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150万年前的某个时候，人科动物世界某一位不知名的天才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他（或者很可能是她）捡起一块石头，用来小心翼翼地改变另一块石头的形状，结果制作成了一把泪珠状手斧，尽管它非常简陋，却是世界上第一件先进的工具。

它优越于当时存在的其他工具，其他人很快群起而效之，纷纷制作了他们自己的手斧。最后，整个人科动物世界似乎就不干别的事了。“他们制作了几千把这样的手斧，”伊恩·塔特萨尔说，“在非洲有些地方，实际上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踩着这样的斧子。那是很怪的，因为制作那些斧子很花工夫。他们制作斧子，仿佛纯粹是因为好玩。”

在他明亮的工作室里，塔特萨尔从架子上取下一个巨大的模型递给了我。那东西大约有半米长，最宽的地方有20厘米。它的形状像矛头，但有踏脚石大小。这是一个用玻璃纤维制成的模型，只有约150克重，可是原物却重达11千克，是在坦桑尼亚发现的。“作为一件工具，它完全没有用，”塔特萨尔说，“得有两个人才能把它抬起来，即使在当时，要想用它来击打任何东西，都是很费力的一件事。”

“那它有什么用呢？”

塔特萨尔微微耸了耸肩，显然为它的神秘性感到很得意：“不知道，它也许具有某种象征意义，我们只能猜猜而已。”

那些手斧后来被称为阿舍利工具，以19世纪第一批样本的发现地——法国北部亚眠郊外的圣阿舍利命名，以区别于更古老，同时也更简单的奥杜威工具。后者最初发现于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故名。在以前的教科书里，奥杜威石器通常被描绘为钝钝的、圆圆的、手能握住的石块。实际上，今天古人类学家认为，奥杜威石器是从更大块的石头上敲下来的，当时可以用来切割东西。

问题在于，当早期现代人类——最终进化成我们的人类——大约在10多万年前开始离开非洲时，阿舍利工具是最佳的随身携带品。这些早期的智人也非常喜爱阿舍利工具。他们携带这些工具出远门，有时他们甚至携带着不成形的石块，以便在日后把它们制作成工具。一句话，他们非常痴迷于这种工具制作。不过，尽管在非洲、欧洲、西亚和中亚都发现了阿舍利工具，但在远东却几乎从未发现。这真是一个谜。

20世纪40年代，一个名为哈莱姆·莫维士的哈佛大学古生物学家画了一条被称为“莫氏线”的曲线，将使用阿舍利工具的地区和不使用该工具的地区分为两个部分。这条线沿东南方向跨越欧洲、中东，一直到现在的加尔各答和孟加拉国。在这条线以外，包括整个东南亚、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只发现了年代更久也更简单的奥杜威工具。我们知道，智人到达的地方远远超过这一地区，因此为什么他们携带的这样一种先进的宝贝石器，在快到远东时却扔掉了？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艾伦·桑恩回忆说，“整个现代人类学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人类分两批走出非洲——第一批是直立人，后来他们变成了爪哇人、北京人等等。另一批是较晚的更为先进的智人，他们取代了直立人。然而，若要接受这种观点，你就必须相信，智人将比较现代的工具携带了这么长的距离，却不知何故把它们丢弃了。无论如何，起码说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

后来的发现证实，别的令人费解的事情还有很多，其中最令人费解的发现之一来自澳大利亚内陆地区，艾伦·桑恩的家乡。1968年，一个名为吉姆·鲍勒的地质学家来到新南威尔士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在一个名为蒙戈的干涸已久的湖底搜寻，突然，某种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在他的视线中。在月牙状的沙脊中，突现一块人类的化石。当时人们认为，人类存在于澳大利亚不会超过8 000年，但是蒙戈湖已经干涸了大约1.2万年，什么人会到这么一个荒凉的地方呢？

