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近代，随着卢梭、约翰·洛克等思想家的出现，民主主义和人权思想陆续登场，同时也出现了生命和健康应该人人平等的主张，弘扬自由和博爱的口号也越来越响亮。这时，柏拉图学派也就不得不开始寻找有力的理论支持。”

据教授介绍，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物种起源》的作者，一八〇九至一八八二）的学说，为柏拉图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生物的生存竞争理论直接被应用于人类社会，这种想法即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日本，明治时代对国家和社会的形成起主导作用的领导人，从政界、官界、学界到自由民权运动的斗士们，都受到了当时代表功利主义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家的影响，比如奥古斯特·孔德（法国哲学家，被认为是社会学的创始人，一七九八至一八五七）和赫伯特·斯宾塞（意大利哲学家、社会学家，一八二〇至一九〇三）。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这种思想被完全应用于政策的制定上。”

一九二五年，德国社会政策学家奥托·库恩在《社会政策的生物学基础》中提出的理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他在论文中提出了如下思想——如果将自然界中发现的各种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就会发现，如同生物的自然选择一样，不适应社会的人也会遭到淘汰，只有能够适应的人才能活下去并在社会上层占有一席之地，这种社会淘汰的原理是贯穿人类社会的基本法则。

虽然这种思想得到了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群体的支持，但那是因为它正中这些人的下怀。然而，这一理论其实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那就是有关“适应”的问题。

就像下雪时雷鸟的身体会变白一样，动物为了生存，会根据外部环境进行自我调整。对动物来说，这种“适应”等同于“生存”。然而，人类却不一样。人类作用于外部环境（自然和社会），通过改变外部环境使之适合生存，从而活了下来，这种行为不仅发生在过去，现在亦是如此。

另外，动物主要靠遗传基因存活，而人类则通过最广义的“教育”来促使自身成长。

A教授认为，正是基于这一点，人与其他动物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人的突出特点是通过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己来生活。然而，以奥托·库恩为代表的社会选择理论中的“适应”思想，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是这种把人类与其他动物等同起来的思想，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那么，除了这一点，他如何评价“选择”的思想呢？

社会选择理论主张，人类社会存在一个巨大的框架，根据是否能适应这个框架，人们被分为各种阶级。这是由我们的先天条件决定的，而先天条件则是由遗传决定。换句话说，“宿命论”认为，某些人由于遗传因素被淘汰，这件事是命定的。

后来，诞生了基于此种思想的“优生学”。优生学认为，天生具有遗传缺陷的人不应该把自己的缺陷基因留给下一代，相反，把具有遗传优势的人结合起来，把优势基因留给下一代，这对保障社会安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纳粹德国，此种思想如同乌云一般笼罩在时代上空，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如何对待残疾人和病人？听了A教授接下来的讲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