溽暑造极之时，我们开始一段悠久的告别。沿塞纳河，由北向南，灯色藏光影玄机，长夜垫衬在狂欢之下。巴黎的出租车很贵，因此，我们常趁午夜莅临之前，坐地铁赶往市区。第六区的龙街、第七区的圣西门街，往往是我们为彻夜痛饮所找的容器。周复一周，我们凭味蕾环游于法国各地酒庄，迷失于Armagnacs或Bourguignons；厌倦时需调剂，则请酒保调出风情各异的鸡尾酒。快速啜饮，将杯子丢回餐盘之间，然后摇晃着跃入舞池。他们试过教我几种现代爵士的舞步，但没来得及学会。人群翕张的一些瞬间，我重又感到自己像一头巨象，通过无助的摆动来寻求一种稀释笨拙的错觉。所幸，天很快就亮了。

有一天清晨，我们穿过卢森堡公园，夙夜酒气被露水衬成一道感伤的记号。公园里行人寥寥，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声犬吠。不知是谁带的头，我们唱起一首年代久远的法语歌《再见了，马尔蒂盖》(《Adieu，Venise provençale》)：

途径池塘，只见秋水仙已涨破土壤——这意味着纵乐即将结束，作为我在巴黎生活七年的终潮。

一星期以后，他们聚集在戴高乐机场，送我登上回沪的飞机。机场见证过巨额离别，对眼泪与紧密相拥不置一词，静默地容纳了体内滑行的诸多流线。最早送走的是丁浩，一个读国际贸易专业的男孩，毕业便回广州打理家族生意。轮到我时，我们已多次相互允诺：回国后，一年必须见一次——重复反而使约定变得可疑，恍惚之际，我预见了友谊即将面临的长期阻塞。与我同城的有一对情侣，卫苇与罗家祯，因卫苇的父母打算来巴黎游玩，两人需再留一段日子。后来，他们告诉我，我回国那一日Lou也来送过我，可惜误了时间，到达时我已起航；但在场的朋友都不曾遇见Lou，或许这只是她的一种说辞。

二零零零年九月初，我回到上海，真正的生活扑面而来。

仍与父母同住，老房子位于城隍庙附近一条弄堂里，四面环绕拆迁的痕迹。两侧墙壁著满尘垢，仔细辨认，各种字迹浮上来——“到此一游”“周来娣还钱”“星期九”。无头无尾，出自各个时代人们的手笔，一种以粗鄙碾压秩序的呐喊式的撞击。为之伴奏的，则有窨井盖底部的污水。它们从肮脏的废料中汲取命源，日夜奔腾，以抵达最幽暗的永恒。

七十年代初，父亲花十元承租了这套公房。两室户，总面积不超过三十平米，要住下六口人。等我回国，父亲的长辈均离世，姐姐也已出嫁；同一所房屋，空间却显得异常拥狭。首先是声音——这几年，父亲的右耳几乎全聋，需凭高声讲话来探测与外界的关联。在此引领下，日常动静也向我露出獠牙：冰箱开关，缝纫机穿针，桌子折叠拖拉，公放的无线电，电视机停在某个满屏雪花的频道……突然之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些噪音，仿佛巴黎的生活成功离间了我与往昔。除此以外，我猛地察觉，从法国带回的东西那么荒诞。CD机放在五斗橱顶，一次未用过。咖啡壶因久置的缘故，内部的旧渍结成斑膜。隔了两周，偶然翻到它，只觉一阵羞愧。

当时，“海归”还是一个新鲜头衔，落在弄堂里尤为惹人注目。从早到晚，不时有邻居从门缝里探进来。拜访的理由五花八门，实为看我一眼，以他们毫无关联的经验来甄辨一个海归博士有何特别之处。有些老人带孙辈来，指我为榜样；又转向母亲，打听我的习惯、作息、偏好食物，以便回家后模仿。起初，我将邻居们的热忱归于虚荣，常觉不耐烦。但我逐渐感到更深层面的意义，对他们而言，我即好运。与我同住一条弄堂，似是从命运纸箱中抽到一桩小奖，从而间接参与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

市政府也派人来慰问。父母一早穿戴齐整，等待之心经三五牌座钟的一次次敲击，胀得愈发忐忑。过下午两点，慰问小组姗姗而来。一共三人，父母把每一个都称作“领导”。最后一位进门，母亲匆忙接过门把手，怕老式木门的倒刺扎入领导的指隙。

最年长的领导握住父亲双手，这让父亲激动又不知所措。父母仅中小学文化水平，甚至不知道我博士论文的课题。尽管如此，当听说我是中国唯一一个在法国获得人口学博士学位的学者，母亲的眼眶中瞬间噙起泪水。

“草窝里飞出一只金凤凰来，实在不容易。”领导们说，出于好意。

“我们邻居都开他玩笑，一根头发换一句论文。论文写完了，头发也掉光了。”母亲本想说笑，话一出口却显得别扭。我低下头。

“读书辛苦，回来才能干大事业。”领导爽朗地笑起来。

“就是个人问题还没解决呢。”母亲叹气，“都三十四岁了。”

为此，我特意上过一档上海电视台的民生节目。同行有出国前的老同事，仍在计生委工作，彼时已升为正处级干部。临下半场，同事将话题转到我身上，借机替我征友。原本沉闷的观众席，忽而串满热情嬉笑。各式各样的提问向我抛来，得知我留法七年，有人问，那在法国有什么aventure galante吗？我告诉他们，我所就读的第十二大学在巴黎郊区，与繁华相去甚远；何况，平时读书都来不及，哪有精力花在情爱上。全场闻言起哄，根本不信我的说法。我只好勉强又说了朋友的一两段韵事，观众仍不满足，零星冒出几句抱怨。忽然，人群静下来，唯余几个话筒里微弱的呼吸声。灯光四下罩落，为细小浮尘供应暖白色的幕景。望向半空，只觉外部的边界在消融，流线趋于柔和、明媚，像一场被遗忘的节日终于降临。

出神之际，我缓缓想起了Lou。

正式与Lou结识，源于罗家祯组织的一次牌局。罗家祯是十二大医学院的学生，与我同届。报道那一天，我们在签到处遇见，因为都自上海来便攀谈几句，得知我们坐的还是同一趟航班。他家住静安，对门即鼎鼎有名的红房子西餐厅。我告诉他，我拿到第一笔工资后，请父母去那里吃过一顿。他笑起来，说那家店他从小吃到大，现在菜已经不行了，只靠虚名骗骗外地人。我们的学制都是硕博连读，他本科刚毕业，我则出于工作机遇才来读书，年长他五岁。互通罢专业，他拍拍我肩膀说，孙博士，以后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时候别忘了兄弟。我连忙说，哪里的话，碰上小伤大痛，还得求罗博士悬壶济世医一口。一来二往，也就热络了。在巴黎的这几年，我没交上什么朋友，和罗家祯倒一直关系亲近。

实际上，那天是罗家祯二十五岁生日。他承包下学校附近的一间叫La vie en Rose的餐馆，邀请我们一同欢庆。罗家祯相貌清俊，梳中式分头时颇有几分民国京剧小生的神韵；为人又率真，经常见他把一众男女逗得捧腹大笑，人们乐于和他交往也不足为奇。当天我还有课程报告没完成，但碍于生日不好推辞，仍然到了场。推开餐馆大门，赫然一派万花筒的气象：来客形色各异，或端着酒，或举自助餐盘，在大厅里旋转流动。其中绝大多数悉心打扮过一番，夹杂两三个故意蓬头垢面的，凑在一起，如百种宝石切面熠熠淌彩。只是不知为何，我手心洇出汗水，这沉浸式的热闹诱我不安。

