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实施新法两年后，熙宁四年（1071）五月，发生了一起群众大闹京城的事件。

史载，东明县（今河南兰考）上千名农民进京，先上开封府衙门告状，之后又去了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还有一些愤怒的民众闯进了王安石的住宅闹事，这下子让京城官员们都很慌。

御史中丞杨绘查明情况后得知，这些农民之所以如此激愤，是在推行新法时遭受了不公正待遇，可地方官员不予受理，只好进城找宰相当面理论，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一次冲突确实是新法惹的祸，问题就出在王安石的得意之作——免役法。

免役法，顾名思义就是免除官府派给老百姓的劳役，改成交钱。这是为缓解财政危机采取的差役货币化政策。

新法是好法，但在实践中出了问题。

免役钱要交多少钱，县里按照当地GDP定出等级，而中央的司农寺又有自己的标准，经常从中干预，如果中间出了差错，老百姓要交的钱就超出了可接受范围。

钱这玩意儿不是凭空变出来的，东明县的农民手里没钱，被逼到卖粮卖房，日子过不下去，当然要闹。

王安石想为大宋力挽狂澜。可是，在熙丰变法（即王安石变法）这场历史大戏中，他始终面对着汹涌的反对浪潮，这些声音来自民间百姓、朝中大臣、地方官员，甚至是宫中的皇帝。

他的这份孤独，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也是一种无奈。

1

在东明县农民大闹京城的一年前，朝廷出现了著名的“三不足”之说。

熙宁三年（1070）的一天，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召见王安石时说，如今朝野议论纷纷，朕听闻有“三不足”之说，爱卿知道吗？

什么叫“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实际上，这三句话是否为王安石所说，至今仍是历史疑案，极有可能是当时政敌强加给他的“罪名”。

王安石在听到这三句话后说，此话不知从何说起，反问宋神宗道：“陛下躬亲听政，怎么能说是不惧天变？广开言路，如何是不恤人言？至于说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为正该如此。”

尽管王安石否认自己说过此话，“三不足”却可代表他的变法精神，那就是不顾一切、坚定不移地推行新法，这三句话如一声惊雷，振聋发聩。

刚即位的宋神宗，是一个锐意进取的年轻皇帝。

20岁的他曾向富弼等三朝老臣请教富国强兵之道，这些老人都告诉他：“陛下即位之始，应当广布恩德，与民休息，至少二十年不言兵事。”这对于年轻气盛的皇帝来说，无疑是当头棒喝。

在“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社会环境和“三冗”（冗员、冗兵、冗费）危机中，繁荣的大宋正在进入“衰世”，国库都快没钱了。

当初，宋神宗即位不过数日，主管财政的三司使就给他上交了一份财政报告，其实赫然写着八个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真是穷到快揭不开锅。

此时，宋神宗对王安石一见倾心。

早在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就跟他朋友司马光一样上过万言书，提出自己的理财主张，认为“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王安石看来，财政问题完全是理财无方、不知法度造成的。那该咋办？唯一的出路就是变法，解决根本问题。

这位倔强的变法派，一向特立独行。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22岁的江西临川人王安石考中进士，第一份工作是去扬州担任淮南节度判官，当时他的上司是名臣韩琦。

王安石是个不修边幅的人，每天晚上读书、工作到深夜，第二天经常来不及梳洗就去上班。韩琦看到后还以为这小伙子整日寻花问柳、不务正业，特意嘱咐他，年轻人要有上进心，不能自暴自弃啊！王安石一言不发，不作任何辩解，反而惹得韩琦很不高兴。韩琦眼中这个不求上进的年轻下属，却在日后成为一位忧国忧民的帝国官员。

王安石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时，曾登上金陵故都，凭高吊古，写下其代表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

