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887年圣诞节前，一位有着非荷兰名字的年轻荷兰医生马里·尤金·弗朗索瓦·托马斯·杜布瓦来到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苏门答腊岛，他此行的目的是寻找地球上最早的人类的遗骨。

他的这一举动有几点非同寻常之处。首先，在此之前，从未有人专门去寻找过古人类遗骸。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一切都纯属偶然，而杜布瓦的背景决定了他似乎也不是使这一过程变得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理想人选。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解剖学家，对于古生物学却是一个门外汉。也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认为荷属东印度群岛存在早期人类的化石。从逻辑上说，若要发现古代人类的遗迹，应该到地域辽阔，很久以前就有人类活动的大陆，而不是空间相对狭小的群岛。驱使杜布瓦来到东印度群岛的，一是他的直觉，一是这里可以找到工作，还有就是苏门答腊有许多洞穴，之前的大多数重要的人科动物化石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发现的。然而，最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居然找到了他要寻找的东西。这简直是个奇迹。

在杜布瓦想出他关于寻找联结猿和人类的缺环的计划的时候，已经发现的人类化石少得可怜：5块不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骸骨，一小块来源不明的颌骨，以及6块冰川期的人类骸骨，后者是铁路工人刚刚在法国莱埃济附近的克罗马农悬崖的一个洞穴里发现的。尼安德特人骸骨中最完整的一块后来被放在伦敦的一个架子上，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能被保存下来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它是1848年工人们在直布罗陀附近的一个采石场爆破岩石时发现的。不幸的是当时还没有人识货。有人在直布罗陀科学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对它做了轻描淡写的介绍，之后它就被送往伦敦亨特博物馆，除了偶尔有人轻轻擦去上面的灰尘以外，有半个多世纪无人碰过。直到1907年，才有人对它做了第一次正式描述。这人名叫威廉·索拉斯，是一位地质学家，“在解剖学方面只是勉强合格”。

因此，德国的尼安德特山谷倒成了第一批早期人类化石的发现地和命名地——不过这倒歪打正着，因为尼安德特这个词在古希腊语里面恰好是“新人”的意思。1856年，在那里，工人们又在杜塞尔河沿岸峭壁的另一个采石场发现了一些怪模怪样的骨头。他们把这些骨头交给当地学校的一名教师，因为他们知道他对自然界所有的事物都感兴趣。很值得称道的是，这位名为约多·卡尔·弗尔洛特的教师意识到他可能已发现了某种新的人类。不过这种人类是什么，他们有什么特点，这些问题人们还需要争论一段时期。

有许多人拒绝承认尼安德特人骸骨是古人类的化石。波恩大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教授奥古斯特·梅耶认为，这些骸骨不过是一名蒙古哥萨克士兵死后留下的。他1814年在德国作战中受了伤，最后爬到洞穴中死去。听到这种说法，英国的T.H.赫胥黎不无嘲讽地说，那位士兵真是了不得，尽管已经受了重伤，还爬到将近20米高的悬崖，然后脱去身上的衣服，扔掉所有的私人物品，最后封上洞口，将自己埋在半米多深的土里。另一个人类学家对尼安德特人的大眉脊做了深入研究，认为这是由于前臂骨折而又没有痊愈而长时间皱着眉头的结果。（在迫不及待地否定有关早期人类的观点的同时，权威人士经常对极不可能的事倒是不假思索地加以接受。就在杜布瓦出发去苏门答腊前后，有人在佩里格发现了一副骸骨，它被很有把握地宣布为爱斯基摩人的化石。至于一个古代的爱斯基摩人在法国西南部干什么，一直没有一个像样的解释。实际上这是一个早期的克罗马农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杜布瓦开始了他寻找古人类化石的工作。不过他并非亲自动手挖掘，而是使用荷兰当局借来的50名犯人。他们先是在苏门答腊工作了一年，之后又转战爪哇。1891年，正是在那里，杜布瓦——应该说是他的挖掘队，因为杜布瓦本人很少去现场——发现了一小块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这块化石现在被称为特里尼尔头盖骨化石。尽管这只是一块不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可是它足以显示化石的主人并没有明显的人类特征，但是有着比任何类人猿大许多的大脑。杜布瓦称他为直立人（Anthropithecus erectus）（后来因技术原因改称为直立猿人），并且宣称这是联结猿和人类之间的缺环。没过多久，大家就称他为爪哇人。今天我们称他为直立人（Homo erectus）。

