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自己有时被称为“伦敦最好的编辑之一”，无可否认，这种说法让我很开心，但我也知道，除了日常工作以及与有趣的人相处之外，我几乎不需要做什么就可以赢得这种声誉。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工作中认识的、我最喜欢与之打交道的爱尔兰小说家——莫莉·基恩。

众所周知，在年轻时以小说家和剧作家成名之后，莫莉沉默了三十多年，并在1981年我们出版她的《品行良好》时才被“重新发现”。因为我是她的编辑，就经常因为“重新发现”了她而受到祝贺，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得到这本书，我们靠的纯粹是运气。

是佩吉·阿什克罗福特[佩吉·阿什克罗福特（Peggy Ashcroft，1907—1991），英国著名女演员，凭借1984年的电影《印度之行》荣获第5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说服莫莉出版这本书的，自从佩吉出演了莫莉的一部戏剧以后，她俩就成了密友。有一天她对莫莉说，她不再写作很令人难过。莫莉告诉她，自己最近又重新开始写了，刚刚写好一本小说，因为不太确定，就锁在抽屉里了。佩吉坚持当天晚上就要读一读，这一热情的结果，就是莫莉将书稿寄给了查托和温达斯出版社的伊恩·帕森斯。这是我们好运的开始，因为伊恩不喜欢这书。历史上，更严重的错误也曾出现过，出版商们常常用安德烈·纪德读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时曾拒绝过它来安慰自己……尽管想起普鲁斯特那庞大的手稿，其中很多单句还和大多数人写的段落一样长，相对于对《品行良好》这么易读的小说的反应，纪德的错误恐怕也没那么离谱。

下一个运气是莫莉选择了吉娜·波林格尔做自己的经纪人。吉娜之前是编辑，后来嫁给了一个经纪人，她作为编辑供职的最后一个公司是我们出版社。她给我打电话说刚读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并确信我也会喜欢。我听到了来自我认识并尊重其品味之人的意见，而不是什么推销话术，所以很自然地立刻读了这部书稿，碰巧我不像伊恩·帕森斯那么一时糊涂，于是就成了莫莉的重新发现者。

莫莉确实需要一些编辑辅助，因为她有时会在时间点上陷入困境，例如，文中写某个事件发生在两年后，但文本中的某些内容却表明至少已过去了三年；此外还有些措辞上的小技巧，例如她很喜欢描述角色的兴趣，但有时会过火。类似的技巧是作家“声音”的一部分，所以通常最好能酌情保留，但不能让它们太烦人。对于我指出的此类问题，她总是很高兴，非常合作地解决了最后三部小说中唯一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类似情况在《品行良好》中也有发生，书中写一个英国小男孩躲在一棵树上读诗，被自己上流社会的父母发现后，父母非常惊愕。在那一瞬间，莫莉的幽默感忽然不受控制地脱缰而出，将故事带入了怪诞的领域。读起来确实非常有趣，但在某种程度却与本书的其余部分相左，破坏了整体感。我让她稍微降降温，她确实做到了。正如约翰·吉尔古德[约翰·吉尔古德（John Gielgud，1904—2000），英国著名演员，被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莎剧演员”。]在她去世后写给《每日电讯报》的一封信中所说，回想起执导莫莉20世纪30年代所创作的四部戏剧的那段日子，她总是“非常合作”。

他还对她的魅力和机智表示了深深的敬意，补充说“她不知疲倦、刻苦勤奋”，用这几个词来形容光彩照人的莫莉似乎有点出人意料，但确实能说明她从不自命不凡。她来自爱尔兰的乡绅阶级，在那个时代，女孩们如果能接受完整的教育，就已经非常幸运了。包括莫莉在内的大多数女孩，不太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教育机会，她们的主要兴趣除了马和男人，也基本不会关注其他。但莫莉感到不满足，这让她变得谦逊：她需要努力相信自己是一位优秀的作家。

