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个梦，

实际上也不完全是

一个梦。

耀眼的太阳熄灭了，

而星星仍在无尽的虚空中

四处流浪……

——拜伦《黑暗》

1815年，在印度尼西亚松巴哇岛，一座名为坦博拉的漂亮而又长期休眠的火山突然大规模喷发，喷涌而出的熔岩以及相伴而来的海啸夺走了10万人的生命。如今活着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如此威力巨大的火山喷发。坦博拉火山喷发规模要比任何活着的人经历过的大得多。这是近1万年内最猛烈的一次火山喷发——其规模是1980年美国圣海伦斯火山喷发的150倍，其能量相当于6万颗广岛原子弹。

那个年代消息传播的速度非常慢。在坦博拉火山喷发后7个月，伦敦《泰晤士报》才刊登了一篇简短报道——实际上是一封商人来信。而火山喷发所产生的影响，这时候人们早已经感觉到了。150立方公里的烟尘遍布整个大气层，使阳光变得曚昽，地球的气温下降。日落时分，阳光出奇的暗淡，此情此景，被高兴透顶的英国画家J.M.W.特纳捕捉下来。可是在大多数时间里，人们只能生活在令人窒息的可怕的黑暗中。这种死一般的昏暗景象给了诗人拜伦以灵感，于是他写下了本章开头所引的那几行诗。

春天停止了她的脚步，夏天也不再温暖，1816年成了“没有夏天”的一年。到处庄稼歉收。在爱尔兰，饥荒及斑疹伤寒的肆虐致使65 000人死亡。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那年被人们称为“19世纪冻死年”。霜冻一直持续到6月，种到地里的种子根本不会发芽。由于缺少饲料，牲畜大批死亡，或者被提前宰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1816年都是可怕的一年——这几乎可以肯定是现代农场主所遭受的一场最为严重的灾难。然而从全球来看，气温仅仅下降了不足1摄氏度。科学家们将从中了解到，地球上大自然的恒温系统是如此的脆弱。

19世纪已经不算是一个很冷的时期。在此前的200年时间里，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欧洲和北美洲经历了一个小冰河时代，这使得各种各样的冰上活动成为可能——人们每年都要在泰晤士河上举办冰雪节，或者沿荷兰的运河举办溜冰比赛——所有这些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已经不太可能。换句话说，那是一个人们对寒冷习以为常的时代。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9世纪的地质学家迟迟没有认识到：比起以往任何时代，他们所处的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世界；他们身边的大片土地是威力无比的冰川和足以使任何冰雪节销声匿迹的寒冷所形成的。

他们知道过去发生了某种非同寻常的事情。欧洲大陆到处都可见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反常现象——北极驯鹿的尸骨出现在温暖的法国南部，巨大的岩石矗立在它们不该出现的地方。这往往导致他们提出一些看似大胆，但显然又不怎么能站得住脚的推论。一个名为德·吕克的法国博物学家试图解释为什么巨大的花岗岩出现在了侏罗山海拔较高的石灰岩层面，认为也许是山洞里的压缩空气把它们掀到了那里，就像橡皮子弹从玩具枪里被弹出一样。这样解释一块被移动了很长距离的大石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在19世纪，人们更在意的是这样的解释本身是否能自圆其说，对于它是否与岩石运动的实际情况相符，那倒是还在其次的。

英国伟大的地质学家阿瑟·哈莱姆曾说，如果18世纪地质学之父詹姆斯·赫顿曾亲自到瑞士去考察的话，他一定会立刻明白那里被切割得七零八落的山谷、被磨得平整光滑的条痕、岩石堆集的滨线以及随处可见的各种线索的重要意义。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里曾有冰盖滑过。令人遗憾的是，赫顿并不是一个旅行家。但是，即便是凭借他所掌握的二手资料，他也不假思索地表示反对，那些巨大的石块是由洪水冲到1 000米高的山坡上的——他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水能使岩石漂浮起来——他成了赞成大规模冰川作用的第一人。可惜他的观点没有引起广泛注意；有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大多数博物学家依然坚持认为，岩石上的痕迹也许不过是过路的大车碾轧出来的，甚至可能是靴子的平头钉刮擦出来的。