第二年，杜布瓦的工人们发现了一根几乎完整的大腿骨，令人吃惊的是，这块骨头看上去与现代人的特点十分相似。事实上，许多人类学家认为他就是现代人，与爪哇人没有任何关系。即使是一根直立人的骨头，它也与已经发现的其他化石不同。杜布瓦据此推论——后来证明是正确的——类人猿是直立行走的。仅仅根据一小块头盖骨和一颗牙齿，杜布瓦竟然还制作成了一个完整的头骨模型，而且后来证明，他的制作也是非常精确的。

1895年，杜布瓦回到欧洲，希望赢得一片喝彩声。实际上他遇到的反应几乎恰恰相反。大多数科学家既不赞同他的结论，也不喜欢他摆出的那副傲慢的态度。他们认为，那块头盖骨是猿猴的，很可能是长臂猿的，根本不是什么早期人类的。他于1897年请斯特拉斯堡大学一位有名望的解剖学家古斯塔夫·施瓦尔布制作了一个头盖骨模型，希望支持自己的观点。施瓦尔布据此写了一篇论文，令杜布瓦大吃一惊的是，这篇论文所受到的支持和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杜布瓦所写的任何东西。接着，施瓦尔布还做了一系列巡回演讲，受到热烈的赞赏，好像那块化石是他挖到的。杜布瓦既惊又恨，之后他接受了一个平凡的职位，在阿姆斯特丹大学默默无闻地当一名地质学教授。在随后的20年里，他不再允许任何人碰他的宝贝化石。1940年，杜布瓦郁郁而终。

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澳大利亚裔解剖学负责人雷蒙德·达特于1924年收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小孩头骨，带有完好的面部、下颌以及所谓的颅腔——一个天然的大脑模型——它是在卡拉哈里沙漠边缘一个名叫塔翁的地方的石灰岩采石场发现的。达特马上发现，这不是杜布瓦发现的爪哇人那样的直立人，而是与猿更为接近的远古猿人。他推断其生存时间距今有200万年左右，并将其命名为南方古猿非洲种，或者说“非洲南方猿人”。在发表于《自然》杂志的报告中，达特称塔翁化石与人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建议需要为他的发现建立一个崭新的科：人属猿科（“人猿科”）。

达特在权威那里所受到的冷遇比杜布瓦有过之而无不及，几乎有关达特理论的一切——实际上，好像几乎有关达特的一切——都令他们很不高兴。首先，他自己搞分析，没有要求比较世故的专家提供帮助，证明他是目中无人。连他为化石取的名字，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将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根组合在一起，也显示出他的学术能力的欠缺。最为要命的是，他的观点与约定俗成的理论大相径庭。大家一致认为，人和猿至少在1 500万年前就在亚洲分道扬镳。如果人类是从非洲出现的，看在老天爷的面子上，我们岂不成了尼格罗人种（黑人种）？！这就好比今天某个上班族声称，他在美国密苏里州，发现了人类祖先的化石一样。这明显与已有的知识搭不上边。

达特唯一有名望的支持者是出生于苏格兰的罗伯特·布罗姆，一个非常聪明，可是性情有些古怪的医生和古生物学家。比如，布罗姆有个习惯，天气暖和在野外考察的时候身上一丝不挂，而天气是经常很暖和的。而且据知，他曾在一些贫穷而又格外听话的病人身上做可疑的解剖实验。那些病人死后——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他会把他们的尸体埋在自己的后花园里，日后再挖出来研究。

布罗姆是一个颇有造诣的古生物学家，又居住在南非，因此有机会亲自审视塔翁头骨。他立刻意识到它确实具有达特所认为的那种重要意义，并不遗余力地为达特辩护，可是毫无效果。在以后的50年里，人们一致的看法是塔翁男孩只不过是猿，仅此而已。大多数教科书甚至都没有提到它。达特用5年时间撰写了一篇论文，却找不到发表的地方。最后他彻底放弃了寻求发表的努力（虽然他还在继续寻找化石）。这块头骨——今天被认为是人类学最珍贵的东西之一——在达特一位同事的办公桌上被当作镇纸用了好多年。

1924年，当达特公布他的发现的时候，人们已知的古人类只有4种：海德堡人、罗得西亚人、尼安德特人，以及杜布瓦的爪哇人——但是很快，这一切就将发生根本性改观。

先是在中国，一位名叫步达生的加拿大业余考古爱好者开始在一处名为龙骨山的地方进行挖掘工作。这座小山在当地无人不知，因为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古化石。不幸的是，当地人并没有把这些化石保存下来供科学研究用，却把它们磨成粉当成了一种药材。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无价的直立人化石被当地人当作制作中药的材料。当步达生来到那里的时候，那个地方已经被挖得不成样子，但是他还是发现了一颗臼齿化石。据此他很英明地得出结论，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化石人类型：北京中国猿人，很快被称为北京人。