然而她很清楚，《品行良好》与她以笔名“M. J.法雷尔”写的早期其他十一部小说不同，她取笔名是因为没人愿意和一个“脑子好使”、会写书的女孩跳舞（你可能需要经历过“县级”教育才能感受到这个形容词的尴尬效果：“你脑子挺好使，不是吗？”这个问题今天听来仍然让我退缩）。莫莉总是说她早期写书只是为了挣钱，因为父母负担不起她买衣服的花销，但她对写作的激情却说明自己乐在其中。另一方面，这本书就像是自己想要被写出来一样，她将其描述为她“真正感兴趣并投身其中”的书：“也许可以称之为黑色喜剧，但其中包含了一些真相，以及我对20世纪30年代与我一起生活、一起欢笑的人们的同情。”她说她放弃了笔名，因为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但其实，也还是颇花了些力气说服她的，我的印象是她终于同意这本书“货真价实”，所以可以不用笔名。

而《品行良好》如此吸引人，是因为莫莉尝试了比之前更聪明的做法：操纵自己的读者参与其中。书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阿隆·圣查尔斯是个住在偏远地区身材高大的笨拙女孩，母亲是个优雅的小个子，因为太无聊，阿隆对读者讲述了她的经历，而且常常并不理解自己正在描述的东西，结果就是需要由读者来理解她所说的一切。书的主要内容，是有关阿隆亲爱的兄弟休伯特和他从剑桥带回家的朋友理查德·马辛厄姆（就是那个在树上读诗的小男孩）的故事。阿隆从没听说过同性恋，因为所谓的“品行良好”就意味着“表现得如何：你可能会感到害怕，但必须表现得很勇敢；你可能很穷，但必须表现得买得起东西；你的丈夫可能很好色，但你必须表现得好像他并不是这样；男人爱上男人这类尴尬事可能会发生，但你必须表现得好像根本没这回事”。从不读书、几乎没有朋友的阿隆怎么可能知道同性恋是怎么回事呢？但是，尽管存在前述各种“表现得如何”，她的父亲还是开始对这两个年轻人感到不安。于是他们变得很紧张，这时休伯特有了个绝妙的主意，他让理查德表现得就像自己在追求阿隆，甚至必须在某个晚上进入她的卧室，并确保她父亲听到他离开……我们只看到阿隆告诉我们的那一面：理查德干了这个，理查德干了那个，所以他肯定喜欢她，肯定发现她很有魅力，肯定爱上她了！在他去她的房间之后，我们看到她似乎感觉到哪里出了什么问题（他尊重她的童贞当然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他的态度有哪里不对头……）。然后我们很快就看到，她因为有了爱人而沉浸在幸福的恍惚之中。整本书从头到尾，我们就像是家里的房客，看到了一切。这真是非常深入的参与感，整个感觉贯穿全书，刚一闪念思考，三十页就过去了。（家庭律师曾试探性地挑逗过阿隆一次，这似乎有点奇怪，但后来到了某个时间，如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人们立刻惊呼：“当然是这样的！他知道她父亲的遗嘱啊！”）

莫莉称这本书为“黑色喜剧”，总体来说确实如此，非常棒的喜剧。她正在研究族群行为，对其荒谬之处，没人能比她更精彩地呈现出来。但这种力量来自她对《品行良好》所隐含内容的深刻而悲伤的了解，以及她曾经历过的伤害。她曾告诉过我一些关于她自己的事情，这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也正是这部小说的力量所在。

莫莉的丈夫罗伯特·基恩三十多岁时突然去世，事情发生时，他们正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在伦敦开心地游玩。他忽然病重，不得不立即送往医院，一切似乎在掌控之中，于是她就回到孩子们身边过夜，尽管担心，但并不真的害怕。夜里，电话忽然响了，是护士长：“基恩夫人，你必须勇敢。你的丈夫过世了。”莫莉在伦敦有朋友，但他们都在剧院里工作，非常忙碌，她立刻想到：“我不能惹麻烦！不能丢人现眼！”典型的“品行良好”的反应。在最初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她六岁的大女儿莎莉紧紧抓着她的手说：“妈妈，我们不能哭，不能哭。”