相反，当地那些没有受科学界正统学说影响的农民知道得更多。瑞士博物学家让·德·夏庞蒂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834年，他和一位瑞士伐木工人行走在一条乡间小道上，他们随便聊起路边那些随处可见的大石块。伐木工人非常直率地告诉他，这些岩石来自离那里很远的格里姆瑟尔地区。“当我问他这些岩石是怎样来到他所在的地区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格里姆瑟尔冰川沿着山谷把它们带到了这里，因为那次冰川曾一度延伸到了伯尔尼镇。’”

夏庞蒂埃不禁大喜过望，因为他本人早已得出这样的看法。可是，当他在一次科学集会上提出这一观点时，却遭到人们的冷遇。夏庞蒂埃最好的朋友，一位名叫路易斯·阿加西斯的瑞士博物学家起初对这一观点持怀疑态度，之后又慢慢地接受，最后是全力支持这个理论。

阿加西斯曾在巴黎师从居维叶，当时担任瑞士纳沙泰尔州立学院自然史教授。他的另一位名叫卡尔·希姆帕尔的朋友是一位植物学家。事实上，正是希姆帕尔于1837年首先创造出了冰河时代（德语：Eizeitt）这个词。他认为，有许多证据表明，厚厚的冰盖不仅覆盖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而且覆盖了欧洲、亚洲和北美洲的大片地区。这是一个极其激进的观点。他把他的笔记借给了阿加西斯——后来他为此懊悔不已，因为阿加西斯越来越多地从那些希姆帕尔觉得属于自己的理论中获得了荣誉。夏庞蒂埃最后也成了他老朋友的死对头。亚历山大·冯·洪堡也是阿加西斯的朋友。他曾经这样论述科学发现的三个阶段：首先，人们拒绝承认它是正确的；然后，人们拒绝承认它的重要性；最后，人们把功劳归于别人。当洪堡这样论述的时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心里是有阿加西斯的影子的。

话虽如此，阿加西斯还是致力于这一领域。为了了解冰川作用力，他哪里都去——钻进极其危险的裂缝深处，爬上极为陡峭的阿尔卑斯山峰，而且往往好像不知道，他和他的队员所攀登的是人类以前从未登临过的山峰。可是，几乎无论阿加西斯到哪里，人们对他的理论总是将信将疑。洪堡要求他停止这种对冰川的近乎狂热的考察，重新回到他所擅长的鱼类化石研究上来，可是阿加西斯是个一根筋的人。

在英国，支持阿加西斯理论的人更是少得可怜，因为那里的大多数博物学家从未见过冰川，往往无从理解冰川巨大的作用力。“难道岩石层面刮擦和磨光的痕迹仅仅归因于冰川作用吗？”在一次会议上，罗德里克·莫奇生以一种嘲讽的口吻问道，他显然想当然地认为那些岩石表面覆盖着一种又轻又滑的冰霜。直到临终的时候，他都对那些把什么都归因于冰川作用的“冰川狂”地质学家们表示出强烈的不信任感。地质学会的领导人、剑桥大学教授威廉·霍普金斯对此持同样的观点。他说“冰川可以移动岩石的观点从机械力学的角度来看实在荒唐”，根本不值得引起地质学会的注意。

阿加西斯并没有气馁，他不知疲倦地多方奔走，四处游说，宣传他的理论。1840年，他在格拉斯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他的一篇论文，却遭到伟大的查尔斯·莱尔的当众批评。次年，爱丁堡地质学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承认阿加西斯的理论中也许有某些合理的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根本不适用于苏格兰地区。

莱尔最终改变了立场。他的顿悟出现在某一天，他突然意识到，在他苏格兰住所附近的一堆冰碛石——由一长串岩石组成，他已经数百次从旁边经过——之所以矗立在那里，唯一说得通的解释就是冰川把它们搬到了那里。但是，即便他内心已有所转变，莱尔也没有勇气，不敢公开支持冰川时代理论。对于阿加西斯来说，那是一段极为难熬的时期。他的婚姻破裂了，希姆帕尔强烈谴责他剽窃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夏庞蒂埃不同他说话，而莱尔这位在世的最伟大的地质学家尽管支持他的理论，可是用的都是不冷不热、游移不定的语调。