在步达生的敦促下，人们进行了更坚定的挖掘工作，并且发现了许多别的化石。不幸的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这些东西全丢失了。当时，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打算带着这批化石撤离中国，他们遭到日本兵的拦截，并且被关押。日本兵检查他们的箱子，结果除了骨头什么也没有发现。日本人将其扔在路边，这是它们最后一次被人看到。

与此同时，在杜布瓦发现爪哇人的老地方，由拉尔夫·冯·孔尼华为首的一支考察队在昂栋地区的梭罗河上发现了另一组早期人类的化石，后来以其发现地而命名为梭罗人。孔尼华的发现本来会成绩更加赫然，但他犯了一个策略性错误，而且发现时已为时过晚。他曾向当地人许诺，每发现一片人类化石，他就付给他们一角钱。令他毛骨悚然的是，他发现，为了得到尽可能多的钱，他们把挖掘到的大块化石敲成了小片。

随后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化石被发现和确认，一系列新的命名也相继出现：奥瑞纳人、特兰斯瓦尔南方古猿、巨齿傍人、鲍氏东非人，以及几十种其他的类型。所有这些几乎都延伸出一个新的属或是新的种。到20世纪50年代，被命名的人种动物名称已达100种以上。唯恐天下不乱，许多名称又随着古人类学家对分类的提炼、修正和争吵不休而被冠以一连串别的名称。梭罗人就曾分别被称作人属梭罗人、亚洲原始人、尼安德特梭罗亚种、智人梭罗亚种、直立人直立亚种——最后被简单地称为直立人。

1960年，为了清理杂乱无章的人科动物的名称，芝加哥大学的克拉克·豪威尔根据恩斯特·迈尔以及此前10年间人们提出的建议，提出减少为两大属——南方古猿属和人属——他还对许多种属进行了合理化归类。爪哇人和北京人都属于直立人。这种归类法有一段时间在人科动物界十分流行，但是没有持续很久。

在大约10年的相对平静之后，古人类学又迎来了一个发现层出不穷，直到今天也势头不减的时期。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能人被有些人认为是弥补了猿和人类之间的一段空白，可是另外有一些人认为它根本不是另外一个种类。接着（在众多的其他类中）相继出现了匠人、路易斯·利氏人、鲁道夫人、小颅人、前人，而南方古猿也出现了众多的种类：阿法南猿、A.walkeri、始祖种南猿、沃克氏南猿、湖泊种南猿等等。到目前为止，有文献记录的人科动物种类总共有近20种，可是究竟是哪20种，没有任何两个专家的看法是一致的。

有的专家继续按照豪威尔于1960年提出的两大属人科动物来进行研究，但是有的将某些南方古猿单独列属，并冠以傍人属的名称，还有的又增加了一个年代更早的地猿。有的人将praegens归于南方古猿，有的人将其归入新的古人种。但是大多数人根本不承认praegens是一个单独的种。没有任何一个众望所归的权威来统一大家的意见，一个名称为大家所接受的唯一途径是所有人都不持异议，可是这往往很难得以实现。

令人意外的是，更大的问题还在于证据的缺乏。自从人类起源以来，有几十亿人，或类人动物曾经生活过，每一个都把一点儿不同的基因遗传给整个人类。在数量如此巨大的人类当中，我们对于史前人类的了解凭借的仅仅是5 000人左右的往往还是支离破碎的遗骸。当我问纽约美国自然博物馆馆员伊恩·塔特萨尔，全世界已发现的有关人科动物和早期人类的化石总量是多少时，这位留着一脸大胡子，待人亲切和善的馆员说：“如果你不怕弄得一团糟，你可以把它们通通装在一辆小卡车的后部。”

如果这些人类化石能够按时间和空间分布得比较均匀的话，即使缺乏，事情也不至于如此糟糕。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它们东一块西一块地出现，往往令人备尝可望而不可即之苦。直立人在地球存在了100万年以上的时间，他们居住的范围从欧洲的大西洋沿岸一直到中国的太平洋沿岸，然而如果你将所发现的每一个直立人复活，他们还装不满一辆校车。能人的化石就更加少得可怜：只有两副不完整的骨骼和几根孤零零的肢骨。某些和我们自己的文明一样短暂的事物，仅仅根据化石记录，几乎肯定是无从知晓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塔特萨尔这样说道：“在欧洲，你在格鲁吉亚发现了大约170万年前的人科动物头骨；接着，在大陆另一端的西班牙发现了一块与之差不多相隔100万年的化石；然后，又在德国发现了一块与之相隔30万年的海德堡人化石。它们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微笑了一下，继续说道，“就是根据这样支离破碎的东西，你想要归纳出整个人类的历史。这是很难办到的。我们确实对许多古代物种彼此之间的关系了解甚少——这些物种中哪些最终进化成了人类，哪些在进化过程中灭绝了，我们实在不知其详。有些也许根本不应该视为单独的种类。”

