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尽头的一个早晨，我从床上跳起来。手机还在响，像一阵雷雨，一只没喂饱因而充满攻击性的动物。我按下接通，传来小万急躁的声音，到哪儿了？我说，还有五分钟。我挂了电话，刷牙、洗脸、穿背心，外面套一件红白格子衬衫，迅速提上运动裤。天气略凉，晚上会更冷，但太阳掌权的时间内，高温仍将猖狂。我在学校门口打上车，匆匆钻进后座。摘下口罩，迫不及待地大口呼吸，木乃伊除味剂般的香薰混淆着淡淡烟味，从鼻腔滑入喉咙。我交叉双手，对着街景沉思，可它们变得太快了，我只好把目光移向云。

一个小时后，我到达约定的车公庄地铁站。小万、陈舸、三明正等在那里，气息奄奄，一地烟蒂。小万上来兴师问罪，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说，对不起大哥，天有不测风云，车有撞摔碰堵。小万说，“五分钟”的意思是“最多还半小时”，你看看我们都等多久了。我虚心求教，那大概一个小时应该怎么表达？小万说，就说“快到了”。我说，学习了，下次我就这么说。小万不屑地瞥我一眼说，你还想有下次？

我们又一次叫来车，往京西郊野驶去，日光和万物的影子交替流过我们的肢体。他们聒噪不断，使我无法再看云，只好把注意力收回到车里。这是一个极为乏味的组合：四个文学从业者，乌合之众——我和陈舸就读于一所高校的写作专业，小万常年为书店配货。三明比我们稍大几岁，中学毕业就不曾工作过。他凭最小成本插附在北京城的缝隙里，以一种对小说的狂热代替了物质需求。尽管如此，你不能说他是个“苦行僧”，他的生活只是遭到一种超现实力量的稀释，以致在迭起的低谷面前，他始终保持着非凡的钝感。

这个周末，我们拣了一条野外徒步路线。起点位于门头沟的王平村，沿京西古道一路南下，预计下午稍晚能抵达潭柘寺。汽车停在一道拱桥前，对岸立着一座文化馆，老人们露天下棋，俨然听见花生壳徐徐落往泥土的声音。我们所在的一岸则异常清静，山榆、垂柳皆不喜惹是生非，任由嫩绿在它们体态中自由分布。树种间杂，尽情向远处延伸，似一种空寂的阵法。桥下的池水总体清澈，但为荫蔽一些绿藻，折射间已失去通透。我们打开百度地图，把自己的位置不断放大，可知周围一切尽属王平村境内——五百米内有一条公路，沿它前行则可见瓜草地景区。

我们依照地图走，烈日开道，由不得人滞留。小万有过徒步经验，次数不多，但足够编成历险奇遇。没走多远，他就已经讲了好几遍，以至于只要他开个头，“当年我爬箭扣长城的时候……”，我们便能越过细枝末节，直接报出结论：“差点摔死！”小万忿忿扭过头，把好逸恶劳的我们甩在身后。果然，我们没有让小万失望。接连爬过几段15度的斜坡，我们累得气喘吁吁，还不如路边散养的公鸡精神抖擞。

陈舸面色苍白，虚汗浸湿他撞款无数人的优衣库衬衫。陈舸问，我们是不是走五公里了？小万一惊，你做梦呢，这才二十分钟。三明说，要不……我们还是打车吧。小万朝我一指，啐他们说，你们体力还不如一个女孩子。我连忙表态，其实，我也想打车。小万连骂几句，整个人逐渐松弛下来，叹气说，别这样嘛，来都来了，我们聊点有意思。于是，我们一边走，一边从如何快速发家致富聊到疫情后的世界格局。话题转来转去，如同赶羊，很快掉入新一轮的疲倦。

为了填补沉默，我对他们讲了近来遇见的一件难事。为此事，我坐卧不安，大脑某处像绷了一根铁丝，但又说不准它究竟在哪里，所以每一刻都吊着一种警惕。大半年来，事态持续恶化，弄不好我还有性命之虞……

我有个校友叫吴猛，连云港人，身高一米九，虎背熊腰，相比之下头有点小。有时他把头发剃光，扬短避长，这就使头显得更小。吴猛比我小三届，就读于国学院，具体专业不明，只知道国学院很有钱，建了全校唯一一栋带下沉式庭院的楼，我经常去楼里办公区偷用微波炉。

认识吴猛，源于一场即兴戏剧。这种戏剧形式可追溯到十五世纪的意大利，鼎盛时期，热度能与黑死病一决高下。到现代，被包装成具有“解压、唤醒灵感”的功能，流通起来愈发理直气壮。每年逢心理健康月，学校都会组织几次，我和吴猛参加的是同一场。

在即兴戏剧的第五个环节，主持人将每四人分为一组。根据观众提议，演员获得各自角色，四人方阵的每条棱边轮流表演。吴猛扮演的是“死神”，与他左右搭戏的分别是“白娘子”与“Siri”。死神和白娘子演了一段职场戏，大致是见白娘子堂堂一介名妖，被埋没在雷峰塔下，就想挖她去西方当天使。戏里的死神巧舌如簧，一则台词极富逻辑，向白娘子陈清利弊，指出她的能力、职业操守，以及被职场PUA的现状；二则声情并茂，法海听了都动容，绛珠草听了哭到淹死。然而，死神的戏力似乎在下一场里耗干了。当他面对Siri时，竟久久吐不出词。Siri本就是个需要对方推动的角色，见此情境，亦不知所措。双双发愣片刻，死神忽然走到舞台中央，念起一段莫名其妙的独白：

