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四年的春天，我本科毕业不久，入职一家律师事务所。

抽屉里摆着绿封面的法律从业资格证，闲时常取出，翻望出神。工作则从实习律师做起，带教的是一位年长十岁的女律师，姓陈。她几乎把办公室装扮成一个多肉植物园，我由此短暂记住过星美人、胧月、熊童子之类的名字，但很快也就忘了。

那年春天潮湿而绵长，雾涨潮似的漫上来。看不见的微生物在各处急躁地逡巡，柳絮融融，绿波间落下一场松盈的白日梦。这时节尚未轮到空调登场，室内闷热难忍，办公室的落地窗不时凝结水雾。刮开雾层，可望见对面四季酒店顶楼的游泳池。偶尔有人从水里钻出来，在泳池边坐一下午，落落寡欢的样貌。那时我写一些小说，但写得不好，举步维艰。我从那个春天里汲取不少灵感，偷偷写了几个开头，藏在一个命名为“一号案件”的文件夹里。其中有一则开头是：张三死在四季酒店，而现在是春季。

就在春季收尾期的一个周六早晨，我被一通电话吵醒。来者是诉讼团队的领导，过去在一家民营公司当法务总监，业绩断流之后，识时务者也换了工作，在事务所成为焕然一新的李律师。

回到房间，只见雨水已消停，屋檐边闪着潮湿的光线。

男朋友恰好也醒了。本科毕业以后，他父亲卖掉了沿海小镇的房产，贷款置入上海郊区的一套四十平米的小房子。父亲在当地找了一份保安工作，三班倒换，看守一家钢铁冶炼厂的仓库。他母亲从来行踪不定，拖欠百万赌债，到处流亡。偶尔因赌博进监狱，反倒是最安全的时刻。我每周末去郊外看他，我们把整个小镇逛得烂熟，有一天捡了一只白猫。

“谁啊？”他问。

“单位领导，说下个月让我去北京开庭。”我说。

“你不是刚实习吗，还不能当诉讼代理人的吧。”他说。我们同校毕业，他稍长一级，主攻方向是资本市场。作为低年级律师，他只拿最低档收入，做的事情不过是随波逐流。我的专长在知识产权法，但我们很少谈及工作，并非因为业务性质的差异，而是出于厌倦。

“是不能，在旁边翻翻资料也好，总要慢慢开始的嘛。”我说。

“几号开庭？什么样的案子？”他问。

“下个月，一个专利侵权的案子，据说对方当事人是个神经病。”我笑出来。

“怕什么，说不定跟你一个精神病医院出来的。”他也笑了。

猫在外面叫。冬天时抱回家，一路痉挛不止，把它藏在棉外套里仍战栗，仿佛拢了一团叛逆的风。白猫一贯沉默寡言，只有被狗欺负时才叫喊。家里另有一只泰迪，人一进门就热切地迎上去，其他时间几乎都在吃东西。

我打开门，猫已立到桌上，像一具不知由来的奖杯。午餐提前准备好，贡丸、牛丸、香肠、鸡毛菜、米线全都装在电锅里，我们对烹饪的要求，不过是按一下开关。每一顿伙食几乎雷同，因此我们常去外面吃，但镇上也无非那几家商铺。

斜对面有一家杂货店，店主夫妇看上去都年逾七十，一对灰喜鹊似的耷拉在十几平米的店面里。我们每周去买水，后来图方便网购了一番，偶然再回到店里，老太太面带歉意，说小姑娘好久没来了。我们的内疚也莫名其妙被唤起，编了理由说很久没回来，又买了些并不需要的东西。

“你听过圆周定律吗？”走在路上，我问他。

“你是说圆周角定理吧，一条弧所对圆周角等于它所对圆心角的一半？”他中学理科很好，稍一迟疑，仿佛在用镊子把它从诸多回忆里挑出来。

我一时接不上话，在心中辨别圆周角和圆心角的区别，听上去像个字谜游戏。我很快放弃了，对他直言不讳，“北京那个案子，对方当事人号称发明了六条圆周定律，结论是反牛顿力学定律的。”

“真的吗？说不定是个天才。”他笑出来。

“可能是吧，那我们就要输了。”我说。

“你小时候幻想过自己是天才吗？就是……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周围都是低智动物，除了制造嘈杂什么都不会。你是唯一清醒的，作为天才，你肩负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义务。”他问。

我被他逗笑，又猛地察觉到话题背后的严肃性——那种原始、微妙的挣扎，有些提问并不求解，它靠存在本身来诠释意义。

“没有吧。我从小喜欢往人群里躲，出众正是我最害怕的事，可能我就是个很无聊的人。”我如实说。

我们本来只想走一遍滚瓜烂熟的路线，可春风飘涌，把遥远的气息运过来。我提议到隔壁一个更繁华的镇上散步，他也有此意。我们绕一个与小镇同名的公园走，打算去正门坐公交车。时令变换，冬天时我们路过同一处地方，可以隔着枯枝眺望湖面上的冰，但现在榆柳荡衍开的体态使公园密不透风。小孩子尽情尖叫，尚不知道几年后自己会失去这高亢的声调。风筝在不成章法的拉扯中一一扬起，如上下颠倒的帆船驶于云海之间。

男朋友忽然拉起我的手，一路飞奔起来。

“快跑，八路来了！八路来了！”他说。

我远远望见要搭乘的公共汽车，铁皮壳掉过一些漆，前方镶了兽眼般暧昧不明的车灯，再往上是LED打出来“宝山8路”。我大笑说，你这口气像电视剧里的汉奸。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边剧烈喘气边大步跑着，往春日长韵里呼入发痒的气体。

那是我们在一起的第五年，距离我们日后分手，大约还有七个月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