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纳粹德国消灭劣势基因的优生思想对日本产生了何种影响呢？

最初，优生学是由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在十九世纪末提出的。高尔顿研究了科学家、法官、政治家、艺术家等名人的家谱，发现这些家族培养出优秀人才的比例很高。与此相反，犯罪者的家族却经常培养出犯罪者。这一现象是基于遗传因素出现的。因此，他主张保留优质的遗传基因、淘汰有缺陷的遗传基因，这将对社会发展大有裨益。他的著作《遗传的天赋》于一九三五年出版了日文版。

在这种优生理念的影响下，各国都推行了优生政策。日本参考了一九三九年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厚生劳动省工程师（东京大学教授）濑木三雄先生的报告，制定了以优生为基础的健民健兵政策。一九四〇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国民优生法》，这项法律从次年七月开始生效。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

《国民优生法》第一条以纳粹德国的“绝育法”为原型，对该法的目的作出了如下界定：“本法律是为了防止恶性遗传病患者数量的增多，同时增加身体健全人的数量，从而提高国民素质。”

实现该法律所述目的的方法，就像纳粹德国的做法一样，即强制那些被确认患有恶性遗传病的人进行绝育手术，使他们无法生育下一代。

二战后（一九四八年），该法律成为现行的《优生保护法》。这部法律不仅保留了《国民优生法》制定时的框架，还允许不具有遗传性精神病的人和智力低下的人接受绝育手术。随着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现在医生已经能够在妇女怀孕早期就通过胎儿诊断发现异常情况。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二年两次提交国会的《优生保护法》修正提案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胎儿有严重的精神问题或身体残疾的倾向，可以进行人工流产。这些法案或是未完成审议，或是遭到废止，但有人认为，今后还存在继续沿用这些条款的可能性。A教授也表示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

如此一来，利用人工流产来控制某些生命诞生的体制会变得越来越坚固。

“我认为追加这项条款背后的原因是当时盛行的ManPower Policy（人力政策）。就像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劳动力极度匮乏，青年劳动力被称为‘金蛋’，现在产业结构变化很快，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行业已经不再占据核心地位。随着社会进入高科技时代，技术不断革新发展，人们开始觉得人力政策的关键在于质量而非数量，这也可以称为‘少数人的精英主义’。而且，即便预算赤字越来越严重，政府也还是在国防方面花费了超过1%这一限制的开支。可以看出，他们不想花‘没用的钱’。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政策理念是希望尽量避免或杜绝残障儿的出生……”

这让我想起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新闻——在美国出生的一对双胞胎中，其中一个胎儿被查出患有唐氏综合征，于是他便在母亲的子宫里被杀死了，而另一个正常的胎儿在四个月后出生，没有任何异常。

据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共同通信社纽约站的消息，纽约西奈山医科大学医院的托马斯·克伦尼教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于一九八〇年施行了该手术。当时，一位四十岁高龄的母亲生育第一胎，在她的要求下医生于怀孕第十七周为她进行羊水检查，并发现双胞胎的其中一个存在异常情况，需要做手术，手术方法是用针头穿刺异常胎儿的心脏，四个月后，另一个正常胎儿安全出生了。近年来，随着职业女性的增加，美国高龄产妇的数量也不断攀升，其中有不少产妇因为担心生出异常的宝宝而进行羊水检查。

科技已经发展到能够将残障儿“杀死”在子宫内的程度了，然而下面的一则新闻同样让我们大吃一惊。

一九八〇年三月，媒体报道了一则以“诺贝尔奖得主为美国精子银行提供精子进行人工授精”为题的新闻。报道中写道，可以将世界顶尖男性的精子通过人工授精的方式，使智商极高的女性怀孕，并生出优秀的后代——基于这种思想，美国的企业家们开始建立精子银行。

据悉，已有五位美国诺贝尔奖得主捐出了自己的精液，为三位女性进行人工授精。发起这个项目的人名叫罗伯特·格雷厄姆，在当时是一位七十四岁的商人，他一直以来都秉持着“白人基因比黑人基因更优越”的主张。

后来，据美联社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报道称，精子库项目宣布，第一个人工授精女婴诞生了。捐精者是一位著名数学家。

日本政府已经决定解除高等生命体的基因工程实验的禁令。然而，生命操控技术会给人类未来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会不会在出生前就把孩子分为“有用的孩子”和“没用的孩子”呢？会不会只有基因优越的人才能活下来？对此，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信赖的顾问、教育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在教育改革方面很有发言权的香山健一提出了如下观点：

正如维纳反复指出的，在当今的工业文明中，IQ（智商）在一百一十以下的人越来越变得一无是处。当然，智商并不是衡量人类能力的绝对标准，但不可否认的是，智商为人类能力存在差异这一既定的事实提供了基本数据。而人口学家担忧，由于低智商群体的人口增长速度过快，高智商群体的人口增长速度又很慢，人类正面临着遗传质量下降的危险。不良基因对整个人类的“污染”是一个长期、严重且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们必须开发先进的社会技术来解决遗传质量下降的问题，以提高人类的整体素质。想要保持人口的稳定状态，一个家庭必须有两个或三个孩子，而且可以通过补贴或其他方式，允许和鼓励那些具有某种突出遗传基因的人生育三个以上孩子，并使用非强制政策将其他家庭孩子的数量限制在两个以内——这是一种值得商讨的方案。

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对人类能力的开发，而且必须认识到高智商群体和低智商群体之间发生等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所谓的“精英政治”，即智力超群的人应该占据社会的支配地位。

在精英政治体制下，精英阶层必须确立真正的领导地位，维持一种永不丧失活力的、动态的社会秩序，来代替因世俗化的民主和平均主义而丧失活力的社会。我们必须在脑海中绘制出这样一幅社会图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能力，为能力强的人提供应有的冒险和挑战的机会；为能力弱的人提供能实现他们生命价值的事物；为没有能力的人（必须通过教育和优生学来减少的这类人）提供适度的同情心。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非凡超群的人还是平淡无奇的人，都能够得到适合他们的、令其满意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