这两三年里，我经常梦见一列火车。绿皮的，很长，有些窗户开着。火车停在一条铁轨上，旁边是麦田，好像还有一些枯掉的花，天太黑了看不清楚。火车一直停着，没乘客来，也没发动过。但昨天晚上，火车居然向前动了。非常缓慢，是蚂蚁都能逃开的速度。它像在思考着什么……

台下的观众都看呆了。这没什么问题，假如对艺术存点敬畏之心，看呆就是一种狂喜状态。但死神似乎有点不适，他期待着台下的回应。于是，他补充说，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不是戏剧。台下掌声热烈起来。在戏剧中高呼“这不是戏剧”，他简直像贝克特剧作里的人物。一个以为自己将死的人，一个没料到自己会在荒诞中永生的人。

我以为活动就此结束，正准备走出阶梯教室，吴猛忽然追了出来。他眉毛拧成一团，满头汗涔涔。很明显，随着观众离席，颁发给他的死神身份已经失效了。吴猛说，师姐你好，我也很喜欢写小说，可以加个好友吗？我说，你好，我并不喜欢写小说，但我确实在写。我扫你吧，别人扫我的话，我经常点开的是付款码。吴猛随我走上林荫道，一路不说话。为了不重蹈Siri的覆辙，我只好主动引导话题。我问他，你写什么类型？他说，什么都写，包罗万象，宇宙洪荒。我问，喜欢哪些作家？他说，没有，我觉得都不如我。我又问，一天写多少？他说，精力好的时候，一天写过十二万，但不是每天都写。我倒吸一口凉气，牛逼，你是天才，中国版芭芭拉·卡特兰。他说，不认识这人。我笔名叫吴猴儿，用来平衡我的真名，人不能太猛，这是中庸之道。我说，真厉害。我宿舍就在前面，再见。

当天夜晚，吴猛给我发了一篇280万字的小说《1999》。我往下划几章，手机屏幕频繁卡帧。我故意拖延许久，半夜待他入梦，才斟字酌句给他留言。我说，小吴，光阴似箭，这样的篇幅恐怕会射死读者。能否先给我看一些中短篇？此前你提到投稿，以我的经验，从短篇开始发表更容易。如有合适的，我也会推荐给编辑。第二天，吴猛又发来一组由《聊斋志异》改编的小说。我读完《叶生》，困意汹涌，睡醒又打开《小棺》，读不到几行室友回来了。室友说，今晚6点寝室楼停电，你有备用手电筒吗？我说，我找找看。我一边在书桌上摸索，一边琢磨吴猛小说的问题。第一，他改编的幅度太小，像个拿一把指甲剪去修园艺的失败园丁，说他纯粹做了古文翻译也不冤枉。第二，他语言很糟糕，用词粗糙不谈，他最致命的毛病是缺乏和语言的固定距离。他仿佛一台输入许多烂句子的电脑，凭惯性将文字凑在一起，不时出现“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把匕首送入胸口”之类的摘取式语句。第三……室友问，你找到了吗？我反问，找什么？室友加快语速说，可以照明的器具啊，蜡烛也行。我说，我有个前男友总送我香薰蜡烛，各个味道都集齐了，无花果最好闻，像白垩纪时代被割开的树皮流下的奶油味。室友说，后来怎么分手的？我思考了五分钟，通往回忆的街道正因早高峰而堵车，于是我只好承认忘了。我说，不过我记得分手闹得很难看，他砸了一个热水瓶，内胆银片碎了遍地。我捡起最大的一片，形状如海豚，映出我哭泣过量引起的黑眼圈。室友说，好可惜。我点头，把吴猛和他的小说忘得一干二净。

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一边伴随着鞭炮响——我设置的铃声。我瞥一眼号码，示意小万他们别说话，才接了起来。电话里传出一个很熟悉的男声，很好听，普通话也标准，一个不沙哑版本的张学友。他劈头盖脸地问我，你在哪里？我说，在教室自习，你有什么事？他一停顿说，不对，你在外面，到处都是风的声音。不管你在哪儿，我要来找你。我说，我们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他说，不是一回事。你最近命犯小人，重则有血光之灾，我不放心。我说，你还懂这一手，我什么命来着？他说，说了你也不懂：是剑斧凶器，也是霜天明月。我说，听起来好冷，难怪我从小怕冷，穿多少都不够。沉寂突然降临，在五到十秒之间，很快又被同一种声音打破。他似乎端正了腔调，像一个陷在沙发里的人猛地站直。他说，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我照顾你。你不信也没关系，我很爱你，我把最珍贵的东西都给你了。我脑筋一转，你是说那三颗智齿吗？他说，这是其中之一。我说，我在一个群里看到有人卖这玩意儿，三百块可以买五颗，你这点也就一百八。他嘴里发出轻微响动，大约多少有些生气。他说，你什么都不信。为什么你永远、永远这么平静？

我刚要回话，电话已被挂断，四面焦头烂额的浓绿围拢过来。我从前很喜欢一句诗，无头无尾：山是山的影子，狗懒得进化。后一句讲，夏天，人的酶很固执。不过现在夏天尚未到来，只露了一二丝烫意，试探人们是否还记得它。他们都笑起来，好像空气里藏着一种逗人发痒的絮状物。陈舸问，你男朋友啊？我说，早分手了。他继续问，怎么分的？我想了想说，有意思，人们都想知道造成结局的原因——不是真实的原因，而是那个被提炼出来的替罪羊。真实的原因是一串连贯、不可叙述的过程，你只能凝视它，感受它如何无奈又决绝地指向某个尽头。