记录方面的不完整性使得每一次新的发现看上去都十分突兀，与所有别的化石大相径庭。假如数万块化石是按年代顺序均匀地分布的话，其相互之间的细微差异就会一览无余。正如化石记录所显示的，所有新的种类并不是突然之间就出现的。越是接近分界点的地方，其相似之处就会愈加明显。因此，要想把晚期智人和早期直立人区分开来是十分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太相像了。类似的问题在区分支离破碎的化石时经常出现——比如，一块骨头究竟是一个女性南方古猿鲍氏种的，还是一个男性能人的，这很难确定。

有关古人类化石的研究是如此具有不确定性，科学家不得不根据附近所发现的其他物证做出假设，这种假设也许不过是大胆的猜测。正如艾伦·沃克和帕特·希普曼所客观描述的那样，如果你把附近经常与化石一起发现的工具联系起来，你会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早期手工工具大多是羚羊的杰作。

也许最令人困惑的，莫过于支离破碎的能人化石中所出现的矛盾现象。单独放置，能人化石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如果把它们依次摆放在一起，就会发现男性和女性在进化的速度和方向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男性与猿的区别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具有人的特征，女性在相同的时期却似乎在由人类向更具有猿的特点的方向转变。一些权威认为根本没有理由将能人单独归类。塔特萨尔和他的同事杰弗里·施瓦兹认为，它只能归入“废物篓种”——互不关联的化石“可以被随手扔进”的那个种类。即便是那些将能人看作是独立种类的人也不能确定，它究竟是与我们同属一属，还是属于另外一种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旁支。

最后，在这一切中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人性的因素。科学家总是很自然地倾向于将他们的发现以最有利于确立他们声誉的方式加以阐释。很少有哪位古生物学家在发现一批骨头时会宣布他的发现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正如约翰·里德在他的著作《缺失的环节》中含蓄地表达的那样：“发现者在首次解释新证据的时候，往往都会说这证实了自己事先的想法，这是很有意思的。”

所有这些都肯定为日后的争论留出了很大的空间，也没有任何人比古人类学家更喜欢争论的了。“在所有科学家中，古人类学家也许是把自尊发挥到极致的一类人。”最近出版的《爪哇人》一书的作者们这样说道。该书一个值得一提的特点，就是用了大量篇幅，毫不掩饰地对他人的缺点进行攻击，尤其是作者本人的亲密前同事唐纳德·约翰森。下面就是其中的一小段：

我们在研究所共事的时候，他（约翰森）不幸染上了一种喜怒无常、大声呵斥人的习惯，有时还伴以随手扔书本或手边任何东西的剧烈动作。

因此，请牢牢记住，有关史前人类史，你很难说还有什么问题不会在某人某地引起争议。我们最有把握的只有这么一点，那就是我们自认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其大略情况如下：

作为生物，我们在99.99999％的历史时期和非洲黑猩猩有着共同的家谱。有关史前的非洲黑猩猩，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可是不管它们的情况是怎样的，都和我们的祖先别无二致。接着，大约700万年前，某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发生了。一群新的动物走出非洲热带森林，开始在广阔的大草原上四处走动。

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出现了。在以后的500多万年里，他们成为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人科动物。（austral源于拉丁语，是“南方”的意思，这里与澳大利亚无任何关系。）非洲南方古猿形成了几个分支，有的较为纤细，像雷蒙德·达特发现的塔翁男孩，有的较为粗壮，但是他们全都能直立行走。这些种属有的存在了足足100多万年，有的只存在了几十万年。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即便是生存年代最短的种类，他们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好多倍。

最有名的人科动物遗骸是1974年由唐纳德·约翰森带领的考古小组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尔发现的几块318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化石。它的编号是A.L.（意思是“阿法地区”）288-1。后来，人们根据披头士乐队一首动听的歌曲《在钻石天空下的露西》给她取了一个更为亲切的名字：露西。约翰森从未怀疑她的重要性。他说：“她是我们最早的祖先，猿和人类之间的缺环。”

