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关于新出版社有两件事从一开始就很明确：首先它将被命名为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其次是安德烈将是这家出版社的绝对老板。还会有其他股东，包括尼克·本特利和我在内的八名股东，将担任执行董事，但每个人持有的股份有限，因此即使其中一人买断了其余所有股份，也无法获得控制权。安德烈借了一笔需要很快偿还的贷款以确保这个令人满意的计划得以实现，而冯·巴本的连载交易则让我们立即进入了盈利状态。

我用教母给我的350英镑投资，这是获得董事席位所需的最低投资额。和尼克一样，我是为了这份工作而参与投资的，其他股东参与其中则是为了对安德烈表示友好，并非为了商业投机，不过最后大家都将获得尽管微薄但还算得体的收益。这是一个明智而愉快的安排，也是继艾伦·温盖特出版社事件之后的一种深刻解脱，令人欣慰的是，安德烈离开大约五年后，那个出版社就无疾而终了。

五年的温盖特出版社经历，给我们带来了图书制作和零售方面的朋友，我们在经纪人中声誉良好，还积累了许多有用的经验。因此，这几乎不像开一家新出版社，更像是在改善条件下继续经营旧公司，我们现在相当于拥有了伯弟和罗杰的钱，又不需要他们出现，梦想成真。真是太令人愉快了，这种情况可能会放松某些人的道德准绳，但肯定不会是我们。也许我们从温盖特出版社获得的最大收获是贫穷塑造出来的性格吧。安德烈总是小心翼翼，而那些在温盖特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看到他的态度是生存必需，自然也进入这种状态，即便像我这样天生就倾向于挥霍的人也是如此。从那时起，我就经常觉得，人们用足够的、更别说太过充裕的钱来创业其实并不好，要是从来没有被迫锱铢必较过，就很难学会正确周密地安排金钱。

即使我们一直渴望放松，却从不会被允许，因为安德烈觉得这是一种危险信号。他的应对之道是，对我们描绘未来四十年令人毛骨悚然的悲观前景。无论我们做得多好，只要有某项支出流露出略受欢迎的丝毫迹象，比如重新装修了接待区、某本书中用了32页而不是16页插图、给某人涨了工资（上帝保佑这样的事没发生），就会立刻引发一阵令人震惊的质疑，就好像这种轻率的疏忽会给我们带来迫在眉睫的灾难。尽管我们常常抱怨这种节俭，但事实上，直到1985年他出售出版社为止，除了对所有小型出版社而言都极其艰难的最后五年，我们每年都在持续盈利。但要是他对我们的费用控制没这么严厉，根本不可能达成这个结果。

我们连续三年都租住在位于色雅街一个医生的三层楼房的上面两层。那些日子非常快乐，但我们仍然有点业余，像样的出版社会在浴缸上放一块木板来代替包装凳吗？像样的编辑和销售经理会挤在同一间小办公室里办公吗？尽管如此，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终于在1956年买下了德里克·弗斯科伊尔的出版社，并搬进了其位于苏荷区卡莱尔街十四号的办公场所。

德里克·弗斯科伊尔是个放荡不羁的家伙，人脉关系模糊，文学气息模糊，我最早是从我父亲那里听说他的。他曾担任过一段时间《旁观者》杂志的文学编辑，是个令人愉快的独特人物，我父亲就是在那段时间认识他的。从他办公室可以俯瞰杂志社背后高尔街的马厩房，他经常懒洋洋地把脚搁在办公桌上，用那把专门放在桌上的点22手枪从窗口射击流浪猫。他一定为自己创立出版社筹集了相当数量的资金，因为其资产包括这幢位置极佳房屋的永久产权，但没过多久，他就把钱花光了。我们从他那里，仅获得了两位真正有价值的作家，罗伊·富勒[罗伊·富勒（Roy Fuller，1912—1991），英国诗人、小说家，曾获英国女王诗歌金奖。]，他的小说和诗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我们增光添彩；还有路德维格·贝梅尔曼斯[路德维格·贝梅尔曼斯（Ludwig Bemelmans，1898—1962），奥地利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玛德琳系列”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一共六本，曾两次获得凯迪克大奖，玛德琳也成为全世界家喻户晓的小女孩形象。]，他为孩子们写的“玛德琳系列”确实非常好。除此之外，我们还从他那里承袭了一本毫无意义的文集，让我们很有负担，名字叫《难忘的舞会》。这个书名简直叫人想掩嘴偷笑，我们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第一届书展上安排展位时，非常想把它扔掉，后来只好将这书堆到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但为书展开幕的王太后，却立即注意到了这本书。她把它拿了起来，高兴地叫道：“哦，多么诱人的书名！”安德烈后来说，他对此感到非常困惑，以至于向她行了个深深的屈膝礼，而不是鞠躬。