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法结果表明，在这块化石骨头的主人生活的时期，蒙戈湖还非常适宜于人类居住，湖面有20公里长，湖水满满的，里面有不少鱼，四周都是一簇簇的木麻黄树。令所有人吃惊的是，那块化石距今竟然有2.3万年。在其附近发现的别的化石，甚至达6万年之久。这太出人意料，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自从人科动物第一次在地球上出现以来，澳大利亚就一直是一块孤立的陆地。任何人来到这里必须走海路，而且必须有相当的数量才能繁衍生息下来，因为他们先要越过100公里宽的水域，根本不知道他们前面就有一片陆地。从澳大利亚北部海岸——这里可能是他们的登陆点——上岸以后，这些蒙戈人接着又向内陆前行了3 000多公里来到内地。澳大利亚国家科学协会会议记录中的一份报告说，这表明“人类第一次到达的时间远远早于6万年以前”。

他们是怎么到达那里的？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这些问题至今是个谜。大多数人类学文献里说，没有证据显示6万年前人类已经会说话，更不用说进行某种协作，建造横渡海洋到一个岛屿上去开拓新天地的船只的能力。

“对于史前人类的迁移情况，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当我在堪培拉遇到艾伦·桑恩时，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19世纪当人类学家首次到达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时候，他们发现人们在该地区内陆高地上的一些地球上最难到达的地方种植甘薯。甘薯原产于南美，它是怎样传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我们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人们信心十足地迁移的时间肯定比以前所认为的要长得多，他们几乎肯定不但彼此分享基因，还彼此分享信息。”

和以往一样，问题在于化石记录。“世界上哪怕是稍稍适宜于长期保存人类遗骸的地方也并不多，”桑恩说，他是一位目光敏锐的人，留着灰白色的山羊胡，一脸专注而又温和的神情，“要不是在东非的哈达尔和奥杜威发现了大批化石，我们知道的会少得可怜。看看别的地方，我们知道的确实少得可怜。整个印度只发现了一块大约30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在伊拉克和越南之间——其间相距5 000公里——只发现了两块化石：一块在印度，一块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发现的尼安德特人化石。”他笑了笑，“没有多少该死的东西可以研究的。结果，我们只有几个地方有比较多的人类化石，比如东非大裂谷和这里的澳大利亚的蒙戈。而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几乎是一无所获，因此古生物学家很难将这些零零星星的东西串联起来，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解释人类迁移的传统理论——现在仍为该领域内大多数人所接受的那种理论——认为人类迁移至欧亚大陆出现过两次浪潮。第一次是直立人，他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走出非洲——几乎是他们一成为人种就已开始了——这次迁移开始于大约200万年前。他们在不同地区定居下来，这些早期的直立人后来进化成一些有自己特色的人科动物——在亚洲成了爪哇人和北京人；在欧洲先是进化成海德堡人，最后是尼安德特人。

接着，大约在10万多年前，一个更为灵巧的种属——我们现在活着的每个人的祖先——出现在非洲平原上，并且开始向外迁移，出现了第二次浪潮。根据这一理论，在他们所到之处，这些新的智人取代了他们较为愚钝、不大灵活的祖先。但是他们究竟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没有任何屠杀的迹象，因此大多数专家认为，后来者是在竞争中淘汰了先到者，尽管其他因素也可能起了作用。“也许我们让他们感染了天花，”塔特萨尔说，“真的说不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现在我们在这里，而他们不在了。”

这些最早的现代人的情况不甚分明。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少于对人科动物几乎任何别的分支的了解。塔特萨尔说，真怪，“人类进化过程中最近的一次重大事件——我们自己这个种的出现——也许是最扑朔迷离的”，甚至没有人能够确定现代人化石最早是在哪里发现的。有许多书里认为是在南非克莱西斯河口发现的大约12万年前的化石，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承认他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在塔特萨尔和施瓦兹看来，“代表我们这个种的是他们中的一些，还是他们的全部，还有待更进一步的确定”。