鹰嘴峰到了，遥远的象形曲线延展着，天光从岩石与新叶的裂缝间落下来。我们说不出话来，三明手机的摄像头摔坏许久，让我拍几张山峰的照片发给他。在相册里，山被无限放大，模糊的像素毫不费力地把它解构了。

一开始只是为寻刺激，小万带我们离开公路，抄丛林中的近道。遍地杂枝之中，我们捡起一些适合当拐杖的，拄着爬坡。陈舸很快迷上野路，领头往低矮的灌木坡里钻。折腾几回，发现虽缩短了步行距离，但攀爬所费的精力远高于走一条平平淡淡的柏油路。我们饥肠辘辘，从包里拿出薯片、小熊饼干、甜筒状巧克力，还有花高价在景区入口买的玉米和茶叶蛋。一顿狼吞虎咽之后，身边只剩下水。缓缓喝一口，液体通过喉道，唯觉一片空荡荡的阴凉。

不知走了多远，我们全然受制于荒郊野岭，丢水漂似的推远了那些城市图景。到岔路时，突然看见一顶草扎的帐篷。对面坐一个男人，穿黑色制服，浑身各处锈着“保安”的拼音。此人眉目浓密，黑脸短下巴，凶悍相随中年降临愈发得到发挥，像个流落现代的尉迟敬德。小万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华子”，故作镇定地套近乎，老师，请问这条路到潭柘寺吗？保安一犹豫，接过烟叹气，远着呢，今天下午还有阵雨。见他有放行之意，我壮胆走上去。保安脚踩一双大红的运动鞋，旁边摆着后跟踏烂的黑皮鞋。他生活的碎片明晃晃地摊开在水泥地上：一只染黑的手套，蓝皮文件夹，牙膏、塑料杯、铜盆，一个崭新鲜亮的Gucci钱包——真假不用说。

我们正打算从横栏底下钻过去，保安喝止说，手机号来登记一下。小万蹲地上填表，保安饶有兴致地和我们攀谈，你们还是学生吧？我一口应承，没错，活到老学到老。保安问，在哪儿上学？陈舸突然来了胡扯的兴致，接着说，北京法制大学，读的新丝绸之路海外贸易法。保安险些竖起拇指，一副敬仰的模样。他说，好学校啊，我以前在那儿附近当过保安。我问，为什么不干了？他摇头说，工资太低，养的两条狗整天饿得犯浑，后来全放走了。不过这里工资也低，我做完这个月就回去了。小万已经完成手续，甚至顺便重新系好鞋带。他站起来，回归我们这支即将移动的队伍。我最后环扫一圈四周的远景，深浅不一的植物驻扎在视野里，如此茂密，仿佛光区分它们就能花掉一辈子时间。我们不再与保安交谈，但他意犹未尽，冲着我们正游离的后脑勺说，我来这里已经十七天了，人影都瞧不见，很是寂寥。他用以收尾的言辞过于漂亮，听上去不太真实。我本欲再回头看他一眼，但我想不出这一眼可能引发的任何意义，因此很快打消了念头。

吴猛确实有些做间谍的技巧，不出几日，把我的课表摸得一清二楚。我采用“间谍”而非“侦探”，说明我对这件事大体上并不认可——尤其当我上完“法国美学与文论”，脑载一堆消化无能的名词时，看见他正等在教室门口。他满脸迫切，目光越过人群攥向我。

我走到他面前，就像走往一堵墙。吴猛比我高许多，说话时微微佝偻背脊，词语像水穗淋到我身上。吴猛开门见山，师姐，小说看完了吗？你准备投给哪家杂志？这些年来，我见过不少自恃怀才不遇的作者，功利已不足以激引我任何情绪。我慢条斯理地说，小吴，小说我大概看了，总体比较稚嫩，但没关系，写作者都要经历一个“抽屉文学”的阶段，坚持下去，就会有人来把你拉开。吴猛一愣，双唇无声嗫嚅，嘴上死皮像细小的绒毛随之飘动。他问，什么意思？下课已是五点半，我们又在门口站了十五分钟，我饿得不耐烦，就随便敷衍说，你得知道自己创作的意图，写什么，如何写，以及为什么写。你回去想一想，为什么要改编《聊斋志异》，依我看，这是个很平常的题材。我正要走，吴猛一皱眉说，我小时候，我妈一直给我讲里面的故事，至今印象很深。我说，写作源于生活，你这些二手材料……他打断我，既像反驳，又像还停留在上一个问题的尾音。他说，那时我大约五六岁，夏天夜晚，我经常看见不同的鬼在房间里走动，满身白色的火焰。我连夜大哭，吵醒了我妈，她就给我讲聊斋故事。说来奇怪，听了鬼故事，我反而心安，再也不怕了。我问，那你爸呢？他摇头说，我出生不久，他就死了，留下一屁股赌债。我忽然明白过来，不顾失态地拍吴猛肩膀。我说，小吴，我懂了，你应该从你和你妈的生活写起。

往后的一周里，我和吴猛在图书馆见过两次。当你在校园里记熟一张脸，你会发现它不时出现。吴猛和我远远相望，并没上前打招呼。我以为事情就此过去，谁知有一日，他又给我发了消息。他说，我写不出来，我不会写小说了。我立刻回他道，太好了，你现在弃暗投明，搞好专业课，毕业还来得及当国家栋梁。他说，那不可能。你伤害了我的写作能力，但别想我放弃。我顿时语塞，假如我是个稻草人，此刻恐怕已自燃起来。“伤害”——像一种咒语，试图撕裂边界，将人死死捆绑在一段关系之中。它说明了一种缺失被恒久地标注，而你所需要付的代价始终悬而未决。

