觉，并且很快会被公之于众。我再也无法忍受他将虚伪和谎言伪饰成信仰，将作家的身份作为他怪癖的借口。我再也不会被他的把戏欺骗了。

此后，我随口说的每一句话都被拿来与我作对。他的日记如今成了我最可怕的敌人，它是G用来美化我们的故事的滤镜，通过它，G得以将其演绎成一种病态的激情，而我则独自沉醉其中。一旦我开始指责他，他就会赶忙展示他的作品：“你会看到的，我的美人，你瞧！这是我写在黑色笔记本里的关于你的一段绝妙的肖像描写！”

由于我开始反抗，并且不再视课间去找他偷欢为至高的快乐，他不得不摆脱我。凭借写作的权力，他随心所欲地将“小V”塑造成了一个被忌妒吞噬、情绪不稳的女孩。如今的我只不过是一个等待宣判的缓刑犯，和之前那些女孩一样，很快就会被他从那该死的笔记本上抹去存在的痕迹。对于他的读者来说，那不过是一些词句，是文学创作，而对我来说，却是崩溃的开始。

但相比于文学大师的著作，一个不知名少女的人生又算得了什么？

是的，童话故事临近尾声，魔法消散，白马王子也露出了真实面目。

某天下午，从学校回来时，我发现旅馆的房间空了。G正在浴室里刮胡子，我把书包放在一把椅子上，在床垫边缘坐下。他的某本黑色笔记本被不经意地落在床上。笔记本摊开着，上面有G刚用他标志性的青蓝色墨水笔写的几行字：“下午四点三十分。我去娜塔莉学校门口见她。她在马路对面的人行道上看见我时，整张脸都点亮了起来。在她周围的一群年轻人当中，她就像天使般闪耀夺目……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妙而神圣的时光，她是如此热情。我并不意外这个女孩未来会在我的笔记本中占据更多的篇幅。”

这些字眼从纸上脱落，仿佛一群恶魔般将我团团围住，周围世界的一切都开始崩塌，房间里的家具成了一片还冒着烟的废墟，空气中飘浮着让我窒息的灰烬。

G走出浴室。他发现我在哭泣，双眼通红，难以置信地指着摊开的笔记本。他脸色一下子苍白起来。紧接着，他又愤怒地对我吼道：

“得了吧，你还有理了吗？你怎么敢在我写小说的时候干扰我的工作？你花过哪怕一秒钟想象我现在所承受的压力吗？你知道我所做的事情需要多少精力和专注力吗？你根本不理解什么是艺术家、创造者。是，我是不需要像工人那样按时去工厂打卡上班，但我写作时所受的折磨，你根本想象不到那是什么样的！你刚刚读到的不过是我未来某部小说的草稿，这和我们、和你都没有半点关系。”

这个谎言是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哪怕我只有十五岁，也不难从中察觉出它对我智商的侮辱，还有对我整个人格的否定。这打破了他所有信誓旦旦的诺言，也暴露了他的本性，它像一把匕首般将我彻底刺穿。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我被欺骗，被愚弄，不得不自生自灭。但我能埋怨的只有我自己。我跨过窗沿，准备纵身一跃。他在最后时刻拉住了我。我摔门离开。

我一直很喜欢到处闲逛，还莫名对流浪汉很有好感，总会抓住一切机会和他们交谈。那天下午，我一连几个小时都以一种茫然的状态在街区间游走，试图寻找一个能理解我的灵魂，一个可以跟我说话的人。在一座桥下，我在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身边坐下，号啕大哭。老人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只是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吐出了几个字词。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看着船只驶过，然后我又上路，尽管漫无目的。

我机械地走着，发现自己来到一栋豪华的大楼前。G有个朋友住在这里的二楼，是一位罗马尼亚裔哲学家，叫埃米尔·齐奥朗，刚和我在一起时，G便把他介绍给了我，说这位是他的精神导师。