我忍着轻微的头痛，独自喝下几杯威士忌，接着在大厅角落的麂皮沙发上昏昏入睡。待我再次醒来，满堂客人几乎散尽，几声咳嗽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激起回音。水晶吊灯熄了，一对鹊型台灯在远处幽幽擎起，光焰下聚拢了一桌人。我看一眼表，凌晨三点多，一边朝他们走去。

“明磊，你快帮我看看，这副牌还能不能跟？”罗家祯招呼我。他的外套丢在一边，只穿一件印满棕榈树的衬衫，正反复搓着手里的牌。

我凑近看，桌上铺着一摞牌叠，正中央摊着四张公牌，正要发第五张。那阵子，留学生间盛行打德克萨斯扑克，罗家祯出入实验室之余，消遣精力都花在牌桌上。由于生活费紧缺，我从不参与赌博性质的活动，但有时旁观作陪，慢慢也懂了规则。当时，罗家祯手握一对Q，属于较大的对子，运气好再翻一张Q，还能搏个Fullhouse。

“试试也无妨。”我说。

罗家祯望我一眼，又狐疑地转向坐在他上家的一个女孩。那女孩恰也盯着他，喜色满面，伸手敲了敲罗家祯面前的筹码，催促道：“快点，忸忸怩怩还玩什么德扑，你看人家都困了。”

我这才好意思打量那女孩——原来是她。我们早在上海同乡会聚餐时见过，接连几次，她和几个活跃分子谈笑成一片，我始终没机会同她说话。这天她穿一件连身长裙，粉白柔缎垂至腰部被褶皱收起，往下则钉满流行一时的羽片，仿佛她是一只渐趋蜕变的孔雀。尽管衣料不乏重工痕迹，她看上去却异常轻盈。

罗家祯向她介绍我：“Lou，这是人口学的孙明磊，我好朋友……”

“我们见过的。”Lou打断他，“你不要扯其他的，抓紧时间，再打几把我要回去了。”

听到罗家祯说“Fall”弃牌时，Lou瞬间大失所望。一圈下来，Lou悻悻地把外面零碎的筹码拾到身边。刚才她已凑成了一副小同花顺，本想趁机猛赚一笔，谁料众人似看破她的牌面，都没有跟注。

庄家又发了几次牌，我不禁观察起Lou来。只要摸的牌不合心意，她便会在第一轮把牌丢弃。但凡她留下的牌，要么和公牌凑成了对子，要么有别的胜算。大家摸清了她的路数，这样打下来，输也输不多，赢也赢不大。打了几轮，她自觉无趣，蓦地摔下手里的牌。

“不玩了。”Lou撇嘴说，“我这个人最单纯，什么东西都写在脸上，打牌也要被你们欺负。”话虽如此，她并无不悦，离桌时笑盈盈地四面环视。待她站直，我发现她骨架娇小，或许因为比例协调的缘故，远观时没有察觉这一点。

Lou当然算不得单纯，这是罗家祯后来告诉我们的。她极富交际手段，尽管她常年把“要嫁一个法国富豪”挂在嘴上，依然有许多条件不符的男孩向她示好，前赴后继。我们的同学之中，姜兴华曾为她着迷过一段日子。于是，想方设法约她独处，从Lanvin的成衣送到VCA的珠宝，礼物悉数成为女神的祭品，最终不过是月下散步时挽了手臂。因为虚耗太久而无进展，姜兴华只好转投别的罗曼蒂克支线。Lou倒也大度，两人尚且以好友身份相处，待他反而比暧昧时更热情一些。根据种种迹象，我们推测，Lou的父亲是在法国经商的华侨，现阶段恐怕正逢商战失利，所以把Lou安置在郊外躲避。然而，落难公主仍胜于贫女，她的生存状态松散优越，既未读书，也无需工作，整天周旋于一场场约会之间。为了消磨时间，她频繁盛装出入各种读书会、社团，甚至把全国各地的同乡会参加了个遍。

等我们下一次在上海同乡会碰面时，Lou主动和我打了招呼。已至十一月下旬，Lou披一件大V领的黑衬衫，露出峭立的锁骨，好像浑然不觉寒冷。

“明磊，我今天和朋友去第五区看望那位老嬷嬷了，所以来得晚。你们快要结束了，是吧？”Lou极为自然地迎上来，似一位熟识已久的朋友。

“什么老嬷嬷？”我摸不着头脑。

“你不知道吗，就是那个……”Lou大笑，眉眼轻微上挑，如同一个神秘而张狂的斯芬克斯，“巴黎圣母院！”

“我刚来时去过一次，可惜那次走得匆忙，没上最著名的钟楼。”我赔笑说。

“你这个人真奇怪，他们说你不爱出门，一天到晚锁在宿舍里看书。”Lou斜睨我一眼。

“不是的。”我连忙解释，“我得自己赚生活费。平时闷在宿舍，是为了给报刊杂志写专栏。如果长期没约稿，就只能接一点翻译的活儿。翻译比较麻烦，吃力不讨好，但总比没有好。要是时间充沛的话，我也想到处玩。”

意识到自己过于较真，我猛地收了口。再往下说，无非让Lou更轻视我。想至此，我的脸不由得发烫，那丛寄宿在精神苞片深处的暗火又一次烧上来。

与其他人不同，以我的家境，留学本属天方夜谭。母亲体弱，四十二岁那年，一场开腹手术削尽了她生命力的余枝，此后她便缓慢穿行于许多张病危通知之间。过去母亲在梅林食品厂包糖，我高中毕业时，母亲想让我顶替她工作。我也应允，但高中班主任反复家访劝阻，父母总算松口让我升学。于是，我在复旦大学念了四年图书馆管理专业，留校未成，被分配到计生委任文职。有一年适逢中法交流，单位派我给一位法国老太太当翻译。临别时，那位率性、痴迷浓油赤酱式菜肴，并能随手采撷各种玩笑的老太太——法国外交部长的夫人，突然建议由她举荐我去巴黎十二大留学。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勉强覆盖学费，生活费需自己想办法。为免父母担忧，我只说校方承担所有费用，私下则自己寻觅兼职。

“不要紧的，我也喜欢看书。”Lou或许被我身上的情绪怔住了，语调随之滑落，不再像平日那般明快、激扬。我不知该说什么，静在那里，她就自顾自地讲下去：“他们都不懂，所以我只跟你说。明磊，我这个法语名字，大半是因为喜欢纪尧姆·阿波利奈尔才取的。Lou是他献诗最多的情人，‘露，我深深的痛楚；露，我破碎的心’。”

人群浮泛而去，夜的触须盘萦于四周。沿一条湿润的小径，我们走向露天公园。这个季节，绿植多处于昏睡状态，稀疏草籽在暗光中轻轻翻腾。中央喷泉没有开，一座女神雕塑倚立在寂静之中——我们猜测那是维纳斯或克劳瑞斯，此刻，她跋涉过藏青色的纱翳，高举手臂以重葺人间荒原。

在Féroce酒馆，我们简单吃了晚餐。两杯苹果白兰地入口，我们都放松许多。Lou滔滔不绝地谈论阿波利奈尔，他早年的流亡与参战，他的图形诗如何受中国水墨画的启发，他和毕加索之间脆弱的友谊。顺着她的兴致，我说自己也曾被《米拉波桥》打动。不是因为“为了欢乐我们总是吃尽苦头”或者“爱情离去如逝水长流”，实际上甚至和爱情无关；诗中另外存在一种永恒而置若罔闻的目光——米波拉桥下塞纳河在流，不变的方向、速率，对世间万种幻化浑然不觉。他一度承受爱情之苦，但如今他已懂得，真正的痛苦在于与永恒之间的落差，这种领悟使我们自身的意义无处依附。