1846年，阿加西斯到美国做系列演说，并在那儿赢得了他渴望已久的荣誉。哈佛大学聘请他为教授，并且为他建立了一个堪称一流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他在新英格兰地区定居下来，这毫无疑问是有帮助的，因为那里漫长的冬季使得人们对关于漫长的寒冷时期的理论抱有某种同情。6年以后，阿加西斯对格陵兰做了第一次科学考察。这也很有帮助。他们发现，几乎整个岛上覆盖着一层冰盖，就像阿加西斯理论中设想的古代冰盖那样。他的理论终于开始拥有了真正的支持者。阿加西斯的理论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他不能解释导致冰河时代出现的原因。不过，援军就要从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

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一些报纸和学术杂志开始收到格拉斯哥安德森大学（现在的斯特拉恩克莱德大学）的詹姆斯·克罗尔所写的有关流体静力学、电力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认为，地球轨道的变化很可能是导致冰川期出现的原因。该文于1864年发表于《哲学杂志》，立刻被推崇为代表最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可是，当人们了解到该文的作者克罗尔并不是该大学的研究人员，而只是一名普通职员的时候，他们于惊讶之余，也许还有一丝尴尬。

克罗尔1821年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家庭，他的正规教育在13岁时就已结束，之后他做过许多工作——木匠、保险推销员、禁酒旅店管理员，然后他来到格拉斯哥安德森大学当了一名门房。他说服他的弟弟帮助他打理了许多事务，因此，静悄悄的晚上他经常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自学物理、数学、天文学、流体静力学，以及其他一些新兴的学科。慢慢地，他开始撰写一系列论文，尤以地球运动及其对气候的影响为重点。

是克罗尔第一次提出，地球轨道从椭圆形（也就是说，略呈卵形）到接近圆形，然后再回到椭圆形的周期性变化，可能是导致冰川时代产生和消退的原因。在他之前，从未有人从天文学的角度对地球的天气变化做过解释。多亏克罗尔富有说服力的理论，英国人开始接受关于地球上的有些地区在以前某个时期处于冰川控制的观点。克罗尔的杰出才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可，他在苏格兰地质勘查局谋得了一个职位，还获得了许多荣誉：伦敦皇家学会及纽约科学学会吸纳他为会员，圣安德鲁斯大学授予他荣誉学位，等等。

遗憾的是，就在阿加西斯的理论终于在欧洲开始为人们所接受的时候，他却马不停蹄地在美洲一些人类从未涉足过的地方做野外考察。在他所到之处，包括赤道附近，他不断发现冰川的痕迹。最后，他确信冰川曾经覆盖过整个地球，毁灭了当时上帝已经创造的所有的生命。阿加西斯所引用的证据没有一个能够支持这种观点。尽管如此，在他所移居的美国，他的地位越来越高，几乎被看成了神，以至于1873年当他去世时，哈佛大学认为有必要增补三位教授才能弥补他所留下的空缺。

然而，阿加西斯的理论很快不再流行了。这种情况有时候是会发生的。在他去世后不到10年，接替他的哈佛大学地质系主任这样写道：“所谓的冰河时代……几年前在研究冰川的地质学家中还很吃香，现在会被人们毫不犹豫地抛弃。”

在一定程度上，问题在于克罗尔的计算认为，最后一次冰川期出现在8万年前，但是地质学证据越来越表明，地球在比8万年近得多的一段时期内曾经历过某种严重的摄动。不对造成一个冰川时代的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整个理论就没法站住脚。要不是一位名叫米卢廷·米兰柯维契的塞尔维亚学者的出现，这个问题本来会存在一段时间。米兰柯维契根本没有研究天体运动的背景——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机械工程师——但他在20世纪初突然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兴趣。他发现，克罗尔的理论的问题并不是它不正确，而是它太简单了。

