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　黄仁宇完成《万历十五年》英文书稿。

1981年　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万历十五年》英文本：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

1982年　中华书局出版《万历十五年》中文本。其后重印本收录两段《神宗实录》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获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该年及次年两次提名（历史类作品）。

1985年　台湾食货出版社出版《万历十五年》中文繁体版。

1997年　列入三联书店“黄仁宇作品系列”出版。

1999年　入选《新周刊》、《书城》“改革开放20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

2006年　中华书局出版《万历十五年》（增订纪念本），增收黄仁宇《1619年的辽东战役》、富路特《英文版序言》、欧蒲台《万历：漫长的怠政时代》及黄粹存《皇帝只是个牌位》四文，精选数十幅黑白图片和十一张彩色图片插入书中，并特别收录黄仁宇晚年照片一帧及其夫人格尔女士所绘肖像一幅。

2007年　中华书局出版《万历十五年》（增订本），保留增订纪念本全部文字校核、增补成果，并增收黄仁宇书信手迹一份。

2008年　入选《中国图书商报》“改革开放30年最具影响力的300本书”和第九届深圳读书月“30年30本书”。

2009年　获搜狐网“读本好书”经典好书奖。

2014年　中华书局出版《万历十五年》（经典版），以增订纪念本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全书文字，增收多幅彩色历史图片，并特别制作《经典的历程——〈万历十五年〉中文之旅》，以飨读者。

无论是作为历史著作，还是作为文学作品，这本书都堪称杰作。

——杨联陞（历史学家）

黄仁宇先生对明朝末期一个年份的聚焦，使读者深切感受到了那时中国官僚阶层的运作方式。……我有把握相信，这本著作将有助于全面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

——L.卡林顿·富路特（L. Carrington Goodrich），（历史学家）

黄仁宇的书并不是一般的历史著作，也不只是给学者专家写的。而是写给大多数的中国人看的，时代感特别强，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改革者中，也拥有最多的读者。但和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同，他又是不可企及，无法代替和无法效仿的（如他力主的归纳方法即是一例）。其原因之一就在他独特的经历，和把这些都揉进了自己的研究。

——高王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在二十年前就开始影响我整个的思想以及能力。……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

——曾文祺（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

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如果你有意同中国发展贸易，（这本书）将对你大有益处。

——史洛利·布洛特（Srully Blotnick），（美国心理学家）

这本书改变了我对历史书、对历史的看法。……《万历十五年》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

——王朔（作家）

它是我学习撰写学术文本的入门书。我一直觉得，这本书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问世，实在是某种缘分。……它象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分析性强，充满创新……这本书将会在未来许多年里激发我们的思考。

——陈学霖（历史学家）

黄仁宇展示明代宫廷政治的礼仪与实践之侧面，精通其中错综复杂的细节，并且有能力让人们明白。他所讲述的故事结构灵巧，颇具深意，似非而是。从长远来看，即使1587年是“无关紧要的一年”，然而这一年充满了插曲，每个插曲都传递出未来戏剧的预兆。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任何语言写成的此类著作中，没有一本书是为整个中国史领域而存在的。本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很有技巧地传达出了人生的本质，让读者对中国政治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把另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看作近在眼前、明白易懂的事物。

——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汉学家）

一位深受尊敬的学者引人注目地描述了明王朝最后数十年的政治制度，并让人正确看待书中主要人物的复杂动机……其他任何一本书都没有如此生动鲜活地呈现传统中国政府的氛围。

——穆四基（John Meskill），（加利福尼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教授）

与众不同，深思熟虑……运用诗人或小说家的技巧，揭示寻常情节中所含的细微意义，并乐在其中。

——拉铁摩尔（David Lattimore），（布朗大学教授）

《万历十五年》尽管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但却具有卡夫卡小说《中国长城》那样的超现实主义的梦幻色彩。后者是一部好看而又令人沮丧的小说。

——厄普代克（John Updike），（美国畅销书作家）

就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万历十五年》更像是一部精彩纷呈的“心态史”，展现皇朝和士人世界的斑斓画面，其运思与灵动之气颇得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之韵味，内中又透着黄仁宇多年沉浸史料的非凡功力，单就熟读明实录的毅力而言，就非一般流行作家可望其项背。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出现的诸多模仿之作无法与其比肩而立的缘故。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

黄仁宇以充满魅力的笔调、独特的措辞和丰富的想象力掳获了广大读者的注目，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家中的一个异数。

——林载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发行人兼总编辑）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1982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不久，我就读了这本著作，并深深地为这新颖的题材和写法而吸引。……改革开放促进了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万历十五年》倾注的热情，反映了民众渴望史学变革的愿望。

——刘志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我发现，历史学者文风的改造固属不易，在扎实的史料功夫基础上有自己的深刻见解则更难。由此感到，黄先生实在不是一个易得的人材，不信，请在今天的中国史学家中找出这样一个来！

