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数月，上海山阴路大陆新村两栋不显眼的三层楼房——九号与十号，匆匆步入两个中国男人，这让盘踞在此的那家日本侨民着实吃了一惊。

此二人，一为高个中年，目光炯炯，身形挺拔，西装合身，气度俨然，看上去就是有主见且见过大场面的；一为中等个子青年，随身左右，亲密中面有谦恭，当为助手。二人话少，脸色亦是温厉的，说着地道的日语，让人感觉他们是留日归来的师徒，日本人眼里的高等华人。

此前，这家日本人已听说，有中国人花重金买下该楼居，但未承想这么快就搬了进来。他们本想套套近乎商议一下，等自家动身回日本后再让人迁入，谁料这两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中国人，走进客厅，径直打开地铺，就安营扎寨。那架势分明是催着占客速回岛国，让他们无言以对了。

那个高个中年，就是吴觉农先生。不管以往身份有多显赫，此番也只能带着弟子张堂恒使出这一招“江湖手段”了。这位在抗战时期曾经担任民国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专员、香港富华贸易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茶叶公司协理兼总技师及技术处处长，这位在重庆复旦大学创立中国第一个高等学校茶叶系的教授，在福建崇安设立中国第一个茶叶研究所并任所长的大人物，抗战胜利后从武夷山归来，却落得个居无定所之窘境。好在他年轻时在日本结识的老友汤恩伯，此刻在上海正炙手可热。作为抗日名将，煊赫一时的汤恩伯已出任上海地区受降主官。遥记当年金戈铁马，赴阵杀敌，吴觉农曾在上海新雅酒店设宴送他。如今这“壮士”凯旋，安能不念旧友之情。得悉他这么个国宝级人物竟然无处安身，汤恩伯豪迈地一挥手说：“要什么住宅，自己挑去！”

日伪遗留的房产多，汤司令一句话，好房子随他挑！不过吴觉农对汤恩伯从来都有些疏离，当年去火车站送他上战场，有一幕至今让人扎心：当着那些送客的朋友，为了一点小事，汤恩伯抡起巴掌痛打勤务兵大耳刮子。这种毫无顾忌的戾气让吴觉农不管什么时候想起就内心一紧。他们虽然是江浙老乡、老同学，但毕竟不是一路人啊。

吴觉农未选高楼大厦，也不要豪华别墅，独独看中的，就是这两幢三层小楼房。

日本人虽然在此居住经年，可又怎会知晓此楼分量——它正是鲁迅先生的旧居。吴觉农与鲁迅也算是绍兴大同乡，又同在日本留学，归国后同在上海，他们是曾有过不少交往的。他敬仰鲁迅，担心若不抓紧，这楼会落入他人手中。这正是他还没等原住户回国，就先在客厅里占住下来的真正原因。

其间，吴觉农生了一场小病，卧床之机，读老朋友王任叔的著作《风下之国》。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始终看完，只是因为那是可能写到愈之和兹九的。”

日军占领南洋后，吴觉农和总角之交胡愈之就长期失去了联系。读《风下之国》，忆风雨故人。彼时吴觉农的这位同乡挚友早已是中共重要人物，而觉农先生本人目睹国民政府之现状，也深知这百足之虫虽死而未僵，但亦无法再起死回生了。

吴觉农，从晚清到民国一路行茶而来，他了解1886年中国茶叶产值曾创下历史新高，总产量攀升到23.5万吨，出口13.4万吨，雄居世界首位。不过一个甲子，中国茶园面积只剩200多万亩，总产量4万吨，全年出口不到1万吨，凋敝日久的中国茶业，在国际贸易总量中早已微不足道。

抗战末期，吴觉农曾豪情万丈，亲手拟定《战后茶业建设计划草案》七个方面的规划。他提出，“抗战胜利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国茶制造的利用机械”。但现实是他连解决自身温饱也成了问题。研究所解散了，他这个所长何去何从？根本没到“怎么干”的时候，而是连“干什么”都必须重新掂量。吴觉农恰如当时中国众多知识分子，被时代推动着，重新选择同道中人。大多数人疾速向左翼转向，以为无论如何，新的总比旧的要强，绝大多数中国自由思想者不想当一艘沉船的殉葬者。而新世界就是冉冉升起的红日，是地平线上已经看得到桅杆的航船，是一切抱负可以重新开始、一切梦想可以实现的所在——大丈夫顺势而为，有什么理由不跟着时代一起向前呢？

这时，吴觉农的老朋友、中国社会活动家孙晓村找上门来了。孙晓村可谓左右开弓，一面担任上海法政学院的教授，一面筹建上海兴华制茶公司，私下里还从事共产党新四军在沪的商业活动。他请吴觉农弃官从商，筹办实业，出任上海兴华制茶公司总经理。就此，1946年至1949年春天，吴觉农进入了他短暂的实业救国时期。