Lou眯着眼睛，露出一种并不充分却很柔和的笑。她像在思索我的解读，又像早已明白，因而不过是在容忍我的激进。我注意到，她沉默的时刻何其异样，与平时判若两人。嘈杂亮起来，混合调酒、冲水的声音。广播里一曲终了，衔接一个爵士版本的《La java bleue》。良久，Lou才再次开口。

“那么，国内现在流行读什么呢？”

“上次回家是前年，已经不知道了。”我讪笑，鲜少回国是因机票昂贵的缘故。

又说到上一回是为奶奶病故，连夜订票回家。大殓仪式前两日，父亲高血压住院，诸多操持不得不落到我身上。我在待人方面一贯笨拙，外加时差也未倒回来，因而错漏百出，事倍功半。葬礼的最后环节是由我跟去火葬场，从火化的灰烬中挑出遗骨。春节刚过，我身穿学生时代买的旧羽绒服，远远望着熔炉里红得发亮的流焰。由于太过疲倦，一时只是失神，对死亡也无所感觉。然而，当我从火葬场走出来，刚准备点一支烟，忽然瞥见一场大雪正洋洋洒洒地从天而降。一种青灰的光障着天空，使之看上去心事重重。雪倒落得自在轻逸，久之更为细密，宛如被吹散的一蓬蓬云絮。说不上来什么原因，回国的那几天，即便最焦灼之际，或悲戚四啼的葬礼中，我都不曾落过泪，却在那一刻倾囊而下……

“我知道了！”Lou原本瞪着我，这时双眼一转，轻快的笑意又上涌，“大概是在一个瞬间发现，其实自己还是属于那个环境的？”

“不全是，我说不清。”我思忖说，“更多是因为在鸡飞狗跳、近乎崩溃的境遇之中，竟然还会有那样一场雪。”

“真没想到，原来明磊是个浪漫主义者。”Lou尖笑起来，配一种玩笑性的不怀好意。或许因为已喝不少酒，她整个人变得很剔透。灯光随机喷洒在她脸上，细碎闪烁，她不时眯起眼，仿佛随时可能从魅暗中消失。

“不是这样。我当时那种感受，生活优越的人是很难明白的。”我忽觉难过。

往后的两周，为了赶一篇十万字的小说翻译，我几乎没出门。每天伏于桌前，靠三四杯咖啡抵御困乏。累则断断续续小睡，久之便多少有些日夜颠倒。期间，罗家祯来看望我一次，大呼脏乱，戏称下次要从实验室偷个紫外线消毒仪来。我们点了披萨外卖，房间里满是烤芝士的气味。一边吃，一边讨论圣诞假期计划。他新换了女友，与他同专业的卫苇，届时两人准备自驾去枫丹白露。我说我还有论文要写，多半就在公寓。

不久后的一日，我小憩醒来，只见窗外正下着大雪。下午四点不到，天色已露昏沉疲态。地面积起簌簌白翳，沿路长凳被染湿，沁出比往日更深的木纹。我拧开电视，新闻里也在播报巴黎初雪的景象，城郊地区雪势尤其壮观。我坐在沙发里，懒于动弹，很快咖啡也冷了。

就在这时，我忽然收到Lou发来的消息。

她说：“明磊，我明白了。”

欧元与美元汇率持平，大约是在二零零四年。当时，父亲把我留学期间攒的一万欧元换成美元，指望等美元再涨时收益。谁料美元从此一蹶不振，欧元反而一路上升。有一些年，父亲总为此事懊恼。一生之中犯过那么多错，晚年混沌起来，把命运承载过的诸多失去之苦都映射在外汇赌局之中。

好在那一年，经济已不再是家中的主要负担。零二年初冬，第四十一届世博会定在上海举办。翌年，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成立，向全国统招工作人员。因精通英法双语，我考入世博局的研究中心，负责《注册报告》的编写和统稿。事业渐趋顺遂，除了深处忙碌的暗劲，大致也算得上体面。又从单位渠道买入低价房，每月薪酬冲抵完贷款，尚有一部分可补贴父母。

多少出乎我意料的是，回国后，我与罗家祯的关系比往日更热络。他和卫苇结婚多年，有两三回传出怀孕的喜讯，均落空告终。有一次，他私下告诉我，这和卫苇在放射实验室工作有关。他打着手势，反像在宽慰我。他说，明磊，这是没有办法的，对吗？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得到，他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我笑笑称是，读书时我便隐约察觉，罗家祯貌若不务正业，实际上对人生有独到见地，比其他人都看得远。

罗家祯常组织我们聚会，陆续又结识一些朋友。有些也是十二大的学生，过去我总躲在闭塞的屏障后，同乡会活动参加得少，如今反倒和大家往来频繁。早些时候尚且年轻，三五好友到处宴饮寻乐，不知岁月几何。反复多次，逐渐领会酒后的真挚不过是一场基于错觉的表演——不是刻意想表演什么，归根结底，这些致幻剂无法与人生的有限性抗衡。意识到这一点，酒也变得无味。此后，麻将与牌局轮流交替，我们两周一聚。卫苇流产后，鲜少在朋友间露面。偶尔牌局设在他们家里，她才同我们闲聊上几句。她的脾气也改变许多，显得温柔、平静，好像世上不会有任何事再令她震惊。她身上曾有一些激烈而神秘的成分，现在被时间蒸馏去了。

我们上一回喝得烂醉，还是在我的婚礼上。新娘是一位翻译家的女儿，她父亲与我就职于同一栋楼，偶然契机，便把我介绍给了他女儿。妻子的年龄和我相近，性急中杂几分侠义，尽管家境悬殊也愿意下嫁。我们的婚宴设在上海浦东柏悦酒店，妻子娇小，不肯穿高跟鞋，我低头则看见她梳得硕大的发髻，上面随意旋入一把米色花粒，被流光涤得莹亮。我感到恍惚。囫囵敬着酒，到罗家祯一桌已近尾声，其他宾客纷纷离了场。

罗家祯自己带来几瓶干红，此时都喝得见底。他试着站起来，一个趔趄，卫苇连忙伸手扶他。我见状把酒杯暂置桌上，搭手引他入座，但他又一次站起来。

“明磊，我今天真是太高兴了。”罗家祯勉强瞪大眼睛，反复念叨这一句。

“那么你下次打麻将让让我，我也好高兴一下。”我照例开玩笑说。

“不是的，明磊。你还记得刚回国的时候吗，你跟我说，上海变得认不出了，你们老南市被黄浦区吞并，周围拆得一塌糊涂；以前同学都聊不来了，对着父母也不知道说什么。你说你在巴黎也是，没有归属感，就像个客人。出去走了一圈，发现哪里都没有你的位置。”罗家祯望着我，那股罕见的认真使同桌的其余人沉默下来。他继续说，“现在好了，你有自己的家庭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我一时语塞，只让卫苇阻止他再喝酒。倒是妻子很感动，柔顺地挽着我的手臂，一边忙不迭向罗家祯夫妇道谢。

那天罗家祯说了许多话，赖在桌边不愿回去。我们都说他醉了，他矢口否认。婚礼结束以后，我和几个朋友送他们夫妇上出租车，他几乎是被塞进车门的。临别时，他神志不清地和我挥手道别。他说，明磊，如果现在是一九九四年就好了。