——赵世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二十年来，黄仁宇在中国青年一代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知音。……一位学生对我说过，黄仁宇是使他真正发现了历史学的美感与魅力的学者，人们常常可以在史学新秀的作品中发现黄仁宇的影响。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黄仁宇教授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作为一部成功的历史学著作，出版二十余年来多次刊行而不衰，其读者面也早已不限于史学界，这实在是一件值得史学工作者们思考的事情。

——商传（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奇书。奇就奇在他用某一年写整部明史，用一个皇帝、一个宰辅、一名战将、一名文人来写“大明帝国”的“定数”，单从角度的新颖，体例的独特，以及论述的精赅而言，这本薄薄的书，对学人的启发却是丰博而深远的。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多少年来，史学家们苦苦思索——历史著作怎么写才好看？这部书给了我们莫大的启示！其叙述方法的创新意义绝不亚于研究方法本身，恰是后者的集中体现。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七位当时的人物——就这么简单几笔，却勾勒出一个时代、一条历史长河，此书从而引起强烈反响。但是，此书绝对是一部严肃的史学著作，看似随意的说法都有扎扎实实的史料为后盾。作为明史专家的作者，认真遵循着治史的准则而又不拘泥于此，提炼、升成直至凝聚成平实且深刻的文本。

——叶坦（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大约是在1983年，我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部资料详实的历史著作，能够写得如此生动而不失学术水准，已属难得，更不用说有一种视野宽广的历史思考贯穿其中。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一部历史名著……一旦成为过去，它就再生为艺术。

——江政宽（台湾玄奘人文社会学院讲师）

许多访谈表明，多年以来《万历十五年》为黄仁宇在知识大众中树立了一个史家的品牌。

——甘琦（万圣书园创办人）

黄仁宇把中国历史从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横切了一刀，这不仅使他获得了全新的观察角度，也使他获得了全新的文字感觉。

——李方（《中国青年报》编辑）

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

——傅璇琮（学者，《万历十五年》初版责编之一）

环绕《万历十五年》的出版，共选刊了十六封信件（内附信不计），大致为黄仁宇、黄苗子及傅璇琮（代表中华书局编辑部）相互交换意见，推动书籍出版而互通信息。可分为三个时段，即（一）由1979年5月黄苗子先生推荐黄仁宇先生这部书稿，至1980年6月，中华书局编辑部与黄仁宇先生就稿件的修改进行商议；（二）1982年，《万历十五年》出版前后，就稿费的支付所作的协商；（三）1994年10月，就《万历十五年》的日文本、韩文本、德文本的出版合同事，又进一步磋商。这些信件所作的协商，确实充满友情，又有一种传统的华夏文化内涵，现在虽已时过境迁，但确令人难忘，就当代出版史来说，也可以说是值得回味的记忆。

黄仁宇先生于2000年1月8日去世。近二十年间，他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和西方的历史著作，享誉中国的海峡两岸，及日、美与欧洲英、德、法等国。北京的三联书店已出版了好几种他的大部头专著。但他的为人所知，实事求是地说，是从《万历十五年》开始的。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虽说该书早已在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本，但寻芳追踪，在东亚和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还恰是从中华书局1982年5月所出的中文本开始的。中华书局这一本子，初版一次就印了两万七千五百册，很快就销售一空，特别在台湾省学界，反应很强烈，认为是难得的好书，接着日本、韩国就相继出了自己的译本。

这样一部书，材料扎实，视野开阔，眼光新颖，文词幽默，而且字数并不多，只不过十八余万字。当时中华书局从1979年6月接稿，然后审稿、改稿，到1982年5月才出版（著者拿到书已是那年下半年），也就是化了整整三年时间。这在现在，实在是不可想像的，十八余万字的书稿恐怕不用半年就能出书。但那时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走过来了。这一段出版过程，却值得今天来加以回顾、思考。

这部书稿，最初是由黄苗子先生与我联系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黄苗子先生仍还住在南小街，当时中华书局在王府井灯市西口，相距不远，由于志趣相近，我们经常相聚，或通信笔谈。1979年5月23日，黄先生给我一信，说：“美国耶鲁大学中国历史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在此之前，金尧如同志仍在北京，他在商务印书馆任过职（后调往香港三联集团），陈翰伯同志则在出版局当领导，黄苗子先生信中特别提到这两位同志对在国内出版此书的看法：“第一次寄书稿来时，金尧如同志知道，表示只要可用，就尽快给他出版。这样做将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并说陈翰伯同志也同意他的主张。但书稿分三次寄来，稿到齐时，尧如同志已离开了。”

黄苗子先生是希望中华书局早日接受的，他在信中还说：“现将全稿送上，请你局研究一下，如果很快就将结果通知我更好，因为他还想请廖沫沙同志写一序文（廖是他的好友），这些都要我给他去办。”《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出版，便是从黄苗子先生这封信开始的。在接到这封信后，他还几次给我打电话，询问书稿处理情况。他希望快一些把“结果通知”他，但在那一时期，实在快不了。