露西身材短小——只有1米高，她会行走，尽管她是否能很好地行走还没有定论。她明显是一位攀缘高手，其他方面的情况就无从考证了。她的头盖骨几乎完全不在了，因此很难有把握确定她的脑容量大小，不过残留的头盖骨碎片表明她的大脑并不大。在提到露西的骨骼时，有很多书上说其中40％是完整的，有的说接近50％是完整的，美国自然博物馆出版的书中则说三分之二是完整的，而BBC电视系列节目《猿人》的解说词甚至说是“一副完整的骨骼”，可是电视镜头里所显示的图像根本不是如此。

一个人有206块骨头，但其中不少是重复的。如果你有一块左股骨标本，你不去找右股骨也能知道它的大小。除去所有这些重复的部分，你所剩余的骨头总数为120块——所谓的半骨骼。可是，即便以这样的方式来计算，即便是把最小的碎片也算作是一块完整的骨头，露西被发现的骨头也只占半骨骼的28％（只占一副完整的骨骼的约20％）。

在《骨头的学问》一书中，艾伦·沃克记述道，有一次他问约翰森，他是怎样得出40％的结论的。约翰森微笑着回答说，他没有将手和脚的106块骨头计算在内——你或许会认为，手和脚的骨头约占人类骨骼总数的一半还多，而且还是十分重要的一半，因为露西之所以是露西，毕竟是因为她是借助手和脚来应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的。无论如何，对于露西，我们的猜测远远多于了解。事实上，连她是不是一位女性我们也不知道，她的性别也仅仅是根据她身材较小而推论出来的。

在发现露西后两年，在坦桑尼亚的莱托里，玛丽·利基发现了被认为是来自同一家族的两个人科动物的一串脚印。这些脚印是两个南方古猿在一次火山喷发后在泥泞的火山灰中行走时留下的。火山灰后来变硬，保存了他们行走23米多远的脚印。

纽约美国自然博物馆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仿真模型，记录了他们经过时的情形。真人大小的模型再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肩并肩地行走在古代非洲平原，他们浑身上下毛茸茸的，高矮和黑猩猩差不多，但是他们的面部表情以及行走的姿势表明他们已经是人类。模型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那个男人用左臂搂住女人的肩膀护卫着她，这样一个温柔而动人的动作显示了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这个场景是如此逼真，以至使人很容易忽略围绕这些脚印所展现的一切都是出自想象。这两个人几乎所有的外部特征——头发的长短、面部器官（他们的鼻子究竟更像人类，还是更像大猩猩？）表情、肤色、女人胸部的大小和形状——都纯然是想象的结果。我们甚至不能肯定他们就是一对夫妇。那个女人也许实际上是个小孩。我们也不能确定他们就一定是南方古猿。他们之所以被假定为南方古猿，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候选对象。

我曾经被告知，他们之所以摆出那样的姿势，是因为在制作他们的过程中女性模型老是要翻倒。但是，伊恩·塔特萨尔笑着坚持说，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显然我们并不知道男人是否用他的胳膊护卫着女人，但是通过测量他们的步伐，我们确实可以断定他们是肩并肩地行走的。他们离得那么近——近得足以相互触摸。那是一个十分开阔的地带，因此他们很可能觉得很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他们的表情塑造成略带一丝担忧的样子。”

我问塔特萨尔在制作这个模型的过程中，他在征得别人认可时是否遇到过麻烦。他不假思索地说：“在进行再创作时总免不了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也许不能相信，在确定细节的问题上，比如尼安德特人是否有眉毛，人们也不知进行了多少讨论。莱托里塑像的情况也完全一样。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长什么样，但是我们可以揣摩他们的高矮、姿势，并就他们可能具有的外表做出合理推断。如果我重新制作这个模型，我想我会使他们稍微更像猿人一些。他们不是人类，而是两足猿人。”

直到不久以前，人们都认为，我们是露西和莱托里动物的后代，但是今天许多权威就不那么肯定。尽管某些身体特征（例如牙齿）表明南方古猿和我们之间是有一些联系，可是南方古猿的解剖结构所显示的其他方面就不尽如此。塔特萨尔和施瓦兹在《灭绝的人类》一书中指出，人类股骨的上半部分与猿十分接近，与南方古猿却相去甚远。因此，如果说露西是猿和现代人类之间的直接家系，那就意味着，我们在大约100万年时间里有着和南方古猿一样的股骨，而在我们接着发展到下一阶段时，我们又回到猿的股骨。他们以为，事实上露西不但不是我们的祖先，而且她很可能还不大会直立行走。

