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三年级，有一天我对崔老师说：老师我当不了演员了。我想改行。你知道崔老师跟我说什么？老师跟我说：“哼！少跟我来这一套！你明明知道你是什么样一个做演员的素质，不要因为老师没有表扬你，你就用这种方式来引起我的注意！”老师特别干脆的就把我给挡回去了。其实我真不是老师说的那样，但是老师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久违的青年旅社

拉萨市区的平均海拔三千七百米左右，在整个西藏来讲不算高，但对于生活在平原的我们来说，适应这边的海拔高度可能会是一个很痛苦的体验。

第一次到西藏，是为了拍摄《云水谣》。高原反应。连续三天的头痛呕吐。几乎想着再也不来了。但是，我又来了。当飞机降落在拉萨机场，我在想：多久会出现高原反应？

缓缓走下飞机，缓缓进行取行李的动作，我一直在看着自己心里的恐惧，对于高原反应的恐惧。很奇怪，我害怕高原反应，但又期待着它出现。可笑的“期待”。走出机场，看到同事们高举“行走的力量power to go”的牌子，我才瞬间忘记了可笑的期待。我们聊起了项目的进展情况。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角色转换。

同事们大部分是第一次来西藏。去酒店的路上，大家在谈论谁吐得最厉害，结果是我们的摄像师孙辉。他是最早来西藏的一批，因为要拍素材，比我们提前半个月到拉萨，然后吐了半个月。这些天他一直带病工作，昨天才稍微适应了一些。

十名大学生志愿者两天前到达拉萨，“高反”最严重的是女生袁梦瑶，据说她在房间里睡了两天，错过了同学们的八角街和大昭寺之行。

车子沿着拉萨市独有的民族特色的街道一路行驶，最后停在一个小巷子的门口。离巷口十几米处是一个风格很古朴、门脸不大的青年旅社。“就住这儿吗？”我下车后问。“对！”项目组的同事大声回答我。这么多年习惯了住酒店，我以为我们是前往什么星级酒店。当他们把我带到这家青年旅社时，我有点意外。但马上就意识到，对于行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记得在一个月前，我和公司的项目组开会时，我曾振振有词地大声对他们说：“我们这次是行走！不是旅游！”既然不是旅游，就不应该住大酒店。我差点忘记了这次行走的初衷。

拉萨的青年旅社有不错的气氛。六人间三百二十元，四人间二百四十元，单人间一百四十元，成名之后我是第一次住这么“便宜”的旅社。青年旅社一楼的休闲区里几乎全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们跟我一样背着半人高的登山包，穿着运动鞋，满脸写着朝气。我戴着帽子和墨镜混迹在这些年轻人中间，从他们身边穿过，没有人认出我。我跟着同事穿过贴满彩色纸条的信息栏，穿过打热水的开水炉，穿过一面墙上满是涂鸦的楼梯，走上四楼。

我的房间在四楼的一个拐角处，是个单人间。大多数工作人员住四人间，学生们住六人间，显然他们给了我优待。我在心里说：好吧，我索性就接受这小小的优待吧。

房间里没有电视和电话，不能上网，洗手间有点简陋，但整个屋子很干净。最有趣的是满墙的涂鸦——曾经住在这里的驴友们留下的。我躺在床上欣赏满墙的墨迹和各种各样的留言，满眼是“我会再回来”、“我爱某某”、“我的心被净化”等等。有些话你说出来反而没什么意思，但写在墙上，就让人喜欢。

回到朴素的状态，看着那些鲜活的情感的表达，很好。真的觉得很好。当你经历过许多，经历过贫穷，经历过富裕，经历过暗淡，经历过繁华，你就会觉得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别，一切都很朴素。

我经常嘲笑自己，吃惯了燕窝的人想喝豆浆。很多年了，我莫名其妙地成为众人眼中的“成功者”，其实我自己最珍惜的还是过普通人的生活。平凡的生活里有更恒久的快乐。中国的道家非常强调这个道理，我曾经听过一个很好的比喻，狂风暴雨很难维持一个早晨，和风细雨可能延续很多天。