我当时在中华书局任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接到稿件后，倒是马上通读，并于6月16日写了一份审稿意见。意见一开头是作了肯定的：

“万历十五年为公元1587年，约当明代中期偏后。这一年并无什么突出事件，稿中记这一年事情的也极少。稿中主要写了几个历史人物，即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此二人是宰相）、海瑞、戚继光、李贽。以这几个人为中心，叙述明朝中期的政治（如内阁组织、皇位继承、建皇陵、地方吏治）、经济（如漕运、赋税）、军事（如防倭寇……）、思想等情况，作者企图从这些方面说明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导致明朝的灭亡，而这些封建社会的固有弊病也影响后代甚至现代。因此书名虽说是万历十五年，实际是论述明代中期的社会情况，着眼点是较广的。”

我在这里之所以详细引录这段审稿文字，是向读者介绍当时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编辑，有这样的认识，确还是不容易的，因为那时是1979年，即二十多年以前。在那一时期，这样写，说老实话，我还有一定顾虑，怕肯定得太过分，出政治问题。（因那时出版国外新著似还没有，1978年11月我在完成《唐代诗人丛考》后所写的前言中，虽引录了十九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艺术哲学》的一段话，作了肯定，但还要批评他不能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阐述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可见当时环境中的一种心态。）

正因如此，我在上述一段评语以后，对书稿又提出几点意见，一是“作者因为长期居住国外，受外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因此写作的布局与文字，和国内现在的写法很不一样”，“有些地方对外国人可能是必要的，但对中国人就显得累赘多余”；二是“据序言说，作者先是用英文写成，后来作者自己又译成中文，但看来作者现代汉语的修养不行”，有些地方“辞不达意”；三是“序言的后半部分涉及我国现在搞现代化建设的，不好”。这些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但事后回想，还是有鸡蛋里挑骨头的意味。最后还是说：“鉴于作者系美籍学者，出不出此稿，可能有政治影响，因此要慎重考虑。”并提出建议，请别的同志“再审阅一遍，共同商量一下”。

这样，就由古代史编辑室另一副主任魏连科同志（当时该编辑室未有正主任）再审一次，他于9月22日写出审稿意见，邀我连名向上报告。我们倒是明确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的，当然认为在某些提法及文字上还须作编辑加工。当时中华书局的一位领导，批为“不宜接受”，“可与介绍人婉言退却”：他还在口头上对我说，我们何必要出国外人的书。幸亏其时副总编赵守俨先生明确表示同意出版，而且他还提出，稿中“涉及现实问题之处，似乎在提法上并没有什么大问题”，至于以后作文字上的加工，他还认为，“这种润饰，可限于非改不可的地方，不必改变原来写法和风格”。守俨先生治学以严谨见称，但又通达。他那时所作的批语，现在看来确实十分难得。人的见识，往往在关键之处表现出来。

赵守俨先生的意见是9月24日写的，距黄苗子先生对此书稿的推荐信函已有四个月，因此他特别提及：“由于此稿经几个人看过，已耽搁了一定的时间，盼尽速阅示。”意思是要其他几位领导尽早翻阅，作出决定。

正因为有这样的表态，这部书稿终于通过了。今天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到那时出版社对外籍华人作者的书稿，以及书稿中一些不同寻常的表述，是有种种顾虑的。而编辑也是过分地谨慎小心，出这样的一部书是多么的不易。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最初用英文写成，后由他自己译成中文的，正如黄先生在自序中所说：“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笔者离祖国已逾三十年，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而三十年来祖国的语言又有了不少的发展，隔膜更多。”原稿在遣词造句上有不少难懂之处，因此在征得黄苗子先生同意后，由我请北大求学时同窗好友沈玉成同志对全书作一次全面的文字加工。沈玉成同志也于1958年因“右派”政治问题调到中华书局，我们又成为难友，1969年又同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4年他调到《文物》编辑部工作，“四人帮”粉碎后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从事于古代文学研究。他头脑灵敏，文笔快，有文采，确是修改、润色书稿的合适人才。

1980年1月，玉成同志将第一章修改完毕，我复阅一过，就由我起草，以中华书局编辑部名义，给在美国的黄仁宇先生写一封信，并将修改稿寄他，信中说明改稿时的几条原则：

一、保持原作的论点和材料；

二、尽可能保持您原有的文字风格，即文言白话交融，具有某些幽默感的语言，同时又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有译文的意味；

三、对某些语意不甚明了的，或并非必要的词句稍作删节；

四、个别段落稍作调整。

信的最后还特别提出：“润色稿如您认为有不妥之处，请径加改正。”这样做，既坚持编辑工作的规范，又充分尊重原稿和作者写作的意向。中华书局自五十年代起就接触过不少专家学者，“文革”前后，因整理、点校“二十四史”，编辑部人员经常与唐长孺、王仲荦、启功、张政烺、王锺翰等先生一起商讨书稿问题，已养成一种不卑不亢、切磋交流的风气。玉成同志在《万历十五年》的文字加工工作上化了不少力气，但当时我们在信中还是表示最后由作者来定稿。