地球在空间运动时，不仅轨道的长度和形状会有所变化，而且朝向太阳的角度——它的倾斜度、俯仰角和摆动，也会有规律地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都影响了照射到地面任何一点的阳光的时长和强度。尤其是，地球在漫长的时间内要经历三种位置变化，即所谓的黄赤交角、岁差和偏心率。米兰柯维契觉得，这些周期性的复杂变化与冰川期的产生和消退也许存在某种关系。困难在于，这种周期性变化的时间跨度相差过大——有的大约2万年，有的4万年，还有的10万年，差不多每个周期的差别都长达几千年——这就意味着，要想确定它们在漫长的时间段里的交叉点，必须经过几乎是无休止的精心演算。最主要的是，米兰柯维契必须计算出，100万年来，随着上述三种因素的不断变化，阳光在每一季节照射地球上每一纬度的角度和持续时间。

令人高兴的是，这样一项繁复庞杂的工作恰好适合于米兰柯维契的脾性。在接下来的20年时间里，即使在度假的时候，米兰柯维契也凭借铅笔和计算尺，从不间断地计算着他的周期表——这样一项工作现在用一台计算机一两天内就可以完成。计算都得在业余时间里进行，可是到了1914年，米兰柯维契突然有了许多空余的时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因为是塞尔维亚部队的后备役军人而被捕。在随后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被软禁在布达佩斯，管理不严，只需每周向警察报到一次，其余时间都在匈牙利科学院的图书馆里辛勤工作。他也许是历史上最快乐的一名战俘。

辛勤劳作的结晶是发表于1930年的著作：《数学气候学与气候变化的天文学原理》。米兰柯维契没错，冰川期和行星的摄动确实有关，虽然同大多数人一样，他认为严寒冬天逐渐加剧导致了漫长的寒冷时期。是生于俄罗斯的德国气象学家瓦尔德米尔·柯本——我们的构造学朋友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的岳父——发现这个过程要比那更复杂，更可怕。

柯本认为，产生冰川期的原因是凉快的夏季，而不是严寒的冬季。如果在某一地区夏季非常凉快，射来的阳光就会被地表反射，这样就加剧了寒冷的程度，使得更多的雪降下来，结果往往使地表的冰雪永久化。随着积雪累积成冰盖，整个地区就会更加寒冷，以致冰雪越积越多了。正如冰川学家格文·舒尔茨所说的那样：“冰盖的产生并不取决于下了多少的雪，而是取决于有多少未融化的雪——不管多么少。”冰川期被认为开始于某个季节反常的夏天，未融化的雪反射了热量，加剧了寒冷的效果。麦克菲说：“这是一个不断自我扩大的过程，而冰盖一旦形成，它就开始移动。”这样，就有了移动的冰川，也就进入了一个冰川时代。

20世纪50年代，由于检测年代技术的不完善，科学家们并没有能把当时所掌握的有关冰川期的数据与米兰柯维契精确计算出来的周期进行对比。因此，米兰柯维契及其计算结果越来越不吃香。直到1958年去世时，米兰柯维契都未能证明其周期的正确性。到了这个时候，用一部记述该时期的史书里的话来说：“你很难找到一位地质学家或气象学家认为那个模型不仅仅是一个古董。”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用于确定古代海底沉淀物的年代的钾氩测年方法的改善，米兰柯维契的理论才最终得以确证。

单是米兰柯维契周期并不足以解释冰川期的周期。许多别的因素也必须纳入考虑的范畴——尤其是大陆的分布情况，特别是极地陆块的存在，但是对于所有这一切我们了解得并不完备。然而，一直有一种说法，如果你将北美大陆、欧亚大陆和格陵兰往北移500公里，我们就势必永远处于冰川期。看上去我们非常幸运，赶上了所有的好天气。对于一个冰川期内被称为间冰期的一段气候相对暖和的时期，我们对其周期尤其缺乏了解。说来也许有些令人沮丧，整个人类文明史——农业的发展，城镇的建立，数学、文学、科学和所有其他一切的兴起——都发生在一段不大寻常的好天气时期。上几次间冰期只持续了8 000年的时间，而我们这一次已过去了1万年。

