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关于出版商和作者的关系，我写下过这样的描述，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

相处其实很容易，因为出版商通常只在读完作者所写的作品之后才与他们见面，如果认为作品不错，那么即将从门口走进来的人长什么样子并不重要。出版商对作品颇感满意，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能引起他人兴趣也颇感满意，除此之外，双方都没有义务努力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这是一个温暖又不苛求的开端，如果真的由此开出了喜欢的花朵，也是一种自然的发展。

情况确实如此，但也仅限于此。从事这一行十六年之后，我这个想法依然没有改变，对此我有些吃惊，甚至有些感动，因为尽管开始时，相处几乎总是很容易，但从头到尾看下来，往往并非如此。我现在想说的是，出版商和作家之间的友谊，恰当地说，嗯，并非不可能，但确实很罕见。

因为作者想接触的人其实是读者，如果他能与读者直接交谈，不需要中间人，他一定会选择这么做。出版商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想把某人写下的文字变成一本书（或更确切地说，变成几千本书）是一项复杂而昂贵的工作，书印刷出来后，还要分发给书商和图书馆。从作者的观点来看，这是多么屈辱的必然，那些对他来说可能比任何事物都重要的东西，他耗尽心力花了好几个月，有时还带着极大痛苦和焦虑才创造出来的东西，如果不能找到一个中间人赋予它物质形态（这个中间人还要分享其收入），那它的生命就可能会被剥夺。毫无疑问，所有作者从理智上都知道，出版商在他们的书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和工作，理应获得合理利润。但我敢肯定，几乎所有作者心里都觉得，无论他们的书挣了多少钱，都应该完完全全属于自己。

因此，这段关系并不像我曾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出版商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位真正优秀的作家，能够从其作品中获得真正的乐趣，那么事情会这样发展：出版商会对这个作者感到钦佩，对他的天性感兴趣，会关心他的福利，这些都可以成为友谊的组成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能获得此人的友谊作为回报，出版商应该觉得很荣幸，因为对某人工作能力的钦佩通常能激起强烈的感情。但即便如此，在出版商的关心里，还是会有一部分像个房地产投资人，这部分有多大，取决于出版商是什么样的人。对某些人来说，这部分占绝对优势；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个无用的商人，所以这一块确实很小，但也不能说从来不存在。因此，即使只看关系的一面，也存在潜在的复杂性；如果还要从另一面看，情况就更加复杂。

在作者看来，由出版商的热情激发的喜欢很可能是温暖的，但只有当他认为出版商做得很好，让这本书看起来讨人喜欢，而且卖了足够多的数量时，这种喜欢才会继续，但作者心里想的“足够”未必总和出版商想的一致。即使出版商做得非常好，在他们眼中，这本书仍然不过是众多书籍之一，而且还仅就他的市场经验而言；但作者考虑的，只有这本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书。

当然，作者的态度各不相同。我认识的相当一部分作者，在薄薄的礼貌外壳下，是以男人看待裁缝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出版商的：就是个工作干得还不错的令人愉快的人，允许一定程度的亲密感，因为裁缝必须了解某些事，比如大腿内侧的尺寸，以及是“放左边还是右边”，等等，但他们绝不会请自己的裁缝吃饭（这类作家很容易合作，但你不会喜欢他们）。我还认识另外一些作者，他们对出版商的依赖就像青少年网球明星依赖自己的父母（非常无聊）。但总的来说，作者也希望能喜欢自己的出版商，如果可以的话，这种喜欢也能持续多年；但如果出版商表现糟糕，或发生了任何事导致这段关系终止，作者也只会感到轻微的遗憾罢了。而如果一段关系的结束不能引发严重的个人情绪困扰，其实就不能称之为友谊。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作者中，唯一称得上我真正朋友的人，还是在他去了其他出版社之后，我们的友谊才开始的。

这倒并不是说我对“我的”某些作者的兴趣少于其他作者，没有更仔细地观察他们，更深入地揣测他们，或怀着更开心或忧虑的心情对他们保持着好奇。但其中确实只有两个人真正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我写过关于这两人的书，即《葬礼之后》和《相信》[《葬礼之后》（After a Funeral）是关于埃及作家瓦吉·加利（Waguih Ghali，1927—1969）的一部作品，阿西尔与其是亲密的朋友，瓦吉·加利在1969年吞安眠药自杀前一直住在阿西尔家里；《相信》（Make Believe）是关于美国作家哈基姆·贾马尔（Hakim Jamal，1931—1973）的作品，阿西尔曾与他有过一段恋人关系。]）。还有另外几位作者扩展了我的生活，这样的体验对我来说，就如同登山者面对不同的山脉，或垂钓者面对不同的河流。本书的第二部分就是关于六位这样的杰出人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