旅社房间里有热水瓶，喝热水要到楼下去打，我拿起热水瓶走向一楼的开水炉，恍惚中仿佛回到大学时代。

奇怪的是：我的高原反应怎么还不来？

十张有缘的面孔

晚饭。青年旅社的餐厅。再次见到参加西藏行走的十名大学生志愿者。此前在甄选，还有拓展训练的时候和他们有过接触，都是在北京。在拉萨重见，觉得有点像老朋友重逢。

经过层层选拔，这十名大学生最终成为我们“行走的力量”团队的成员，我们要一起进行十一天的行走，一起去面对困难和挑战，一起成长，这是一件很有缘分的事情。

老实说，我对这些孩子有很大的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做公益项目，充满认真和虔诚。我希望和这十个孩子一起，在西藏这块土地上慢慢行走，慢慢发现很多之前被人们忽略了的东西。

今年5月，我的工作室“东申童画”在清华大学举办了启动仪式，同时在网上用问卷的形式征集大学生志愿者。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我们这次邀请的对象仅限于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们一共收到了一万八千多名大学生的报名问卷，第一轮要从中筛选出两百名大学生。那些天把我和我的同事们“害惨”了，一万八千多份问卷，我们几乎是没日没夜地看，一份不落地把所有问卷全部读完。那几天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是花的，呵呵！最终我们经过讨论选出两百名大学生，进行下一轮的落地甄选。

第二轮落地甄选是在7月3日，我记得那天特别热，但同学们都热情高涨。作为当天的四位评委之一，我也一直面带笑容。起初我是为了给大学生们一个正面的态度，后来我真的开始开怀大笑，因为他们真的很可爱！同学们都很有个性，有自己的想法，他们身上的那种朝气，是我特别喜欢的。

面试由自我介绍、提问、现场打背包几个环节组成，五个学生一组。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他们要在三分钟之内将睡袋、防潮垫、登山杖、水壶等十多件户外活动装备装进背包中，大部分同学都没有经验，等他们手忙脚乱地打好背包之后，我很“阴险”地说：“请把它们按照原来的位置再恢复原状，这才是今天真正的‘考试’内容。”其实这是我在考察他们的观察力，同时也为了告诉这些年轻人，你原先以为的“目的”未必是这件事真正的“目的”。

经过综合考评，我和三位评委从两百名参加面试的学生中筛选出十六名，之后将对这十六名学生进行一系列的拓展训练和体能测验，选出最终参加行走的十名大学生志愿者。

7月24日、25日，我们带领十六名大学生在密云黑龙潭进行了为期两天的野外拓展体能训练。第一天早上集合，有几个同学迟到了几分钟，教官罚他们做四十个俯卧撑。有人问：“女生也要做吗？”教官说：“当然！到了野外不会因为你是女生，大自然就格外照顾你！”

我想，这正是我们“行走的力量”所要传达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面对人生都是一样的，没有性别区分，女生和男生在人生中面对的困难一样多，所以每个人都要让自己变得更坚强。

25日那天下了一场大雨，我们花了三个小时走完了十公里的野外拉练。大家都被淋成了落汤鸡，可斗志却被大雨给浇了出来！同学们都是好样的。那一天在大雨中产生了十名参加西藏行走的大学生志愿者。

有媒体问我，我选择这十名大学生的标准是什么？其实所有的“标准”都不重要，有一天我们会明白，真正能让我们聚在一起的是缘分。

蔡涛在这次行走中担任学生队长。他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大三学生，一个性格忠厚有责任感的小伙子。

齐宏强是人大哲学系的高材生，平时比较沉默寡言，爱思考。

石硕在清华美院读视觉传达专业，常常口出怪言。

王淳墨是北京电影学院学新媒体的大二学生，外号叫“道士”，一是因为他喜欢钻研道教，再一个是他的发型被同学说像个道士。王淳墨的个性很强，是个怪才，看似不爱说话，其实很“野”，不服管。当初在是否选他的问题上，我和同事还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这一次见了淳墨，我指着他说：“当初我是不想选你的，你知道吗？”他笑嘻嘻地说：“知道！”

郎加群措是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一个很清秀的个性很强的女孩子。

我们的女生中有两个人名字里带“玉”字，个子高的王向玉叫“大玉”，她是中医药大学的大三学生。大玉看起来个性温厚，再接触我才感觉到她个性中的锋芒。“小玉”陶果玉是外交学院英语系大二学生，一个性格很要强、非常优秀的女生。

景诗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语系大二学生。婷婷是性格很柔软敏感的女生，容易受伤，但是内在很倔强。