莫莉确实从来没哭。四十年后，她告诉我这件事时，声音里含着一丝凄凉的怀疑。所以，她对自己所属族群的所谓品行良好的概念确实非常清楚，包括其中所有的勇敢、荒谬和残忍。

小说中最直接来自她痛苦压抑的个人经历的部分，处理得非常低调，我相信性急的读者们有时会注意不到。理查德开车载着休伯特返回剑桥的路上，遭遇了车祸，休伯特罹难。很明显，消息传来时，他饱受折磨的父母表现得无可挑剔，没有丢人现眼，没流一滴眼泪，他们用严格遵守礼仪来表达自己深深的悲伤。但有一天，阿隆没忍住，对父亲说理查德真的是她的爱人，父亲回答：“好吧，感谢上帝。”这让她有些困惑。然后父亲忽然离开，说要去沼泽看看马驹们（反正他是这么说的），然后结束了他们的交谈。同一天，母亲带着一小束仙客来[别名萝卜海棠，是紫金牛科仙客来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出了门，阿隆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她从来没想过，父母都是偷偷溜去了休伯特的墓地，唯有在愧疚中，他们才能放纵自己破碎的心。父亲在墓地（而不是沼泽）中风倒地，而母亲尖叫着回家寻求帮助，因为事情发生时她正和父亲在一起……在这些骚动和恐惧中，阿隆没有任何评论，只是留给读者自己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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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魅力非凡的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可能对他人施加的影响，这让才华变得有些危险，因为只要利用魅力就可以逃避讨厌的事，但过度利用魅力却可能导致被人厌恶。莫莉·基恩在这两方面都非常了不起，她既是我见过最迷人的人之一，又成功地完全避开了随之而来的危险。

她当然知道自己有多成功。她曾对我说过：“我小时候，可不是白吃饭的。”意思是当她第一次遇到比自己家人更有趣、更复杂的人时，尽管长得不漂亮，穿得也不考究，仅仅靠风趣和魅力，她就可以为自己赢得热烈欢迎。她需要这样做，因为以她的成长背景而言，她过于聪明，所以母亲常常让她觉得自己是只丑小鸭，一只犯错的丑小鸭（也许，像许多不受宠爱的孩子一样，她的回应方式从父母的角度看确实令人厌烦）。她必须拯救自己，让人被她迷住、喜欢她，但赢得他们，并没有让她变得装模做样或操纵别人，因为她的洞察力、敏感、诚实和慷慨比她的魅力更强大。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七十多岁了，为了在采访或某些令人疲倦的公共场合中过关，她确实偶尔会去“表现”，而且通常“表现得”非常熟练，但除此之外，她总是对周围发生的事情及遇到的人更感兴趣，而非自己给人留下的印象。所以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熟人，看到的也是她这个可爱的女人，而不是一个面具。

尽管非常喜欢她，但恰当地评估时，我不得不将与她的相处视为稍弱于友谊的一种关系。作为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广泛的熟人圈，和异常多的长期、亲密的友人，她的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去容纳新的密友。到了现在，我已经比当时莫莉的年纪还大，因此尤其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当发现一个新识之人具有特别相宜的品质，又明知自己不再有足够的精力和空间和他们相处时，真的非常遗憾。在莫莉和我的工作通信中，我总是被自己脑海中她的形象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在信中聊八卦、讲笑话，但她的回信却总是针对正在讨论的问题简洁回复的几个字。她来伦敦时，我们的会面总是很愉快，却也并没有促进我们的关系进一步亲密，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因为她对我个人生活的某个重要方面的一种由礼貌伪装起来的厌恶，因为我正在和一个黑人同居。莫莉的成长背景和时代影响了她对很多事的态度，比如不喜欢左翼政治，不喜欢异族通婚。莫莉很清楚别人是如何看待自己这种态度的，但她就算知道自己未必正确，也不见得就能彻底纠正。

我们在一起度过超过一顿饭的时间仅有一次，那时我们在都柏林为《品行良好》举办了一场宣传派对，我决定开车过去，活动结束后再待十天，刚好休假，莫莉邀请我在假期的第一个周末和她一起度过，当时我是这么以为的。活动结束后，我开车送她到阿德莫尔[位于英国苏格兰高地产区的阿伯丁郡。]的家里，途中才得知她已经为我安排了未来一周每天的聚会，还约了个朋友在我假期的最后两天一起到她家里住。起初，我对这种出乎意料的热情好客还有些不太适应，但很快就开始享受起来。