行家接手后的上海兴华制茶公司，地点就设在上海四川北路一幢三层大楼里，一时人来人往，门庭若市。借此人脉及经济实力，吴觉农立刻与同声相契的人们集结在了一起，同道中人如雨后春笋般冒将出来。原来这么些老友都是共产党人啊，他们向他展露了潜伏多年的真实身份，邀请他参加共产党人的光明事业。嗐！多么推心置腹的信任，多么紧张刺激的生活，多么热血沸腾的理想！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合众企业公司”，购运解放区所急需的物资；他参加“小民革”的组织领导工作，协助进步人士向海外转移；他参加各种聚餐会、座谈会，集会、声明、抗议、声援……现在从事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新中国的早日到来，到那时就可以实现机械制茶了！吴觉农披着一身茶衣，轰轰烈烈地开始步入新的政治生涯。

上海兴华制茶公司，很快就成了一个政治活动的掩体，一个无暇顾及经济行为的公司。开业不到两年，生意兴隆的公司就被国民政府的金融危机拦腰切断。尽管有个汤司令挡着，吴觉农也避不过一群特务的嗅觉。他到底还是被列入了国民党黑名单。上海兴华总公司盛极而衰，吴觉农的目光，投向了茶木葱茏的浙江老家，他少年时代求学的省会杭州。

吊诡的是，此时的杭州，一群扎在茶堆里讨生活的茶人，却把目光投到了上海。真正的商人总是拥有最灵敏的嗅觉，他们竟然能够在一团乱麻的接收日产行动中，捕捉到政府接收了上海由日商经营的精制茶厂及机器设备，并进行标卖。正在杭州翁隆盛茶庄担任总经理的郑志新，觉得这是一个天赐良机，而且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立即组织众茶人赴沪抢“头口水”喝。而杭州春茂茶厂更是一马当先，迅速从中央信托局杭州分局、上海中兴茶厂等单位购置了一批铁木制茶机，建厂于望江门直街，并聘请曾任祁门茶厂厂长的陶秉珍为技师，撸起袖子就这么干开了。

胜利的欢跃，让他们看到了跳起来够得着的高度。毕竟经济开始回暖，西湖边开始弥漫起久违的龙井豆奶茶香，杭州茶商界人士纷纷开起了精制茶厂——汪裕泰、之江、春茂、大德、和丰、大成、复泰、信记……西子湖畔的市井生活开始恢复了！

吴觉农再次提出用小型机械制茶的设想，得到了夫人陈宣昭的支持。杭州之江茶厂，就此由吴觉农先生牵头在杭州长明寺巷开设。这条因五代时建有长明寺而得名的古老街巷，从此穿梭着南来北往的茶界精英。吴觉农从台湾购进一整套眉茶精制机械，在一贯保持土法制茶传统的中国，杭州之江茶厂算得上是第一家机械制茶厂了。与此同时，吴觉农与胡浩川又合作翻译并自费出版了美国人乌克斯的《茶叶全书》中文版。书倒是印出来了，但兵荒马乱之际，谁还读书品茶？吴先生倒也坦然，一堆书就临时堆存在杭州之江茶厂办公室里。这办公室倒也有趣，还搭了一个阁楼，专门用来让吴觉农的那些上了当局黑名单的“战友”储存“行李”，因为此处算是当时最安全的地方了。

1948年秋冬之际，国共两党的胜负已见分晓，国民党军队已呈土崩瓦解之势。一个湿冷的雨夜，吴觉农从上海返杭，来到法院路一幢两层的青砖楼前。此乃马寅初先生杭州的寓所。小楼对面就是岳王路，有南宋初年岳飞的家府；小楼旁边那座小亭名“银瓶亭”，亭旁之井为“银瓶井”，传说是岳飞女儿银瓶投井自尽之地，故岳王路旁还有一条孝女路。站在马老家楼下往西湖望去，湖边还有一条蕲王路，那是纪念韩世忠的。1916年，十九岁的吴觉农在浙江省甲种农业专科学校毕业留校任教后，也常来这一带走动，一晃三十多年过去，又是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代了。

中国知识界早有“唯马首是瞻”一说，这自然不仅仅因为马寅初的学问地位，更在于他敢和国民党当局对峙以致被抓捕关押多年。马老的气节风骨是历代儒士精神的传承，更是当代文人的楷模。这不大的两层砖楼，便成为当时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向往聚首之地。那天晚上，马寅初和吴觉农这两个绍兴老乡谈了许多，关于国事、关于未来，甚至也包括在历史蓝图中他们个人的定位。

只是，即便如此洞察历史进程的智者们，可能也不会想到，同样的雨夜，同样是浙东的才子，同样有国士的气节，在几百里路远的六朝古都南京，有人却与他们恰恰相反，在历史的大潮中逆向而行，精疲力竭，孑然殉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