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80年代初，差不多就在埃德蒙·哈雷和他的朋友克里斯托弗·雷恩及罗伯特·胡克坐在伦敦的一家咖啡屋里随便打赌的时候——他们的这一赌注最终导致了艾萨克·牛顿的《原理》、亨利·卡文迪许关于地球的重量以及本书前面所提及的其他不少令人鼓舞和赞叹不已的成果的出现——在印度洋上距离马达加斯加东海岸约1300公里的毛里求斯，一件人们不愿意看到的重大事件正在发生。

在那里，有个不知道姓名的船员，抑或是他喂养的宠物，正在捕杀最后一批渡渡鸟。这种鸟因其不能飞翔而著名，它们呆头呆脑，容易上当，也缺少快速奔跑的能力，因此它们成了来海滩度假的闲得无聊的年轻人富有诱惑力的捕猎目标。数百万年与世隔绝的安宁生活，使得它们对人类不可理喻的残忍行为缺少准备。

对于最后一只渡渡鸟消失时的情况，以及它灭绝的年份，我们并不是很清楚。因此，牛顿《原理》的问世和渡渡鸟灭绝究竟谁先谁后，我们无从考证，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两件事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我承认，你很难找得到同样的两件事来说明人类本性中的善与恶——同一种生物，一方面能够解开宇宙最深奥的秘密，另一方面却在无缘无故地灭绝一种对我们不构成任何威胁，甚至对我们对它们所做的一切都浑然无知的生灵。事实上，渡渡鸟是如此缺乏洞察力，据说，要是你想找附近的所有渡渡鸟，你只要抓住其中的一只，并且让它叫个不停，所有其他的同类就会摇摇摆摆地走过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对于可怜的渡渡鸟的摧残并没有到此为止。在最后一只渡渡鸟死后大约70年，也就是1755年，牛津阿什莫利恩博物馆的馆长发现该馆的渡渡鸟标本发了霉，就命令手下的人将它扔到火里烧掉。这真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因为那可是世上仅有的——不论是标本还是活物——一只渡渡鸟了。一个碰巧路过的员工被吓坏了，他试图将那只鸟从火中救出来，可是最终只救出了它的头和一部分腿。

这样做的结果，以及由于别的背离常识的举动，我们现在几乎不能完全确定一只活着的渡渡鸟长什么样。我们所拥有的信息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少得多——正如19世纪博物学家H.R.斯特里克兰不无愠怒地描绘的那样，“几个不懂科学的海员”写的几段简单的描述，“三四幅油画，以及几块散落的骨头碎片”，就是有关渡渡鸟的全部资料。依照斯特里克兰的说法，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一些古代海兽和庞大的蜥脚类动物的资料比渡渡鸟还要具体得多。而后者一直生存到现代，它们对我们别无所求，只要求我们远离它们，以便活下去。

综合起来，我们所知道的有关渡渡鸟的情况是这样的：它生活于毛里求斯，体态丰满，但味道并不鲜美，是鸠鸽家庭中个儿最大的成员。不过，它的个儿究竟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因为它的体重从未有过精确的记录。根据斯特里克兰所提到的“骨头碎片”以及阿什莫利恩的残缺标本，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出它的身高约80厘米，从嘴部到臀部的距离差不多也是这么长。由于不能飞翔，它只得将鸟巢筑在地上，因此它的蛋和幼鸟极易被外来的人带到该岛的猪、狗和猴子捕猎。它大约消失于1683年，到了1693年很可能就完全灭绝了。除此以外，我们几乎对它一无所知，只知道我们再也见不到它了。我们不知道它的繁殖习性、饮食特点以及它分布的地区、安静时和惊恐时会发生什么样的叫声。我们连一只渡渡鸟蛋也没有保存下来。

我们与活着的渡渡鸟相伴的时间从头到尾不过70年。这是一段令人吃惊的短暂时间——尽管我们必须说，到我们历史的这个时候，我们在不可逆转地灭绝其他物种方面已经干了数千年。没有人十分清楚人类的破坏性究竟有多大，但是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在过去的5万年左右时间里，不论我们走到哪里，那里的动物就容易灭绝，而且往往数量大得惊人。

在2万年前到1万年前，在现代人类到达美洲大陆之后，在那里有30种大型动物——有的确实非常大——简直是一下子消失了。在整个北美洲和南美洲，在那些手持燧石尖矛，彼此协调配合的猎人的捕杀下，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大型动物遭遇了灭顶之灾。即便在欧洲和亚洲，那里的动物经过长期进化而对人类存有高度的戒心，也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大型动物灭绝。而在澳大利亚，由于那里的动物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对人类保持警惕的习性，就有不少于95%的大型动物一去不复返。