学校的咖啡馆叫“水穿石”，因人对时间幻想而溅起的一种立场。我约吴猛在此见面，我先到一会儿，在镜子里看见红绒面沙发椅垒出我体形的轮廓。当时我已不再生气，但我必须对他解释清楚两点，一来我的建议无可指摘，无论如何，我比他更懂得文学；二来我对他毫无企图，根本谈不上“伤害”（包括嫉妒、欺骗、打压），就像我对任何人一样。我从未预想到，那天竟成了我们古怪联结的起点。

吴猛来时，带了他勉强写成的一篇小说《小翠》。小说不长，第一人称叙事，由两个片段搭成。上篇写他童年时，母亲忙于工作，他寄居于外祖父家。当时有一个钟点工叫小翠，从农村来，爱逞强，自诩乐于助人；外祖母利用这一点，凭夸奖让小翠下不了台，不得不多干大量活。小翠自身没文化，但儿子高考考上了清华大学。下篇写母亲某一次重症住院，每日由他陪伴挂水。医院走廊一长条，摆满床铺，多是些短期无法出院的患者。有个老头，年过七十，整天在一张床铺前喊“小翠”。小翠是他妻子，成天昏迷不醒。老头不断重复小翠的往事，母亲也是流水听众之一。小翠年轻时任乡村教师，后来进城依旧教小学语文。老头说，小翠以前逢农忙，夜夜劳作，一天只得两个小时空闲，如今总算把睡眠全补回来了。临结尾，他问母亲，是否记得从前外祖父家有个钟点工，也叫小翠。母亲既不信，又不屑，说你外祖父这么节俭的人，怎么可能请过钟点工呢？

我当场浏览起小说来。吴猛在旁反复强调，小说内容皆属真实，如有虚假天打雷劈。我读完许久无言，与此前所写的相比，这篇无疑更趋近小说的核心。只是他走向的是一团雾，并不真正明白那背后是什么。我想了想说，小吴，根据我的经验，真实可以分为两种（“二”是个好数字，象征无尽开杈的树枝）。一种是普鲁斯特的真实，通过个体无限延伸乃至霸权式的感受，使诸多往事拓片构成一个清晰的空间。其中，人是经验的载体，同时也是反哺机制的构建者。另一种真实则更宏阔，来源于历史、现代、人类进化相关的一切综合知识。它永远无法以精确的形式呈现，只能表现为流动的趋势，但“流动”本身是可靠的。这两种真实没有优劣之分，可是全然相悖，一个人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现在我们刺破文本的壁垒，直接就真实而非其存在范畴进行探讨。你想写的，是哪一种真实呢？吴猛有些发愣，至此，我意识到此行的第一个目的已然达成，但仍需加固。我说，小吴，如果你不能立刻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你已经选了第一种。

吴猛显得更为恍惚，像要睡着似的，勉强开口道，你直说吧，我现在要干嘛？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问，你最近为什么焦虑？你想一想再回答。吴猛说，我突然对小说产生了怀疑，这从没发生过。窗外下起雨来，水粒攀在玻璃上，沾连出无数散点透视的新角度。几栋教学楼巍巍立在远处，仿佛被银杏树与水幕隔离在另一维度。北方少雨，见水倒是一件令人轻松的事。我等吴猛回过神，缓慢地问，你还记得吗？在即兴戏剧里，你说起过一些关于火车的梦。某一日起，火车开始徐徐发动。在潜意识层面，这说明某种被冻结之物松动、苏醒了，一旦开动，火车便更容易造成故事。假设你小说依照现实而写，你母亲是近期才生病的吗？吴猛说，就上个暑假，我当时在家，但这和小说有什么关系？于是我告诉他，有关系，我在帮你找小说里缺失的东西。

山路深处藏一片杉树林，当我们路过被细木环抱的三亿年沉积岩时，电话铃又一次响起。铃声像刚摩擦过磷面的火柴，四周寂静刹那间遭到化合。我正在辨认岩石中风化的碎屑，猛地一惊。拿起手机，正是那个熟悉的号码。我按下接听键，他稍一停顿，大约惊讶也通过电话信号传染到他那边。接着，他自顾自地说，有一件事，我很生气，恋爱时你老以为我在骗你。我说，想不到你这么小肚鸡肠，我都忘了，我们向前看行吗？他笑笑说，你听起来像个交警。我说，你现在应该多和朋友出去玩，看看展览，买点当季的衣服。剩下的钱存到基金里，三年后再去看，所有烦恼都会消失。他说，你真有意思，让我更爱你了。我差点起鸡皮疙瘩，我说，哎，你能不能别老提“爱”，我不太适应。他说，怎么了，爱是最伟大的力量，一部电影里说的。我说，对，但不是你这种爱。你根本不了解我，你把那些爱的动力叫作“激情”，可我觉得称为“幻觉”更贴切。他急躁起来，不由分说地打断我，你总想那么多干嘛？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我就为此努力，如果有任何方面拖累你，我自己会放弃的。我说，在柏拉图看来，你此刻的决绝相当危险，你将永远服役于当前的爱，并可以为这份爱背叛任何过去的承诺。他笑起来，像对一个真正的笑话那样。当他再开口时，却莫名间杂了一种严肃。他说，你不要以为只有柏拉图才懂爱，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爱。你说的可能对，但它太纯粹了。你知道普通人是什么样的吗？因为无知，总是过着浑浑噩噩、矛盾重重的生活，没有标准能衡量我们。