智人最先出现在地中海东部，即在今天以色列所在的地区，这点已经无可争辩，他们大约开始出现在10万年前——但是即便在那里，他们也被（特林考斯和希普曼）描述为“零散的，难以分类和所知甚少的”。尼安德特人已经在这一地区定居下来，并且使用了一种被称为莫斯特的工具，这种工具后来现代人显然认为值得加以借鉴。非洲北部从未发现过尼安德特人化石，但是他们的工具在那里随处可以找到。一定有人把它们带到了那里：现代人是唯一可能的候选者。我们还知道，在中东地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以某种方式共存了数万年。“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共居一处，还是彼此为邻。”塔特萨尔说。但是现代人非常乐于继续使用尼安德特人的工具——但这很难证明谁占绝对的优势。同样奇怪的是，中东地区发现的阿舍利工具是100万年以前的，但是这种工具出现于欧洲却仅仅在30万年前。问题又来了，为什么那些有能力制造这种工具的人却没有随身携带它们呢？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认为，被称为欧洲现代人的克罗马农人在向欧洲大陆推进的过程中，将他们之前的尼安德特人驱赶到西海岸，尼安德特人要么跳海，要么灭绝，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克罗马农人从东部向欧洲内陆挺进时，遥远的西部也有克罗马农人。“那时欧洲是一个空无人烟的地方，”塔特萨尔说，“即使在他们来往穿梭的时候，他们也很难狭路相逢。”克罗马农人到达欧洲的疑点之一是，当时欧洲正好处在古气象学所谓的波特利尔间冰期，欧洲气候突然从相对温暖转向另一个漫长的寒冷时期。无论是什么原因驱使克罗马农人到欧洲，反正不是冰川气候。

无论如何，认为尼安德特人在新来的竞争者克罗马农人面前彻底垮了台，至少有点儿有悖于考古发现所提供的证据。尼安德特人十分坚忍顽强，在长达几万年的时间里，他们生活在现代人当中只有极少数极地科学家和探险家才经历过的环境中。在冰川期气候最恶劣的时候，暴雪加上飓风级的大风成了家常便饭。温度经常降到零下45摄氏度，英格兰南部的冰谷中有北极熊走动。尼安德特人在气候最为恶劣的一段时期里自然向后退却。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不得不经历至少和今天的西伯利亚冬天一样可怕的气候。毫无疑问，他们经历了磨难——尼安德特人能够活过30岁就已是十分幸运，但作为一种物种，他们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不屈不挠的性格。他们生存了至少10万年，也许是20万年，其范围从直布罗陀一直到乌兹别克斯坦。对于任何物种来说，这都是十分成功的。

他们究竟是谁，长得像什么样，至今依然莫衷一是，谜团一片。直到20世纪中叶，人类学界普遍流行的观点是，尼安德特人举止笨拙，身体弯曲，拖着脚行走，与猿人没有多大区别——他们是穴居人中的佼佼者。只是一件令人痛苦的偶然事件，才使得科学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重新审视。1947年，一位名为卡尔·阿拉姆卡尔的法裔阿尔及利亚古生物学家在撒哈拉地区野外考察时，中午烈日炎炎，他躲在他的轻型飞机的机翼下休息。他坐在那里的时候，一只轮胎由于天气太热而爆裂，飞机突然倾斜，他的上身被重重地击了一下。后来他去巴黎对他的颈部做了一次Ｘ光检查，结果发现他脊椎的排列与身体微屈、举止笨拙的尼安德特人完全一样。要么从生理学角度讲他类同于原始人，要么就是我们对尼安德特人样子的认识存在着偏差。答案自然是后者。尼安德特人的脊椎完全不同于类人猿。这完全改变了我们对尼安德特人的看法——但是这种认识似乎只是昙花一现。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认为尼安德特人缺少智能，与更灵巧、脑量更大的后来者智人不可同日而语。下面就是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中一个典型的论点：“现代人以更舒适的穿着，更先进的取火方式，更好的住所，战胜了这种优势（尼安德特人的强壮体格），而尼安德特人处境尴尬，庞大的身躯需要更多的食物维持生存。”换句话说，使得他们成功生存了10万年的优势突然之间成了难以克服的不利条件。