由于早期狩猎的人类相对较少，而动物的数量却十分庞大——据说仅在西伯利亚北部的冻原上就发现了多达1 000万只猛犸的尸体——一些权威认为，大型动物的大规模灭绝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可能与气候变化或某些传染病流行有关。正如美国自然博物馆的罗斯·麦克费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并不需要过于频繁地捕杀危险动物——有那么多的猛犸排供你食用。”有的人认为也许与动物极易被捕获有关。“在澳大利亚和美洲，”提姆·弗兰纳里说，“动物很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应该跑得远远的。”

在那些消失的动物中，有一些确实引人注目，如果它们依然生活在我们周围的话，得对它们稍加管束才是。请想象一下这样的景象，地懒正在往楼上的窗户里瞅，乌龟几乎和小型菲亚特汽车一样大，6米长的蜥蜴在西澳大利亚州公路旁的沙漠里晒太阳。唉，它们都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很贫乏的星球上。今天，全世界只有4种大型（重达1吨，甚至更重）陆地动物存活了下来：大象、犀牛、河马和长颈鹿。可是，在过去的数千万年的时间里，地球上的生命从来不像今天那样贫乏和温顺。

问题是，大型动物在石器时代和近代的灭绝，是不是同一次灭绝事件的组成部分——简而言之，人类的出现对其他生命来说是不是一个坏消息？可悲的是，很可能就是。根据芝加哥大学古生物学家戴维·诺普的观点，在整个生物史上，地球上的物种灭绝速度一直是平均每4年有一个物种灭绝。理查德·利基和罗杰·卢因在《第六次大灭绝》一书中说，现在，人类所造成的物种灭绝数量可能高达那个速度的12万倍。

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博物学家、现任阿德莱德南澳大利亚博物馆馆长提姆·弗兰纳里，开始对我们对许多已经灭绝的物种，包括最近灭绝的物种所知甚少而感到吃惊。“不论在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发现记录资料存在很多空白——不是残缺不全，比如关于渡渡鸟，就是根本没有记录。”2002年初，他在墨尔本这样告诉我。

弗兰纳里聘请了他的朋友彼得·斯科顿，一位澳大利亚画家，一起对世界上的主要收藏标本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证，以发现什么东西消失了，什么东西遗漏了，什么东西我们一无所知。他们用了4年的时间，从旧毛皮、发出难闻气味的标本、古画、文字描述——总之是从他们找得到的一切东西中寻找资料。然后，斯科顿尽可能地照实物大小为每一种动物画了像，弗兰纳里则撰写文字介绍。其结果是一本名为《自然的缺环》的著作。这本书最完整地——必须说，最生动地——记载了最近300年里灭绝的动物种类。

有些动物，尽管资料还算比较多，但是有时好多年都没有人去进行多少研究，有时根本无人问津。施特莱发现的海牛，一种与海象相像、与人鱼有关的动物，就是最后一批灭绝的大型动物之一。它确实非常庞大——成年海牛可以长到近9米长，10吨重——但我们知道它，仅仅是由于1741年一支俄国探险队乘坐的船恰好在白令海峡的科曼多群岛失事。在这个遥远的雾气重重的地方，仍生活着相当数量的海牛。

幸运的是，这个探险队中有一位名叫乔治·施特莱的博物学家，他对这种动物着了迷。“他做了大量笔记，”弗兰纳里说，“他甚至测量了它胡须的长度。他唯一不愿描述的就是雄性海牛的生殖器——虽然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对描述雌性海牛的生殖器却津津乐道。他甚至带回了一块海牛皮，因此我们对其皮毛的肌理有了更好的了解。但我们并不总是如此幸运。”

有一件事是施特莱力所不能及的，那就是拯救海牛本身。当时由于狩猎而已经濒临灭绝的海牛，在施特莱发现它们之后的27年的时间里就逐渐完全消失了。然而，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不能列入其中，因为我们对它们了解得太少。达令草地的跳鼠，查塔姆珍岛的天鹅，阿森松岛的不会飞的秧鸡，至少5种类型的大型海龟，以及别的很多动物，除了它们的名字，我们永远无法了解更多的信息。

弗兰纳里和斯科顿发现，许多动物的灭绝，并不是由于人的残忍或肆无忌惮，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某种冠冕堂皇的愚蠢行为。1894年，在新西兰南、北岛之间的波涛汹涌的海峡中，人们在一块名为斯蒂芬斯的孤零零的岩石上建了一座灯塔，灯塔看守人的小猫不断给它的主人叼来古怪的小鸟。忠于职守的他将其中的几只送到了惠灵顿博物馆。馆长大喜过望，因为这是一种遗留下来的不会飞的鹪鹩——这是有史以来发现过的唯一一种适于栖立而不会飞的鸟。馆长立即动身去那个小岛，但是等他到达那里的时候，小猫已经将所有的鸟杀死了。斯蒂芬斯岛上不会飞的鹪鹩现在只剩下博物馆里那12个标本。