我放下手机，一个更切身的世界笼罩下来：白日移至中庭，植物的密度消退，为瓦砾与土房腾让空间——可惜房屋已废弃许久，半座屋顶不翼而飞。我走进去，小万捡了一根树枝，正捅向房梁。三人一同仰头，背脊微微后缩，就像在观望他们协力发送的一颗卫星。听见动静，三明招呼我说，你快看，以前这里是矿场的办公室。我丝毫没收集到与矿相关的线索，但既然他如此说，必是率先找到了凭据。往里另有一室，保护得更周到一些，除了脏别无破损。划成九格的窗置在南墙，日光毫不矜持地斜跨入地。其中一面墙糊着报纸，纸面颜色已焦黑，但勉强还可以阅读。右侧写了一行黑体大字“蔬菜生产步入完善成熟新时期”，左侧有一首诗引起小万的注意，他念了几句：院里翠竹青青，篱笆上开满了鲜花。几只山羊悠闲地吃草，葡萄架下卧着一群白鸭……诗题为《土家族人》，作者贾永龄。我有些游移，好像在日常坐标轴里，这间房子是诸多虚数之一。我打开手机浏览器，网络不稳定，只能断断续续地搜索信息。我试着从同名者里认出这位“贾永龄”，但信息很少。可以确认的只有一篇友人的悼词，写在大约十年前。报纸的中缝窄窄一条，在文艺版面与民生版面之间架起一座怪诞的桥。有一行写着：北京电视台20:20 23集连续剧：第二条战线(16)。当时有线电视普及了吗？北京有多少台电视机？有多少人在看《第二条战线》？一个寻常的夜晚，紧接着又一个，人们摊散在每一个20:20里就像牌面上的一粒黑桃、草花，随着扑克被循环地打出去。在这过程中，一种重复却又难以把控的元素隐藏起来，而那正是当下相对匮乏的——时间。负载我们的这一刻被多重时空穿透，悻悻向感官的边界逃逸而去。

出于恶作剧，陈舸把我的名字写在墙上。我捡起一块石片，毫不留情地在下方补了陈舸的手机号码。小万用树枝敲着门槛说，少磨蹭，日落前得到潭柘寺。潭柘寺你们听说过吧，千年古寺，武则天时期是幽州第一华严宗寺庙。据说里面有块砖，印着忽必烈女儿跪拜的两个脚印。陈舸不满地说，这种瞎话太多了，还有说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留脚印的呢。小万说，那就对了，人类文明史不都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吗？赶紧，到那里我再带你们长见识。

我们也不是非要长见识，但仔细想来，见多识广总没什么坏处。于是，在无邪地映衬着日影的山石间，我们变换着位置，向遥远的潭柘寺缓缓出发。

有一阵，我和吴猛成了水穿石的常客。位子固定在一个半封闭的隔间里，天越来越热，吴猛来时总是一身汗。他打印出来的小说稿上布满水迹，翻得皱烂。我们不断谈论他的小说，吴猛虽对小说一知半解，但他通晓自己，所以对话多少能进行下去。

比起此前写的聊斋题材，吴猛的语言已柔顺许多。矫正语言并非捉虱子，而是唤醒一种与小说相契合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试图往小说世界的更深处跋涉。有一次，我们说到“小翠”还算不得贯穿上下篇的暗扣。我说，至少我读来不是。上下篇里对照暗藏的，是一种对母亲缺席、消失的恐惧。尤其在下篇里，小翠变成了一个趋近死亡的角色，她丈夫的陈述就像一场梦境——而母亲躲在这些情节背后，观看一切。吴猛说，其实她也没想很多，只是行动艰难，夜夜失眠。我说，对，但你总是搞混。我说的是小说世界，现实不过作为一种参照物。在这里，所有真实都由你分配。所以你来看，母亲此时的感受是什么。吴猛看起来还有些热，两腮渗出微弱的汗。他说话很慢，好像一边在回忆。他说，她躺在那里，对周围失去了掌控。她的话越来越少，一旦开口又容易喋喋不休，通常是说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比如小翠的丈夫如何拿手表压泡面。吴猛的叙述似有所流露，我连忙指出说，她的外界可能正在破碎，而她失去了整合的能力。“沉默”像是一种概化外界的技巧，她会越来越安静，直到彻底从外界脱落。吴猛的面部肌肉变得僵硬，某种思虑拖着他下陷。不多时，他猛地抬起眼，仿佛那个答案令他震惊似的。他说，我知道了……她的感受是，她被抛弃了。我说，这样来看，一是小翠和丈夫让她看见自己失去的东西；二是死亡，小翠较之她离死亡更近，对小翠的观看，也足以让母亲受到死亡的威胁——在这两个层面上，她都被抛弃了。吴猛点头。我说，现在，我们来解决“小翠”这个符号过于缥缈的问题。根据我的经验，你应该再加一章，虚构一段父亲为一个“小翠”而背叛母亲的情节，把握好“抛弃”的尺度。“小翠”、你、母亲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作为底边，你和母亲各行其是，但相互通感。记住这一点。

不久后的雨夜，吴猛翻过女生宿舍的栅栏，飞溅的泥点像一身虱子。趁宿管换班，我把他领到一楼的自习室。当时我已睡下，忽然收到吴猛消息，被迫起来为这不请自来善后。我拿积灰的纸杯给他倒了水，不耐烦地说，小吴，大半夜进来有什么事，你的身手倒是比你的小说好多了。吴猛不理会我，拉开防水外套的拉链，从里面翻出一叠手稿。我一摸，A4纸透着热气，层层交错像一块酥油烧饼。吴猛满面兴奋说，你快看看。我勉力克制怒意，但它还是从字句中渗出来。我说，小吴，首先你得明白，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不是围绕你转的。其次，我也没收过你钱，你也没救过我命，无论从哪个层面看都是你欠我多一点，我没有义务听你差遣。现在，我要去睡了。吴猛连忙站起来，把稿子往我手边递。吴猛说，师姐，我人生最后一点意义都在这里了，请你务必看一下。