王双喆，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系大二学生。双喆在落地甄选的时候就给我留下了印象。我问她：“请告诉我，我们这次选你的理由是什么？”她笑着说：“我会主动寻找快乐，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我再问：“不能说话时怎么办？”她笑着看我，指着自己的笑容说：“那你现在看着我，我没有说话。”我当时就笑了。

袁梦瑶，国际关系学院国际经济系大二学生，她给自己起了绰号叫“大梦”。袁大梦是女生里个性比较突出的，平时嘻嘻哈哈的，内心其实很有韧劲儿。这回来拉萨因为高原反应，状态还没有完全缓过来，小脸煞白。

这些孩子大多是九〇年前后出生的，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观念，很多是我所不了解的。每一个年代的人都有他们的幸与不幸，都有他们的特殊际遇。我愿意走出我自己的世界，去了解他们。了解比自己年轻的人，也许能更好地了解现在和未来。

他们大多数二十岁出头。我在那个年纪，刚刚来到北京，从东方歌舞团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时间的流逝多么迅速。

八千元的学费从哪里来

我特别记得我接到北京电影学院录取通知书时的心情。也许每个人拿到录取通知都会雀跃，但是，第一眼，我看到的是八千元的学费。表演系九六级是电影学院公私并轨的第一届，开始收取八千块钱的学费。八千元，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很大很大的一笔钱。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发愁怎么交学费。

为了留在北京，我很想读北京电影学院。但是，钱成了最大的问题。发愁没有用。我找朋友介绍到夜总会去唱歌，拼命去唱，我想用两个月时间去赚学费。我几乎把一切的开销都缩减了，借住在朋友的地下室，吃得很少。但在临近报到的前几天，还是没有攒够钱，只攒了三千多块。我几乎要放弃了。

但是，就在我绝望的时候，上天又再一次眷顾了我。人生实在太奇妙了。所以，无论多绝望，你都不要放弃。一个朋友的朋友无意中听说了这件事，主动借给我三千元，还说不用挂在心上，以后有钱再还。我永远记得这个朋友。这种仗义的气度，也很深地影响了我。

这样我就有了六千多块钱，又向朋友借了一些，终于凑够了八千元，交了学费，读了电影学院。

也许，对于很多家庭条件好的孩子来说，很难理解我的读书是多么不容易。如果一切都是父母给予的，也许，就很难体会到什么都靠自己去努力的艰难。然而，人在艰难中，往往能够成长得更加茁壮。

“我请你们吃牛肉拌饭！”

电影学院，每天早上六点多出晨功。我每天起床都很煎熬，因为前一天晚上在夜总会唱歌，睡得很迟。大学时代，生活压力很重，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家里，所以，每天晚上都去唱歌。那时候，觉得能够睡懒觉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出晨功不能不去，如果缺几次的话，就要记大过和开除。所以无论有多困我都逼着自己从床上爬起来，从没睡过一次懒觉。大学时代的我，总是缺觉，加上营养不良，看起来总是病恹恹的没有精神。

我不爱说话，也没有什么朋友。那时候的我，看起来有点孤僻，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一起去郊游我都不太会参加，因为觉得没必要。一则因为我特别缺觉，二则郊游还要交一些钱，而我很缺钱。那时很拧巴，明明自己负担很重，却不愿意告诉同学，还故意装出一副好像很高傲的样子，实际上心里非常脆弱、自卑。

电影学院的留学生宿舍，有个朝鲜族阿姨做的牛肉拌饭，八块钱一份，我很爱吃。怎么办呢？就是蹭。我蹭饭的方式还蛮骄傲的，并不是讨饭吃的感觉。我总是跟同学说：“你请我吃，我下次请你啊。”但是我的下一次老是遥遥无期。

后两年好一点了。大三之后，有同学介绍我去拍一些广告。我记得第一个广告有一千块钱，特别激动。那天早上天没亮我就跑过去，在那待着，化完妆等着。第一次面对镜头紧张得不行，完全不知道怎么演。导演对我也不是很客气，“这样！这样！”他对我一吼，我就更紧张了。拍到半夜才完。完了之后导演说：“有个小孩，本来多少钱来着？一千五，这小孩不行！给他一千！”我心里说：“三五百块就已经很多了，何况给我一千呢！”那天收工之后很晚了，拍广告的副导演送我回电影学院，我又是特别感动，因为这又可以节约二十块打车的钱。那天我坐在车里面，拿着钱回了学校，心里是那么的快乐。