一个多月后，我们在麻将桌边重逢。朋友们不由得哄闹，明磊，又没出国蜜月，怎么人都不见了？我解释说，最近单位事情多，国际展览局要求我们在十月一日前把注册报告送到巴黎，时间紧迫。罗家祯抽着万宝路，专注地叠着手里的麻将牌。这些年他胖了不少，对异性似乎也失去了心思，但依旧注重细节，举止潇洒。我对罗家祯说，现在听到“巴黎”这个地名，好像已经很远了。自从你上次提过后，我一直在反思那些城市和我的关系。罗家祯摆摆手，面露狡黠的笑意，说他记不清了，反问我他在婚礼上到底说过些什么。我们想起他酒后失态的场面，都大笑起来。

我们顺势谈起一些昔日旧交。丁浩对家里的实业不感兴趣，自顾自投资起互联网公司来。有段时间，他每天在msn上呼唤我们去广州度假，发一些数码相机精心拍摄的茶点，有一天突然替换为他双胞胎儿子的照片。原来住罗家祯隔壁的小马，回国后在北方一所高校教书，月薪不过两千，每年靠翻译法国电影节的字幕来增添盈余，不时还得问家里要钱。我们又说到Lou，大家都与她了无联系。有人推测说，她结婚迄今快六年了，照法律已经是个法国人了。

我们久未言语，手中麻将噼啪作响。窗微微推开一道，幽暗的光在大路上空漫开，仿佛此前落日吐出的一丝橙红被路灯汲去，经稀释、摇匀，反刍于无边的黑夜。在光线几乎无法触及的底部，青草费力地衍开躯体，野露淌落，草尖闪着光。我想起多年前的一次除夕，因未能回国，便去一户朋友家守岁。他们租在协和广场附近的一条小巷里，房子的天花板很高，窗外渗进的光使房间具有一种末日氛围。那时我正忧虑回国后的工作问题，有一瞬间，只希望能摸到世界的某个按钮，按下以便中断一切。

不知打了多久，输赢未决。罗家祯忽然轻声说，其实我们到哪里都是客人，我知道的。这个我早就想通了，兄弟。

读博那几年，Féroce酒馆成了我们惯常的据点。

无雨的日子，我们占据露天花园南面的一排桌子，红白相间的大伞罩在顶部，日光须稍倾斜，才能将咖啡杯的影子拓上桌面。Lou是唯一在白天就开始喝酒的人，她用左手捏住杯梗，五官作出一种向上飞升的形态，向周围每个人敬酒说“A votre santé！”（为您的健康干杯）由于Lou多番要求，我闲时也会去Féroce小坐。我总挑最靠边的椅子，看Lou在朋友之间来回，像一只被烧得红光艳绝的蝴蝶。她的兴致似存在某种刻度，而酒精恰是使之增溢的方式之一。有一次，她一口喝干一杯红葡萄酒，非要我教她讲上海话。霎时朋友们都望向我，我不免紧张，吞吞吐吐地教了一句“侬今作哑饭切故？”（你今天晚饭吃过吗）Lou拍手大笑，用干硬的语调模仿了一遍。我纠正她，“作”字念得轻一些，把它视作跨台阶时往上收的那第二个步子。Lou重新练了几次，突生感慨说，她其实听得懂一些上海话，小时候还去过上海的城隍庙。

倘若凑齐更宽裕的休闲时光，我们就去巴黎市区游玩。校址尽管偏僻，坐地铁8号线去小巴黎却也方便。在巴士底狱歌剧院，我们赶上风靡一时的歌剧《波西米亚人》。一些夜间漫步途中，朋友们涌入塞纳河畔的探戈舞群，我则站在寂静的地带，看一切动荡掩映成水中影——我就是在那时学会抽烟的。我们曾花了两个整天沿塞纳河而行，越过葱挺的白杨树，远眺两岸倾斜的铁皮屋顶。河水呈一条灰绿色的曲线，有人说，塞纳河的形状就像一弯因惊奇而挑起的眉毛。在15区的码头上，我们踢散鹅卵石，钻到水边钓鱼。Lou等得不耐烦，捡起碎石往远处丢，温驯的水面迅速将石块咽入河底。我们纷纷阻挠Lou，说这么一来，鱼被吓得更不肯出来了。见我们一无所获，Lou反而更高兴了，在河边哼起Patrick Bruel的小调。

借查论文资料之名，我私下约Lou去过一次国家图书馆。那天，Lou有些心不在焉，一路抵达左岸，她几乎没说几句话。图书馆由四幢巨型玻璃塔楼组成，两两叉叠，设计者或想以此模仿一本竖立的书。我们沿路往前，绕过一片下陷的人造丛林。进馆以后，Lou因嫌烦闷，把我留在借阅区自行闲逛。当我们下午在露天平台重逢时，Lou正拿着一个装咖啡的黑色纸杯，眉头紧皱。

“我要回去了，这地方叫人忍无可忍。”Lou似乎已喝了好几杯咖啡，手腕不觉痉挛。

“吃完晚饭，我送你回去，好吗？”我犹豫地问。

“不行，我现在就要走。”

Lou抬起脸，她黑眼圈较平时更重，几条干裂的细纹延伸到眼尾，化妆也没遮住，像失去光泽的月球表面，看起来格外憔悴。我来不及说什么，她作势要离去。没走几步，突然又向我回身。

“我今天心情不好。这个地方造得太难看了，难看、而且惺惺作态，后现代主义像一群蜜蜂嗡嗡嗡地叫。这里的人也是，那么多，那么丑，哪里的人都一样……总之，是我自己的问题，你不要介意。”讲到后来，Lou满脸厌恶被一种疲惫所替代。

那以后，Lou一连多日没去Féroce酒馆，到处都不见她的踪影。我从来弄不明白Lou的心意，担忧自己哪里惹她不快，不敢贸然与她联系。寻机会问罗家祯，他也不知情，只是感叹，一向吵吵闹闹，忽然竟不知去向。

六月的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在créteil soleil购物中心散步，蓦地看见Lou独自在Lancôme专柜试一支口红。她将脸从镜子一侧移出来，朝我们轻快地招手。她的面色略显苍白，干燥、又单薄，像一张即将失形于荒漠中的假面。可她浑身流溢出奕奕神采，如纸灯新换过烛芯，一种内焕的明艳紧攥着我们的注意力。她让我们从一排口红中选出顺眼的色号，我们面面相觑，说根本看不出差别。她皱眉笑骂了我们几句，自己挑了一支紫红色的，当着我们的面涂完下半嘴唇。

“你最近在哪儿，发消息也不回，你不来我们怪冷清的。”其中一个朋友说。

“谁要跟你们这些狐朋狗友瞎混，我忙着呢。”Lou在镜子里打量我们一圈，嗤一声笑出来，又随手抓起另一支口红。

“什么瞎混。”朋友故作愤愤不平，又谄媚地调侃，“最爱玩的就是你，鬼主意一套一套的，怎么突然转性了？”

“你再乱说！”Lou伸手去掐那人的腰。她的指甲新涂了大红色，六月正暗暑葱茏，将甲片衬得像烫伤的小创口。这时，Lou瞥见我，眼露笑意说，“你们这些人都没个正经，我和明磊才是一路的。”

朋友们嘘声一片，Lou趁势说：“要不你们把明磊给我留下吧。”