在最新修改的小说里，吴猛将章节重新分为上、中、下三篇。下篇新增一则父母轶事，母亲听到父亲与一个叫“小翠”的女人打电话，言辞暧昧，费许多泼辣劲终于与父亲离婚——他甚至尝试去刻画母亲因此遭受的痛苦。我放下稿子，雨早就停了，夜色中展露一种不知名的清空。我有些沮丧，对吴猛说，小吴，且不论你写得怎样，这一章里，小说的感觉完全错了。在我读小说时，吴猛因沉浸于期待之中而焦虑难耐。听闻此言，顿时阴沉下来，好像身上有一道光的屏障随之破裂。或许我那天情绪稍重了一些，对牛弹琴而无所得，总是烦闷。我说，小吴，你根本不适合写小说，年轻人都想延伸自己，获得认可，但小说不是你的正确之路。吴猛沉寂片刻，把双手从桌上收了回来，师姐，你弄错了。我是单纯喜欢小说，控制不住地想写，在这过程里我像一个逐渐复明的瞎子。即使你没明白，我也能感受到自己的才华。不知为何，吴猛当下表现出的专注令我毛骨悚然。我们没有再说下去，我不忍心告诉他，我们反复摸索寻找的只是让小说更完整的一些碎片，假如非要指出吴猛小说真正缺乏的东西，那恰恰是才华——在我看来，才华应当是一种能持久启发他人的能力。

下一个版本遵照了我的建议，吴猛重新设置了最后一章的视角：母亲常年在郊外工作，有一日“我”放学回来，无意听见父亲与一个叫“小翠”的女人打电话。父亲言辞隐晦，却浑身散发着一种经道德秩序折射过的、怪诞的喜悦。“我”躲在暗处偷听，直到父亲以“希望你今晚做一个和某人在一起的梦”结束对话。电话终了的瞬间，浓烈的现实扑面而来，索求一种超越“我”能力的解决方法。在失序的现实之中，“我”仿佛失去了一切，与此同时，“我”也感受到母亲失去了一切，而“我”和母亲在这段突然被揭露的不稳定关系中互相失去。

那段时间，吴猛迅速消瘦下去，像一块被含在嘴里的冰。他的情绪不迭起着波浪，大幅涨落之际，把他拉扯得神智恍惚。我把《小翠》投给了三四家杂志社，均无佳音。出于某种毫无必要的责任，我私下替他润色一番，转而又投递出去。长久的等待如锯，吴猛时常坐立不安。有一次闲谈时，他忽然脸色一变，问我稿子的进展。我说，小吴，你问过很多遍了，我要说的还是那一句：不要着急。吴猛冷笑说，我知道你根本没把稿子拿出去，你骗不了我。尽管他对现实的恍惚感在近期愈发加重，但我大体上摸索出了与他相处之道。我平静地说，小吴，我可以向你证明，但我不想这么做。他站起来，手掌不自觉地攥紧发抖，腕上青筋微微突起。吴猛说，你拿我当消遣，看我的笑话，枉我跟你讲了许多事。他从前的健硕已然化尽，呆立着宛如一根毫无生气的硬木。我望着他，语气如常。小吴，你知道我不是看你笑话，但你的自尊心太强了。你把我预设为一个恶毒的人，好像你先看明白了这一点，即便我真的来伤害你，也在你的掌控之中，不会伤及你自尊。我有时在想，我们的联系过于密切了，难免有很多歪曲的地方。

小万打断我时，我们已从山岭的清寂之间脱身，直切入京西古道的中段。路上遍布坑洞，据称是古代行军留下的马蹄窝。气象预报中的雨并未如约而至，但坑里却积着灰色的悬浊液。小万把视线转向我，说，你这故事不对劲。我听到现在，完全没听出你开头说的“性命之虞”，反倒像个作者成长的励志鸡汤……手机铃声又响起来，我按下静音键，任屏幕闪烁不止。一边回敬小万道，这不正说到关键部分吗？我后来才意识到，有时我自以为说服了吴猛，引导他坦诚，但他实际上从未真的信任我。他向我隐瞒了一些重要的事。小万问，比如呢？我说，接下去的寒假，吴猛没回家——这就很古怪，他没什么论文要赶，母亲还生着病，而他过年却滞留学校。有一天，一个令人惊恐的念头蓦地浮上来：他的母亲已经死了。

三明与陈舸走在我们身后，途径村落，鸡、狗，动物形形色色，使郊野溢流生机。他们讲了一个去海拉尔的笑话，又讲了一个关于耶稣和抹大拉的玛丽亚的笑话，而死亡的话题将他们从泥泞的窃笑中拉出来。陈舸装模作样地阻止我说，哎，你怎么咒别人。我说，你们不知道，吴猛是一个保护机制极其复杂的人。陈舸说，哦，那得好好保护。我推了他一把，你别捣乱。防卫意识过剩，结果就是放大、扭曲外界的攻击细节。吴猛并不具备对真实的辨别能力，在他看来，真实之间彼此嵌套，一层叠加一层。一个人可以穿梭其中，像选择立场一样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真实。三明哈哈一笑，这不是精神分裂吗？挺好，适合写小说。