黄仁宇先生对第一章的修改稿表示满意，由我起草的中华书局编辑部1980年3月22日信中即提到：“三月八日寄来尊著《万历十五年》原稿第一章，以及给编辑部与傅璇琮君的信函，均已收悉。沈君之润色稿（第一章）既蒙首肯，则当照此进行，分随函寄上第二章，亦请审正。”

这样，我们就把沈玉成同志修改后的稿件，逐章寄给黄仁宇先生，每一次寄时都由我拟写一封信，而这些信函都经当时副总编赵守俨先生阅改，可见当时的中华书局对此书稿很认真。我们充分尊重著者意见，同时也不回避我们的看法，如1980年6月6日一信中就提及：“第七章中有一段对马克思的评论，我们认为以删去为宜，或作必要的修改，均请酌定。”

黄仁宇先生对编辑部的信也很认真、重视，每一次接到修改稿后都加回复，有时还谈得很具体，如1980年3月8日的信，还详细解释明代的“杖刑”与“笞刑”有什么区别，以及他原稿中的笔误；他还注意校样中英文字母的错植处，这封信中即提到该稿所列参考书目，其中Ricciane，其第四个字母C，校样中排成e，可见其十分细心。他也尊重我们的意见，为上述提及的关于马克思评论一事，他在1980年6月24日的回信中就表示同意删去：“第七章提及马克思也与论李贽关系至浅，遵命删去。”

当然，他有时候也认为修改稿的行文风格前后有所不同，并与其原稿有差异之处，提出一些看法。对此我们也作了解释，如1980年4月22日将第四章寄出时，附我起草的编辑部一信，其中说：“沈君润色稿中某些笔误和材料上的异同，您可径加改正。他曾向黄苗子先生及编辑部表示，他本人并非专攻明史，所以仍以您的定稿为准。又，二、三两章及以后各章的润色稿，亦均出沈君之手。据我们看，行文风格与第一章似尚能一致，或许由于内容的需要以及希望尽可能保留您原作的风格，致使您有差异之感。您在下次来信时，请具体提出您的想法和要求，以便转致沈君再作润色。”

这里附带交代一下，当时我们收到黄仁宇先生的信，为便于沈玉成同志参考，就把信转玉成同志，但他并不全部返回给我们，可能积存于书堆中忘了，而他本人又于几年前去世，因此我们的文书档案中还缺少好几封黄先生的信，甚为遗憾。

这样，书稿来回修改、寄递，一直到1981年6月间才大致定稿，并发排，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981年6月7日致黄仁宇先生一信，告知此事，并谓：“因印刷厂排印日期限制，校样以后拟即请沈玉成先生（或转黄苗子先生）阅定，不再寄上（因邮件来往日期太长）。”但黄仁宇先生很认真，还是要看校样，直至1982年3月5日，他才把最后一部分校样阅毕寄还，并在信中表明：“内注释及书目部分曾辗转查核，正文则只粗率看过，亦有以前执笔的地方稍改正三数处。”接着，1982年3月14日又写一信，请改正数字。读者可以想见，这本不到二十万字的书，不论原稿、校样，经中、美两地的编者、作者反复阅看，差不多经历两年半的时间，可以说是慢工出细活，这在现在也是很难想像的了。

接下来就是出书，出书就涉及稿酬问题。黄仁宇先生于上述1982年3月5日信中即已表示：“杀青之日，仍遵原议，著者不受金钱报酬。”但中华书局仍与黄苗子先生联系，托他征求著者关于稿酬支付的意见。黄苗子先生分别于1982年4月20日、5月21日给中华书局编辑部两封信，5月21日信中还附上黄仁宇先生同年5月7日的信，黄仁宇先生对沈玉成同志的修改稿是满意的，他在书前的序言中还特别提及：“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所以，本书与读者见面时，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正因如此，他表示，他不收钱，只要书，希望中华书局多寄他一些，以便他分送海外学人，但同时又说，数量不必过多，怕“印数不敷分配”。他明确提出．将稿酬的三分之一交给沈玉成先生，还说，再有一部分给黄苗子、廖沫沙两位先生，作为联系此事的“车马费”。关于后一点，黄苗子先生两封信中都提出免收，他于4月20日信中说：“关于廖沫沙同志的封面题字，你局当然照向例付酬，此外并无其他所谓‘奔走’费用，黄先生不了解国内情况，已代解释。”实际上黄苗子先生为此书操心出力，已远超于一般的“奔走”。这是君子之情。附带说一下，黄仁宇先生本是请廖沫沙先生为此书写一序言的，但后来廖先生由于健康原因，未写序，只题了书名。