“露西以及她的同类并不能像现代人类那样行走。”塔特萨尔坚持说，“只有当这些人科动物在两棵树上的栖息地之间来回穿梭时，他们才不得不用两足来行走。由于他们骨骼的结构特点，他们是‘被迫’这么做的。”约翰森不赞同这一说法，他写道：“鉴于露西的臀部和她的骨盆肌肉的生长特点，她爬起树来和现代人类一样困难。”

2001—2002年间，发现了4块奇异的新化石，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这4块化石，一块发现于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它是由米芙·利基（她的家族以寻找化石闻名）发现的，后来被称为扁脸肯尼亚人。他生活的时期与露西大体相同，他的出现增加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是我们的祖先，而露西仅仅属于一个已经灭绝的分支。2001年还发现了地猿始祖种家族祖先亚种，其生活时间在580万年前到520万年前；以及原初人土根种，其生活时间可能在600万年前。后者成为已发现的最早的人科动物——但是这一纪录只保持了很短的时间。2002年夏天，一支法国考古队在乍得德乍腊沙漠（一个从未发现过古代化石的地区）发现了一种距今700万年前的人科动物，他们给它取名为撒海尔人乍得种（一些人认为这不是人类，而是早期的类人猿，因此应该被称作荒漠草原猿）。所有这些动物的年代都非常久远，非常原始，但是他们都会直立行走。他们这样做的时间，比以前想象的还要久远。

两足直立行走是一种需要技能而又风险很大的变化。这意味着必须改变骨盆构造，使其承受身体的全部重量。为了保持足够的支撑力量，女性的生殖道必须变得相对狭窄。这种变化导致三种结果，其中两种在很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另一种则要更长时间才会显现出来。首先，这意味着母亲生产时的痛苦加剧，而且大大增加了母亲和婴儿死亡的危险性。其次，婴儿的头部要想顺利通过狭窄的生殖道，就必须在脑仍然比较小的时候降生——因此，新生婴儿仍需要得到父母的呵护。这意味着抚养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又意味着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要很牢固。

即使在今天，当你已经成为这个星球的智力发达的主人时，这一切依然是个大问题。而对于矮小而又容易受到伤害的南方古猿来说，婴儿降生时的脑大约有一只柑橘那么大，危险性肯定很大。

因此，露西和她的同类从树上来到地上，而后又走出非洲丛林，这是为什么？他们很可能别无选择。巴拿马地峡的慢慢上升阻断了太平洋的海水流进大西洋，改变了流向北极的暖流的方向，使得北纬地区出现了异常寒冷的冰川期。在非洲，季节性干燥和寒冷气候的出现逐渐使得森林变成了草原。“与其说露西和她的同类离开了森林，”约翰·格里宾写道，“不如说是森林离开了他们。”

但是，走向开阔的草原，早期人科动物显然更容易暴露自己。直立行走的人科动物看得更清楚，但也被看得更清楚。即使是现在，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在野外还会感到不安全。我们叫得出名字的大型动物差不多都比我们的身体要强壮，动作要快，牙齿要锋利。面对攻击，现代人类只有两种优势。我们有发育良好的大脑，可以想出对付的办法；我们有灵巧的双手，可以投掷或挥舞具有杀伤力的东西。我们是唯一能远距离杀伤敌人的动物，因而弥补了体质上的弱势。

一切因素似乎都有利于大脑的迅速进化，但那种情况似乎并没有发生。在300多万年的时间里，露西和她的南方古猿同伴们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的脑容量并没有增大，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使用过一种哪怕最为简单的工具。更为奇怪的是，我们现在知道，与他们一起生存了将近100万年的其他早期人科动物曾经使用过工具，而南方古猿却从未利用他们周围的这些有用的技术。

在300万年前到200万年前之间的某一时期，估计有多达6个人科动物群共同生活在非洲大陆。然而，只有其中一种命中注定要延续下去，即人属。他们大约起源于200万年前的某一时间。没有人十分了解南方古猿和人属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唯一所能知道的就是他们与南方古猿一起生活了约100万年的时间。然后，100多万年前，所有的南方古猿，不论是粗壮型还是纤细型的，全都神秘地，或者可能是突然地消失了。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也许，”马特·里得雷说，“我们把他们吃了。”

一般认为，人属始自能人，一种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动物，最后进化成我们智人（字面意思是“会动脑的人”）。之间还有6种别的人属，取决于你采用哪种意见：匠人、尼安德特人、鲁道夫人、海德堡人、直立人和先驱人。

