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对明朝末期一个年份的聚焦，使读者深切感受到了那时中国官僚阶层的运作方式。但是，本书的叙述并不是要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从那时及其以后所普遍遭受的苦难一直是个巨大的错误；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抛弃过去的全部经验，并尽可能地仿效西方来弥补失去的时间。这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谴责中国的官僚制度，并不是要否认全部的中国文化。需要保护的东西很多，因此有必要采取理性的观点。历史学家重新检讨过去的错误，以期为将来提供前车之鉴；但同时也提醒读者，要保存有价值的事物。由此推测，中国应当利用东西两方的经验。历史学家因之有必要将所有的资料，全盘托出。这正是黄仁宇先生所做的事情。

我确信，这本著作将有助于全面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作为本书的第一个读者，我相当仔细地审阅了手稿，而且马上给作者寄去了我的评论，告知我对手稿的印象。我觉得将我写给他的评论转引于此来结束这篇序言倒也非常合适：“这本书资料丰富，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述，属于上乘之作。我不知道还有哪本书比得上它。”

---L.卡林顿·富路特

---斯布丁杜佛尔

---1980年5月2日

黄仁宇先生的《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耶鲁大学出版社，19.95美元）是一部奇特的书。它引人注目，发人深省，却也带有一点神秘的温和气息，恰如本书的主角——明代的官僚们。本书的版权页显示，它也已经被冠以《万历十五年》的书名，由中华书局（北京）在中国出版。

黄教授出生于中国大陆，如今则是美国公民，在此地的大专院校讲授中国历史业已长达十六年。本书的开篇因此而有着美国学术出版物开场白的亲切风格：扉页献辞写着“献给格尔”，一页半的致谢辞表达了作者“非常非常感谢”的心情，而活泼轻快的前言则是出自《明代名人传》合编者之一富路特教授的手笔，意见肯定。不过，本书的正文却一下子将读者引领到明代历史情境当中，仿佛读者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四书”，文渊阁和锦衣卫是如何运作的，还有那位最终摧毁了明王朝的满洲部落首领，名叫努尔哈赤。黄先生在谈到“我们的帝国”乃至“我们的历史”时，总有一种焦虑。显然，中国读者在他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也许说明了他为什么在文中处处将中西和古今进行对比。同样以中国读者为对象，富路特教授在其前言里似乎转而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本书的叙述并不是要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从那时及其以后所普遍遭受的苦难一直是个巨大的错误；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抛弃过去的全部经验，并尽可能地仿效西方来弥补失去的时间。”

与上述信念相反，黄先生描绘了明朝衰落的一个瞬间，注重于对六个历史人物的批评。于是本书相当于一纸诉状。简而言之，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这个说法显示出，作者赞赏并熟知美国宪法乃至其他西方国家文献里所包含的个人自由与合法程序的理想。他将法制和自利与弥漫社会的儒家泛道德论进行对比：

在道德的氛围中，社会体系无法冲破独裁主义者的大网。社会强制被作为公正的替代品，总是自上而下地施加压力。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无论是谁，只要能背诵“四书”的词句，就一定比受自私自利所激发的人更明智……因为政府下大力气执行刑法，没有兴趣支持民法，而乡村领袖都专注于礼仪和社会地位，所以事实上老百姓得不到任何形式的法律服务。他们对自己所享有的权利也从未有过明确的概念。

对这种糟糕的状况，他给出了明确的解释：

血缘关系和礼仪制度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同样，“仁”的学说也是促进中国社会统一的力量。伴随着对血缘关系和礼仪制度的热衷，这一学说日渐成为中国社会过重的负担。几乎紧随着青铜时代而来的是早期帝国的大一统，正由于此，地方习俗和传统实践根本没有机会发展为成熟的民法。“仁”的学说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必须按照这一事实来加以观察。