我们本无要紧去处，不过是信步丈量巴黎的初夏，便留我陪Lou消遣。我们又逛几家美妆店，Lou把新出的产品都试了一遍。我坐在一边，等她与店员攀谈使用感受。那些专柜的女孩都称赞她，有一个亲昵地叫她“中国娃娃”，她似乎也沉湎于这种亲近之中。等我们走出商场，黄昏的前兆已翻涌上来。凉风长驱而来，像一阵尖细的口哨轻轻削过菩提树叶，树影凌乱，因天色黯淡的缘故，影子的边缘非常模糊。远处的天空中，似浮着大量打翻的棕榈油。初时一波浓稠的光泽向外铺延，转而大幅度焚炙起来。

“实话跟你说吧，明磊，我前段时间发了一场高烧，整个人蜕了一层皮。”Lou嘻嘻一笑，好像在讲述别人身上发生的事。

“什么毛病，你怎么不跟大家说一声？”我有些吃惊。

“哎，感冒转成肺炎了，我小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没什么大不了的。”Lou说得轻描淡写，眯起双眼望着夕晖来处，脸上沥一层暗金，“我跟你去国家图书馆时，刚开始咳嗽，大概人也有些恍惚了。”

“你早点说，我们就不去了。”我歉疚难耐。

“哪有那么严重，就是……”Lou垂下眼睑，重新抬起时像下过某种决心似的，“其实我原有一个法国男朋友，相处了好几年，前阵子突然提出分手。他没告诉我原因，我也没问，一怒之下就从他家里搬出来了。恰好又逢生病，一下子有点应付不来，好在现在没什么事了。明磊，今天能碰上你真好。”

Lou平时随我们嬉闹无度，但对自己的事情一贯绝口不提。不期向我坦言，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一来多少有些受宠若惊，二来Lou私下保持着一段那么亲密的关系，朋友之间无一人知晓，想来低落而觉不可思议。Lou见我失语，解围似的笑起来，轻拉我的袖子说：“你要去我住的地方看看吗？就是刚租不久，东西还没收拾好。”

我们匆匆吃完晚餐，Lou引我往商区北面的一条小巷而去。沿路兜转几回，步行约二十分钟，终于走进一所破落的街区。

得知Lou住在附近，我大为惊讶。周围的房子造得崎岖不平，像一头远古猛兽张大的口。沿街商铺开了遍地，有些已经打烊，几块破损的幕布垂下来。二楼外墙上多糊着海报，被一场场雨洗得褪色。孩童倒吊在树干上，扮作秋千。夜色深处，有人高声呼喊某个名字。这里虽不算贫民窟，但也是典型的3A聚集区(Asian、African、Arabian)，治安混乱。我屏住呼吸，跟着Lou往里走，她住在一栋房子的二层。

Lou打开门，一间二十平米的单间暴露在眼前。几个打包箱堆在一边，靠内壁一侧，衣架上挂满各色奢华的服饰，不亚于剧院的后台。她先我一步走进去，带上了卫生间的门，说下水管道有问题，这几天都是异味。我一心想着关于Lou身世的传言，对比当下这寒碜的遭际，不免心酸。Lou倒不以为意，迅速铺平沙发，又拿出一对tiffany的红酒杯。

“一个女孩子住在这里，还方便吗？”我吞吞吐吐地问。

“怎么不方便呀。这间房子价格便宜，朝向好，一天最长有六小时能晒到太阳。别看楼下摊位乱糟糟的，日常需要的东西都有。”Lou说着，往杯子倒了气泡酒，空心小颗粒从桃粉色的液体中缓缓升起。

我们大口喝着酒，一道道转瞬即逝的清凉滑过喉咙。Lou像是察觉了我的不安，却也不道破，只笑着往我杯中添量，不久又换成一种白葡萄酒。

“你想什么？”我正走神，Lou忽然问我。

“没有特别的，为一篇小论文发愁吧。”我掩饰道，尽管这句话也有一部分属实。

“我知道你想什么。”Lou咧嘴一笑，下午涂的口红已被她吃了大半，“你肯定觉得我虚伪，故意骗你们，凭那种傲慢的姿态得了许多好处……可我总要生活，谁不想当个体面人，除了姿态我还能靠什么。明磊，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体谅我，也不想解释什么，只不过觉得你可能理解我。我一个人在巴黎，连说点真心话的朋友都没有，人对‘真实’多少都有需求的。”

“我理解。”我说，几乎嗫嚅。

“哎呀，你别愁眉苦脸的，又没发生坏事。”Lou向我晃了晃酒杯，做鬼脸想逗我笑，“你这样我都不敢说了，我比你们以为的要差得远呢。其实我都没读过什么书，中学就到巴黎来了。”

夜色愈发茂密，那盏立式台灯是房里唯一的抗衡者，反衬之下，光线更聚焦地往我们身上落。由于沙发太过狭窄，Lou坐到与沙发呈直角摆放的单人床上。我向她望去，看见床头柜里杂乱堆放着首饰、香水瓶、棉签、笔、本子，还有几罐烧到一半的Diptyque蜡烛。混杂的香味如音调流过来，总体清淡，像经夏日湿漉漉的雨漂洗过一番。

我至此才知道，Lou与我都生长在东南沿海一代，童年环境多有一些近似——春秋两季短暂到不可触，过于丰盈的雨水填往日常空隙中。父母忙于生计，儿童最初几年都随祖辈度过。Lou的家乡是浙江的一个小县城，距离上海200多公里。她父亲年轻时当过田径运动员，左腿骨裂后没恢复好，县城的医疗资源也有限，落下瘸腿的病根，从此只在当地各户厂家之间做临时工。母亲长相出众，美貌为她的梦提供了过量辎重，以至于她一生都过得浑浑噩噩。儿时，母亲带她到上海董家渡买布料，走到十六铺外滩，竟有照相馆愿免费为母亲拍照。母亲为此引以为豪了好些年，又像笑纳照片似的，招迎来一段又一段的情感追逐。父亲发怒、打骂、日日酗酒以隐忍无从改变的一切；母亲一次次崩溃哭泣，接着像为了证明什么似的，反而变本加厉。在Lou念初二那一年，母亲带她跟一个男人偷渡到巴黎来……

“她很快就病死了。我知道她的，像她那种过法，本来也很难撑得久，早点结束该算幸运的。”Lou仰头，轻轻拉伸着肩颈相连的肌肉，一种微乎其微的酸疼感在体态里扩散。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跟你母亲偷渡呢？”我问。

“我为什么跟她偷渡？”Lou重复了一遍，面露困惑，好像她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已经过去很久了，哪还能记得那么多呀。不过，我一点都不后悔来这里。巴黎是个大世界，只要你全心投入，它就会待你殷勤。我相信这个。”“不要太累就好了。”我说。

“明磊，你千万别替我难过。那些不好的事情，都过去多少年啦。我以前是有点想不通，但现在完全不在意了，真的。”Lou快活地跳下床，光脚踩着地板，一面草草收拾茶几，洗过双手。片刻，她重新躺下，把床头一本棕色皮面笔记本递给我，说：“这里面有一些我翻译的法语诗，你能给我读几段吗？我有点累了，大概很快会睡着。今天太晚了，你不介意的话，就在沙发上睡吧。”

我翻开本子，Lou对阿波利奈尔的偏爱尽在其中。我随手选了一首叫《离别》的短诗，译文一共没几行，页面上却是字迹与划痕斑驳相生，Lou似乎改过许多次：

不知不觉，Lou轻声打起酣来。绵长的呼吸声在房间里明灭，像有人慢慢往一只彩球里充气。我仍在为当日涌来的大量信息不平，以致久无睡意，便一页接一页往后翻。蓦地，笔记本最后的夹页里掉出一张信纸，折叠成方块。我小心翼翼地将其铺展，漫长岁月噬尽了纸张中的水分，纸质脆得像经油炸过，边缘亦泛出层叠的黄。

