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最终沉寂，为什么我没有更难过一些？

我想这是因为，面对英国出版业出现变化的征兆，如文案准备和校对标准变低等，虽然我也经常摇头，但还是觉得这些并不重要。阅读和吃饭其实是一样的，最大的需求永远是快速、容易、简单、能立即识别的口味——比如糖和醋，以及它们的心理等价物，在心怀不满的老人眼中这可能会酿成终极悲剧，但事实并非如此。毕竟，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快速简单一直是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我年轻时候的出版界和现在的区别，并不是这种愿望现在才出现，而是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出版界更加奢侈地迎合了这种愿望。这可能是由某个社会阶层对这一行业的控制有所放松导致的。

我就是这个社会阶层中的一员，这个阶层的大多数人居住在伦敦，受过大学教育，属于中上层英国人，并在19世纪末从书商手中接管了出版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喜欢书，并真诚地想要去理解写作的好坏之间的区别。但我怀疑，从上帝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好”往往也只是这个社会阶层观念中的好。我有时会努力从神的角度想，我曾经出版的很多我喜欢的书，有不少肯定也是无意义的，对其他出版社来说也是如此。有两位典型的阶层作家，一个是来自不那么自命不凡一端的安吉拉·瑟克尔[安吉拉·瑟克尔（Angela Thirkell，1890—1961），英国小说家，创作生涯中每年都会出版一部新小说。]，还有一个是来自另一个极端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瑟克尔的书很让人尴尬，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出版她的书，因为显然会热卖。而伍尔夫，那是我年轻时所崇敬的作家，如今谈起却似乎更令人尴尬，因为她既有的声望已经过高了。她不仅属于那个社会阶层，而且无法突破阶层的界限，也无法突破那些自觉“美丽”的文字，那些形容词，哦，天哪！这几乎成了阶层标准，但不用说，其实这些词语本来也无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

只要牢记这一点就能对抗忧郁，还有一点是，其实依然有很多人反对太多快餐性质的东西。只要去看看超市里专卖有机食品的货架越变越长的速度就能知道。而且，尽管不多，但仍然有一些出版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一心一意地支持严肃写作。

我刚刚就参观了一个这样的出版社：这是七年以来我第一次再次踏入出版社的办公室。我感到惊讶，多么熟悉的感觉，我知道门后所发生的一切……我曾经多么喜欢这个环境。“它还在那里！”回家的路上我这样对自己说，这个“它”，不仅仅意味着我所认识的出版界，还有一些更令人放心的东西，那就是“年轻”。老年人其实并不想愁眉苦脸，但年龄有一种眼罩效应，导致老年人狭窄视野里往往包含着越来越糟的东西。因此，想到这个狭窄的视野外还有很多别的东西，就像我们四十、三十或二十岁时一样，真的非常令人欣慰。

我并没有因为出版方式的变化感到严重困扰，这似乎很合理。因为对我来说更难理解的是，我们每天都能看到那么多令人震惊的证据，说明生活中存在很多愚蠢、残忍到不可接受的事物，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的狂暴，远远没有跟上人类的聪明才智，只要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该如何觉得生活依然值得呢？我想答案就在于那个小小的出版社吧。

多年前，在贝克街附近的一家酒吧里，我听到一个人说，人类有百分之七十是野蛮，百分之三十是智慧，虽然那百分之三十永远不会赢，但总是能影响大众，足以让我们继续前行。我一直记着这个对我们所处困境的粗略评估，而且深深认同。当然，前提是所谓的“智慧”不仅仅意味着智力敏捷，还意味着人类这种存在随时准备好去理解和寻求其他存在、事物或事件的本质，去尊重那个本质，去合作，去发现，去在需要忍耐的时候忍耐，去享受，并且短暂地去共存。哎，看起来很可能迟早我们都会因为自己的愚蠢，或与某个游荡的天体发生碰撞而追随恐龙的脚步消失。但在那之前，我相信智慧的酵母会继续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运作。

即使最终徒劳，但就我们所见，人类仍然是进化的顶峰，无论黑暗的深渊有多深，生命依然在尽力享受和培育，并没有屈服于绝望而背叛。我甚至模糊地认为生命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行星，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规律，可能存在于宇宙的任何地方，只要某种物理（或化学？）条件占主导地位，就能从微尘中点燃生命。人类用各种不同的神的名字来称呼的，就是这种神秘之物的某个方面吧，只是不取个名字就让人觉得抓不住重点。

以我自己存在的微观层面来说，相信这一点就意味着，尽管我读了报纸，尽管看到了安德烈勇敢努力的悲惨结局，尽管我的青春因心碎而失去了相当一部分，但每天早上醒来，我依然喜欢这存在（我要向安德烈和年轻的自己道歉，因为把对他们来说如此痛苦沉重的事件轻而易举地忽略掉）。我也意识到自己非常幸运，而我大部分的运气来自工作。当我深受感动，对着我作为编辑的时光，写下“未经删节”几个字时，那是因为这段时光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如此多的扩展、兴趣、愉悦和快乐。这是一份属于百分之三十那边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