我身上脏兮兮的，头发也缠在一起，脸上还有在街上闲逛后留下的污渍。这个街区的每一家书店、每一条人行道、每一棵树，都会让我想到G。我穿过门廊走进大楼。浑身颤抖，指甲缝里还藏着污垢，不停冒汗——我看上去肯定像个刚躲在灌木后生完孩子的年轻印第安女人。我轻手轻脚、心怦怦直跳地顺着铺有深色地毯的楼梯走上楼，按响了门铃，我的脸还是红的，尽量使自己不呜咽出声。一位略微年长的小个子夫人给我开了门，目光很友好，我表示很抱歉打扰他们，如果她的丈夫在家的话，我想要和他见上一面。这时埃米尔的妻子才注意到我邋遢的装扮，语气也变得惊慌起来：“埃米尔，是V，G的那个朋友！”她朝屋内大声喊道，然后急急忙忙地走向通往厨房的过道。伴随着里面传出的金属撞击声，我猜她在烧水，可能是为了泡茶。

齐奥朗走进房间，立马挑了挑眉毛，这样一个细微的动作却明明白白地表露出了他的惊讶。他请我坐下来，我顿时泪如雨下，哭得就像是一个找妈妈的婴儿。当我可怜兮兮地试图用袖子擦去流出来的鼻涕时，他递给我一条带刺绣的手帕。

这份带领我来到他门前的盲目的信任只源自一个理由：他很像我那同样来自东欧的祖父，一头白发整齐地朝后梳着，前额两侧的发际线向后退，像两个海湾，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鹰钩鼻，还有十分浓重的口音（泥檬？乔克力？喝茶时要吃点什么？）。

我从来没能完整地读下来过他的任何一本书，哪怕它们都很短小精悍。人们都说他是个“虚无主义者”。确实，在这方面，他并没有让我失望。

“埃米尔，我再也受不了了，”我抽抽搭搭地说道，“他说我疯了，但继续和他这样下去我才真的会疯掉。他的那些谎言，他一次次的不辞而别，还有那些不停找上门来的女孩，甚至是那个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囚犯的旅馆房间。我已经没有可以说上话的人了。他使我疏远了我的朋友、家庭……”

“V，”他语气严肃地打断我，“G是一个艺术家，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世人总有一天会知道的。也许也不会，谁知道呢？如果你爱他，就应该接受他的一切。G是不会改变的。他选择了你便已经是你极大的殊荣。你需要做的是陪伴他在创作的道路上前行，同时也要包容他的反复无常。我知道他十分喜爱你。但女人往往不明白艺术家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托尔斯泰的夫人每天都要将她丈夫的手稿用打字机打出来，然后不知疲倦地为他修改哪怕最微小的笔误吗？她彻底地奉献出了自己！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这才是艺术家的妻子应该具备的品德。”

“但是埃米尔，他一直在对我撒谎。”

“谎言是文学的一部分，我亲爱的朋友！难道你不知道吗？”

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这些话都是从他——一个哲学家和一个智者的口中说出来的。他，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威，却要求一个不到十五岁的女孩将其一生都奉献给一个变态的老家伙？并且让她从此闭嘴？看着齐奥朗夫人用娇小圆润的手指抓住茶壶的一侧把手，我忽然完全被吸引住了，一连串骂人的话在唇边徘徊，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她妆容精致，淡蓝色的头发和她优雅的上衣很是相配，对于丈夫说的每一句话，她都会默默地点头表示赞同。曾经，她是红极一时的女演员，却中断了演艺事业。我也无需过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而埃米尔不吝给我的唯一一句有价值的话——我那时尚未意识到这句话的意义所在——就是G是不会改变的。

下午放学后，我有时会去照看一个小男孩，那是母亲一位邻居的儿子。我监督他完成作业，帮他洗澡，给他准备晚餐，陪他玩一会儿，然后哄他睡觉。她母亲出门吃晚餐时，一个年轻人就会来接我的班。

尤里二十二岁，是一名法律专业的学生，他会吹萨克斯风，为了支付学费，空闲时间都在打工。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他父辈也有些俄国血统。一开始，我们只是打个照面，会互相问候，很少交谈。但几个星期过后，我离开那里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也变得越来越亲近。

