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洛爬上山坡。他突然感觉不到脚疼了。他想通了一些事情。之前他一直觉得那几件事互相联系，但是又不知道是怎么联系起来的，现在他终于把事情始末理清了。他感觉到了危险——如果不采取行动阻止，有人随时会有危险。致命的危险。

埃尔斯佩斯·麦凯从门里出来迎接他。“您看起来累坏了，”她说，“进来坐会儿吧。”

“您哥哥在家吗？”

“不在。他去警察局了。我想是出了什么事。”

“已经出事了？”他很吃惊，“这么快？不可能。”

“啊？”埃尔斯佩斯说，“您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没什么。有人出事了，是吗？”

“对，但是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反正蒂姆·拉格伦打电话让他过去。我去给您倒杯茶，好吗？”

“不用了，”波洛说，“谢谢您，我想——我想我得回家了。”他一想到那又浓又苦的茶就受不了，于是找了一个很好的理由来掩饰这种不礼貌。“我的脚，”他解释道，“我的脚。我穿的鞋不适合在乡间行走。我回去换双鞋应该好一点。”

埃尔斯佩斯·麦凯低头看看。“的确，”她说，“我能看出来它们确实不合适。黑漆皮鞋太挤脚了。对了，这儿有您一封信，贴的是外国邮票。来自国外——请松冠居斯彭斯警司转交。我去给您拿。”

一两分钟后她拿回来了，把信递给波洛。

“如果您不要这个信封的话，能把它给我吗？我想给我侄子——他集邮。”

“当然。”波洛取出信，把信封递给她。她道了谢，然后就回屋去了。

波洛打开信纸读起来。

戈比先生在外国的办事能力跟在英国一样高效并且不惜花费邮资，以最快的速度把结果告诉波洛。

实际上，里面的信息并不多——波洛也没指望会有多少。

奥尔加·塞米诺娃没有回她的家乡。她的家人都去世了。她有一个朋友，一位老太太。奥尔加她一直断断续续地给她写信，告诉她自己在英国的生活。她和雇主的关系很好，虽然她的雇主有时候很严厉，但是很慷慨。

最后一次收到奥尔加的信是在一年半之前。信里提到了一个年轻人，还暗示他们在考虑结婚。但是那个年轻人，她没提到他的名字，她说他有自己的目标，所以现在一切都没确定。在最后一封信里，她高兴地提到他们未来的生活会是美好的。后来再没收到她的信，她那位忘年交就猜想奥尔加大概是和她那位英国小伙子结婚了，换了地址。女孩儿们去英格兰之后这种事情屡见不鲜。如果她们婚姻幸福，就不再写信了。

她没有担心。

这跟之前发生的事能对得上，波洛想。莱斯利可能提到过结婚，但是他根本不是认真的。据说卢埃林-史密斯夫人很“慷慨”。有人曾经给过莱斯利一大笔钱，可能是奥尔加（用她的雇主给她的工资），引诱他伪造一份受益人是她的遗嘱。

埃尔斯佩斯·麦凯又出来了，站在台阶上。波罗询问她关于奥尔加和莱斯利的关系。

她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这位行家说话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隐藏得够好的。从来没听过他们俩的流言。如果真有其事的话，在这么一个地方肯定会有风言风语的。”

“小莱斯利和一个已婚女人搞在一起，他可能警告那个女孩儿不能向她的雇主透露一点消息。”

“很有可能。史密斯夫人可能知道莱斯利·费里尔人品不好，于是告诫那个女孩儿别和他交往。”

波洛把信叠起来，放进口袋里。

“我去给您拿壶茶喝吧。”

“不，不用了——我得回旅馆换鞋了。您不知道您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吧？”

“我不知道。他们没说让他去做什么了。”

波洛沿路走回他下榻的旅店，只有几百码远。他走到旅店门口时，门开了，旅店的老板娘，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士，乐呵呵地跟他打招呼。

“有一位夫人来这里找您，”她说，“等了有一会儿了。我告诉她不知道您具体什么时候能回来，但是她说她要等您。”她补充道，“是德雷克夫人。她很焦躁不安，我能看出来。她平时无论发生什么事都那么冷静，但是这次我看她真的受到什么打击了。她在会客厅呢。需要我给您端些茶什么的吗？”

“不用了，”波洛说，“我想最好还是不用了。我先听听她要说什么。”

他打开门走进了会客厅。罗伊娜正在窗前站着，不是冲着前门的窗户，所以没看到他进来。听到门响，她猛地转过身来。

“波洛先生。您终于回来了。时间过得太慢了。”

“很抱歉，夫人，我在石矿树林跟我的朋友奥利弗夫人聊了会儿天，后来又跟两个男孩儿说了会儿话，尼古拉斯还有德斯蒙德。”

“尼古拉斯和德斯蒙德？哦，我知道了。我想知道——哦！人们总会想到这类事。”