尤其重要的是，有个问题几乎从来没有人解决过，那就是尼安德特人的脑比现代人明显要大——据测算，尼安德特人的脑量是1.8升，而现代人是1.4升。这种差别比现代智人和晚期直立人——我们乐于认为他们算不上是人类——的差别要大。提出的理由是，尽管我们的大脑要小些，但是不知怎的更加管用。我注意到，在有关人类进化方面，别处从未有过如此惊人的论点。我相信我说的是实话。

因此，你也许会问，既然尼安德特人是如此强壮，又具有如此强的适应性和较大的脑量，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生活到今天呢？有一种回答（不过还有很大争议）是，他们也许还在。艾伦·桑恩是一种被称为“多地区起源”假说的最主要的倡导者之一，这种理论主张人类进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由南方古猿进化到能人和海德堡人，再进化到尼安德特人，因此现代智人是从较古老的人属进化而来的。根据这种观点，直立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种属，而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因此，现代中国人是远古中国直立人的后裔，现代欧洲人则是远古欧洲直立人的后裔，如此等等。“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直立人，”桑恩说，“我认为这个概念已经过时。在我看来，直立人只不过是人类的早期阶段，我认为只有一个人类种属离开了非洲，那就是智人。”

反对“多地区起源”假说的人马上拒绝接受这种理论，其理由就是这种学说是建立在远古世界——非洲、中国、欧洲、极其偏远的印度尼西亚群岛，以及他们出现的任何地方——的人科动物是以一种并行不悖的方式进化的基础之上的，而这是不大可能的。一些人还认为这种学说助长了种族主义论调，而这正是人类学界长期以来所努力加以摒弃的。20世纪60年代初，一个名为卡尔顿·库恩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认为，一些现代民族有着不同的起源，言外之意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源自比别人更优异的族群，这是以前一种看法的回光返照，令人觉得不大舒服，那种看法认为非洲“丛林人”（确切地说是萨马拉桑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这样一些少数民族比别的民族更为原始。

不管卡尔顿·库恩自己是怎么想的，在很多人看来，他的这种说法言外之意就是一些民族生来就是优等民族，有些人可以构成完全不同的种族。这种今天听上去令人十分反感的观点，直到不久以前还在许多体面的场合广为宣传。我手头就有一本时代-生活出版社1961年出版的很流行的书《人类的史诗》，它是根据《生活》杂志的一系列文章编撰而成的。在书里你可以读到这样的评论：“罗得西亚人……生活在近2.5万年前，可能是非洲黑人的祖先。他的脑量比较接近于智人。”换句话说，非洲黑人的祖先与智人仅仅是比较“接近”。

卡尔顿·库恩坚决（这一点我确信无疑）否认他的理论有任何种族主义倾向。他认为，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地区之间的反反复复的交流，说明了人类进化的同源性。“没有理由认定人类只沿着一个方向进化，”他说，“人类在世界各地流动，几乎可以肯定，在交汇的地方，通过异种交配，分享了基因。新来的人并没有代替土著居民，而是融入他们中间，最后变成一体。”他打了一个比喻，当库克和麦哲伦这样的探险家第一次遇到偏远地区的居民时，“他们并没有遇到不同的种族，而只是遇到了某些身体特点有所不同的同类”。

桑恩坚持认为，在人类化石上你所能观察到的也是一个均衡而不断的变迁。“有一副发现于希腊佩特拉朗纳的很著名的骸骨，大约生活于30万年前，就是一件在传统主义者中间一直富有争议的事，因为他似乎同时具有直立人和智人的某些特征。怎么说呢？我们要说的是，这正是你会期望在物种身上看到的：他们是在进化，不是在替代。”

有一样东西会有助于解决问题，那就是有关异种交配的证据，不过根据化石是根本难以证明或否定的。1999年，葡萄牙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副死于2.45万年前的4岁小孩的骸骨。这副骸骨从总体上看是一个现代人，但又具有远古人类，也许是尼安德特人的某些特征：腿骨非常强壮，牙齿明显突兀，而且（尽管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这一点）在颅骨后部有一个被称为枕外隆凸点上凹的锯齿状凹痕，这是尼安德特人独有的特征。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埃里克·特林考斯，一位研究尼安德特人最权威的学者，称这个小孩是一个杂种，是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异种交配的证据。不过，另外一些人则为小孩身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特征混合得不够而感到困惑。正如一个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你看一头骡子，不会正面看上去像一头驴，后面看上去像一匹马。”