某天晚上，我们俩一起倚在窗台边，看着夜幕降临。尤里问我是否有男朋友，我便放任自己敞开心扉，怯生生地向他讲述了我现在的处境。再一次，我说感觉自己就像个囚犯。十五岁的我，迷失在歧途，再也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终日无休止的争吵过后随之而来的又是枕边絮语与和好，这是我仅剩的还能感觉到被爱的时刻。在我少有的几次去上课的时候，疯狂的阴云笼罩着我，我会把自己跟同学们做比较，当他们放学回家，一边听着达荷[即伊天·达荷（1956— ），阿尔及利亚裔法国歌手，风靡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或赶时髦乐队[即Depeche Mode，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立的英国乐队。]的唱片一边吃麦片时，我却在满足一个比我父亲年纪都要大的老男人的性欲，因为对被抛弃的恐惧已经超越了我的理性，并且我固执地相信这种畸形关系会让我显得有趣。

我抬头看向尤里。他气得整张脸都发紫了，一种我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暴烈情绪扭曲了他的五官。但他却出奇温柔地握住我的手，并摸了摸我的脸颊。“你没有意识到这家伙是在利用你、伤害你吗？这不是你的错，是他的！你既不是疯子也不是囚犯。你只需要重新找回自信，离开他。”

G察觉到我在逃离他。意识到我不再任由他掌控，这一点很明显让他无法忍受。但我没有告诉他任何我和尤里的谈话。有史以来第一次，G提议让我和他一起去菲律宾，他想向我证明这个地方和他笔下所描写的邪恶天堂没有半点关系。甚至，他希望我们可以远走高飞，他和我，去世界的另一端，去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原文为“anywhere out of the world”，出自英国诗人托马斯·胡德的诗歌《叹息桥》（The Bridge of Sighs）。]。为了找回我们从前的感觉，像初遇时那样重新相爱。我不知所措，接受他的提议令我恐惧，却又怀有一股难以抑制的渴望，一种荒唐的期待，期待我的噩梦能就此消弭，然后发现他那些书里所有令人作呕的描述不过是一种幻想、是他蓄意的挑逗和自恋的吹嘘，马尼拉其实并不存在买卖儿童的行径，从来没有过——但我内心深知这是无稽之谈，和他一起去那里将会是疯子的行径。他会不会提出让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也睡到我们的床上来？不管怎样，在他无耻地向母亲提出这荒谬的请求时，母亲当即头脑清醒地拒绝了。我还是一个未成年人，没有她的允许就不能出境。这句话让我如释重负。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G不停地强调虚构和现实，以及他的写作和真实生活之间的区别，并声称我无法理解。他试图扰乱我的思绪，消除我的第六感，但我却能愈发频繁地依靠后者识破他的谎言。我逐渐见识到他操纵人心的手段，还有他在我们之间构筑起谎言高墙的能力。他是一个杰出的策略家，一个时时刻刻都在算计的人，他全部的智慧都被用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并将它们呈现在他的某本书里。他全部的行为都被这两个动机所驱使：享乐和写作。

一个隐约的念头在我脑海中逐渐成形。这念头让人难以承受，因为它是如此可信，甚至在逻辑上无懈可击。这个念头一旦冒出，就像扎了根似的存在在我脑海里。

在我们周围的人里，G是唯一没有被我怀疑过写了那一系列匿名信的人。这些信的频率，还有对内情的了解，让我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危险却又浪漫的色彩：我们要孤身作战，一起承受来自那些正义人士的厌恶，要勇敢对抗警察的怀疑，躲避他们审视的目光，同时还要警惕周围的所有人——他们变成了同一个敌人，一个长着无数双眼睛、用忌妒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我们的怪兽。有谁比G更能从这些信当中受益呢？这些信比西西里两个家族之间的世仇还要管用，将我们紧紧地绑在一起，此外，它们还使我彻底远离那些对他有哪怕一丝不满的人，之后，G甚至可以把这些信件原样照搬写进他的下一本小说里，然后作为他的日记完整出版（事实上，后来他确实这么做了）。确实，这是一着险棋。他甚至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但即使那样也很值得，多么曲折，多么戏剧化，多么合适的文学素材啊！就算被抓，他也知道我会凭借我对他的热情大声示爱，声称在一个更包容的国家我们的婚姻便可得到成全，呼吁我的恋爱自由，要求从我父母那里获得自主权，并让那些名人要士被我们的事所惊动……那将是多大的一个噱头啊！不过，警察们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起疑，那些遵纪守法的正派人士也回归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再在意“小小年纪的V”，我们周围少有的一些反对声音也渐渐消失。仔细回想，虽然记忆具有迷惑性，但我现在意识到，显然正是在警察放弃对他的审查之后，他才开始感到无聊，并渐渐对我们俩的故事失去了兴趣，尽管这一点在一开始并不明显。