黄仁宇先生在祖国大陆有一位妹妹，在广西桂林橡胶设计院工作。黄苗子先生曾问及是否能够予一部分稿费，仁宇先生说可以考虑，但信中说：“但如贵局愿付与少量报酬，笔者亦不阻挡，只是人民币三十元、五十元之间则已至矣尽矣，再多一分即与鄙意相违，亦陷笔者于不诚。”这样的数字，我们现在实难以想像。黄仁宇先生一再表示，他只要书，不要钱。两位黄先生作为文化人士，在那一时期这种不同寻常的心态，很值得回顾、研思。

这是1982年初版印出时的情况。上面说过，1982年初版印数为两万七千五百册，很快销售于海内外，此后即有日文、韩文、德文、法文等译本，这就牵涉到著作权的问题，需按有关规定办理，不能像1982年那样纯粹是君子一言而定。这就要签订各种出版合同。1981年我已任中华书局副总编，不在古代史编辑室，因此《万历十五年》正式发稿时就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后来的王瑞来同志担任，以后涉及再版等合同事，则由此后任副总经理的邓经元同志及对外图书贸易部主任许宏同志办理的。当时中华书局对市场经济下的著作权问题，还不是很熟悉，这从1994年10月17日黄仁宇先生给我的信中可以看出。到这时，《万历十五年》除英文原版及中文版外，已有日、韩、德、法文版，但中华书局那时寄去的合同草稿，还写中华书局享有“全世界”版权，黄仁宇先生对此提出异议，表明他毕竟在国外，除华夏的君子情谊外，还是有清醒的市场意识的。关于此事，后就由邓经元同志起草一信，于1994年11月上旬致函黄先生，信中谓：“上次信中附上的由傅先生签字的合同，是我局通用的重印合同。当时未细加斟酌，诚如您来信指出的，其中确有不妥之处，如称有‘全世界’版权字样，等等，谨致歉意。现草拟另一份寄上，您可以修改补充，待双方同意后再签字。”邓经元同志处理很得体，事情也就圆满解决。

这一本不到二十万字的书，从编辑部审稿，修改，看校样，直至出书，竟化了三年有余的时间，这当然有当时的客观环境，但书籍总是一种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文化成果，当时中华书局编辑部与著者合作，还有黄苗子先生周旋，用三年时间出这一精品，从时间观念放开来看，还是值得的。出版社能如此投入，反复阅改，这恐怕在那时才能做得到。

1986年，徐友渔等人到英国留学，大使馆发了一本书，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这事让徐“一辈子都能记得住”，因为“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对中国学生灌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地片面、多么地有问题、多么地苍白无力！”

时至今日，虽然灌输式历史教育依旧存在，但历史阅读却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改变中引潮流之先的，是一本篇幅不算很大的历史书：美籍华人黄仁宇所撰《万历十五年》。自1978年黄委托朋友联系国内出版社算起，至今三十年，这本书毁誉随之而誉日盛。回顾本书三十年印象，借黄仁宇的话来说，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

两声欢呼

第一声欢呼来自于中文版出版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第一位应属黄仁宇1937年就读长沙临大的校友俞哈维。俞任职IBM，还是华人赫逊河中部联谊会的会长。他可能是最早看过《万历十五年》的人，并在联谊会上讨论过这本书。

1978年夏，俞到中国，黄委托他寻找《万》的出版商。要知道，该书英文版（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因其风格独特而在英美出版界处处碰壁，中文版是黄一个秘而不宣的希望。这个希望不曾落空，俞在北京的亲戚黄苗子愿意将之推介给中华书局。

1978年的中国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能否接受一个外国人的著作尚是问题，此问题可以严重到关系所谓的“政治立场”。黄苗子于1979年5月23日致信中华编辑傅璇琮推荐《万》稿，虽然傅提出“原则上接受出版”，但“怕肯定得太过分，出政治问题”，而一位书局领导则认为“何必出外国人的书”，“不宜接受”。幸亏副总编辑赵守俨一语定乾坤，《万》稿才得以出版。

可据黄仁宇自述，早在1979年3月27日，俞电话告知他中华“原则上同意出版这本书”。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黄苗子受托推荐书稿的事情还有两人知晓，金尧如和陈翰伯。这两位都是阅历丰富的老革命，金任职商务印书馆（1978年底改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后因故去国，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上网查询），陈为出版局代局长。金对黄苗子说，只要稿子可用，就尽快出版，“这样做将对国外知识分子有好的影响”，而且陈也同意他的主张。金、陈两位的意见自然分量较重，傅璇琮的审稿报告就说：“对于外籍学者，国内能出一本书，能产生好的影响。”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黄仁宇能提前得悉中文版的命运。

第二声欢呼当然始自《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1982年5月，《万》上市。人们初读之下，可谓有“惊艳”之感。读者群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广泛性：从学者到学生，从作家到企业家，都从《万》中读出了味道。