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天早上起来，叫上了几个要好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我请你们吃牛肉拌饭！”那天我请他们几个吃了牛肉拌饭。

“坤，给你的！”

在电影学院里，我自以为是个很糟糕很内向的家伙，特别不爱说话，跟有的同学可能四年都没说过五句话，还包括“嗯”、“啊”这种。在我的假想中，同学们应该对我这个孤僻的怪小孩避而远之，但实际不是那样的。

我睡在上铺，有一个拉帘，睡觉的时候会拉上帘。我经常白天的时候就把帘拉上，在里面点香，打坐。同学们开始很好奇，后来知道我在干什么就说我是神经病，开我玩笑。有时候我打坐的时候他们就把帘撩起来，看我一下，然后“哦——”的起哄。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在用这种看似打闹的态度拉近跟我的距离，而不是用看似尊重的冷漠来孤立我。

是的，我的同学都特别可爱和善良。

我在电影学院里有一个很珍贵的朋友，叫许云帆。在我印象里，云帆是个特别用功的同学。那个时候在电影学院，老师开出来清单里的书，我们班里只有许云帆一个人会把那些书全部借过来看完。我也是个比较喜欢读书的人，但我读的书跟他比还是少了很多。

大学的时候我身体特别不好。晚上去夜总会唱歌，老是熬夜，早上很早就起来，白天要上课，还要交作业，所以总是没有精神。特别记得有一年，许云帆回东北老家，回来的时候，很不经意地走到我身边，扔给我一个袋子，表面很冷静，就像随便扔个垃圾似的扔给我。“坤，给你的！我爸爸说这个好，我拿过来给你。”

我打开一看，是一支人参，是细细的人参。

我平时都没怎么跟许云帆说话，在学校也不怎么来往的。他给了我人参。他对我的关心，他的有心，我一辈子都会记得的。现在那支人参还在我家里，已经十多年了。

晓明那时候睡我的下铺。我特别喜欢晓明，他是一个特别单纯的人，笑起来简直就是阳光灿烂。晓明对我特别好，他家在青岛，他每次回去都会带一些虾干回来，给我整整一大包。他说：“你吃这个，这个好。”

同学里有很多人对我很好。当时我们的班长叫国庆，是个北京小孩，在我们班年纪最小，现在留校当老师了。有一次我下课早，离去夜总会上班还有一小段时间，那段时间我睡也不是，不睡也不是，我就跟他们去健身房。看那些杠铃，我特别想去举，但是没力气。国庆见到我的时候说，“坤你要吃鸡蛋，吃鸡蛋最好了！就吃两个黄，吃十多个蛋白，这样补充蛋白质！”那时候他一天吃十多个鸡蛋，见到我就会给我一些鸡蛋吃。这个事估计他都忘了，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同学们对我的好我都记得。

我们的女班长孔维，那时候特别照顾我。我估计她也忘了。有一次我们去超市买东西，是拿班费买东西，我盯着一个东西想买，但是又舍不得。要知道班费是不可以给个人买东西的，但是孔维就用她的权力买了那个东西，报在账里面，然后塞给我说：“拿回去吃吧。”

有时候，你不经意间对别人的好，可能你自己都忘了，但是别人会记一辈子。这个观念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善待别人，随时伸出手帮助别人，在你自己可能是举手之劳，但在别人，可能是雪中送炭，特别珍贵。

我们班有东北三虎，其中一个叫史光辉的是哈尔滨人。史光辉为人特别爽快，做事雷厉风行，爱打架，但他是个内心很善良的男生，对我们同学都特别好。史光辉刚来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比较好，老请我们去吃东西。我记得他对我们说，在北京要吃前门的铜锅涮肉。有一次他请我们几个同学去吃铜锅涮肉，我们一起合拼坐“面的”去了前门的大栅栏，那家店真的是用铜锅烧的。那是我第一次吃涮肉，这么好吃！但是我觉得总吃人家的不好意思，所以明明觉得涮肉好吃，却不怎么动筷子，忙着跟人家讲话。史光辉三杯酒下肚，“啪”的一下把筷子一拍，说：“陈坤！你必须把这一盘肉全部给我吃了！你要敢想其他的，我饶不了你！”