信上的笔迹堪称娟秀，一路精细、流畅，似乎是草拟了几稿后誊写的。读了几行，我推测是Lou中学时代的好友写的，以送她远行。而我的目光不时回到信纸最上方——像巨轮的风帆悬挂之处，那里写着Lou的中文名字：林初静。

我合上笔记本，起身将台灯里摇摇欲坠的光线拧熄。夜彻底遮盖下来，纯净的夜，消弭了事物之间的分寸，就像时间被烧毁后撺落的粉尘。昏暗中，我轻轻眨眼，直到适应新的视线环境，又觉得了无意义。

我辗转不止，一直处于最浅的睡眠状态之中。

半夜，听见一阵微弱的吸涕声，便迷迷糊糊醒来。我抬眼往里看，Lou弓起背，面朝墙壁，身体如流电似的微微颤动——她在抽泣。

那年仲夏，我接到Lou的电话，据我们上一次见面已有十多年。她的声音被电磁波兑换出来，我一时恍然，仿佛这些年我们从未真正失联。她亦在某个地方随我生长，草蛇灰线，有一天猛地跃出沙尘。电话里，她声称自己正在上海，如果方便，希望与我见一面。我一口应承，说等问过在上海的故交后，请她和大家一并叙旧。她连称不用，只是有私事拜托我，并请我替她保密。我们匆匆商议时间后，她挂断电话。

这是二零一零年，一个幸甚至哉的年份。五月初，世博会正式向公众开放，园区里客流日日如骇浪滔天。我被调到主题演绎部，主要统筹上海世博会展览的评奖，此外亦有诸多琐事缠身。办公室在城市最佳实践区里，浦西离家近，有时下班可顺路接女儿。

那一年，女儿五岁。她出生时面带一块胎记，半张脸大小，暗红鱼形，据说长大会稠成青色。我和妻子每月都带她去医院，激光治疗，逐渐淡化。女儿很少谈及胎记，只有一次姐姐来访，女儿对姑妈解释，她脸上是不小心沾上的番茄酱。妻暗自哭泣不止，自此以后，我们把女儿送去学滑冰、游泳、攀岩，迫使她注视户外辽阔开朗的世界。我常靠在滑冰场的围栏边，远远望着女儿。她奋力踩住滑冰鞋，前倾以控制微小的身体。起初摔倒在所难免，慢慢便可以大步跨出去，在冰场里绕行一圈又一圈。有时她玩累了，滑到我站立之处休息，无意间向我展示她眼下所遭受最大的困境——汗水细渗，胎记那一侧的脸比平日更红。那一瞬间，我难以置信，这块红斑竟是我和妻子焦虑、痛苦的来源。除此以外，女儿所拥有的一切都何其富余。我想起自己的儿童时代，一无所有，荒原一片。那些年，我成天去弄堂深处的井边探水。听老人说，凡有大事发生前，井水必有异兆。然而，清晨、黄昏、哪怕是夜来香统据的时刻，井水永远同一副模样。某一日，井忽然被填封了。

翌日傍晚，我和Lou约在一家本帮菜餐馆。走进大堂，嘈杂人声织成一障薄雾。地板以蓝白小格马赛克瓷砖铺就，明黄灯光一落，颇有几分怀旧意味。为寻一个私密的环境，我提前预订了包厢。推开门，Lou已坐在里面。和过去相比，她长相的变化并不算大，乍见依旧美艳。那条豆绿色的连衣裙看起来飘逸、柔软，沿袭了她往日的风格，但令我诧异的是，穿在她身上竟显得那么不合身。见到我，她的面部下意识笑起来，饱满而持久，反倒有些不真实。

我对餐馆还算熟悉，照经验点下五六道菜。想让Lou试试店里独酿的黄酒，她却说已经戒酒。我开玩笑，连你都不喝了，我们当年的狄奥尼索斯俱乐部算是彻底散了。Lou含笑不回话，貌若拘谨、得体，过去那副伶牙俐齿失了行迹。等菜逐渐送上来，我们的交谈才稍微流畅一些。Lou说起我离开法国之日，她本想送我，但犹豫之际错过了。我说没关系，听他们说，你赶到机场后航班已经起飞了。Lou有些惊讶，自问似的说，我去机场了吗？我忘了。不管怎么样，明磊，我早就原谅你了，我那时还是把你当作最好的朋友。

讲到后来，Lou这一趟回国的缘由逐渐明白。早些年，她和法国人离婚了，用她自己的话说是“逃脱成功”。她把法式浪漫指作一种虚荣，对实际生活不仅毫无裨益，反而误事。两人正式分居后，孩子随Lou一起生活——我打断她，你以前不是讨厌小孩，很排斥生育吗？Lou移开视线，原本交叉握紧的十指忽然松开，双手抽回桌子底下。Lou摇头说，也不是讨厌，怎么说呢，我现在知道了，人说过的话都是不算数的。我点头，暗想许多事确实如此，世上的流动性实在难以捉摸。Lou又朝我望一眼，紧咬着嘴唇，像在杜绝某种发颤，我从未见过她这副模样。她缓慢地告诉我，孩子得了急性白血病，眼下先要挺过这一关。

包厢里闷得很，久坐竟有些窒息。我起身把窗打开一牖，时值夏日，即使入夜马路也满盛清亮的光。我感到正身在一场梦中，所见之物随时会形变。我在时空一隅站定，却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待我重回座位，Lou已平静不少。我这才明白此番重逢时Lou身上的那些异常——她被命运剥落的锈片堵塞了，变得迟钝、游移，她竟在忍受一切。Lou抬头问我，怎么样，你能借我一些钱吗？我保证，一问他爸要来就还你。我转头避开她，问，大概借多少？她似乎有些拿不准，三十万？二十万也行，其实我对人民币没什么概念，二十万也就是三万欧左右……房间里寂静一片，空间正对我们进行某种凝视。我搪塞说，这不是小数目，要和家里商量才能决定。Lou说，好，我等着你。

我们又聊起一些别的，但都已心不在焉。没等服务员把赠送的果盘端上来，就打算离开。临别前，Lou取下一张没用过的纸巾，折成鸟的形状，摆在餐盘前。这是她固有的习惯，一种来自顾客的独特感谢方式。我不禁被这调皮逗笑，对她说，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啊。谁料她闻言一惊，缓过来后，不无伤感地说，哪有，我明明老了很多。

巴黎的春天似一种障眼法，日历撕到四月，一路晴空寥寥无几。有位法国女同学曾夸张地表态，愿意用两年内收到的所有鲜花去交换一场真正的春天。不过现实中，她仍旧每周重置花瓶，雨、雪、雨夹雪也毫不客气地侵略着巴黎的春天。有一阵子，Lou也喜欢以此开玩笑，逢人就说“Il fait beau，c’est le printemps.”（天气晴好，春天来了），这是她从蓬皮杜中心语音室里听来的，或以为应景，便成了口头禅。

自从知晓Lou的身世，我和她相处常觉不安。也许我天性怀藏一种直兀，一旦心里悬起秘密，就无法对虚假的表面无动于衷。朋友们聚会时，我总是忍不住偷觑她——依然明亮、欢快、轻而易举地占据主角的地位，可这种落差更令我心酸。一些小事上，我情不自禁地袒护Lou，以致不少朋友私下来问我，是否在追求Lou。