一般人的印象，《万》问世之初没有在大陆史学界引起什么积极的反响。这不太准确。社科院研究员刘志琴（1960年复旦历史系毕业）说，这本书“在中华书局出版不久，我就读了这本著作，并深深地为这新颖的题材和写法而吸引”，“这本书像是闯出来的一匹黑马，不容得人们不正视。怎样评价这本书一度成为明史学界颇有争议的话题”。能在学界成为一个话题，可见是引起了多大的关注，内中必有一些肯定性的意见。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回忆：“八十年代，我初读《万历十五年》时，惊异于历史还可以这样表现，俯心低首引为模范表率，与诸位致力于新史学的同道相互激励，有意一起来开创新的史学的未来。”这是一群活跃在北京高校的青年学者，有李零、阎步克、刘北成、高王凌等人，在八十年代中期“史学危机”的呼声中曾试图在史学研究方法和思路上有所突破。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公开谈论《万》，如商传、萧功秦、赵世瑜、樊树志、毛佩琦等，很多人还不止一次推荐。可以说，《万》在大陆史学界逐渐得到认同。

八十年代高校里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很多人对《万》“一见钟情”。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那时在陕西师大历史系读研究生，他说：“初读《万历十五年》，如受电击，至今记忆犹新。”科技史学者江晓原的回忆更有意思：“1982年我正在读硕士研究生……我读了许多前人的论文，不幸的是它们经常令我昏昏欲睡……‘难道我也要以写这样的东西为业吗？’我多次暗暗自问，感到有些沮丧。就在这彷徨犹豫之际，《万历十五年》出现了，它象一盏指路明灯，让我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这坚定了我选择学术生涯的信心。”华东师大紫江特聘教授许纪霖曾对媒体坦言，他在读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时读到《万》，“就在我从事学术研究刚刚起步的时候，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几乎是模仿着这本书来写自己的处女作”。一直以来，黄仁宇的书往往是大学课堂上的推荐读物，比如上海师大02级历史春季班就有学生在老师的推荐下读《万》和《中国大历史》，笔者也是在九十年代初上大学时因老师推荐《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而知道黄的大名。

实际上，这本书对学者而言，影响所及并不限于历史专业。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梁治平总结自己的学术之路时谈《万》：“他的书绝没有大陆一些历史著作中常见的那种傲慢、自负，甚至张牙舞爪、盛气凌人。我欣赏黄氏的学者风范，因此，当我在1987年夏天着手写《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时，有意将我在《万历十五年》中感受到的那种史学精神贯彻到自己的历史叙述中去。”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在其学术叙录中也谈到《万》启发了他心中中国百年文学的构想，并不止一次介绍给学生读。

八十年代《理论信息报》曾调查“作家最近读什么书”，当时最红火的文学作品仅仅出现一次，而《万》却同时列在两个作家的书目中，可见《万》在面世初期就已具有可观的影响力。有两位读《万》的作家不能不提：王小波和王朔。王小波评《万》，幽默中不乏严肃：“旧的好书总比新的烂书好”，《万》“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前辈是怎样作人做事的。……儒学的罐子里长不出现代国家来”。

可能谁都难以想到，给人玩世不恭之感的王朔也是《万》的拥趸。王朔说，他年轻时以为历史不过是故纸堆，再加上“学习《中国革命史》带来的后遗症”，所以“对历史书望而却步、敬谢不敏”。迟至1995年他才因谢冕的推崇而买了一本《万》，孰料一读之下，大为感慨。他写读后感说，《万》“像一扇窗，打开了我的视野”。更为难得的是，他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书不好看，是因为“僵化的思想局限了人们的视野。……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消磨了历史学者的个性和勇气，是他们对历史学方法缺乏反思和创新精神，因而造成历史学著作的死气沉沉”；他还反思一些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稳定意识”，即便有其苦衷在，但若“为了稳定安全而一味地采用保守措施，实是一种逃避和牺牲”——他不无忧虑地追问：“在现今这个我们自称着繁荣稳定、歌颂着太平盛世、表面上生机勃勃的社会，用黄先生锋利的刀一划，是不是也会发现皮下种种腐烂的肌肤和筋络？……看传统政治对经济影响的历史教训，我们还想借着安定团结的幌子拖延逃避几日？”他提醒人们：“我们的改革，自经济政策的修补开始，渐至结构调整，至经济体制，然而最终总会落在政治体制。”虽然他说自己“见识短浅……只能随便说说，表明自己看书后确实思索了而已”，但笔者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到位的读后感，甚至比其文学作品更值得我们重视。

企业家读《万》，别有风景。明基公司曾文祺从学生时代起读《万》，二十年间读了五遍。他把《万》与组织管理结合起来读：“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从《万》中汲取智慧的企业家还有：统一集团罗智先、中国宽带基金田溯宁、万科王石等。

近年来，历史写作热闹一时，其间也不难发现向《万》致敬的作者，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吴思、李亚平、易中天等人。他们的作品销量可观，但平心而论，都很难拥有《万》书这样深远的影响力。至于其他历史写作者更不足论，大多数仅仅是将旧史书中的故事俗讲一遍而已，流于权谋心术之类——帝王将相们往往精于此道，弄得中国史充满了阴冷感；从历史学权谋，对培育公民社会有害无益。