这个细节我印象很深。

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表达的人，但是在我成长的道路上，同学对我的那种关爱、那种情义、那些特别有心的东西，我都一直记在心里。当我日后有能力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注意力的焦点不会放在“我做了好事”上面，我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别人对我好的时候，我心里的那种温暖。

为了让这种温暖延续下去，我不停地在往前走。

我的同学赵薇

第一次见到赵薇，是在北京电影学院专业课考试的考场。一个女孩在我前面站着，挺有一股劲儿的，很扎眼。当时我就想，这女孩一定能红。跟漂亮无关，她身上有一些东西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赵薇以女生专业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电影学院。我和她成为同学，也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大学时候的赵薇是特别特别单纯的一个女孩子，个性很爽朗，很有灵气，又肯钻研。从上学的时候起我们就特别爱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不是聊天，而是讨论一些深刻的话题，一说起来就没完。

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有一天赵薇特别高兴地跟我说：“琼瑶阿姨找我拍戏了！”那时候她在《还珠格格》里定的角色是紫薇。过了一段时间，赵薇又来找我说：“哎呀，琼瑶阿姨让我演另外一个！”我问：“是好还是不好啊？”赵薇说：“那个角色更有表演空间。”我还为她担心，但她说：“放心吧。”

其实赵薇是个表面上看起来大大咧咧晕晕乎乎，内心里很自信很有谱的人。

拍完《还珠格格》，我去剧组帮赵薇搬行李。她住的招待所房间里有一本书，封面上写着“西藏生死书”。赵薇当时随手递给我说：“给你看吧。你不是学佛的嘛。”那是我看的第一本关于佛教的书，这本书给我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一直都很感激赵薇。

《还珠格格》播出之后，我就很少见到赵薇了。因为她红了。学校附近永远蹲守着很多记者，特别是港台记者，从早到晚拿着相机在门口等赵薇。她只要一走出来，这些记者就“咔嚓咔嚓”地拍，真的就像电影里一样。

赵薇红了之后我很替她高兴，为她骄傲，我觉得她太牛了。有两年的时间，我不怎么靠近赵薇了，我想是我的骄傲又出现了。实际上赵薇还是那个赵薇，仍然很单纯。只要在学校的时候，她还是会找我聊天。但我绝不会主动去找她了，甚至有时候还会刻意地保持距离。

今天回头看，我当时的举动是出于对赵薇的保护，但更深一层是由于我的自卑。自卑常常以骄傲的面目出现。人的自傲与自卑是一对孪生兄弟，有时候过于自傲反倒说明你是自卑的。

快毕业时，我在车墩拍电视剧《像雾像雨又像风》，刚巧赵薇也在那拍《情深深雨蒙蒙》。中午我常去她的剧组吃饭。他们剧组吃的是湘菜，我们是上海菜，我喜欢吃辣的，所以老去她那蹭饭。到了中午的饭点，我就跑到赵薇的片场，一把抢过她的盒饭：“快！给我菜吃！”当时她剧组里的所有人都觉得很诧异。因为赵薇很红，大家都捧着她，怎么来了一个毛小子，拿着她的饭就开始吃。

赵薇就在一边傻呵呵地笑着看我吃，那种同学的感觉又回来了。

直到那时候，我才把我的自傲和自卑放下来。因为我意识到，无论她有多红，她还是我的同学赵薇。

赵导说：“哎，这个小孩我没有见到！”

我大学的时候很少早退，特别记得的一次早退，是因为赵宝刚导演拍《永不瞑目》的时候来我们学校选角。那天上表演课的时候老师说：“著名导演赵宝刚要到学校挑演员，你们下课后留一下。”

很有意思的是，那天下完课我就走了。一直以来，我的性格里掺杂着两种特别极端的东西：骄傲和自卑。我想，这么好的事怎么能轮到我呢？所以我走了，去一个离学校很远的朋友家里蹭面吃去了。过了一会儿，我的BB机就响了，是崔老师找我。她说：“赶快回学校！”我回到学校后，看到赵宝刚导演在等我。第一次见到导演我还有点紧张，心想：导演怎么了，干嘛在等我？赵宝刚导演对我说：“你就是陈坤啊？”