有一次从Maison des Langues教学楼出来，卫苇特意拦住我问：“明磊，你这人不会逢场作戏，该不是认真的吧？”

我被她煞有其事的一瞥弄得紧张，本就不善社交，顿时更加手足无措，谈吐也支支吾吾起来：“你听说什么了？”

“你太单纯了，凡事当心一点为好。”卫苇意味深长地望了我一眼。她原本还想说更多，不抵她同学在远处招呼，只拍拍我肩膀就走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卫苇与Lou的微妙过节，对女性之间多枝节的关系亦无从领会。卫苇的警告听来有几分别扭，但于我而言，并不值得深究。直到春日为阴霾耗尽，又一年六月衔接而来，罗家祯组织一众朋友去卢瓦尔河谷的别墅消暑，我才察觉卫苇与Lou已闹到互不交流的地步。

白天，我们坐船去地底河探险，蝙蝠像小型战舰在头顶巡查。上岸后沿河徐行一段，女孩们信手摘一些卡罗莱纳茉莉、杜鹃，一到镇上就钻进酒馆。罗家祯对享乐极具天赋，和他在一起，我总被迫抛开平日里苛刻的自我要求，倒也自在。夜晚亦是无尽宴饮，这两年临近毕业，朋友们各有所忙，不再如饥似渴地扑在牌局上。偶然凑齐打一次德扑，反而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怀旧感慨。那天我们躺在别墅底层的地毯上，罗家祯兴致勃勃地摸出一副扑克，但大家都已精疲力竭，说喝酒闲聊便已足够。卫苇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气派，从冰箱里拿来龙舌兰和绿茴香酒。其他几个女孩起身，帮卫苇筹备。几乎是一气呵成地，洗杯子、制冰、开瓶。白日里从农贸市场买的橙子挂在一侧，忽然有个女孩喊着，说要为大家调Tequila Sunrise，此地虽无石榴糖浆，勉强以黑糖代替也无妨。Lou缓缓坐起来，丝毫没有帮忙的意思——从早晨起即是如此，朋友们不自觉分为两队。一队由卫苇领着几位女性好友，另一队则是簇拥着Lou的男孩们。

卫苇暗自与Lou较着劲，她与女朋友们似乎共享着某种关于Lou的偏见，这使她们凝成一个更为紧实、锋利的团体。我途经厨房，听见一个音色清脆的女孩小声说“那个老公主又在作什么妖”。语调并不像疑问句，旨在揭发一段令人厌恶的事实。那些年，女孩们总显得神秘莫测，或许因为她们凭态度而非语言传递信息。我不愿听她们多说，却也立刻意识到是在讲Lou。从卫生间折返时，厨房里响起卫苇带哭腔的抱怨，断断续续，像一根接触不良的电线供着一串明灭不定的灯泡。回到大厅，Lou兀自和朋友们谈笑风生，一会儿拉着这位耳语，一会儿又嫌那位注意力太涣散。大笑从她喉管中升起，如阵浪，似焰火，高饱和度的正红色唇膏封在她口上，叶脉分明的唇纹让她看上去无异于一个女巫。在我离开巴黎多年后的一日，蓦地想起Lou的笑声，忽然发现她是我认识唯一一个那样笑的人。她的笑法里藏着一副多米诺骨牌，一发不可收拾，听来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滋味。张口大笑的时候，她仿佛把自我的一切成分都抛弃了，而用剩余的肉体填充、扩张那个原本并无多少幽默感的瞬间——就像对着虚空的一阵呐喊。

朋友们喝得昏昏沉沉，渐次回房休息，等待漫长的睡眠将我们引向一个新的好日子。我没有喝多，只因心中一派空落落，无意以酒水浇灌。也难以入眠，长久地躺在床上，听那架古老挂钟里秒针的节奏。半夜，隔壁房间隐约传来说话声，狷急、忽轻忽响，似在吵架。那是罗家祯与卫苇的住处，我正犹豫是否要去察看，吵闹突然转为一阵器物摔打之声。

我被墙壁震得挺起身，慌忙去开门，恰看见卫苇匆匆往楼下跑。没有第二个人从隔壁房里出来，动静喑哑下来，如烛火为强风所湮。说来奇怪，因这一股动乱，我满怀失落反而稍加释然。于是，我回房间拿取烟与火，向那扇吞噬卫苇身影的大门走去。

我久未在凌晨外出，乍感之下，不免为四处残存的寒意惊讶。月亮已从中天倾斜，暗扣似的别在暗褐色的幕布上。郊野虽无楼障与光藓，但这日天空晦昧，星辰都借宿在低处的云烟背后。在一片崎岖的树影下，卫苇瑟瑟站立。丝质的吊带睡裙很鲜亮，把她身体精巧的弧线勒得分明，也许是她为此行特意准备的。只是当着眼下氛围，女性肉体罩在一种惨淡的白光里，也无魅力可言。卫苇早就望见了我，但一直到我小跑至她面前，才凝神向我投一眼。她仿佛知道我要说什么，知道横亘在他们之间的问题已被我察觉，末了凄然一笑。

“对不起，被你看到这种丑态。”卫苇说。

“抽烟吗？”我按下打火机，眼见幽暗的火钻进烟草之中，抬手时一粒红星在半空中滑动。待她吐了几口烟圈，我感到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便模糊地开口，“我和家祯认识这么多年，他表面上贪玩，其实心里最拎得清不过，不会真有什么事情的。”

“你不明白，这根本不公平。”卫苇说着红了眼眶，眼泪顺着她微微凹陷的面颊滚落，像黑夜里某种草露。“我跟他闹过好几次了，他完全不当回事，反而怪我小心眼。你猜他怎么说，世界上什么人都有，避是避不过来的，既然都是朋友就得好好相处。我也知道不会出事，我就是气不过，她这种人最可恨，自己什么都有，就想着侵占别人的东西，从刺激里图点乐趣。你说傻不傻，男人们都看不穿这些小伎俩。”

“她没什么恶意的。”我轻声说。

“你别向着她了，她当然有！”卫苇急躁地说，“只不过你也是男人，她的恶意对你没有伤害。你也感受不到，她在蔑视我。”

“不是我向着她，其实她也是一个可怜人，你和她比强多了……”我解释道。

卫苇冷笑起来——事后回想，当时触动我的并非她的挑衅，或她对我的不信任，不是一类东西。她明显地失望下去，露出一副自我弃绝的样子。鬼使神差地，我忍不住透露了Lou的身世。一开始只谨慎地提述几句，为了阐释清楚，不由得越讲越多，最后乃至全盘托出。那时我一心所想的，只是消除她们之间的误会。我让卫苇不要担心，Lou不可能对罗家祯有什么爱慕；同时也指望，卫苇能因Lou的遭际而谦让她一些。

卫苇边听边瞪大眼睛，好像一个新近死亡的人被巫术猛地唤醒。由于别墅地势临水，纤冷的风自丛林外钻来。卫苇聚精会神地听着，她的手臂被冻得起鸡皮，而她浑然不觉。她像在听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可接着却哈哈大笑，不一会儿面色又凝重了。她的情绪飞速变化，我一边说话，一边生出一种恐惧，剧烈的心跳直提至喉咙口——但在那时候，已经无法停下了。

事情不知不觉就发生了：旅行结束后，Lou又一次从朋友群里失踪。不过这一回，她的行踪倒无人问津。有一次在学校里遇见丁浩，我试探问他，Lou最近去哪里了。丁浩爽朗地笑了，她的老底被揭穿啦，还怎么混下去。他又说，明磊你真老实，所有人都知道了，就你消息不灵通。