二十多年来，《万》越卖越火，跟口碑效应不无关系。早年读《万》的年轻一代如今不乏专家闻人，《万》因他们的推荐而频频见于报端，而网络更方便了读者交流，这都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接触这本书。目前当当网上三个版本的《万》，销售以数万计，而读者评论已有一千二百多条，好评有加。普通读者的欢呼，真实可感。《深圳商报》评论说：《万》“三十年来的一版再版，就像一杯功夫茶，经过长时间的发酵和累积，影响力从学界到民众逐步传播扩散。”

一声倒彩

从学界到普通读者，对《万》喝倒彩的，虽然不如欢呼多，但也大有人在。这是正常现象；不过，对《万》书的倒彩，多半出于误解。

上海师大教授萧功秦回忆，《万》“出版后不久，我曾求教于一位史学前辈如何评价此书，那位师长淡淡地说，那个人不过是个解放前的记者而已”。黄仁宇1964年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这位前辈却视而不见。

不以学术研讨为依归，而拿出身背景来褒贬，大概是大陆史学界的某种特色。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春瑜所撰《琐忆黄仁宇》一文便是因此而引来多位网友的反驳。王、黄二人的分歧，与其说是二人脾性的不同，毋宁说是两种社会特质的冲突——一个提倡敦厚温柔，论资排辈习惯浓厚；另一个崇尚个性至上，儿子可以直呼父名。

笔者寓目的学术层面上的批评文章当属潘叔明、许苏民《〈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载《东南学术》2000年第5期）。该文对《万》书李贽一章的史料运用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驳正（仅对李贽评海瑞和蔡文姬两条史料的辨析值得参考，余皆不足为据，见仁见智而已），但不足以据此上升到对黄仁宇所持历史观的批驳，更不能凭此否定《万》对传统中国以道德代替法律、意识形态化治国、政教合一的官僚体制之弊病的观察。

另有中央民大教授陈梧桐的《〈万历十五年〉质疑》（载《历史学家茶座》第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正是从上文生发开来，指责黄仁宇的历史观“不科学”，源自中国“停滞论”，并以论带史，违背史学研究原则，乃至将黄对个别史料的误读斥为歪曲、篡改史料，称《万》“作为学术著作尚不够格”。通篇读来，情绪多于理性，“篡改”、“不够格”云云显系夸大之词。

鲁迅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以笔者多年的编辑经验，其说甚是，所以笔者赞成有的放矢的批评，不敢苟同上纲上线的批判。笔者还以为，凡事拿“科学”来贴标签，本身就不科学；把科学当宗教来崇拜，其实质不是出于普遍的无知（如笔者此前认识，见有些人什么名词前面加上“科学”二字，便以为端的是“科学”，即使有疑，也无从辩驳），就是自以为真理在手，压制一切异己意见（具体到历史研究领域，就是奉旨解说所谓“历史规律”、“必然性”，拿活泼泼的社会历史过程削足适履，纳入其中，或者一方面声称从来没有救世主，一方面大搞个人英雄崇拜；而这套社会、历史决定论早已为一些学者深入驳斥，如悉尼·胡克、卡尔·波普等）。英国物理学家金斯（James Jeans）和艾丁敦（A. Eddington）认为，科学本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物理世界不过是人们思想中的构造，因为人的“认识是主观形成的”。（何兆武回忆青少年时代读书，提到金斯《神秘的宇宙》、艾丁敦《物理世界真诠》使他对“科学”的认识发生变化，见《上学记（修订版）》，三联书店2008年，页34-36）美国科学家莫里斯·戈兰撰《科学与反科学》更是全面揭破了科学界存在的冲突、神话和欺骗，写出了把科学当作宗教来崇拜的可笑和荒唐。美国科学家亨利·N·波拉克在《不确定的科学与不确定的世界》里通过列举一些简短而又清晰的事例，驳斥了“科学是确定的”之神话。美国作家科林·埃文斯在《证据》中描述了许多大案中所谓“医学和科学证据”如何导致法院误判。说到底，是形形色色的人在活动，而不是完美一致的天使。历史观是一个主观性更强的范畴。君不见，长期以来，我国的历史研究在所谓的科学历史观指导下弄得雷池遍地，了无生气，历史教科书更是“只剩下四大发明，赵州桥，陈胜吴广，再加上个张骞通西域”，让人们“与自己的历史中断了精神上的联系”（萧功秦语）。有鉴于此，南京师大附中张建波认为《万》具有“优美的文笔，别样的历史解释，宏大的历史观念，深切的现实关怀”，“特别是能激发我们老师和学生思想的渴望”，呼吁“老师和学生都应该读读《万历十五年》”，希望“教科书不再是一种思想主宰”，“学生经过教育成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人”。

国内学者反感中国“停滞论”，固然出自民族情感，但反驳乏力。大致说来，落后论是从国际比较而来，而进步论则着眼于自身今胜昔——自家以马拉火车代替步行，而人家却已进入了磁悬浮时代，如何比较更有利于改进？