事实上我们依然处在一个冰川期，只不过这是一个范围已经缩小的冰川期——虽然缩小的程度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么大。在上一次冰川期的高峰期，也就是在大约2万年前，地球陆地表面约30％被冰雪覆盖。即便是现在，依然有10％的陆地覆盖着冰雪，更有14％的地区是永久冻土带。四分之三的地球淡水结成冰，南北两极有冰盖——这种情况自地球诞生以来是极不寻常的。世界上许多地区冬天会下雪，像新西兰这样温润的地区也覆盖着永久性的冰盖，这一切对于我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可是在地球以往的历史中却极为罕见。

直到相当近的一段时期前，地球表面的温度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比较高，哪里也没有永久性的冰川。当前的冰川期——实际上是冰河时代——开始于大约4 000万年前，从极其严酷变得不大严酷。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为数不多的不大严酷的时期。新的冰川期总是会抹掉以前的冰川期所留下的痕迹，因此时间越是往前推移，展现在你面前的图景就越是不完整。但是，在过去25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似乎已经历了至少17个严酷的冰河时代——在这段时期，正是非洲直立人及随后的现代人生活的时期。人们常说，造成当前冰川期的两个嫌疑犯是喜马拉雅山的隆起和巴拿马地峡的形成。前者干扰了气流的畅通，后者打乱了洋流的走向。在过去4 500万年的时间中，曾经是一个岛屿的印度漂移了2 000公里与亚洲大陆相撞，其结果不仅使喜马拉雅山上升，并且在它的后面形成了广袤的青藏高原。据认为，高原的海拔增高不仅使气候变得更加寒冷，而且改变了风向，使风吹向北方，吹向北美，使得那里更容易长时期处在严寒的控制之下。接着，从大约500万年前开始，巴拿马地区从海底隆起，将南北美洲连在一起，这样就影响了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暖流的流向，改变了至少半个世界的降雨量的分布情况。其结果之一是造成了非洲的干旱，使得那里的类人猿纷纷从树上来到地上，到正在形成的大草原寻找新的生活方式。

无论如何，随着海洋和大陆变成目前的分布情况，我们似乎还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冰河时代。根据约翰·麦克菲的观点，我们还将经历大约50个冰河时代，每一个冰河时代持续10万年左右，之后我们才能有希望迎来一个极其漫长的解冻期。

在5 000万年前，地球上并没有很有规律的冰川期，可是一旦它们在地球上出现，其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是十分惊人的。第一次大范围的冰川期出现在大约22亿年前，之后就是长达10亿年左右的温暖期。在这之后出现的冰川期比第一次来得更大——事实上，它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如今有些科学家提到那个时代时，都用上了覆冰纪或超级冰川期这样的字眼。这种状况更经常被称为“雪球世界”。

然而，“雪球”很难说明那一时期环境恶劣的程度。那种理论认为，由于阳光的照射量减少了约6％，产生（或保留）温室气体的能力降低，地球实际上难以保持其热量。地球变成了如同南极那样的冰天雪地，气温降低了45摄氏度。整个地球表面都被冻得严严实实，高纬度地区的海洋结冰厚达800米，热带地区的也有几十米厚。

这里存在一个严重问题：从地质学角度来看，整个地球，包括赤道地区在内，都被冰雪所覆盖；可是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却又确定无误地表明在某些地方一定存在着未曾冰冻的水域。首先，藻青菌存活了下来，还进行了光合作用。进行光合作用需要阳光，可是要是你透过冰块看，你会发现光线很快变得越来越暗，几米之外就根本看不见光线了。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有两种解释：一是有一小部分水域确实未曾冰冻，也许是因为当地某个地方很热；一是某些结构的冰块是半透明的——这种现象有时在大自然中确实存在。