简而言之，成功损害了中国；“一个高度程式化的社会”过快定型，“个人角色被彻底束缚住了”。黄先生通过传记得出了这些结论。他利用文人政府（明朝没有宰相，皇帝的首席文书，或称为“首辅”，充当了政府事实上的首领）留下的丰富档案，展现了精英阶层中极有才华的几个人，这些人都同帝国体制中固有的局限性作过斗争。

戚继光是一个天才的将军，在这无关紧要的万历十五年年底去世。他使数量巨大但实际不堪一击的军队恢复了元气，独力编撰了军事操典，创制了新的战斗队形和战斗技术，享有因抗击沿海倭寇和北方蒙古人而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功。然而，随着他的保护人首辅张居正的去世及其身后的失宠，这位伟大的勇士被降职了，最终受到责难并被解职，在贫困交加中凄凉辞世。军官们几乎是一个完全世袭的阶层，被认为仅具打斗之长。他们得不到文官们的信任，而后者则专注于克己与中庸之道。任何肇基于帝国官僚政治之外的权力必须得到控制，而“随着戚继光的去世，我们的帝国失去了将它的军队施予最低程度的现代化以图在新时代里生存的最后一次机会”。

1587年去世的还有著名的海瑞。他是一个极度严正的文职官员，敢于在一封公开的奏疏中批评嘉靖皇帝“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在任职南直隶巡抚期间，针对以伪善贪赃而出名的特权阶层，他厉行节约，作风严峻，甚至提出禁止在政府公文的末尾留有空白，以防浪费。然而，他的改革热情很快使他在土地问题上同保守派发生冲突，被迫开始长达十五年的赋闲生涯，其后虽再度起用，但被委以没有实权的闲曹职务，直至死去，历时甚短。“接近1587年年底亦即万历十五年丁亥的岁暮，海瑞的死讯传出，无疑使北京的朝廷大大地松了口气。现在，没有人必须为罢免一个大众心目中的英雄而承担责任了。在同僚和皇帝的眼中，海瑞无聊可笑，又不合时宜。”

第三位叛逆者是想冲破当时社会制度却无法找到出路的哲学家李贽。他对神圣的儒家经典发表了大量的惊世骇俗之论，因其中包含有平等思想的迹象而受到当今中国统治者的喜爱。不过，实际上李贽并没有完全摆脱精英分子和儒家的信条，正是这些信条养育了他。对黄先生来说，李贽的著作起码构成了“一份珍贵的记录，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知识界的挫败。没有这些著作，我们将可能无从探测这挫败的深度”。

张居正和申时行这两位首辅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另一种挫败的实例。我们的帝国因其中央集权和过度膨胀而运转不灵，但他们企图管理帝国的一切事务。他们的这一企图受制于圣贤教育的成规，因之他们最基本的任务是“使皇帝的官员们尽量按古代圣贤的教导行事”：

管理我们这个庞大帝国的秘诀是不能依靠法律或权力去管制和惩罚，而是劝导人们，青年人要尊敬老年人，女人要服从男人，文盲要追随读书识字的人。在这些方面，官员们的表率作用就极其重要。

最为引人注意的人物是神宗皇帝本人，为方便起见，书中以他在位的年号“万历”来称呼他。他即位时不足九岁，到1587年也才是一位二十四岁的年轻人，但他注定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万历是一个早熟而听话的孩子，不仅要学习书法、历史和经学，还欣然履行皇帝所需承担的各种礼仪职责。除了藉田、祭祀天地祖宗和颁历这样的周期性仪式外，每天的早朝也要求皇帝出席。这种日复一日的早朝仪式极端刻板，必须在拂晓之前举行，此前就已成为皇帝难以忍受的负担。包括万历冷漠的父亲亦即隆庆皇帝在内，万历之前有好几位皇帝都荒于早朝。等到万历成年，他也发现即使早朝时间缩短，还是令人难以忍受。正值幼年就已披上龙袍，他既没有玩伴，也没有娱乐。在十岁那年，他迷上了书法，但却被制止了。他的老师、首辅张居正提醒他说，皇帝陛下的书法已经超过了所预想的程度。“张居正进一步说，书法毕竟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艺术，它本身无益于帝国的福祉。中国历史上的圣明君主惟以德行高尚而著称于世，而不是以其艺术才能传世。”稍后，万历的兴趣发展为迷恋骑马、醇酒和美人。尽管皇帝变得越来越难以自律，听不进逆耳忠言，但官僚们对此依然一片反对之声。