我的额角渗出汗水，细密而痛苦的液体，发烫时好似针扎。整个七月，接踵而至的八月，这种难耐的症状不期便爆发。好几次在课堂交流的中途，我猝然失语，脸被浸得湿漉漉一块。论文也毫无进展，连导师都写邮件，敦促我去医院做检查。然而，就我的体感而言，好像只是那年夏天特别热，以致我有些神志不清。到秋天时，周围已经没什么人谈论Lou，我渐渐也就把她忘了。

那年的一战停战日逢礼拜四，校历照旧放假一日。前一天晚上，罗家祯拉我到第二区蒙马特大道的餐吧欢庆，说是要聚众献上一份“中国友爱”。气候转凉，卫苇穿着尚未装上狐狸毛领的皮衣，格外光彩照人，进门时甚至有法国人吹起口哨。一坐下来，朋友们紧锣密鼓地点上栗子泥、蓝莓果酱、欧石楠公鸡、尼斯焖菜，一盘算仍不够尽兴，罗家祯又按人头点了烤羊排。酒自然不可少，也挑了平时很少喝的昂贵品类。几杯下去，体内的诚挚似蚌壳打开，朋友纷纷吐起苦水，也有的说起将来毕业以后的打算。罗家祯说，刚念医学院时，成天以治病救人为理想，把医生当成多神圣的职业；现在早就脱敏了，死生无常。

我无甚酒兴，稍喝一杯，混在嬉笑的人群中不语。我们的位置靠着窗户，可望见街对面的蜡像商店，再往前五米是人流窜涌的餐吧正门。我隔窗闲望一阵，越到夜晚，路上行人反而越多。对面橱窗里摆着一具女仆蜡像，黑发蓬松，头戴扇形软帽，面孔黄里透红，好像是一个黄种人——她正和我一同望着街道。两个法国男人正搂着一个女人从她面前走过，那女人脚蹬十多公分的高跟鞋，走起路来却毫不费力。女人笑个不停，直起腰后，随意往男人们的身上靠。三人一拐弯，推开餐吧的门，把门上的紫罗兰风铃弄得叮当作响。

我早就怀疑此人是旧日相识，待那女人卸下衣帽入座，我惊诧地发现那竟是Lou。顺着我莽直的视线，其余朋友也看见了她。才小半年不见，Lou完全变了副模样。大概与她那天的穿着有关：一身黑色紧身连衣裙，胸部与腿都露出大半，叫人看得生冷。我们两桌离得很近，朋友们多少为这意外重逢而错愕，瞬间一片沉默，连呼吸声都收得干干净净。

倒是卫苇先反应过来，她猛然站起来，抄起大半杯红葡萄酒，快步过去。我们还不知怎么回事，卫苇已一扬小臂，难得点了的好酒，全部泼在Lou脸上。Lou尖叫一声，她裸露的脖颈被染成绛紫色，两侧碎发滴着水。她的同伴们也被唬得愣住了，大概以为不便参与女孩间的纷争，只低头擦飞溅在自己身上的液体。Lou用手捋掉睫毛上的酒水，睁开眼睛，盯着卫苇望几秒。Lou的一个同伴回过神来，小声劝说她快点离开，见她木讷地坐着，就自顾自地架起她往外拖。Lou也没有反抗，只是双眼始终牢牢固定在卫苇脸上，像一支目标分外清晰的利箭。临出门时，她露出一种极为甜美的笑——那便是她留给我们的最后影像。

我弄明白卫苇与Lou那场恶战的由来，已是好多年后的事情了。亏得罗家祯一时高兴说漏嘴，真相到底现了面目。原来，Lou消失的那段日子，唯独与罗家祯还有联系，两人甚至睡过一次——确切地说，属于嫖，事后罗家祯付了300法郎给她。Lou故意叫卫苇知晓此事，光是这挑衅的劲势，足以让卫苇暴跳如雷。至于暗地里，卫苇与罗家祯又闹过什么矛盾，因他们保密工作做得好，当时我们谁也都没看出来。

借款一事，前后拖了一个月有余。有一日凌晨，Lou给我打过两个电话。我睡眠欠佳，每要得一分休憩，就好像从天花上接一滴落下的水，艰难、焦虑重重。因此，夜晚往往将手机调至静音，好保全无人打扰的寂静。读到Lou的未接来电，已是次日早晨，因匆忙赶去单位，便也徒留手机里亮着红点的记录。

待这事再度浮上议程，我想到罗家祯。他毕竟对Lou了解更多，踌躇一番，还是同他联络了。罗家祯接起电话，大口喘气，一边咄咄埋怨说，明磊，我刚从手术台下来，二十个小时没睡了，一般人电话我不接的。我一意记挂Lou的事情，烦闷不堪，也无力与罗家祯戏言。于是，径直把与Lou见面的过程讲给他听。他半晌不说话，不久又长叹了一口气。他说，这事情有点古怪，你看到过她儿子的照片吗？说不定是假的呢。如果真的情急，她为什么阻止你告诉我们？她为什么不向我们来借呢？我一时发愣，张口结舌。罗家祯听我久久无言，又补充说，明磊，你知道我的。我一向不喜欢讲别人坏话，但是……这女人就是一个婊子啊，你怎么还去管她的闲事。

大约两星期以后，我在园区的办公楼下遇见Lou。她新烫了头发，用镶贝母的发夹盘起，松松垮垮，几缕碎发衬在夸张的棋盘格耳环后面。她化妆似乎有点用力过猛，经太阳一晒，白皙的粉愈发具有颗粒感，沿皮肤粗粝之处干裂开来。那天有些小风，把她一身红裙吹得飘飘然，裙摆在她小腿上乱挠，好像烈火啃噬她的肢体。说来羞愧，我见到她着实吃了一惊，尽管如此，我迅速修整了心态，若无其事地同她问好。

“哎，你想来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去门口接你，省得你买票排队。”我说。

“不用麻烦，我碰巧来逛世博会，想着看看你。”Lou话音轻柔，好像和她过去全然不同，但说到底，我对她昔日的形象也记得不真切了。她问我，“最近还好吗？”

“除了单位忙，其他都好。”我转念一想，或许她是侧面问我借款的进度，于心不安，就闪烁其词地解释，“上次的事情，我和爱人谈过了。我们自己每月要还上万房贷，老丈人重度痴呆，住在护理院里，开销像火烧一样。你看这样行吗，我们凑个两万给你，多少可以支撑一阵，你也不必还的……实在抱歉了。”

“没事的，他上周已经去世了。”Lou的面目镇定、自然，甚至看不出克制的痕迹。

“太可惜了，节哀。”我说。

“没事的。”她点点头。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问。

“不知道，我想还是要回去的。”

她兀然伸手，与我一握，一枚带锈迹的戒指磨得我生疼。接着，她转过身，往密匝人流之中溯洄而去。风势又增了两三分，絮状高积云卷到天空中央，眼看将有雷雨驾临。那条长裙艳红的雪纺料子不禁乱颤，她娇小的身躯隐没其中，犟犟朝上方拔挺，就像一把舞扇的竹柄。

我一路目送她，任凭无法挽回的距离在我们之间发生。倘若她不是如此急切要走，我或许会问她，她准备回哪里；在无尽的重置之间，她是否真能找到一种斡旋的方式，以便客居于得体的生活。可没过多久，我又庆幸她及时离开，避去这些多余的盘问——她终究是聪明的。她的形影，也从来都是引人注目的。只是眼下，她已走远，褪得那样小，无异于从回忆里生出的一粒红色靶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