如果地球确实被冻结过，那它又是怎样重新变得温暖起来的呢？这是一个很难于回答的问题。由于反射的热量太多，一个处于冰冻状态的星球会永远保持这种状态。挽救这种局面的力量似乎来自地球内部的岩浆。我们在这里也许要再次感谢地壳的构造。我们认为，是火山救了我们。火山的喷发突破了冰川的封锁，喷涌而出的热量和气体融化了地表的冰雪，使得大气层重新得以改变。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一次高度寒冷的时期是以寒武纪大爆发——生命发展史上的春天——为结束的标志的。当然，这样一个春天并非总是风和日丽，因为随着地球变暖，它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狂暴的天气，强烈的飓风掀起摩天大楼高的巨浪，到处下着不可思议的瓢泼大雨。

这一时期，多毛虫、蛤蜊，以及其他附着于深海喷气孔的生命无疑继续存在，仿佛什么事也没有。而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很可能到了完全灭绝的边缘。这一时期距我们今天十分遥远，而我们目前对它的了解是极其匮乏的。

与覆冰纪大爆发时代相比，最近几次冰川期的规模似乎要小得多，但以今天地球上的任何标准来衡量，它还是极其巨大的。覆盖欧洲和北美洲的威斯康星冰盖在某些地方厚达3公里，并且还以每年120米的速度不断前进。即使在其边缘地段，冰盖也差不多有800米厚。这是一个多么壮观的景象啊！想象一下，你站在一堵那么高的冰墙脚下，墙的后面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地方，除了几座刺向青天的冰峰，全都是一望无际的冰盖。整块整块的陆地在巨大的冰盖的压力下沉降，即使在冰川退却12 000年后的今天，这些陆地还没有上升到原来的位置。在冰盖缓慢移动的过程中，不仅使巨大的石块和冰碛石堆改变了位置，而且还扔下整块整块的陆地——诸如长岛、科德角、楠塔基特岛等等。阿加西斯以前的地质学家难以理解冰盖所具有的足以使地球表面发生变化的巨大的威力，这是不足为怪的。

如果冰盖卷土重来，我们没有任何武器可以改变它们的方向。1964年，在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北美最大的冰川地区发生该大陆有记录以来最强烈的地震，其强度达里氏9.2级。在发生断层的地方，地表上升了6米。这次地震是如此的强烈，连得克萨斯州的池塘水都溅到了岸上。但是，这次前所未有的震动对于威廉王子湾的冰川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本没有，冰川抵消了地震，继续其前进的步伐。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认为地球是渐渐地进入和脱离冰川期的，其周期在数十万年以上。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通过对格陵兰岛冰核的测量，我们有了一份10多万年以来地球气候变化的详细记录。结果并不令人乐观。记录表明地球在最近一段历史时期根本不是人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风调雨顺的安身之处，相反，它的气候总是在温暖和严寒之间剧烈地摇摆不停。

大约12 000年以前，地球快要结束最近的一次大规模的冰川期，气候开始变暖，而且暖得很快。可是，接着它又突然一下子回到长达1 000年左右的酷寒期。那个时期在科学史上被称作新仙女木期。（这一名称来自一种名为仙女木的北极植物，是冰川消退后第一批重新生长起来的植物之一。科学史上还有一段被称为老仙女木期，不过其特征并不那么显著。）在这个千年酷寒期快结束的时候，平均气温再次突然攀升，20年内上升了4摄氏度之多。这听起来或许并不那么可怕，但足以在短短的20年内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气候变成地中海地区的气候。在局部地区，这种变化更加惊人。格陵兰的冰核显示，那里的气温在10年内改变了8摄氏度之多。气温的变化改变了那里的降水形式，也改变了那里的生长环境。这种情形在人烟稀少的过去就已经足以令人不安，而在今天，其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最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自然现象使得地球的温度发生如此快速的变化。就像伊丽莎白·考柏特在《纽约客》上撰文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已知的任何外部力量——甚至没有任何假设的外部力量——使得地球温度发生如冰核所显示的那样剧烈、那样经常的变化。这当中似乎存在一个，”她继续写道，“范围很广而又十分可怕的反馈循环。”这很可能和海洋及洋流的正常循环被打乱有关，但是要彻底了解这一切，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有一种理论认为，在新仙女木初期，大量流入海洋的冰雪融水降低了北半球海水的盐分浓度，以及密度，使得墨西哥湾暖流折转向南，就像一个司机为了避免撞车而改变方向一样。由于缺少了墨西哥湾暖流所带来的热量，北半球纬度较高地区的气候重新回到严寒的状况。但是这不能解释为什么1 000年以后，当地球重新变暖时，墨西哥湾暖流却没有像以往那样转向。相反，我们进入了一个异常平稳的被称为全新世的时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期。

