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现实中，打击对手最好用也最阴险的一个手段，就是制造并传播绯闻。

1

1067年，61岁的欧阳修，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绯闻。

御史蒋之奇上疏，揭发欧阳修与儿媳吴氏有染。蒋之奇的用词是“帷薄不修”。古代称帐幔为帷，竹帘为薄，以帷薄分隔内外，由此引申，将家庭男女乱伦委婉地称为“帷薄不修”。但这文绉绉的四个字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北宋政坛炸开了，一时中外骇然。

当时，宋神宗刚继位，对这件朝廷上议论纷纷的乱伦案迟迟没有表态。毕竟涉及闺门隐私，朝中也没有人出来替欧阳修申辩。大家都在观望。

欧阳修身居高位，时任参知政事。面对意欲让自己身败名裂的举报，他一刻都不能忍，连续给宋神宗上了几道奏折，请求皇帝一定要彻查清楚。他的奏折，言辞悲愤，痛彻肺腑。随手摘几个句子，供读者意会：

“（蒋）之奇所诬臣者，乃是非人所为之大恶，人神共怒，必杀无赦之罪。传闻中外，骇听四方”——我被诬告的这个罪名，它不是人干的事啊，人神共愤啊；

“横被小人诬以禽兽不为之恶”——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竟然被人诬告禽兽不为之事；

“若实有之，则必明著事迹，暴扬其恶，显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虚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释天下之疑”——这事一定要查清楚啊，坐实了，请公开处决我。如不实，请即刻恢复我的名誉；

“臣必不能枉受大恶之名，当举族碎首，叫天号冤，仰诉于阙廷，必不能含胡而自止”——我不能忍受这样的大恶之名，整个家族一定死谏到底，请求朝廷彻查此事，绝对不能含混了事；

“至如臣者，若实有之，则当万死。若实无之，合穷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我不怕死，就怕背着污名苟且偷生；

……

看到欧阳修这些撕心裂肺、泣血哀告的文字，你就知道，一个以名节为立身之本的士大夫，面对人神共愤的乱伦传闻，他的内心基本已经崩溃了。这种事情，不论真假，一经传播，被举报人的名节已经遭受到了不可逆的严重侮辱。

看来，举报者不仅要终结欧阳修的政治生命，更要剥夺他作为那个时代精神领袖的地位啊。

2

这起绯闻，不仅对欧阳修，对整个北宋的影响都很大。

我们知道，范仲淹是宋初士大夫的一个精神榜样。欧阳修比范仲淹大概小18岁，起初跟着范仲淹搞庆历新政，很认同范仲淹的为人，由于范仲淹在1052年去世，慢慢地，欧阳修逐渐成长为新的精神领袖。

欧阳修通过提拔、举荐人才，成为宋代最知名的伯乐，经过他的荐才，影响了仁宗朝以后整个北宋的政治、文化格局。比如：司马光、吕公著后来是旧党领袖，都官居宰辅；王安石、吕惠卿是新党领袖，是宋神宗朝新法的两任主导者；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也是政坛、文坛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些人尽管政见不一，甚至对立，后来围绕变法还掐得死去活来，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都是欧阳修举荐过的人。

欧阳修以宽大的容人之量，对公不对私，对事不对人，抱着为国家选拔一流人才的初衷，举荐过很多跟他本人不对付的人才。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他也因此赢得士大夫群体的认可。

苏轼说：“欧阳子，今之韩愈也。”这句话没有吹捧的成分，欧阳修在世时，确实被当成了“当代韩愈”和“一代宗师”。欧阳修在1060年官拜枢密副使，次年又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官居高位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他作为“当代韩愈”的崇高声望。

史书记载，宰相韩琦曾多次向宋仁宗推荐欧阳修，但宋仁宗都不用。直到有一次，韩琦这样对宋仁宗说：“韩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为相，而竟不用。使愈为之，未必有补于唐，而谈者至今以为谤。欧阳修，今之韩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后人如唐，谤必及国，不特臣辈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试之以晓天下后世也？”意思是，韩愈在世时声望很高，但唐朝不用他为相，导致皇帝被骂到现在；欧阳修是“当代韩愈”，如果不用他，我怕陛下也会被当代和后世责骂啊。