一次，就那一次，我大着胆子向他提出了一个之前我从没想过的问题。这个不寻常的问题并不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会提出来的，但也许它的存在正是由于我的年轻。它在我的脑际不断盘桓，而我像攥着根救命稻草似的紧抓着这个问题不放，因为它让我还抱有一丝希望，能让我从G身上看到一丁点自己的影子。这个问题，尽管敏感，我也必须问出口，直视他的双眼，不颤抖，不退让。

我们挨着彼此躺在破旧旅馆的床上，享受片刻的安静与亲密。这一刻没有争吵，没有抱怨，没有眼泪，也没有摔门而出。某种悲伤的情绪弥漫在我们之间。我们知道最终的结局即将来临，也对一次次的争吵感到精疲力竭。当G一只手拂过我的发梢时，我坐起身。

在他的童年或者青少年期间，是否也有过一位成年人充当了类似的“启蒙者”的角色？我有意避免使用类似“强奸”“虐待”或“侵犯”的字眼。

让我大吃一惊的是，G向我承认，是的，有这么一个人，有一次，是在他十三岁时，一个男人，和他家关系密切。他说起这些的时候面无表情，也听不出任何情绪。但我确信在他的书里找不到关于这段记忆的任何蛛丝马迹。而这无疑是他个人经历中尤其重要的一部分。正如我以自身为代价所窥见的，G的文学创作始终在以美化的方式来扭曲现实，但从未透露哪怕一点一滴有关他自己的真相。即便真相存在，也会因他极度自满的言辞而缺乏真诚。这微小的流露真情的瞬间，还有这意料之外的交流，是他无意间赠予我的一份礼物。我又变回了一个完整的人，而不仅仅只是取悦他的对象，我抓住了关于他过去的一个秘密，或许我可以不加评判地倾听他。

或许我可以比任何人都更懂他。

尤里的亲切和关心，少数几个我曾疏远了两年但逐渐恢复联系的挚友，想要和同龄人一起去跳舞、去开怀大笑的冲动，这些开始抹平G给我留下的印记。我们的联结正在松动，黑暗的丛林王国正在被另一个世界所取代，出人意料的是，那里阳光普照，等待我出席派对。G离开有一个月了。他需要推进新书的写作，而在马尼拉，他不会受到任何干扰，他假惺惺地对我说道。尤里每天都在催促我离开G，但直到他离开我都没能把话说出口。我在害怕什么呢？趁他不在，我给他写了信。我们的故事将以相同的方式开始和结束：信件。在内心深处，我感觉得到他在等待这场分别。甚至，是期盼。我说过，他是个卓越的战略家。

然而，结果恰恰相反。从菲律宾回来后，他给我回信，说我的信让他崩溃。他无法理解。我明明还爱他——我写的每一个字都出卖了我的真实情感。我怎么能给我们的故事，这个最美丽、最纯粹的故事，画上句号呢？他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写信，重新在街上等我放学。我要分手的决定让他愤怒。他只爱我。不存在任何别的女孩。至于菲律宾的事情，他发誓他绝对是清白的。但这些已经不算什么了。我不再在乎他和他的荒唐行为。我追求的是我自己的救赎，不是他的。

当我告诉母亲我离开了G时，她一开始没作声，接着一种担忧的神情浮现在她脸上：“可怜的孩子，你确定吗？他多么爱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