万历十四岁结婚，十八岁时王恭妃给他生了第一个孩子。这时，他爱上了另一妃子，只有十四岁却很聪明的郑氏。皇帝希望郑氏的儿子而不是长子来继承皇位，为此跟他的臣僚们疏远了数十年。他拒绝上朝会见大臣，拒绝任命官员，而大明帝国因之越来越滑向混乱无序的深渊。

在万历统治的早期，他表现出了求治心切的迹象。1585年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万历“命令地方官员求雨，但没有任何效果”，于是他决定亲自到宫门外四英里之远的天坛举行祈雨仪式，而且这一路不坐乘舆，徒步前往。“对北京的许多居民来说，这是他们一生中亲眼目睹天子的惟一一次机会。”虽然是一个月之后，但雨还是来了。也是在其统治早期，万历还亲自主持御林军的操练和比赛，四次带着欢乐而庞大的随从队伍去拜谒北京郊区的皇陵——那里正在修筑他自己的陵墓。官僚阶层对皇帝陛下的所有这些冒险活动感到惊慌。围绕着皇帝的每一个行动，他们都加以预防性的批评，从而“成功地剥夺了皇帝出行的快乐”。1588年，万历又一次拜谒了自己的陵墓，此后在皇宫大院里一呆就是三十多年，创下了皇帝怠政的空前记录。在这个王朝的几个世纪里，“君主已经是一个高度程式化的位置，以致没有一个有思想的人能够安坐龙椅”。作为吸引天命的幌子，关键是最高统治者保持静默的威严。在日出后就立即举行的经筵上，时间一久，如果皇帝漫不经心地翘起了二郎腿，讲官就不得不停下来问他：“君主自己难道可以忽视礼仪吗？”除非天子放下二郎腿，端坐如仪，否则讲官就会一直这样问下去。所以没有什么可奇怪，皇帝们会以纵情声色和冷漠无情来反抗；也没有什么可奇怪，在其皇帝角色里表现活力的所有尝试遭到普遍反对后，万历走上了罢工的道路，全身心地去陪伴郑贵妃——还有传闻说，他躲在宫里抽大烟。

在文化反思的当今时代，黄仁宇先生提供了一个有关衰落的研究，这值得感谢。如果说，由可再生细胞组成的生物体为什么会衰死并不十分清楚的话，那么，国家和文明为什么会衰亡就更说不清楚了。每一代人的天资也许是相同的，就像梅尔维尔所言：“朋友们，相信我，今天在俄亥俄河两岸出生的人并不比莎士比亚差很多。”的确，有一些王室成员因近亲繁殖而天生软弱无能，比如法国的梅罗文加王室。但是，对万历皇帝或者他的首辅们来说，他们的问题并不在于平庸无能。首辅们都是通过几乎纯粹的学术成绩爬上这些文职高位的，他们都经过了任何一个精英分子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严格标准的审查。因此，他们瘫痪的原因非在自身，而在于他们奋力维持欲使之永存的文化机制。国家实际上不同于个人，因为它在演进中会对正形成的环境中的特定因素产生反应，然后它本身也变成一种环境，从而阻碍更进一步的适应性调整。