宋仁宗向来爱惜名声，听完心头一惊，当场就点头，起用欧阳修为参知政事。

苏辙在给恩师欧阳修的贺词中说，古人才位难并，建立一流事功者如陈平、裴度，“不文”，能写一流文章者如韩愈、贾谊，则“不遇”，只有欧公名位双全，“位在枢府，才为文师，兼古人之所未全，尽天力之所难致。文人之美，夫复何加”。

欧阳修凭借崇高的声望，抵达当时政坛、文章、道德各个领域的顶点，古今罕见。

但是，当一个人成为英雄，成为偶像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在酝酿着负面信息，大家都想看到英雄和偶像的倒掉。

3

污名化英雄和偶像的手法很多，本人有瑕疵的、不完美的，就整他本人；本人完美、无瑕疵的，就整他的亲属。这些手段，我们天天见得到，不陌生。

欧阳修本人，在当时人看来，就有一些瑕疵。

他为人富于正义激情，说话特别直，很容易得罪人。1036年，在他30岁的时候，因为范仲淹上疏针砭时政被宰相吕夷简贬出朝廷，欧阳修挺身而出，斥责谏官高若讷在这种时候不仅不仗义执言，竟然还私下诋毁范仲淹，简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结果，欧阳修自己也被贬到偏远的夷陵（今湖北宜昌）去了。

后来，欧阳修自己做了朝廷谏官，用现在的话说，叫“动真碰硬”，参倒了70多个官员，也树立了无数敌人。

敌人一多，每天就有一堆人拿着放大镜在他身上找虱子做文章。

偏偏欧阳修个性风流放逸，特别是年轻时，狎妓，写艳词，人生丰富多彩。虽然亲近歌妓、宴饮游乐、不拘小节、写写艳词，这些在宋代都是一时风气，算不上多大的黑料。但是，得看什么人做，人家柳永做这些事，大家都觉得太正常了，可你欧阳修是士大夫的精神偶像，当代韩愈啊，大家都希望你谨言慎行，做一个板着脸的正人君子啊，你怎么能够内心住着一个柳永呢？

当时有很多人在这一方面就看不惯欧阳修，说他修身的功夫没做好。而他曾经的风流，就成了对手从私生活上攻击他的一个入口。

在61岁被御史蒋之奇举报与儿媳乱伦之前，欧阳修就已经遭遇过一次乱伦传闻。

1045年，欧阳修39岁。那年，他参与的庆历新政宣告失败，范仲淹等人被贬，欧阳修上疏为范仲淹辩解，遭到忌恨。恰在此时，发生了“张甥案”，反对者攻击和搞臭欧阳修的机会来了。

欧阳修的妹妹嫁给一个叫张龟正的人。张龟正的前妻生有一女，张龟正死后，这个女儿才7岁，就跟着继母，即欧阳修的妹妹，投奔了欧阳修。这个外甥女（张甥）长大后，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后来跟堂侄家的仆人私通。奸情暴露后，案件在开封府审理。

在审理过程中，不排除受人指使，张甥突然说，自己未嫁时曾和欧阳修有私情。

据宋人王铚《默记》记载，“张（甥）惧罪，且图自解免，其语皆引公（欧阳修）未嫁时事，语多丑异”。也就是说，当时张甥想减轻自己的罪行，在公堂上说欧阳修的一些见不得人的坏话。“丑异”，是乱伦的一种委婉表述。