伊恩·塔特萨尔认为小男孩只不过是“一个较为强壮的现代人小孩”。他承认在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之间也许确实存在过不少所谓的“杂种”，但是不认为能成功地生育后代。“在生物学范畴里，我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两个生物不同而又仍然属于同一个种属的。”他说。

由于化石记录提供的帮助不大，科学家们越来越转向基因研究，特别是那个被称为线粒体DNA的部分。线粒体DNA发现于1964年，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些科学家发现线粒体DNA具备两大特点，可方便地充当分子钟的角色：首先它只在母系一条线上遗传，因此它不会依附在新的一代的父系DNA螺旋上。其次，它比普通DNA核酸的突变率快20倍，使得它的基因模式更容易被测定和跟踪。通过对突变率的跟踪，可以知道人的基因史以及各基因组之间的相互关系。

1987年，由艾伦·威尔逊领导的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小组通过对147个人的线粒体DNA的研究，最终得出结论，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现代人类在过去的14万年里出现于非洲，“当今所有的人都是那群人的后代”。对于“多地区起源”论者来说，这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接下来人们又对研究所得的数据做了进一步的审查。令人们最感惊讶的是——惊讶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通常研究中所谓的“非洲人”实际上是非洲-美洲人，他们的基因在过去几百年中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合。而且，对假定的突变率也很快产生了怀疑。

到了1992年，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否定，但是基因分析技术继续得以改进。1997年，慕尼黑大学的科学家从原始尼安德特人的胳膊骨骼中提取DNA并进行了研究，这一次，极具说服力的证据出现了。慕尼黑研究人员发现，尼安德特人的DNA与地球上现已发现的任何DNA都不相同，这很明显地意味着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的基因没有任何联系。这是对“多地区起源”假说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沉重打击。

接着，2000年底，《自然》杂志和其他一些报刊报道了一组瑞典科学家对于53个人的线粒体DNA所做的研究。他们认为，所有现代人类都在过去10万年间出现于非洲，并且来自一个不超过1万人的种群。稍后，怀特海德研究所暨麻省理工学院基因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兰德宣布，现代欧洲人，也许还有一些更远地方的人，是“至迟于2.5万年前离开他们家乡的区区数百个非洲人”的后裔。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其他地方所提到的那样，现代人类的基因差异性极小——亦如一位权威所指出的那样，“一群55个黑猩猩组成的族群，其基因的差异性比整个人类还要大”，这就说明了原因。因为我们是最近从一小群祖先繁衍下来的，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多的个体来形成基因的多样性。这似乎又是对“多地区起源”假说的猛烈冲击。“今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告诉《华盛顿邮报》说，“人们不会再过多在意‘多地区起源’理论，因为支持它的证据几乎没有。”

但是，在发生这一切的过程中，人们没有想到新南威尔士州西部的古蒙戈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提供大家意想不到的信息的无限本事。2001年初，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桑恩和他的同事们宣布，他们从一个最古老的蒙戈人标本——生活于6.2万年前——中提取了DNA，研究表明，这种DNA“有着与众不同的基因特点”。

根据这些发现，蒙戈人在解剖结构上是现代人——就像你和我，却具有一种已经灭绝了的基因系列。他的线粒体DNA在活着的人身上再也找不到，而要是他像所有别的现代人那样是在不太遥远的过去离开非洲的人类的后裔，那是应该找得到的。

“这再一次使一切都颠倒过来。”桑恩显然很开心。

接着，别的更古怪的异常情况出现了。牛津大学生物人类学研究所的人类遗传学家罗莎琳德·哈丁在研究现代人类球蛋白基因时发现了两个变异体，这种变异体在亚洲人和澳大利亚土著身上很常见，而在非洲人身上却几乎不存在。她确信这种不同的基因产生于20万年前，但不是出现在非洲，而是在东亚——远在现代智人到达这一地区之前。对此所能做出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现在的亚洲人的祖先中包括古代人科动物——爪哇人等。有趣的是，同样的变异基因——姑且说成是爪哇人基因——出现在了牛津郡的现代人中。