黄先生告诉我们，明朝的特征在于“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各个方面，无论从强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在中国历史上，稳定停滞的时期与动乱不安的时期常常交替出现。在一场大动乱之后，明朝取代了短暂的元朝，后者是热情接待过马可·波罗的忽必烈大帝建立的。明朝意在恢复教条主义的理想，退回到中国传统上简单朴素的农业社会。洪武皇帝是大明王朝的建立者，他“有组织地消灭了全国的大地主和富户。他坚持说受过教育的精英是全体人民的公仆——按字面意思说，就是‘仆人’，所以强制他们过着严格禁欲主义的生活”。在各级官僚中，私利和公德之间的鸿沟都被压制到最小程度。官僚机构得到大幅度精简。每个村庄都各设“旌善亭”和“申明亭”，“一座用于表扬做好事的居民，另一座用于申斥作恶之人”，以期村庄自己能够维持治安。洪武皇帝处死了他的王朝仅有的三位宰相，并且宣布废除宰相职位，决策权便开始落入大学士的手里——大学士的职责最初只是用典雅的文字拟写皇帝的谕旨。到1587年，大明王朝已经走过了二百周年。随着禁欲主义的冲动褪色，它的乌托邦式制度退化为虚伪的表演，这一点不令人奇怪。皇帝因其角色里带有神秘、玄思冥想和非人格化的迹象而无法展开行动；官僚们沉溺于贪污受贿和明哲保身；国家进行一些战时指挥与平时管理上的革新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但革新却因受到谨慎和惰性的限制而变成了反常事件。维持现状的逻辑反对技术和国际贸易。尽管火药很可能是中国人发明的，但它在十六世纪晚期中国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却微乎其微。为一时便利，国内税收供应的通路和交换建立在简单的原则上，侧面收受，短距离运输。这已经无法适应帝国复杂多变的情势。到十六世纪晚期，帝国人口急剧增加，革新契机已然失去。这两项冷酷的因素使得开国时期的理想黯然失色，正如黄仁宇先生的总结：统治者是尽职尽责，还是嬉戏怠政，官僚们是诚实清廉，还是贪污腐败，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尽管美国读者也许会想像明朝的理想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非常相似——官员大公无私，民众严于自律，完美的领袖以言治国，但是作者并未将明朝与现代中国作类比。那个古老国家的现任政府如何协调首辅申时行所说的“阴”和“阳”，即人们内心“隐蔽的欲望和动机”和政府“宣扬的道德高调”，仍有待观察，而这在世界大舞台上也是一个大问题。更明白地说，我们这个充满创新精神和原始清教徒主义的农业国家已经立国二百多年，公开宣称的道德论调已经落到低谷，亚当·斯密简单朴素的利己主义原则时时召唤着我们。我们的开国先辈告诉我们，开明的利己主义将会催生一个国家。开明的利己主义是值得强调的差别所在，它胜过明代由国家提倡的道德说教与实际上的各顾各自之间的温和妥协。在任何社会契约论的核心，都存在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张，其解决之道也许永远都是暂时的。美国的个人主义似乎也已看到它自己的恶果：在市区，滥建工程，垃圾遍地，毁坏公物，抢劫横行；在城郊，无序发展，四分五裂，破坏严重，到处流露着俗丽的气息。显然，需要对这一切做些和谐化的调整。

至于明朝，黄仁宇先生若是将它的衰亡置于中国历史的大循环和它独特的文化连续性中进行阐述，也许会更令人同情和理解。跟蒙古人一样，取代明朝的满洲人也是从北方来的入侵者。他们能够强迫汉人剃发结辫，却不能说服汉人禁止妇女缠足，反而被汉人同化了。在经过了漫长而耻辱的衰落期之后，1912年，这一王朝终告消亡。《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后者是一篇好看而又令人沮丧的小说。在那里，长城是分段建造的，传说每段城墙之间都留有遥不可及的间距。垂死皇帝派出的使者虽然快马加鞭，却永远也赶不到宫殿最外层的大门口。卡夫卡那位无名的叙述者说道：“以同样的绝望和同样的希望，我们的人民尊崇着皇帝。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是哪一位皇帝在位，甚至对王朝的名称也不确定。”