怎么回事呢？导演见完了所有同学之后问：“就这么些人吗？”老师就把全班同学的合影给他看。赵导指着我说：“哎，这个小孩我没有见到！”于是老师就把我叫回来了。

《永不瞑目》是我第一次经历选角，赵导给我拍了几组照片，告诉我说：“这是个很好的角色，你等我消息。”等了很长时间，中途我知道有其他演员去试镜。老师说：“你要不要给导演打个电话，再去拍几组照片？”我说：“我不去！”

我从小就是个很要强的孩子，看着很蔫，心里特有谱，特倔！

在我的意识里，我觉得这种好事砸不到我的头上，考东方歌舞团、考电影学院都那么顺利，不可能老天永远赏饭吃吧！再一个是，我从小就没有跟导演套近乎的概念，从我大学时代到现在一直都是。你觉得我行就行，觉得不行就拉倒！

大家都知道，后来陆毅拍了这部戏，并且一炮而红。当时所有人都以为我难过，其实我一点都不难过。直到今天还有记者问我：“当年你难过吗？”我特想骂人：“我他妈的从来都没有难过过！”

还是那句话：凭什么啊，什么好的都得砸到我身上！

我对老天给我的幸运一直都保持警惕，我从不认为自己可以比其他任何人得到上天多一点点的优待。我总是把自己打到最低，把一切情况想到最糟糕，然后以最绝地的心境不抱任何幻想地走我人生的路。

在《永不瞑目》选角时，赵导最后一次给我拍照时说：“如果这次没选你，下次我还你一部戏。”我当时就是一听，根本没放在心上，然后该干嘛干嘛。没想到两年以后，赵导真的给了我一部戏——《像雾像雨又像风》。

我经常说，我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正因为我对未来不作过多假想，机会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运！机会不来的时候，我也觉得理所应当，不会患得患失。

我的恩师崔新琴

我在电影学院读书的四年，内向，不爱说话，看起来很颓废，还会时不时的冒出自卑。很多人以为我忧郁、多愁善感，只有一个人看出我内心其实是很锋利的，她就是我的班主任崔新琴老师。

崔老师是真正了解我的。只有崔老师知道，陈坤根本就不忧郁；只有崔老师看出来，我的“蔫”里面藏着一种特坚定的东西。

这是我特别爱老师的地方。

我考电影学院的时候，什么表演技能都不会，心里面又不重视，吊儿郎当的。是崔老师一眼看中我，认为我是一块表演的料，把我招进电影学院。

可是在大学四年里，我一直以为崔老师不喜欢我。因为我发现，崔老师对每个同学都表扬，唯独没表扬过我。那个时候我在电影学院是有点不自信的，以为自己不适合当演员。

大学三年级，有一天我对崔老师说：“老师我当不了演员了。我想改行。”你知道崔老师跟我说什么？老师跟我说：“哼！少跟我来这一套！你明明知道你是什么样一个做演员的素质，不要因为老师没有表扬你，你就用这种方式来引起我的注意！”老师特别干脆的就把我给挡回去了。其实我真不是老师说的那样，但是老师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一直到学校排毕业大戏《北京人》的时候，崔老师让我演男主角文清，我才知道，其实在老师心里，她对我的学习和表演是真正认可的。我才理解到，大学四年，老师平时不理我，对我要求严格，是为了激励我。老师是特别了解我的，我那个时候看着不吭气，其实蔫有主意，太骄傲，心又野，所以老师对我采用了激将法：你等着老师表扬，我就是不表扬！老师这招“响鼓需要重锤敲”的方法，刚好敲在了我的鼓心上。

大学四年，崔老师教会我最多的就是如何做人。

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我在电影学院里学到的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崔老师讲的一句话。老师是无意间讲的。那是在我们军训的前一天，全班同学都在操场集合。崔老师对我们说：“同学们，九六班的同学们，希望你们是一个集体。你们要知道，做演员首先要学会做人。”

这是我在电影学院里一开学就听到的话，很普通，但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让我终身受益。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一个内心充满正面力量、有益于社会的人。表演也罢，设计也罢，如果只学技巧，不去学习做人，做一个有力量的内心丰富的人，那么，就不会有优秀的作品。

到今天为止，我依然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榜样或者标杆，无论在西藏的行走还是在人生的行走里，我只是一个行者。

世间多风雨，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