欧阳修的反对者得到张甥的供词，就跟捡到宝一样。欧阳修遂被传讯到开封府，上堂接受审理。因为张甥的供词无法验证，审了数月，都没有结果。

对手们不愿作罢，举出欧阳修诗词中的句子，“人为丝轻那忍折，莺嫌枝嫩不胜吟”，你们听听，这么暧昧的句子，不就是写给小外甥女的吗？这不就是证据吗？

最终，被派去负责监察此案的宦官王昭明，不认同朝廷中某些人如此给欧阳修罗织罪名。朝廷中人只好不提乱伦，重新弄了个罪名，把欧阳修贬到了滁州。

著名的《醉翁亭记》，就是欧阳修被贬为滁州知州期间写的。别看他在文章中写太守之乐无穷什么的，其实心里苦得很。他给宋仁宗上表说，我知道自己得罪了太多权贵，这些权贵不把我贬黜出朝廷是不会停止攻击的，但是，万万没想到，他们攻击我的借口竟然如此不堪啊！

这起乱伦传闻，虽然平息了，但对欧阳修造成的伤害已经不可逆。

谁知道22年后，他又被一起更耸人听闻的乱伦绯闻缠身了。

4

要扳倒一个人，最好是拿道德说事；拿道德说事，最好就用绯闻；在绯闻里头，乱伦传闻最惊悚，最难证实，也最难证伪。哪怕子虚乌有，被指控者已声名败坏。这就是宋朝人的斗争哲学。

针对欧阳修与儿媳乱伦的指控，背景同样是源于政治斗争。

宋仁宗无子，死后以其兄濮王之子赵曙继承皇位，是为宋英宗。宋英宗即位一年后，1062年，发生了宋朝版的“大礼议”事件，历史上称之为“濮议”事件。简单来说，就跟后来的明朝嘉靖皇帝一样，宋英宗想尊称自己的生父为“皇考”（父亲），而朝臣只允许他称自己的生父为“皇伯”（伯父）。

我们试着理解一下，现在看来无关紧要、爱叫啥叫啥的一个称呼，在古代则关涉到皇权的延续和礼法的维系，是被他们看得比天还大的事情。所以宋朝和后来的明朝，才会为了一个称呼发生长达数年的朝臣分派与互殴。

在濮议之争中，以韩琦、欧阳修为主的政府系统（中书派），和以司马光、范纯仁、吕公著为首的言官系统（台谏派），意见对立，争执日趋白热化。政府系统支持宋英宗称生父为皇考，言官系统坚决反对，认为只能称皇伯，这是人情与礼制之争。背后还夹杂着皇帝（宋英宗）和太后（曹太后）的权力之争。

水很深。

话头最早是由宰相韩琦挑起来的，但文书、奏折等基本是由欧阳修操刀。欧阳修从人情角度，论证宋英宗应当封生父为皇考，在整个濮议事件中，他前前后后写了十几万字，都在谈这个事情，显示了一代文宗的笔头有多硬。但是，古代人在这种事情上，普遍认同礼法，而不认同人情，所以欧阳修这一派其实是少数派，坚持到后来几乎与整个士大夫阶层为敌了。

欧阳修于是成了言官们的靶子，弹劾他的奏折不断递到宋英宗面前。他们上疏说“豺狼当道，击逐宜先，奸邪在朝，弹劾敢后”，意思是要皇帝严惩整个事件的“首恶之人”欧阳修。至此，濮议之争演变为欧阳修以一己之力挑战天下士人，这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天下之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公敌。

最后，宋英宗问宰相们该如何结束纷争，宰相韩琦委婉地表白，我们是忠是邪，陛下心知肚明。欧阳修则直接说，如果陛下认为我们有罪，那就留下御史们；如果认为我们无罪，那就听陛下处置。