我感到有些困惑，因此我去研究所拜见了哈丁女士。研究所设在牛津班伯里德路一所古老的砖砌别墅里。哈丁个子不高，性情开朗，出生于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她既办事认真，又不乏幽默，这是不大多见的。

我问她牛津郡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本不该具有的球蛋白基因。“我不知道，”她不假思索地微笑着回答说，“基因记录总的来说支持‘走出非洲’的假说。”她带着比较严肃的神色接着说，“但是你接着发现了这些特例，对此大多数遗传学家不愿意提及。即使我们能弄明白这一切，我们还需要收集大量的信息，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我们才刚刚开始。”她只是说，情况显然很复杂，不愿意就亚洲古人类的基因出现在牛津郡发表意见。“现阶段我们只能说，这非常不符合常规，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会见的时间是在2002年初，牛津大学另一位名为布莱恩·塞克斯的科学家不久前刚刚出版了一本非常受欢迎的书《夏娃的七个女儿》。他在书中借用了线粒体DNA的研究成果，宣称他可以将几乎所有在世的欧洲人的祖先追溯到七个女人——也就是夏娃的七个女儿。她们生活在4.5万年前到1万年前，也就是科学上所说的旧石器时代。塞克斯给这七个女人都取了名字——乌尔苏拉、齐尼亚、杰斯敏等等，并且拟就了一个详细的个人家史（“乌尔苏拉是她母亲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在两岁时被一只豹子叼走了……”）。

当我同哈丁说起这本书时，她先是爽朗而又不失分寸地笑了笑，似乎对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有些拿不定主意。“这个……对于他将深奥的学科普及化所做的努力，我认为你应该给他一些表扬。”她说，若有所思地停顿下来，“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他是正确的。”她大声笑了笑，接着沉思着说，“任何单个的基因实际上不能说明任何确切的东西。如果你顺着一段线粒体DNA往上推移，它可能把你带到某个地方——乌尔苏拉、杰斯敏，或别的任何人。但是，如果你选择任何另外一段线粒体DNA，再按同样的方式往上推移，它可能把你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我想，这有点像沿着随便哪条道路走出伦敦，最后你发现来到了苏格兰最北端的约翰角，因此你就得出结论说所有的伦敦人都来自苏格兰北部。他们有可能来自那里，但是他们也有可能来自数以百计的别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哈丁的说法，每一个基因都是一条不同的公路，我们只不过刚刚开始绘制它们的路线图。“哪一个基因也不能反映全局。”她说。

那么，基因研究是不是就不可信了呢？

“噢，一般来说，你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相信这类研究。你不能相信的是人们牵强附会得出的那些结论。”

她认为：“‘走出非洲’也许95%是正确的。”但是她补充说，“我认为，双方都坚持非此即彼的观点，这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最后证明，事情很可能不是像双方认为的那么简单。已经开始有证据显示，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曾经有过多次不同方向的古人类的迁移和扩散，所有这些都融入了整个人类的基因库当中。要想对之加以分门别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在这个时候，还出现了不少对提取远古DNA提出质疑的报道。一位学者在《自然》杂志发表文章说，有一位古生物学家的同事问那位古生物学家一个古人颅骨是否上了漆，他用舌头舔了舔骸骨的顶部，然后说是上了漆的。“在此过程中，”《自然》杂志的文章写道，“有大量的现代人DNA会转到这个颅骨上。”这使得骸骨无法再用来进行研究。我就这件事咨询哈丁。“哎呀，几乎可以肯定它已经被污染了，”她说，“只要摸一下骨头，它就会被污染。向它哈一口气，它也会被污染。我的实验室里的水也会污染它。我们周围都是陌生的DNA。要想得到一个可靠的清洁的标本，你必须在消过毒的条件下将它们挖掘出来，并且在当场就做实验。要想不污染标本，世上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