到某个关口，古道收束成一条狭细的上升之路。我们列成纵队，相互间保持一两米的距离，慢慢抬腿往上蹬。杂枝从两侧填伸而来，稍不留意就擦到身体，如同横向洒来使人发痒的密雨。在无尽灌木之中，野花是一种色谱的调味剂。三明擅长识花，但我们相距太远，他的声音传到我耳中已然模糊。我从相熟的寥寥花种中采了一枝溲疏，白花纤细，被孕中的暑气蒸得瓣片卷曲。我捏着它走了一段，不时用食指轻轻蹭拭叶片边缘的锯齿，但美与累赘往往界限暧昧，便在心境转变时将它丢回野路。

再次回到开阔的路上，我们终于放松下来，均衡的力量驭制了我们的呼吸。小万开玩笑说，一会儿到潭柘寺，你多拜菩萨，求个金钟罩，叫那个吴猛怎么都砍不死你。陈舸笑出来，你能不能别说得那么有画面感。小万说，才华横溢，没办法。陈舸问，你有什么想求的？小万一咧嘴，那可太多了，先暴富吧。不是我吹，要是兄弟真发了财，这会儿咱们都躺迪拜帆船酒店了，哪能还在门头沟累死累活。陈舸说，多叫几个女明星。小万说，你的愿望呢？陈舸露出讲“去海拉尔”笑话时的神情，他说，差不多，男人活到老，不就这么点事儿。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转头问我，为什么你觉得吴猛想杀你，他看上你了？我说，看上不是该求我吗，杀我算什么事。陈舸说，不一定，难保有些人癖好古怪。我说，肤浅，跟你们说不清。

为了把注意力从酸胀的腿部移开，我们拆开最后一包薯片。超大份西班牙火腿味，很咸，舌头有轻微的烧伤感。即便如此，我又抓了一大把。想起很多年前，我穿着7cm高跟的拖鞋，和当时的一些朋友登顶汉拿山。路上嵌满火山岩，每一步踩落都被迫扭着脚踝。勉强忍痛下山，到平地几乎无法站立。山脚有一家部队锅，门面简陋，供应一种畅吃的美味萝卜。我们在店里歇坐许久，夜里还跋涉去看了海。而此时此刻，没有热食充饥，与海也相去甚远，更有一些无形的时间蒸汽将我烫得走样。与过去相比，我更迷惑，在双腿的疼痛之外别无所感。晕眩之际，我听从了一个模糊的指引：只要到了潭柘寺，什么都会好的。

大约早春时，我向吴猛指出他嗜睡日益严重的问题。当时我与吴猛的交往抵达一种新的状态，但总体上仍旧紧绷着。他不是过度依赖我，就是充满了攻击性，而他自身也在极致的清醒与混沌间不断跳跃。我们进行如下对话之际，他恰好是清醒的。对于我注意到这一点，吴猛有些吃惊。他最早以为嗜睡症状与季节有关，北京的春天很干燥，杨絮、灰尘当空弥漫，过敏也不足为奇。然而，他逐渐察觉，当他昏昏欲睡时，他会为此生气。他停下来，似乎在搜索更精准的用语来表达。他说，不顾一切地想睡觉，那种感受非常不好，好像我已经彻底枯竭了，倒在一片空白之中。我问，你能描述大概什么样的时刻让你犯困吗？他抿嘴想了一会儿，很多，比如我听不懂你说什么的时候，比如我完全无法按照你的意见改小说的时候……不等他罗列完，我插话问，都和我有关吗？吴猛说，绝大多数吧。因为你总在劈开我的生活，否定我，逼我另找出路。我连忙说，我没否定你，只是提供一些更好的可能性。你这么一说，好像我从你这里夺走了什么，而睡意则为了应付恨、恐惧，以及回避已被遗弃的无能的自己。吴猛缓慢地说，不是的。长久以来我都很迷糊，但今天好像豁然开朗了：我期待被人支配，唯有如此，我才能脱离原本的道路，避开惩罚，避开应由我忍受的局面——我拦腰截断他，接着说，这正是我们需要保持距离的原因。我根本没想过支配你，既无精力，也无意愿。我们以后别见面了，小说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我们在主干道上延伸着脚步，与即兴戏剧结束的那晚一样。只不过时节已然变尽，如今银杏一身新绿，月季顺着深漆过的铁栅栏咬上去。我们沿着花墙走一段路，半晌，吴猛说，我不明白。便于他理解，我不得不从头说起。小吴，我们最早联系是为交流小说，我通过种种方式告诉你，你要先学会观察、辨认、搭建真实，才能在小说领域入门，这几乎是一条近乎真理的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我过度卷入了你的判断，你的自我同我产生一种难以描述的、非线性逻辑的碰撞。你依赖我的存在，但你所汲取的力量，只是短暂的幻觉。唯有我撤离你的生活，你才能明白这一点。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不要以为断联就意味着无处可去、无人依靠，即便我们保持现状，对你改善和世界的关系也无益处。此刻你仿佛正躲宿于一间昏暗的小屋中，和被你摧毁的我的那部分在一起，对自己的内在充满焦虑。

我本想与吴猛谈谈他的母亲，但他忽然变得寡言少语。待我回到寝室，天空因积雨云而暗淡，湿意在空气中涨溢起来。我在写字台前稍立，感到心跳如擂鼓，怦怦不止。好像我刚背过重物，此刻虽已卸下，但尚需一段漫长的恢复期方能还原。

自此以后，有好几回，我似在学校里遥遥望见吴猛，一定睛又由他消失。他仿佛已成为鬼魅的一员，不留空隙地注视我，却从不采取任何行动——在某个令人窒息的时刻真正来临之前，这种注视无异于漫长的审判过程。