关于鹪鹩，我们至少还有标本。可是，结果证明，物种灭绝以前我们不善照看物种，物种灭绝以后我们的照看能力也往往强不了多少。以可爱的卡罗来纳鹦鹉为例，那种身体呈翠绿色，头部是金黄色的小鸟，一度曾被认为是北美洲最引人注目、最好看的鸟类——正如你会注意到的，鹦鹉通常不会冒险去遥远的北方，在其鼎盛时期，它们的数量极大，只有旅鸽的数量比它们多。但是这种鸟儿曾被农场主视为害鸟，而它们又极易受到伤害，因为它们总是成群而飞，并且还有一种很独特的习惯，一听到枪声，它们会一哄而起（正如你会想到的那样），可是它们几乎马上又会重新飞回来，查看它们应声而落的同伴。

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在他创作于19世纪初期的杰作《美国的鸟类》一书中，曾经描写了这样一个情景：有一次，他朝一棵鹦鹉栖息的树木接连开了几枪：

每一轮枪声过后，虽然它们纷纷落地，然而幸存者的爱心似乎反而增长。因为，它们沿着那个地方飞了几圈之后，又重新飞落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显然以一种同情和关切的目光向下看着它们被杀的同伴，使我再也下不了手。

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种鸟被滥捕滥杀，只有为数不多的依然存活着被关在笼子里。最后一只名为印加的卡罗来纳鹦鹉，1918年死于辛辛那提动物园（不到4年前，最后一只旅鸽死于同一家动物园），它被郑重其事地制作成了标本。现在你去哪里看望可怜的印加呢？谁也不知道，因为动物园把那个标本弄丢了。

上述故事中最令人费解和吃惊之处在于，作为一个热爱鸟类的人，皮尔居然毫不迟疑地打死了数量众多的鹦鹉。他这样做没有任何原因，仅仅是出于兴趣。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那些对世界上的生物有着最强烈兴趣的人，往往就是最可能造成它们灭亡的人。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就是莱昂内尔·沃尔特·罗思柴尔德，即罗思柴尔德男爵二世。作为一个极其富有的银行家家族的后裔，罗思柴尔德是一个性情怪僻、离群索居的人。他的一生（1868—1937）都是在白金汉郡特林镇他们家厢房的育儿室里度过的，使用的家具也都是他从小就一直使用的——甚至他睡的床也是他小时候睡的幼儿床，尽管他的体重最后重达135千克。

他感兴趣的是博物学，并且成了一个狂热的标本收藏家。他派遣了大批训练有素的人员——一次多达400人——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他们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为的就是寻找新的标本——尤其是飞禽的标本。他们将收集而来的标本装箱或打包寄到罗思柴尔德在特林镇的庄园。收到这些标本以后，罗思柴尔德和他的一帮助手开始分门别类进行详尽的登记和研究。在此基础之上，他出版了一系列的书籍、文集和论文——总计达1 200多卷。罗思柴尔德的博物学车间加工了200多万件标本，为科学资料库增添了5 000多个新品种。

不可思议的是，在19世纪，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投资方面来讲，罗思柴尔德的标本收集都不是最大的。这顶桂冠几乎肯定属于比他稍早而又同样十分富裕的英国收藏家休·康明。康明非常痴迷于标本收集，为此专门定造了一艘大型远洋船，并且雇用了全职的船员到世界各地收集标本——鸟类、植物，各种动物，尤其是贝壳。他们搜集了数量众多的藤壶，后来转送给达尔文，作为他正在从事的有关生殖方面研究的基础。

不过，罗思柴尔德确实是那个时代最具有科学头脑的收集者，同时也是最可悲的杀戮者，因为到了19世纪90年代，他开始对夏威夷产生兴趣，那里也许是地球上最具吸引力而又是最容易遭受破坏的地方。数百万年的与世隔绝使得8 800种独特的动植物在夏威夷进化。尤其使罗思柴尔德感兴趣的是那里五颜六色的珍稀鸟类，这些鸟类数量往往都不多，活动的范围也十分狭窄。

对于夏威夷的许多鸟类来说，它们的可悲之处不仅在于它们特点鲜明，惹人喜爱，非常稀少——它们危险地集这些特点于一身，而且令人伤心的是，它们往往还十分容易捕捉。大管舌鸟——蜜旋木雀中的一种无害的鸟儿，经常怯生生地栖息在寇阿相思树树荫中，可是只要有人模仿它的叫声，它就会立即飞下来以示欢迎。这个种类的最后一只鸟于1896年被罗思柴尔德手下最得力的助手哈里·帕尔默杀害，从此销声匿迹。在此之前5年，它的表亲，一种极其稀少，只见过一只的小管舌鸟已经消失：它被一枪打死，成了罗思柴尔德的收藏品。在10年左右时间里，在罗思柴尔德的天罗地网下，至少有9种夏威夷鸟类消失，甚至可能更多。