能人（“有技能的人”）是由路易斯·利基和他的同事于1964年命名的。之所以取这样的名字，是因为那是第一种会使用工具——尽管是非常简单的工具——的人科动物。那是一种相当原始的动物，看上去更像猿，而不像人类，但是大脑的绝对量大约比露西大50％，按比例也小不了多少，称得上是那一时期的爱因斯坦。没有任何原因足以说明为什么200万年前人科动物的大脑突然开始增大。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都认为大脑的发育和直立行走直接相关——走出森林的古人类不得不制定较为复杂的计划，这促进了大脑的进化——因此，当一再发现有那么多笨蛋两足动物之后，意识到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真的有点儿令人感到意外。

“为什么人类脑量开始增大，对此我们实在没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进行解释。”塔特萨尔说。巨大的脑子是高耗能的器官。它只占人类身体总质量的2％，却消耗了20％的能量。它对用作能量的东西还有些挑剔。如果你从不吃油腻的东西，你的大脑不会产生怨言，因为它对此不感兴趣。相反，它对葡萄糖却喜爱有加，而且多多益善，即使这意味着苛待其他器官。正如盖伊·布朗所描述的那样：“贪食的大脑经常使身体处于枯竭的危险之中，但它也不敢让大脑挨饿，因为那样会迅速走向死亡。”你大脑越大，吃得就越多；吃得越多，危险性就越大。

塔特萨尔认为，脑量的增大也许仅仅是进化过程的一个偶然。他相信史蒂芬·杰·古尔德的说法，如果你将生命的进化过程回放一遍——即便你仅仅从人科动物出现的相对较短的时间开始，现代人类或任何和他们相似的生物，能够一直存在到今天的可能性“实在很小”。

“人们最不易于接受的观点之一，”他说，“就是我们不是万物的顶点。我们生活在这儿，一切都并非必然。部分出于人类的自负，我们往往将进化理解为实际上是安排好来产生人类的一个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连人类学家都持这样的观点。”事实上，直到1991年，在C.罗瑞·布里斯所著的流传很广的教科书《进化的阶段》里，他依然顽固坚持这样一种线性进化观念。他只承认一个进化的终点，那就是南方古猿粗壮种的灭绝。所有其他的种群代表了一个直线进化的过程——每一种群都接过了前辈的接力棒，再把它传给年轻的后来者。无论如何，现在似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早期的种群许多走了小路岔道，已经灭绝了。

我们真够幸运，其中有一个种属成功了——一群会使用工具的人科动物似乎突然出现，与难以捉摸和颇有争议的能人同时存在，这就是直立人，尤金·杜布瓦发现于1891年的一种爪哇人属。根据你引用的资料的不同，他存在的时间最远约在180万年前，最近约在2万年前。

根据《爪哇人》作者们的观点，直立人是一条分界线：在他之前的一切种属都具有猿的特征，在他之后一切都具有人类的特征。直立人第一个学会狩猎，第一个使用火，第一个制造复杂的工具，第一个留下宿营的证据，第一个懂得照顾弱小。与以前所有的种属相比，直立人无论从外表还是行为上都更像人类，其成员四肢较长，身体颇瘦，非常强壮，比现代人强壮得多，有足够的精力和智力成功地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迁移。在其他人科动物的眼里，直立人肯定显得个儿大、有力气、敏捷和有才干。他们的大脑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

根据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世界最权威的学者之一艾伦·沃克的说法，直立人是“那个时代的速龙”。如果你正面盯着他看，直立人表面上显得像人类，但是“你不会愿意和他交流，你会成为他的捕食对象”。根据沃克的说法，他有着成年人般的身躯，婴儿般的大脑。

尽管直立人被发现已近一个世纪之久，但人们对他的了解仍然只能建立在零零碎碎的化石上——甚至还拼不成一副完整的骸骨。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非洲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发现以后，其作为现代人的先驱者的重要性——或者至少说，其可能具有的重要性——才得以被完全认识。偏僻的肯尼亚图尔卡纳湖区（以前的鲁道夫湖区）现在已是世界上发现早期人类化石最多的地区之一，但是在以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没有任何人想到去那里寻找化石。仅仅是因为有一次飞机偏离航线而飞过了湖区上空，使得理查德·利基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个比原先想象的更有收获的地方。一个考察队被派遣到了这一地区，可是一开始什么也没有找到。接着，有一天下午晚些时候，利基手下最著名的化石发掘者卡莫亚·基穆在离开湖区一段距离的一座小山上发现了一小片人科动物的眉脊化石。这样一个地方原本不大可能有大的收获，可是出于对基穆直觉的尊重，大家还是开挖了起来。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居然挖掘出一副几乎完整无缺的直立人骸骨。这是一个年龄在9—12岁的男孩骸骨，死于154万年前。塔特萨尔认为，这副骸骨具备了 “所有现代人类的身体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发现。“图尔卡纳男孩显然是我们中的一员”。