我们将潭王路走到穷尽之处，潭柘寺如卵石从流溪中浮出。最后三公里坡路密集，从下到上，自上而下，覆灰的广角镜隐隐勾出我们疲沓的身影。我实在不能再走，略迈几步，便似牵动了小腿内部的蒺藜丛。我们嬉笑着相互埋怨，靠口头宣泄来消减肢体的疼痛，但效果并不明显。小万骂了一句，说回城要好好吃一顿火锅。另外两人说不出话，不时去望那座从万叶间竖起的塔尖——它越来越近，由单个变为一组，然后又集体失形，隐退为诸多庙塔的一部分。

五点过半，我们终于将潭柘寺移至眼前。然而，即使按夏季开放时间（比冬季晚一个小时），潭柘寺也已关门。我们凝视着晚寺，如此切近，却不可进入。便茫然失措，久久无言。

于是，我们只好悻悻绕寺外的塔林走，一条小径将其划为两岸。路边尚有零星的摊贩，一边收摊，一边抱着侥幸心理兜售货品。夕阳从后方平扫而来，当日天气阴沉居多，光线黯淡乏力。塔林以红墙护围，金朝以来，此处陆续收纳了历代高僧的死亡。三十余座墓塔，到黄昏，拓满外物的线影。

小万突然伸出手，腾空圈出一座覆钵式塔。他说，这塔与众不同，据说里面葬着一只老虎。过去老虎下山伤人，后来跟了潭柘寺的师傅，总算改邪归正。有一天它师傅圆寂了，老虎痛哭五天，泣血而亡。三明听了，不甚明白。就问，佛教看淡生死无常，老虎为什么要殉葬？陈舸不屑，哪有跟景区逸闻较真的。三明问，那这么多法师的墓塔也是假的吗？三明往后一指，压压一片，灵塔在晚日衬饰下更显诡怪。陈舸说，有真有假吧。真会变假，假会变真，谁知道。

我摸出手机，想把这象征性的终点拍下来。只见屏幕一亮，十几个未接来电显示在中央，都是同一个号码。再往下是一些短信，让我看到回电，另一些则不知所云。最近的一条短信是：今天不要回校，向西北多山之地去。如果看见一个戴黑帽子的人，问他要那顶帽子。三天以后，早晨九到十一点间回来，可保无事。短信在四点左右发送，此后再无音讯。我点开摄像功能，将群塔置入取景框。潭柘寺的正殿亦在远处，门庭深锁；沿廊高悬着红灯笼，流苏随风势幽幽晃动。天空垫在万物身后，蓝得失神，早些时候的云也不知所踪。我不由得一愣。

他们三人仍在争论，有关历史、真实、虚构，以及顿悟如何让口舌短暂地浸淫于沉默。我们打了一辆黑车，坐到最近的市集，再换车赶往市中心。夜色霰弹似的四散，路灯依次亮起来。汽车一路颠簸，三人竟也纷纷入睡。他们的呼吸轻盈，好像很小心地置换着体内的某些东西。我没睡着，反复想着三明刚讲的《五灯会元》里一则公案，关于文喜和尚与文殊菩萨之间的一段旧事。这段公案出过一句偈语，千古难辨其意，但我想的与此无关。我想的是，文喜反问文殊，你们如何修行？文殊答：龙蛇混杂，凡圣同居——不知为何，我被此中蕴含的气象深深打动。当我想到，它正何其真实地描绘着眼前的人间，便在这嘈杂幽暗的夜晚，险些落下眼泪。

诀窍在于长久的凝视

——小说《即兴戏剧》创作谈

吴猴儿

感谢《春风》杂志编辑部，感谢我的责编周杨老师一年多以来的指导和修改。

《即兴戏剧》是我正式刊发的第一篇小说。在此之前，我虽尝试写过很多作品，但投稿无门，踽踽独行。师姐确实给了我很大帮助。写这篇小说的初衷，也是为了纪念去世的师姐。两年前的春天，她去北京郊区徒步，不慎从山上坠落而亡。同行有她的三位好友，但没人看见她如何失足，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据说那三人当天在公安局做完笔录，已是深夜，饥饿难耐，就一起吃了顿潮汕火锅。

调查取证的过程中，公安机关也找过我，因为师姐生前曾频繁向她的朋友们提到我。她究竟说了什么，谁都不告诉我。她说的是真是假，也无人能证实。当然，警察们全然不能将我和师姐的死关联起来，不久便将我释放，震惊与悲伤却是更长久的刑罚。

在此，我想再次感谢周杨老师提出的许多意见，尽管有些地方我仍然不能处理得很好。例如，周老师指出，这篇小说是女性第一人称叙述的作品，但我对描写女性思维无甚经验，这是我一时也无法改正的。再如，小说中有一些虚实交杂的地方，因为我还没能完全在小说中面对、处理自己的生活经验，多少有逃避之处。

最后，我想再多说几句闲言。周杨老师读罢初稿，曾问我这篇小说的主题是什么。我并不知道何谓“主题”，思索半天，只是说我想写的是真实。我不相信世上有绝对的真实，但选择兼容一些真假并不分明的“真实”并对其作出选择，并非一种放弃的状态，而是为了更进一步去观看它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讲到忏悔，他解答了一个我困惑多年的疑问：忏悔就可以抵消罪恶吗？陀氏的答案是：是的，只要悔过之意在一个人的心中不淡泊下去，上帝一切都能宽恕——忏悔是要持续的，一个与罪恶相关的砝码始终将压在罪人的灵魂上。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内心存在着罪恶的想法，那么仅仅注意到这一点，一定程度上已然开始了净化。这就是凝视和真实之间的关系，而我所做的正是凝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