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是一道分水岭，平稳的生活被拦腰截断，自此分为此岸与彼岸。在踏入该年之前，他们就从历史的依据中得到信号，知道这一年要轮到他“上山下乡”了——孟清河，也就是我的父亲。半年以来，他们常在黄浦江边散步，谈论未来的趋向，从每一个微小迹象中寻找提示。等待，似是唯一可做的事，而这个过程多少助长了他们的忧虑。当时雅红刚满十六岁，是父亲小学同学的妹妹。他年长雅红三岁，因与她哥哥关系亲近，几乎见证了雅红的成长。到了某一个年份，像突然掌握调试的诀窍，模糊的占有欲蓦地转向锋利、清晰，于是两人各自向对方赠献了初恋。

夏日收尾时，父亲收到通知书，他被分配到九江庐山的一个农场。相对而言，江西离上海近，寻常的亚热带季风气候，生活条件也不至过于颠荡。那时，父亲还和几个姐弟住在老南市区的弄堂里。雅红在天井里站着，不肯进去。她拧开公用龙头，冲了很久手，水池底部的青苔浮游于水中。父亲在旧地图册找九江的位置，用食指将它和上海相连，示意雅红看。父亲说，很近的，每年都可以回来。为这件事，雅红已经哭了许多次，往后仍有许多哭泣的机会，但那天她只是点了点头。父亲说，你自己好好生活，我会给你写信。雅红看了他一眼。临别时，雅红告诉父亲，她会一直等他回来。

父亲给雅红的最后一封信，是进农场后第四年写的。写时并未做告别的打算，潦草一段，也不长。紧接而来的日子里，农场突然忙碌不迭。父亲每日凌晨起来插秧，到夜里才休息；又逢开垦荒山，山中荆棘丛生，五斤重的开山锄常常被虬曲的根茎弹回。如此昼夜不停，攒一身酸痛。有时父亲握着锄头，双眼忍不住合上，迷糊之际一心盘算的，只有如何调往九江市里的工厂。等稍加空闲，农场里的青年们组织郊游，或隔三差五回城看电影，父亲也热衷参与其中。一转眼，便已一年多没给雅红写信了。后来春节回家时，雅红托哥哥将父亲的信件、礼物一并归还，两人不再见面。

那些年里，父亲逐渐明白，那个所笼罩他的世界已改变了侧重点。上海消沉于回忆之中，他的父母离世早，姐弟们各自撑搭生活的一角——那些饭桌上的絮语、从屋顶翻进果园所做的微不足道的偷窃、去遥远的北新泾挑菜、姐姐出嫁时房间里不停歇的哭泣，像溺水前浮于眼中的幻景。它淡化、消逝，成为梦魇的一部分。而真实生活在这里，尽管他仍然想着有一天回去，但不可否认，只有这个农场才是可以感知的，是他一切生命力量复杂而强势的来源。

过了两三年，父亲如愿入职九江仪表厂。父亲年轻时仪表堂堂，又自繁华都市来，不少热心人为他物色对象。经父亲的一个同事介绍，他认识了母亲。没过多久，几乎是顺理成章，两人懵懂地步入婚姻。

在我的童年时代，每逢父母剧烈的争吵结束，父亲便带我去看长江。我们望着水的尽头，一条深藏若虚的色线，消隐又呈现。青山与城楼相对出，架在浑浊的水面上。黄昏从宇宙的某一面远道而来，衬着翻浪的声音，仿佛世上一切都是松弛易碎的。父亲对我说起九江，“三江之口，七省通衢”，如此反复地介绍。等很多年后的一日，我突然明白过来，唯有异乡人才会用那种端正的口吻谈论九江。父亲失去了故土，成为一层真空的塑料膜，只能靠模仿他人来抵达应有的生活。

父亲从未意识到这一点，他所体察到的，只是无尽的、矢量乱序的压力。他想作出改变，辞职、做生意、喝酒、认识朋友，但都无济于事，或者说有效性极为短暂。最后，离婚的提议在厮打之中落成，又终被双方接受。自此以后，我只在道听途说中知晓父亲的人生。

父亲回了上海。祖宅由大姐打理，念高中的侄子低头钻进矮门，与父亲打招呼。大姐小心翼翼地问他今后打算，他注意到大姐眉眼间的算计——眼下，他是一个外敌，这个拮据的家庭决不允许他将户口迁入，更不会有他的安身之处。

那天夜晚，他独自散步到外滩。他曾热切盼望重回此地，可真的回来，上海早已面目全非。从前熟悉的店铺都被拆除，黄浦江沿岸增设了栏杆，再也无人下水游泳——隐形的新规则在此滋长，人群变得沉默而端庄。对岸浦东新建了高楼、电视塔，他往跨江望远镜里投了五毛，凑近一看，却发现投一元才能用。他摸遍口袋，找不到任何多余硬币。这一刻，他终于真切地体会到，在离去的那些年里，这座曾赋予他许多生命经验的城市彻底背叛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