与中国传统史观倾向于道德褒贬不同，黄仁宇的历史观着重从技术上解释历史，其中的核心词汇“数目字管理”常被误解。连称赞《万》的学者名流也不例外，如葛兆光与田溯宁都将之等同为“数字化管理”，王小波视之为统计数字，并质疑“数字可以是假的”。网友“维舟”撰文论证这是一个伪命题。该文旁征博引，把“数目字管理”解释为“标准化管理”，论证由此会带来集权化以否定之。这些理解望文生义，或强作解人。黄仁宇研究明代财政时，早就强调过明代官员窜改数字以及因袭成例的习惯，而有些地方的明初土地清册居然沿用到民国年间。（有关明朝财政管理的情况，参见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万》展现的就是一个封闭的官僚阶层如何扼杀了任何积极的因素，“不容许、不提倡各地方不平衡的发展”，黄对集权化的弊端不可不谓认识深刻。

实际上，黄的“数目字管理”，英文是mathematically management，在个别地方他也说过这就是“数字化管理”，给人造成误解多多。这个概念真正的含义是“精确化管理”，其首要条件是产权清晰（可靠而完善的私有制），各种有形无形的社会资源可以公平地加加减减。也就是说，整个社会资源均可如实计算，整合进一个记录系统（核心是正规的产权制度），可以自由流动和交换：“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三联书店，2001年，页383。黄仁宇对中国的分析得益于其在中国与国外的经历之对比，尤其是他对英美社会的观察，直接促成“大历史观”的产生，见该回忆录。）这是真正的商业社会，市场不是原始的“自我实施型市场”，而是现代的“社会规划型市场”，不仅有可靠而界定清晰的财产权利和个人权利，而且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强取豪夺——每一件资产及其增减都能及时更新在案，并可任意分割、组合，迅速转化为资本；政府保护财产与交易安全，但不许任意介入财产分配，其管理较少人治色彩，不依某个个人或小集团的意志为行事标准。在这样的社会，不提倡道德高调，而是鼓励个人创造；财富积累快速惊人，但贫富差距逐渐缩小；司法独立公平，信息真实透明，贪官与奸商难以生存；人们拥有权利，但不乞求特权。这种社会有一套制度保障：政府内部有分权与限权之制衡，外部有新闻出版自由与结社自由之监督与压力，以确保社会不被政府吞噬。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展开论述，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凯斯·R·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安东尼·奥格斯《财产权与经济活动自由》（载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宪政与权利》）、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等著作。

尽管黄仁宇一再对改革开放的中国敷设高层与低层机构之间的法律与经济联系表示乐观，但笔者未敢轻许。漫步北京街头，随处可见“如实申报普查资料，真实反映经济全貌”之类的标语，可以想象我们离“数目字管理”仍有相当距离，而民间广为流传的谚语“数字出官，官出数字”，也表明今天与传统中国还有着几分相似，而官商勾结的程度甚而过之。

这篇印象记已经很长，最后交待一下题目的由来。1952年9月，黄仁宇进入密歇根大学主修新闻学。在系主任威斯理·莫勒的“法律与新闻”课堂上，师生平等，气氛轻松活泼，调侃与玩笑时而有之，黄总结说：“在美国，三声欢呼还不够好，应该是两声欢呼和一声倒彩。”这是一种自信、平等、开放、多元的氛围——何时我们的历史课堂也能如此而一改灌输之习呢？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畅销三十余年的经典之作。

黄仁宇的叙述恣肆雍容，很多人读这本书，就会陷进去，因而产生神龙不见首尾的感觉。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可以先看黄的另外一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这本书出版于1974年，研究明代的政府财政问题，通过细致梳理，指出明代财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齐，政策的实施全赖当局自上而下施压，官僚体制和一般民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有效的税收体制，从而揭示帝制中国的某些鲜明特点。

这本书是《万历十五年》的奠基石。明了这本书的主题，当有助于对《万》书的理解。当然，这是一部财政专书，看起来有一定难度。

那么，还可以通过另一本书来体会《万》书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在回忆录里，黄仁宇结合自己的奇特经历，详细叙述了大历史观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观点。了解这些，读起《万历十五年》来当有更深切的体会。

由于讲的是万历年间的史事，很多人都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其实，这本书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黄仁宇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

实际上，也有不少人从独特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比如，美国心理学家史洛利·布洛特曾指出：“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你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黄仁宇在书中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律，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从这里面就可以反映出很多心理学上的探究。这也就是布洛特所指的意义。

《万》初版编辑傅璇琮也曾表示：“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我想，读这本书，培养自己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也许其意义会更大。

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曾文祺撰文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

这是从组织学上来看待这本书。根据组织学原理，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性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性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

很明显，如果把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个个能发挥才干，成长性极强，应变能力也强。而到了明代后期，越来越压抑个人欲望，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读这本书，也能对企业管理者有很大的启示。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