几乎不惜一切代价热衷于捉鸟的人绝不仅仅是罗思柴尔德一个人，别的人实际上更残忍。1907年，当一位名叫阿朗森·布赖恩的著名收藏家得知他打死了最后三只黑监督吸蜜鸟，一种10年前刚刚在森林中发现的鸟类时，他说这个消息令他充满“愉悦”。

一句话，这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几乎每一种动物，只要它被认为稍微具有一点点攻击性，都要受到人类的残酷对待。1890年，纽约州为猎杀东部山区的狮子支付了100多笔赏金，尽管这种饱受骚扰的狮子很明显已处于灭绝的边缘。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许多州还在持续不断地为猎杀几乎所有种类的肉食动物支付赏金。在西弗吉尼亚州，每年都要给那些捕杀有害生物最多的人授予大学奖学金——而“有害生物”实际上被理解为几乎所有不是农场喂养或被视为宠物的生物。

也许再没有比可爱的小黑胸虫森莺的命运更能形象地说明这个时代是难以理喻的了。这种鸟原产于美国南部，以发出特别悦耳的叫声著称。但是它的数量一直很少，到了20世纪30年代就完全消失，很多年都没有看到它了。接着，1939年，有两个狂热的鸟类爱好者仅仅在相隔两天的时间里，分别在两个相距很远的地点巧遇了几只幸存的虫森莺，他们不约而同地向这些鸟开了枪。

这种灭绝行为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澳大利亚，一直在悬赏捕杀塔斯马尼亚虎（确切的称谓是袋狼），一种长得像狗，背部有明显的老虎条纹的动物，直到过不多久它们中的最后一只于1939年悄无声息地死在霍巴特的一家私家动物园。今天，如果你去塔斯马尼亚博物馆兼美术馆要求看一眼最后一只这种动物——唯一生存到现代的大型肉食有袋动物——他们所能展示给你的仅仅是这种动物的照片和一段61秒钟长的老电影。最后一只存活下来的袋狼死了以后已经随每周清理一次的垃圾扔掉了。

我之所以提这一切，为的是说明，如果你在打算委派哪种生物去照料我们这个寂寞宇宙中的生命，监测它们正在去往何方，记录它们去过何处，你不会选择人类来担当这一项工作。

但是，无可改变的事实是：我们已经被选中了，不管是命中注定，还是天意眷顾，抑或任何别的原因。就我们所知，我们是最优秀的。我们也许是最有智慧的，我们也许是万物之灵长，同时也是万物最可怕之噩梦，想到这一点真令人沮丧。

我们对于自己的照料工作是如此的漫不经心，无论它们活着的时候还是死了以后，究竟有多少种生物已经灭绝，或即将灭绝，或永远不会灭绝，在此过程中我们究竟扮演何种角色，我们都一无所知——真的是一无所知。1979年，在《即将沉没的方舟》一书里，作者诺曼·迈尔斯认为人类活动每周导致地球上的两种物种灭绝。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他将这个数字提高到每周近600种。（这种灭绝包括各程生物——植物、昆虫等等，还有其他动物。）别的人将这个数字估计得更高——每周达1 000多种。另一方面，联合国发表于1995年的一个报告中指出，在过去400年中，已知的动物灭绝种数将近500种，植物650多种——并且指出这个统计“几乎可以肯定是低估了”，尤其对热带物种来说更是如此。不过也有为数不多的人认为，大多数灭绝的数据中有明显夸大的成分。

实际情况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已经做的许多事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目前在做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目前的行动对将来有什么影响。我们知道的是，我们只拥有一个星球，只有一种生物具有改变她的命运的能力。正如爱德华·O.威尔逊在他的著作《生命的多样性》中以无与伦比的简洁语言所表达的那样：“一个星球，一次实验。”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寓意的话，那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地球上，实在是十分幸运——这里的“我们”，我指的是所有的生物。在这个宇宙中，获得任何一种生命都是一个奇迹。当然，作为人类，我们更是双倍的幸运。我们不仅享有存在的恩典，而且还享有独一无二的欣赏这种存在的能力，甚至还可以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使其变得更加美好。这样一种技巧，我们才刚刚开始掌握。

在不太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优越的位置。从行为科学的意义上说——也就是能够说话，从事艺术，组织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活动——现代人类存在的时间只占地球历史的万分之一，实在短得可怜。但是，即便是存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也需要一连串差不多永无休止的好运。

我们确实还处于起始阶段。当然，问题的关键是确保我们一路走好，并且永无尽头。而这一切，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仅仅有好运相伴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