部分原因是科克郡和沃特福德郡与我的家乡东安格利亚之间的差异。在我的家乡，大部分爱尔兰意义上的“家庭的朋友”，是全神贯注于打猎、射击、耕种、园艺等事的乡村绅士。我从牛津搬到伦敦谋生时，想要逃离的，也正是这些人（尽管很多人我也很喜欢）。如果我将要面对的这一周，是由陌生的诺福克人举办的派对，那将是场无聊的严峻考验。主人需要忍着内心的厌倦去尽职尽责地取悦陌生人，客人则成为主人热情好客的不情不愿的受害者，双方会用闲聊架起一堵难以穿透的礼貌之墙，直到彼此筋疲力尽，最终散场。但在爱尔兰……尽管我不太相信对民族特征的概括，但不可否认，大多数爱尔兰人比英格兰人更善于表达，他们似乎将谈话视为一种积极的乐趣，而不是令人生厌的必需品。尽管我并不觉得我和爱尔兰东道主聊的内容比和英格兰东道主更多（虽然我确实了解他们更多），但他们更加生机勃勃，更加妙趣横生，比起我成长环境中的那些人来说，在这里更容易发起或跟进一个新话题，是否有共同兴趣似乎都变得不太重要了。因此所有的聚会都非常愉快。

去聚会的途中，莫莉给我讲了些有关他们的故事，有些还相当轻率，就像是开胃菜。说起她不喜欢的某人，她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带着愤慨的不赞同简单点评几句；而说起其他人，她又为他们表现出的愚蠢行为感到好笑，但就像是个着迷的旁观者，而不是吹毛求疵的法官。也许小说家就是很擅长八卦吧，就像上帝必须擅长宽恕，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

这样的车中闲聊，她还让我愉快地瞥见了当地的文学批评标准。她有一位年长的邻居，出身高贵，品味乡土（我猜她常穿胶靴，不戴假牙），对她说：“我读过你的书，莫莉，我非常讨厌它。但必须承认，你写得很好，因为我一个拼写错误也没找到。”

这些车上的时光，还有在掩映于山坡、俯瞰着阿德莫尔及其海湾的家里与她一起度过的时光，比聚会还要美好。她是个非常细致善良又体贴的女主人，但这并不是我难以忘怀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莫莉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活力：她既担心又宠爱的女儿们、她认识的人们、她记得的所有事、她的花园、她做的食物、写作的问题，以及成就感。此外，我日复一日地感受到她隐藏的品质，她的勇气，她的无私，简言之，她的善良。

在我看来，幸运地拥有创造力的人（无论是用文字、声音、颜料、木头或其他什么），与没有创造力的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能以自己的方式直接对体验做出反应，而后者则不太愿意相信自己的反应，所以往往更喜欢援引自己的亲戚朋友普遍同意的答案。虽然前者肯定包含了很大一部分难以相处的人，但也同样涵盖了很多令人兴奋、令人不安、有趣或鼓舞人心的人。莫莉有魅力、善良，还是一位创造者。

因此，我很高兴我们最后一次通信是关于她的写作，而不仅是一封寻常的问候（自从她的心脏患上重病以来，我们已持续多年互相问候）。那时，我刚因什么原因重读了《品行良好》，遛狗时遇到了她的女儿弗吉尼亚，我告诉她我再次觉得很享受。弗吉尼亚敦促我写信告诉莫莉，她说虽然母亲因衰弱无助而导致的严重抑郁症已经好转，但还是很需要振作。所以我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说明我为什么喜欢那本书，还很喜欢她的最后一本书《爱与付出》，并说虽然我知道她因为无法再写出一本新书而垂头丧气，但我必须告诉她，她所做的一切已经非常出色，她的作品实际上赢得了任何人都应引以为豪的荣耀。她回信说我的信对她很有帮助，让她对自己的写作所感到的沮丧“一扫而空”，然后甜蜜地表示她非常重视我的意见，但文字的结尾部分我知道是告别的意思，这样的慷慨大度，我唯有珍惜。

为她的书“竭尽全力”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出版《品行良好》《一次又一次》和《爱与付出》，她早期的书就不会被维拉戈出版社重新发行平装本。而这一系列事件的真正启动者（不包括伊恩·帕森斯）是吉娜·波林格尔，我相信莫莉也深知这一点，肯定也以类似的慷慨和更多的理由来感谢了她。但我仍然感到非常开心，因为莫莉在我们公司品牌的烙印下重新出现，成为受到严肃对待的作家，并因此解决了她因长期守寡而一直困扰她的金钱问题。当她向我道别时，我确实想到了这些，并因此高兴。记住这个结果，记住认识她的乐趣，是这本书收尾的最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