弗斯科伊尔正是安德烈命中注定要遇见的那种英国绅士，尽管在很长一段日子里，一些之前未公开的债务不断零零星星冒出来，他的裁缝和酒商还常常绝望地拿着账单走进来，令我们瞠目结舌。但他对我们并没有伤害，只有好处。安顿在他的房子里，我们已经不仅是“有希望的”，而是职业选手了。

除了两间布局良好的大房间之外，房子的其余部分从狭窄的正面向后散开，尽管分隔得杂乱无章，却很方便使用。安德烈理所当然占据了两个好房间中较好的一间，尼克·本特利占了另外一间，我则迅速占领了最小的一间，因为深知只有这间房在物理上不可能挤入第二张书桌，才能保证我不必和别人共享这个空间。如果我想争取尼克那间房，应该也会成功，尼克这个人太有礼貌，基本不会反击。但那样的话，安德烈肯定会认为这是个再塞两个人进来的机会，这两个人也肯定不会成为我的秘书，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秘书。但对尼克，除了他和他的秘书之外，安德烈从没想过把其他人再塞进那间办公室。

尼克负责编辑我们的非虚构文学书，但并非全部，速度也不是很快。他对语法的正确性非常执着，所以每次当他对某篇散文的处理过于迂腐，或文字中出现了一个分裂不定式让他震惊不已，因此转移了对某些事实错误的注意力时，他经常不得不在事后手忙脚乱地收尾。如果有人说我比他更忙、更有用，我倒没觉得是对我的溢美之词，因为谈到商业意识，我和他几乎半斤八两，安德烈就经常抱怨，不过他这么开玩笑时倒也很享受。我当然注意到尼克享有这种特权是因为他的性别，我也注意到他的薪水比我高很多，但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觉得有趣的听之任之，而较少抱怨。事实上，所有出版业都由许多收入微薄的女性和一些收入更高的男性经营着，女性当然能意识到这种不平衡，但她们似乎认为这理所当然。

曾经有年轻女性问过我是如何冷静接受这种状况的，我想部分原因一定在于后天养成：在很大程度上，我所处的环境将我塑造成取悦男人的人，因此，很多与我同龄的女性一定记得，这种塑造的结果是，我们会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我，或至少是部分自我，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变得自信，还以一种男人认为厌烦和荒谬的方式行事，后果会怎样。奇怪的是，如此一来，这些行为在我们自己眼中也会变得乏味可笑。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因为自己笨拙无能、无法表达正当的愤怒而落入痛苦的屈辱感时，我也宁愿转身走开，而不会冒着风险，拔高音调，脸色潮红地争辩什么。

但是，当然，人总是可以辞职不干的。我本来也可以轻松做到这一点，但我从未想过要离开。我怀疑是不是因为被洗了脑的女性虚荣心和缺乏自信相结合的结果，让我接受了这些我当时就知道的不公正对待，而那些我所钦佩的女性们，却已经开始积极面对了。

1998年1月的某天，我在《独立报》上读到一篇关于男性和女性工作态度差异的最新“研究”（研究范围并不大也不怎么深入）。结论是人们发现男性更有可能追求职务晋升和加薪，而女性更可能追求自己喜欢的工作和做好工作的满足感。当勤劳的人们“发现”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时，我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还用说！”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奇怪的、令人满意的认同感，因为这篇文章确实道出了我自己的经验。我不仅喜欢当编辑，还非常不喜欢被当作我本该被当作的“董事”对待。这是因为，正如我之前所解释的，我直到现在都一直抵触一种“责任感”，非常不愿意以任何我不喜欢的方式努力，而且，一思考金钱问题就觉得烦躁（当然花钱还是喜欢的）。因此，虽然安德烈确实利用我的天性占了我的便宜，忽视了我的感受，廉价使用了我，但就这份工作而言，还谈不上伤害了我的感情。

显然，并非所有女性都对地位和薪酬漠不关心，但我确实看到了不少和我同样喜欢工作却不怎么关注这些的人。我六七十年代的所有同事都对那些积极争取女性权利的人们非常钦佩并很有同感，但没有一个人作为活动家去参与。我们确实看到了不公正，但并没有感受到它带来的痛苦，因为我们正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这是懒惰还是自私呢？是的，也许都有一点吧。但我不得不说，如果要为此事寻找内疚感（我是很容易内疚的人），我却发现自己并不内疚。虽然这种后天的环境影响一定在我和朋友们的这种惰性形成中起到一定作用，但我自己的经历也表明，同样起作用的还有一种满足于当下的天性。毕竟，也存在某些更关心工作中的感受而非报酬及地位的男人，那么，为什么一个女人做了同样的选择，就应该认为她被洗脑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