基穆在图尔卡纳湖区还发现了编号为KNM-ER1800的一副170万年前的女性骸骨。它第一次给科学家提供了有关直立人的线索，使得他们认识到直立人比以前想象的要有趣和复杂得多。这个女人的骨骼有些变形，上面布满斑斑点点，表明她得过一种被称为维生素Ａ过多症的慢性病。这种病只有吃食肉动物的肝脏才会得。这第一次向我们表明直立人是肉食人属。更令人惊叹的是，她骨骼上的斑点数量表明，她患病已达几周甚至几个月而没有死去。有人曾经照料过她。这是人科动物进化过程中所发现的温柔之情的第一个迹象。

研究还发现，直立人的头骨中还包含（或者说根据有的人的看法，可能包含）白洛嘉脑回，大脑左前区一个与言语有关的区域。黑猩猩没有这样的特征。艾伦·沃克认为，无论从大小还是复杂程度来看，直立人的脑回都不足以使他们学会说话，因此他们也许能和现代黑猩猩一样进行一些交流。以理查德·利基为代表的其他一些人却确信他们能够说话。

在一段时期内，直立人似乎是地球上唯一的人属。他们特别敢于冒险，似乎以极快的速度迁移到世界各地。完全根据发现的化石来看，直立人中的一部分大约在他们离开非洲的同一时期，甚至是稍早一段时间，就已到达爪哇。一些科学家据此认为，也许现代人类是从亚洲而不是非洲起源的——这种说法且不说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非洲大陆之外，没有任何地方发现过比直立人更早的古代人种。可以说，除非亚洲的人科动物是自发出现的。但无论如何，亚洲起源只会将直立人的迁移方向颠倒过来，你依然不得不解释爪哇人是怎样迅速跑到非洲去的。

直立人为什么距在非洲首次出现不久就已在亚洲现身，关于这一点，还有几种解释似乎也不无道理。首先，测定早期人类化石年代的时候有很大的误差，如果非洲化石的实际年代比测定的结果早，如果爪哇人化石比测定的年代晚，或者两种可能同时并存，那么非洲直立人就有足够的时间迁移到亚洲。年代更久远的非洲直立人完全有可能还未被发现。而且，爪哇人的年代有可能根本不正确。

现在疑问出现了。一些权威不认为图尔卡纳化石是直立人。问题在于，图尔卡纳骸骨尽管相当完整，可是其他直立人的骸骨却残缺不全。正如塔特萨尔和杰弗里·施瓦兹在《灭绝的人类》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大多数图尔卡纳骸骨“不能和与它相近的任何种类的化石相比较，因为其他种类的化石根本没有被发现”。他们认为，除去生活在同一时期这一点，图尔卡纳骸骨与任何亚洲直立人根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绝不应该被视为同类。一些权威坚持把图尔卡纳种属，以及其他同一时期的任何种属称作匠人。塔特萨尔和施瓦兹认为这还不够。他们相信正是这种匠人“或匠人的一种近亲”从非洲迁移到了亚洲，并进化成直立人，而后就灭绝了。

可以肯定的是，大约100多万年前的某个时候，一些新的比较现代的直立人离开非洲，勇敢地走向地球上的许多地方。他们迁移的速度可能非常迅速，平均每年增加40公里，一路上跋山涉水，穿越沙漠，还克服了其他数不清的障碍，他们逐渐适应了不同的气候，不同的食物来源。有一点至今仍是一个谜——他们是怎样穿越红海西部地区的。这一地区现在以气候干燥而著称，而在那时气候更加干燥。很有意思而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促使他们离开非洲的环境变化使得他们的迁移变得更加困难。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跨越一切障碍，在其他大陆生息繁衍下来。

这一点，在我看来，恐怕就是所有一致意见的终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接下来的一个阶段是一个长时间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里看到。

但是，在我们接着往下讲之前，让我们记住，所有这些发生在过去500多万年的一系列的进化，从遥远的、至今仍充满谜团的南方古猿到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类，造就了一种动物，其基因的构成仍然有98.4％与现在的黑猩猩一样。一匹斑马和一匹马，或者一只海豚和一只鼠海豚之间的区别，比起你和黑猩猩，这个被你的远古祖先在他们开始接管世界时远远抛到后面的毛茸茸的动物的区别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