周汝昌先生曾评价此词：“王介甫只此一词，已足千古。”王安石感叹的是六朝亡覆的历史，眼前却是危机重重的现实，他最担忧的，是大宋的未来。

正因如此，在主持变法之前，王安石就已经表现出出色的实干精神，多次放弃留在京城的升迁机会，请求调到地方为官。他给出的理由还有几分无厘头，说举家在京城居住花费太高，而且先父未葬，二妹当嫁，母亲年老多病，他家中贫困，实在住不起，请朝廷收回成命。

有一次，宋仁宗同时指派王安石与司马光给他修起居注，两个人都不愿干，一起辞官。

司马光辞了五次，最终只好接受，修史这方面他很专业。王安石却死活不肯，为了不让诏书送到自己手上，跑到厕所里躲起来，信使只好把诏书先放在他桌上。王安石出来后，又追上去，退回了委任状。

在地方为官时，王安石开始探索变法的途径。

王安石年轻时当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曾在十三天内走数百里路，亲自调研这一水源充足的地区为何会发生旱灾，并进行根治。

在鄞县任上，王安石曾试行在春季农田青黄不接时，提供低息贷款给农民，待收获后让他们连同利息一起偿还。这就是青苗法的雏形。由于在鄞县实行时颇有成效，王安石后来主持变法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推广。

这样一个人才，正是宋神宗苦苦寻觅的。

当宋神宗准备重用王安石，召其进京讨论治国理政时，王安石说，一定要“变风俗，立法度”。

宋神宗兴奋地连连点头说，好。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拜相，开始主持变法，浩浩荡荡的熙丰新政就此拉开序幕。

2

变法一展开，位于权力中心的王安石就仿佛身在疾风骤雨之中。

宋代御史台和谏院合称台谏，主要任务是监察弹劾，这些人最先对王安石发起进攻。

御史中丞吕诲打响了反对变法的第一枪，他挺立于大殿之上，痛陈王安石十大罪状，指责王安石“大奸似忠，大诈似信”。

这十条罪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动摇天下”。王安石以变法为名，新设“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大宋的国家体改委，包揽财政大权。台谏势力认为，这是扰乱国家体制，挑战祖宗家法。吕诲直斥王安石，“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也”。

面对吕诲来势汹汹的声讨，王安石把球踢给了宋神宗，表示要称病辞职，看皇帝是否有变法的决心。年轻的皇帝对于是否要处置负责监察的台谏官员也很纠结，他对大臣说：“朕如果贬斥了吕诲，恐怕王安石内心不安啊！”

王安石听说后，坦然表示，臣已经以身许国，陛下处理得当，臣怎么会心不自安呢？

皇帝态度明确，一如既往地支持王安石，吕诲在这场辩论中惨败，被贬出京，两年后就悲愤去世。临死前，吕诲仍对王安石恨得咬牙切齿，他在重病中起身，张目怒视，对前来探望他的好友司马光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这是告诫司马光，一定要与王安石斗到底。

司马光也反对老朋友王安石的变法。

司马光的改革思想是藏富于民，国家不与民争利，以“节流”为主；王安石是以“开源”为主，变法措施皆为富国强兵，摧抑兼并，也就是“国富”优先于“民富”。

为此，王安石与司马光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争斗，闹到二人关系“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长久以来论战不断。

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意是取代民间富户之家的高利贷。由政府从“国家农业银行”中拿出一笔钱粮，作为利息较低的青苗贷款提供给农民，让农民在春天青黄不接时吃饱肚子，之后夏秋粮食成熟后再加息偿还。如此，农民有饭吃，国库有余粮。

但在司马光等反对派看来，国家公然放贷收息，乘人之危，这不就跟唯利是图的商人一样吗？

王安石的免役法，是针对差役法的改革，本意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王安石改派役为雇役，也就是让民众将其应服之役（力役、徭役等义务劳动）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当差。原来不服役的官户和寺观则出一半，叫助役钱。