宋英宗犹豫了许久，在曹太后转变态度后，终于下令贬黜言官，最后还补充了一句，劝宰相们下处分不要太重。

濮议之争表面上以欧阳修这一派的胜利而告终，但实际上，在士人权力巅峰的宋朝，欧阳修既然站到了士人群体的对立面，他的个人悲剧也就注定了。

事件刚一结束，欧阳修就前前后后上了11道奏折，请求自贬外放。宋英宗还没同意就突然辞世，宋神宗登基，这下，欧阳修更加难以安全退出了。

反对派的机会来了。

欧阳修的妻弟薛宗孺此前因为私事对欧阳修怀恨在心，此时开始造谣说欧阳修与儿媳吴氏有染。御史中丞彭思永听说此事后，觉得可以利用，就告诉了御史蒋之奇。

蒋之奇因为在濮议之争中附和欧阳修之论，被反对者视为“奸邪”，这时他为了“自解”，为了被士人群体接纳，必须与欧阳修划清界限，于是上疏揭发欧阳修的乱伦传闻。一场攻击欧阳修犯下“禽兽不为之丑行，天地不容之大恶”的风暴就此展开。

被绯闻攻击得精神崩溃的欧阳修，一连给宋神宗上了好几道奏折，请求皇帝彻查。宋神宗最终批示要查，蒋之奇随后供出彭思永，彭思永却死活不供出他从谁那里听来的传闻，只是说“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欧阳修）首建濮议，违典礼以犯众怒，不宜更在政府”。原来只是想利用传闻，驱逐和击垮在濮议之争中激起众怒的欧阳修而已。

这起乱伦传闻虽然以彭思永丢了官，蒋之奇被贬谪，宋神宗“敕榜朝堂”，替欧阳修辨明了诬枉而落幕，但61岁的欧阳修，在20余年间两次被诬以乱伦案，此时已经身心俱疲，苦不堪言。

当政治斗争变成谣言攻击的时候，受伤最深的，永远是正直之人。因为，越是正直的人，越是在乎自己的名节。

在莫须有的传闻攻击下，欧阳修实际上彻底败了下来。

5

宋代文化盛极一时，但士大夫之间结党互掐之风，也盛极一时。一方想在道德上占据最高点，就要把另一方踩在脚下，在他们看来，最致命的一招就是揭发对方的混乱私生活。乱伦传闻因此成为当时人的一把匕首，时不时就掏出来捅两下。

欧阳修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同样的命运也曾落到苏东坡和王安石的头上。所谓“爬灰”的由来，就是源于那个时候变法阵营中的人对反对变法的苏东坡的诬告，以及反对变法阵营中的人对主持变法的王安石的诬告。虽然没有形成案件，但还是让苏东坡和王安石狼狈不堪。

对立的双方，在同一事件中，用同一个诬告模板去攻击对方。可见，宋朝政治斗争的下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性的恶是多么没底线。

到了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饱受诽谤纠缠。你不是口口声声“存天理，灭人欲”吗，那就在人欲上做文章弹劾你。于是，关于朱熹纳尼姑为妾、与守寡的儿媳乱伦等传闻就被持续制造出来。目的正是要摧毁他的正人君子形象。

总体来看，欧阳修是所有这些乱伦传闻中，受伤害最深的一个。其他人都不像他这样，20余年间被传两次乱伦，每次都闹得举朝皆知。

尽管我们知道，不管是欧阳修，还是朱熹，抑或苏东坡和王安石，他们都不是事实上名节有亏的人，但从这些传闻野说现在还时不时在民间流传，需要有人不断地出来辟谣，就可知他们生前被黑得有多惨了。这些刺激眼球的传闻，就跟用了区块链技术一样，一旦被记载，再也抹不掉了。

在乱伦传闻暂时平息后，欧阳修连章累牍地乞求退休，终于在1071年65岁之时获准退休。

宋朝的制度，官员是70岁退休。欧阳修身在高位，却毫不恋栈，一再乞求提前退休，门生问他，这是为什么呢？欧阳修说：“唯有早退以全晚节。”

一年后，1072年，欧阳修在颍州（今安徽阜阳）病逝，享年66岁。在最后的岁月里，他很喜欢逛颍州西湖，病逝前不久还写了一阕词，描绘西湖的暮春景象：

这名被诽谤击垮的大宋文宗，再也不喜欢热闹，只喜欢群芳过后、人散春空的独处。也许，他至死都没能从恶毒的人身攻击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