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育、乱交、日耳曼化政策以及生物实验和大屠杀……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选择理论和优生学，是希特勒时代让人类陷入疯狂旋涡的罪魁祸首。随着二战的结束，这些思潮非但没有被清算，它们的亡魂仍然游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社会中——和A教授的对话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以学校为代表的教育界不正是这种趋势的具象化体现吗？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政府当局在推行经济高速增长政策时，尤为强调的一条就是开发人类能力以促进经济发展。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九六〇年）、《日本的成长与教育》（文部省，一九六二年）、《经济发展中的人类能力开发问题与对策》（经济委员会报告，一九六三年）等影响当时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中都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

当时以池田隼人为党首的自民党内阁称其为“人才培养政策”，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一项与孩子人格培养有关的“教育政策”，但实际上，这是一项促进经济增长的“经济政策”。

这一人才培养政策的基调是深入实施“能力本位教育”，基本思想是：“人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遗传素质决定的，而遗传素质的优劣需要尽早发现、选择和培养。”例如，当时还发表了如下文件：

在基本人权方面应当人人平等，彼此之间不应该有差别。但在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在一定程度上，遗传决定了哪些孩子会有好的表现，哪些孩子不会。虽说是‘在一定程度上’，但学界普遍认为，孩子高达80%的后天表现都是由遗传决定的。有些教育学家和教师可能会因为后天教育的效果只有20%而感到不快，但这的确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以上是二战后领导教育行政工作的自民党政治家、后来被任命为中曾根内阁临时教育委员会的官员在《关于教育基本问题》一文中写到的一段话。

A教授说：“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被学术界彻底否定的理论，因为它已被证明是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假说，甚至在遗传学方面也毫无根据。但时至今日，政界和财界中仍然有不少人相信这种说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力政策也是以二战前纳粹德国的社会选择理论和优生思想为基础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诞生的人才培养政策后来怎么样了？回答这个问题用不着追溯到从前，着眼于当下就足够了。

在初中毕业阶段，基于孩子们的能力和匹配度来高效地分配教育资源，将那些有可能成为高才生并在未来的经济社会主要领域中发挥能力的孩子，和那些应尽快安排到生产现场做简单劳动的孩子区分开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教育模式被重新调整，学校也逐渐发生变化。

根据笔试分数对孩子们作出相应评价，分成五、四、三、二、一的先后顺序，以此来实现人们政治上期待的“量才录用”。这种选拔在学校教育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教师因此变得不理解教育，孩子们也不再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而开始感到悲哀。有的孩子因此感到沮丧，选择了死亡。不仅如此，无情的分数地狱和学历社会将孩子分成三六九等，将他们一一定位。

然而，当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这样的旋涡，并使孩子们陷入无底深渊时，我想，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是不是本来就存在着一种潜意识，即承认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和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呢？有能力适应这种现实的人才是社会的强者，才能获得幸福。这种价值观难道不正横亘于我们心中吗？这种价值观与昔日彻底践踏人类尊严、令人憎恶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之间，其实存在着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