那么，所有的这类结论都应该受到质疑吗？我问。哈丁严肃地点点头。“当然。”她说。

如果你想立即知道我们为什么对人类起源了解得这样少，我可以带你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位于肯尼亚昂加山的边缘，内罗毕西南部。要是你往东驶出内罗毕市，沿通向乌干达的快速干道前行，爬上一个高坡就看到一个无比壮丽的景象，只见面前是望不到边的淡绿色的非洲平原。

这就是绵延达4 800公里的东非大裂谷。非洲就从这条板块裂缝漂离亚洲。这里距内罗毕约65公里，靠近谷底干枯的地带是一个被称为奥洛戛萨里的古老地方，这里一度濒临一个巨大的湖泊。1919年，在湖泊早已干涸之后，一个名为J.W.格里高利的地质学家来到这一地区寻找矿石。他穿越一个开阔地带时，突然发现地上散落着一些黝黑的古怪石头，上面有明显的人工打磨的痕迹。他发现了伊恩·塔特萨尔曾经跟我说起过的阿舍利工具最重要的制造点之一。

2002年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这个神奇的地方。当时我在肯尼亚完全是为了另一个目的，考察美国援外合作署的一些援助项目，但主人知道我为了写作本书正在搜集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资料，便将访问奥洛戛萨里列入了考察的日程中。

在地质学家格里高利发现这个地方之后，有20多年的时间没有人光顾奥洛戛萨里。之后，由著名的路易斯·利基和玛丽·利基夫妇组成的考古队来到这一地区开始挖掘，这一工作直到今天仍未完成。利基夫妇所发现的是一个约4万平方米的地方，从约120万年前到20万年前，在大约100万年时间里，那里曾有无数的石器被制作。今天，制作石器的地方用了铁皮大棚来遮风挡雨，并且用铁丝网拦起来，以防心怀叵测的来访者偷盗。除此以外，石器依然保存在制作者扔下它们的地方，同时也是利基夫妇发现它们的地方。

吉拉尼·安哥里，肯尼亚国家博物馆一位干练的小伙子，被指派担任我的向导。他告诉我说，原始人类制作手斧的石英石和黑曜石在谷底根本找不到。“他们不得不把石头从那里搬过来。”他边说边点头示意对面不远处云雾缭绕的两座大山：奥洛戛萨里山和奥尔埃斯库特山。两座山都在大约10公里以外——要用手臂抱着把石头搬到这里，实在是一段不近的距离。

当然，远古的奥洛戛萨里人为什么要找这样的麻烦，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他们不但大老远地把笨重的石头搬运到湖滨，而且也许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在这个地方的组织工作。利基夫妇的挖掘表明，这里有制作手斧的区域，还有把手斧磨快的区域。一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奥洛戛萨里是一个工厂，一个在100万年时间里没有停过业的工厂。

各种各样的复制品表明，手斧是一种相当精巧，同时制作起来又要花费大量劳动力的工具——即使技术熟练的人制作一把手斧，也要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然而，奇怪的是，对于手斧估计要派的用场，如切呀，砍呀，刮呀等等，并不十分适用。因此我们认为，在100万年时间里——在远比我们现代人类存在的时间还要长的时间里，在更不会连续协同工作的情况下——相当数量的早期人类来到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点，制作了数量众多的工具，似乎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而这些人究竟是谁？我们实在无从知道。我们假定他们是直立人，因为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合适的人。这就是说，在他们的鼎盛时期——在他们的脑袋里——奥洛戛萨里的工人们可能已经具有类似于现代人婴儿的大脑，但是却没有实物证据支持这样的结论。尽管已进行了60余年的挖掘，奥洛戛萨里及其周围地区从未发现过人类化石。不管他们花费了多少时间在那里制作石器，在他们临死时，他们去了别的地方。

“所有这些都是一个谜。”吉拉尼·安哥里笑容可掬地对我说。

奥洛戛萨里人大约在20万年前消失，当时湖泊已经干涸，大裂谷地区开始变得像今天这样炎热和艰苦。到了这个时候，奥洛戛萨里人作为一个种属存在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世界就要出现其第一个真正的主宰人种——智人。事情再也不会像从前的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