“您很不安。”波洛温和地说。

他以为永远不会看见这种情形。罗伊娜·德雷克不安，不再对一切颐指气使，不再组织安排一切，把她的决定强加给别人。

“您已经听说了，是吗？”她问，“哦，算了，也许您还没听说。”

“我该听说什么了？”

“一件可怕的事，他——他死了。有人杀了他。”

“谁死了，夫人？”

“那么你真的还没听说。他还只是个孩子，我想——哦，我太傻了。我应该早告诉你。你问我的时候我就该告诉你。我感觉很难受——很自责，我知道得最清楚——但我不是故意的，波洛先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坐下来，夫人，坐下。冷静一下，然后告诉我。有一个孩子死了——另一个孩子？”

“她弟弟，”德雷克夫人说，“利奥波德。”

“利奥波德·雷诺兹？”

“对，他们在一条田间小道上发现了他的尸体。他一定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跑去附近的小溪边玩了。有人把他摁进小溪里——把他的头摁进了水里。”

“就像对乔伊斯那样？”

“对，没错。我说这一定是——一定是疯了。还不知道那个人是谁，这太可怕了。一点儿想法都没有。我还以为我知道，我真的以为——我猜，哦，这太恶毒了。”

“您得告诉我，夫人。”

“对，我想告诉您，我是来告诉您的。因为，您知道，您跟伊丽莎白·惠特克谈过之后来找我了，因为她告诉您我可能看到了什么让人震惊的事儿。我确实看到了一些东西。发生在我家，我家客厅的一些事。我说我没看见什么让我震惊的事，是因为，您知道，我觉得——”她停了下来。

“您看到了什么？”

“我当时就该告诉您。我看见藏书室的门打开了，非常小心地打开了——然后他从里面出来了。或者说他没有完全出来，他只是站在门口，然后又飞快地把门拉上，又回屋里去了。”

“那个人是谁？”

“利奥波德。利奥波德，刚刚被杀的那个孩子。您明白，我觉得我——哦，太离谱了，大错特错。如果我告诉您，也许——也许您已经找出幕后的那个人了。”

“您认为？”波洛说，“您那时以为利奥波德杀了她的姐姐。是这样吗？”

“是的，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不是那天晚上，当然，因为我还不知道她已经死了。但是他脸上有一种古怪的表情。他一直是个古怪的孩子。有时候你会有些害怕他，因为你觉得他不……不是很正常。非常聪明，智商很高，但还是不太对劲儿。

“那时我想‘为什么利奥波德从这儿出来了，而不是在玩抓火龙呢？’然后我想‘他在做什么呢，看起来这么奇怪？’然后，那之后我就没再想那件事了，但是我猜，可能是他的样子让我有些不安，所以我才失手把花瓶摔碎了。伊丽莎白帮我捡起了玻璃碎片，然后我就去抓火龙那儿了，也没再想那件事。直到我们发现了乔伊斯。那时我就以为——”

“您认为那是利奥波德干的？”

“对，对，我就是那么想的。我想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奇怪。我以为我知道了。我总是觉得……我一生都以为我知道所有的事情，我是对的。可是我大错特错了。因为，您瞧，他被杀就意味着事情完全不一样。他肯定是进去了，发现她在那儿——死了——那让他很震惊，他很害怕。所以他想趁着没人看见时从房间里溜出来。我猜他出来往上看，看见我了，所以又回到了房间，关上门，直到大厅里没人了才出来。是这样，而不是因为他刚刚杀了她。不是。只是因为发现她死了他很震惊。”

“可是您什么都没说？您没提过您看见谁了，甚至发现她死了之后也没提？”

“没有。我——哦，我不能。他——您知道，他还那么小——太小了，我想我现在应该说。十岁。十岁——最多十一岁，我是说——我觉得他肯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确切来说那并不是他的错。从道德上说他还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总是非常奇怪。我想应该可以找人教他，不能把一切都交给警察。不要把他送进少改所。我想如果必要的话可以找心理医生给他做心理辅导。我……我是好心。您一定要相信我，我是出于好心。”

多么伤心的话，波洛想，这是世界上最伤心的话了。德雷克夫人似乎知道他在想什么。

“是的，”她说，“‘我为他好才这么做’，‘我是出于好心’。人们总是觉得自己知道怎样对别人最好，但实际上他不知道。因为，您瞧，他看起来那么吃惊，他要么看到了凶手是谁，要么就是看到了可以证明凶手是谁的线索。有时这就让凶手感觉到自己不安全。所以——所以他等到男孩儿独自出去的时候把他摁进小溪里淹死了，那样他就说不了话，就不会告诉警察或者别人了，但是我以为我全都知道。”

“直到今天，”波洛说，他又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看着德雷克夫人直到她控制住了她的抽泣声，“我才被告知利奥波德最近有很多零花钱。有人付了他封口费。”

“但是是谁——谁呢？”

“我们会查出来的，”波洛说，“不会等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