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别人的意见从来就不是波洛的作风。他通常对自己的想法非常满意。尽管如此，他还是有破例的时候，这就是其中一次。他和斯彭斯警司简要地谈了几句，然后租了一辆车，又分别和另一位朋友以及拉格伦督察短暂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他坐车离开了。他让车直接回伦敦，半路停一会儿。他要去趟榆树小学。他告诉司机说不会太久——最多一刻钟——然后就去拜访埃姆林小姐了。

“很抱歉这个时间打扰您，想必您正在用晚餐吧。”

“哦，我接受您的歉意，波洛先生，我想您没有急事是不会打扰我吃晚饭的。”

“您太好了。说实话，我需要您的意见。”

“真的？”

埃姆林小姐看起来稍微有些吃惊。不仅是吃惊，还有些疑惑。

“这不太像您的作风，波洛先生。您通常不是对自己的判断非常满意吗？”

“是的，我对自己的想法很满意，但是如果我敬重的人的意见跟我一致，那会给我安慰和支持。”

她没有说话，只是探询地看着他。

“我知道杀死乔伊斯·雷诺兹的凶手是谁，”他说，“我相信您也知道。”

“我没那么说过。”埃姆林小姐说。

“对，您没这么说。但我认为您有一个观点。”

“一种直觉？”埃姆林小姐问，语调比平时更冷淡。

“我不用这个词儿，我更倾向于说您有一个明确的观点。”

“好吧。我承认我有一个明确的观点。但这并不代表我会告诉您我的观点是什么。”

“我想做的是，小姐，在一张纸上写四个词。我会问您是否同意我写的那四个词。”

埃姆林小姐站起来。走到房间那头儿的桌子边，取了一张纸，然后拿着纸走向波洛。

“您让我产生兴趣了，”她说，“写四个词吧。”

波洛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笔，在那张纸上写了几个词，折起来递给她。她接过纸，展开，拿好，开始看上面的词。

“怎么样？”波洛问。

“上面的两个词，我同意，是的。另外两个有些牵强。我没有证据，而且我确实没想到过这一点。”

“那么针对前两个词，您有确凿的证据吗？”

“我想是的，对。”

“水，”波洛若有所思地说，“当您听到那件事的时候，您就知道了。我听到的时候我也知道了。您很肯定，我也肯定。那么现在，”波洛说，“有个男孩儿被淹死在小溪里了，您听说了吗？”

“听说了。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了。乔伊斯的弟弟。他是怎么牵扯进来的？”

“他需要钱，”波洛说，“他知道了真相。所以，在一个合适的时候，他被淹死了。”

他的声音没有变。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不是变柔和了，而是更加严厉了。

“把这件事告诉我的那个人，”他说，“好像充满了同情，情绪非常不安。但我没有这种感觉。他很小，死的第二个孩子，但是他的死不是意外，而是跟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是由他自己的行为导致的。他想要钱，于是他冒了险。他够聪明，够机敏，肯定知道自己在冒险，可还是被钱吸引了。他只有十岁，但这种因果报应对谁都一样，跟他是三十岁、五十岁甚至九十岁没有关系。您知道听到这种案子，我最先想的是什么吗？”

“让我说，”埃姆林小姐说，“相比同情，您更在乎正义。”

“同情，”波洛说，“在我看来帮不了利奥波德。怎么都帮不了他了。正义，您和我——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您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们可以伸张正义。有人会说即使这样也帮不了利奥波德了，但是如果我们行动够迅速的话，就可以帮助其他的利奥波德，可以保住其他孩子的性命。情况很危险，那个凶手已经杀了不止一个人，对那个人来说，杀人已经成了一种自保手段。我现在正要回伦敦，回去之后我会和一些人商量行动方案，也许，我还要先说服他们接受我的论断。”

“那不太容易吧。”埃姆林小姐说。

“是的，我知道很难。作案的手段和动机都很难确定，但是我想我能说服他们接受我对案子的猜想，因为他们了解罪犯的心理。还有一件事我想问问您，我需要您的建议。这次只是您的观点，不需要证据。您对尼古拉斯·兰瑟姆和德斯蒙德·霍兰德人品的看法如何？您觉得我能相信他们吗？”

“我觉得他们完全可以信赖。这是我的观点。在某些方面他们很愚蠢，但那些只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从本质上说，他们是完好无瑕的，就像没有被虫蛀过的苹果。”

“我们总是不经意间就又提到苹果了。”赫尔克里·波洛难过地说，“我得走了。车在外面等着呢。我还有一个人要去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