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段稳定的气候会持续很长时间。事实上，某些气象学方面的权威认为，我们的气候正在变得比以前更加糟糕。人们很自然地以为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会对地球重新回到冰川状态起一种阻碍作用。然而，正如考柏特所指出的那样，当你遇到不可预测的气候波动时，“你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主动对它进行大范围的监测”。有人甚至认为，气温的上升很可能会促使冰川期的到来。这种观点乍一看上去似乎不大明白，实际上很有道理。气温稍稍上升会使蒸发速度加快，云层加厚，从而使得纬度较高地区的积雪持续不断地增加。事实上，全球气温的上升可能会使北美洲和欧洲北部局部地区变得更加寒冷。这是有道理的，虽然是矛盾的。

气候是多种变量的产物——二氧化硫含量的上升和下降，大陆的漂移，太阳的活动，米兰柯维契周期的变更——因此，要理解过去的事情就像预言将来的事情那样困难。许多事情我们完全无法理解。举一个例子，南极洲漂移到南极地区以后，至少有2 000万年的时间，那里就一直不曾有过冰川，而是为植被所覆盖着。这一切在今天听上去简直就像天方夜谭。

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已知的晚期恐龙的栖息场所。英国地质学家斯蒂芬·特鲁里发现，北极周围10纬度范围内的森林是包括霸王龙在内的这类大动物的老家。“这简直令人费解。”他写道，“因为在这样的高纬度地区，一年中有3个月的时间处于黑暗中。”更有甚者，现在有证据显示，那些高纬度地区的冬天也十分寒冷。氧同位素研究表明，在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地区，白垩纪晚期的气候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霸王龙在那里做什么呢？它要么季节性地长距离迁徙，要么一年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冰雪交加的黑暗中度过。在澳大利亚——那时的位置比现在离南极更近——要撤到气候比较暖和的地方是不可能的。恐龙又是怎样在这样的环境中设法生存下来的呢？对此我们只能猜猜而已。

有一点必须记住，要是由于无论什么原因再次开始形成冰盖，这一次有多得多的水可以利用。五大湖、哈得孙湾，以及加拿大无数的湖泊，它们那时还不存在，没有为上一个冰川期提供原料，它们是上一个冰川期的产物。

另一方面，在我们历史的下一阶段，将会看到大量冰盖融化而不是大量冰盖形成。如果所有的冰盖都融化，海平面将上升60米——有20层楼那么高，全世界所有沿海城市都会被淹没。更加可能的是，至少在短期内，南极洲西部的冰盖会塌陷。在过去50年的时间内，南极洲周围水域的温度上升了2.5摄氏度，冰盖塌陷已经大大加剧。这一地区的地质构造特点使得大规模的塌陷更有可能发生。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全球海平面将平均上升——而且速度很快——4.5—6米。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我们不知道未来年代的气候是严寒还是酷热。只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生活在刀刃上。

顺便提一句，从长远来看，冰川期对于地球绝不是一件坏事。冰川磨碎岩石，留下新的肥沃的土壤；它们开凿出淡水湖泊，为数以百计的生物种类提供丰富的养分；它们推动了动植物的迁移，使得地球充满生机。正如提姆·弗兰纳里所说：“要想确定某一块陆地上的人类的命运，你只需问问那块大陆这样一个问题：‘你有过一个像样的冰川期吗？’”记住这一点，我们接着该看一看，有一种类人猿是怎样应对这种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