我在抄附录一时，觉得很有意思。那文章是谁写的？很传神，皇帝那个作威作福的样子，放不下架子，事事也不顺心，有时还有点胡搅蛮缠的味道。幸亏那位申阁老左推右挡很有功夫，一桩桩一件件都被他磨了过来。皇帝外强中干，实在是苦闷的。而作为首辅，似乎也很需要有嘴皮上的功夫，往往先恭维而后又找出使皇帝就范的理由，但处在这个职位上真需很大耐心才能取巧，要熟习阴阳之术。

这些实录是怎么录下来的？当时又没有录音机，是否皇帝每日起居活动均有专人为之记录？而又如何衔接于后代？以后有时间给我谈谈，怪不得这些书籍使你入迷。

执笔的是些什么人？我真想象不出那情景。在紧张的气氛中怎能留下传神之笔，事后这些先生们再在一起追忆又哪能客观？我们这个神奇的帝国也真复杂，竟留下这些浩瀚琐碎的记录，日后让人埋首故旧纸堆而终成学问。

皇帝只是活在一个虚无飘渺自我陶醉的境界里。他是天之子，拥有四海，这涵义本身就值得深思。他既富有得无所不包，为何还有受贿赂之说（有烟必有火）？他的权力不次于天，为何自己的老岳父还要找外快补官俸之不足？他拥有三宫六院，无限的女人，但连由一个心爱的妻子、骨肉之感的儿子所组成的家庭却也没有。这一切悖于常情的生活，难道就是做天子的幸福吗？他住在深宫，基本与世隔绝，那些大报告如星呈、小报告如密探来的市井消息，又有多少代表性和可靠性？何况他总得高高在上，要以圣德明智来显示这不同之处，就很难发挥得恰到好处。他明明被疏呈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最后还把自己架空在“圣度”的圈圈里，这不也是阿Q精神？他富有四海之财，吃穿用以及医药等必然是时代之精华，但这毕竟与四海之财相比耗费太有限了，人既不能长生不死，生命均有尽期，贵为天子，到底也不能象“天”之永恒。这一点和常人是毫无例外的，他应该从这规律中得到醒悟。他只好早掘坟墓，早料后事，在活着的时候就准备着死，这活又有什么意思？那大量的人力财富都投入他葬身之地，也只是显示他暂时拥有财富支配权。也好，四百年后，让人们走进那已不再神秘的地宫，多少可以抒发思古之幽情：金冠玉饰尚在，僵尸骸骨何存？

皇帝可以随便血口喷人，可以说杖责就杖责，说充军就充军，他的天语纶音确实是具有权威性的。但是在就范服输的时候，言语倒也简练得很，只说“知道了”就行。要是首辅还继续展开他的特技，喋喋不休，已是改守为攻的阶段了，皇帝无可奈何就只得请他走，大概这一天就算下班了吧！

皇帝是天之子，他的聪明才智，其成色归于天赋，无可选择，唯有首辅之流倒真得有点本事才行：在政治舞台上，幕后比幕前在中心意义上更为重要。皇帝只是个牌位，称孤道寡，开口是朕，闭口是朕，他的精神境界究竟如何，实非凡人所可理喻。而那些臣民，他们的作为倒可以常情度之，较好理解。例如申时行，我看他是典型南方人，细密冷静，脾气很好，当然也是政治的需要，但活到八十岁左右（均我看书后猜想），足见他应付生活的能力很强。

以上是由于我抄了一遍附录一，随便谈点感想。这书有如国内所评，宛如作者坐在对面娓娓而谈，大故事里套出一些小故事，发人深思。而我坐在与你地球相反之侧，抄录之余，谈点无题漫话，你一定也会理解我这种闲来之笔吧！

---粹存

---1984.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