这一项改革可谓两全其美，农民出钱不出力，不用再服役，也就不会耽误生产。社会闲散人员也多了一条生路，可以接受官府的雇用，成为专业化的差役，这也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可是，司马光根本不在意其观念超前的积极作用。后来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很多原本反对变法的人都极力阻止，但他不以为然。

王安石变法办得热火朝天，司马光只好出走到洛阳担任闲职，带着一帮学者用十五年的时间编撰《资治通鉴》，沦为半退休状态。

在宋神宗支持下，新法的推行顺风顺水，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王安石以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免役法等富国之法，以及置将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强兵之法作为后盾，迅速改变了宋朝中央财政空虚的局面。

现代史学家通过数量分析，发现熙丰变法的确增加了大宋的财政收入，仅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三项就每年增收2300多万贯。

熙宁六年（1073），宋军扭转了长久以来西北战线的被动局面，由王韶率大军尽收熙、河各州，拓地两千余里，在河西走廊确立了三面包围西夏的有利形势。

宋军收复河西之地后，宋神宗大为振奋，到紫宸殿接受众臣朝贺，并当着百官的面解下自己所配玉带，赐给王安石。王安石走上了人生巅峰，也走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青年皇帝对这位“师臣”推崇备至，可在反对派看来，位高权重的王安石完全就是王莽、董卓一类的权奸，骂他“比莽、卓过矣，但急于功利，遂忘素守”。

3

反对派竭尽所能地搜集变法弊端，对王安石进行抨击，其中不少人曾是王安石的朋友、学生，甚至变法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

熙宁七年（1074），一个叫郑侠的小官，将一幅描绘民间疾苦的《流民图》呈给宋神宗，并上了一道奏折，反对王安石变法。

图中景象触目惊心：由于连续八个月的旱情，无数难民扶老携幼，在开封城外的道路上逃荒，个个面如菜色，甚至要卖儿鬻女才能换来一口粮食，缴纳新法规定的税款。面对天灾人祸，纵使是王安石也无能为力。

宋神宗看后满面愁容。变法五年来，国力日渐强盛，可在都城之外，竟有如此民不聊生的惨状。

在古代，自然灾害经常被认为是统治者不修德政的结果。因此，舆论的矛头迅速指向王安石变法。

郑侠上疏时的身份比较特殊，他的职务是安上门监，平时给皇帝看大门，深入基层，声称图中景象是自己在城楼上亲眼所见，但也正因为官职低微，他无法向皇帝直接上书，只好通过城外的官差站，谎称是绝密情报，这才快递给皇帝，这是冒险的违法行为。

郑侠还是王安石一手栽培的学生。他反对变法，完全是因观念不同，而非为了私仇。这个与老师闹矛盾，却一样执拗的小官，后来被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靠皇帝保护才免于一死。

王安石的这场危机因不久后天降大雨而化解，却成了他第一次罢相的前兆。

正是在同一年，市易法给王安石带来了大麻烦。

王安石在开封设立市易司，实行市易法，是为了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由市易司出钱，收购滞销货物，等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此限制豪商大贾对市场的控制。这无疑也是极具先进性的改革措施。

可其负责人吕嘉问却操作不当，把这个意在平抑物价的民政机构，变成了垄断市场、操控物价的剥削机器，把京城商贩的生意都抢了，导致民怨再次沸腾。宋神宗得知此事后，一连三次与王安石提到市易法，说，近臣都说此法不好，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还为此流泪控诉。

王安石却固执地说，宫中哪知民间疾苦？

与此同时，郑侠为宋神宗献上了《流民图》，皇帝不得不对王安石心生怀疑。

宋神宗下诏，命另一个变法派曾布对吕嘉问进行调查。根据调查，吕嘉问确实利用市易司强买强卖，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是与民争利，剥削百姓。宋神宗很生气，以此质问王安石。王安石只好解释说，这是吕嘉问与曾布的个人恩怨。

但皇帝这次没给王安石面子，当晚下了批示，说市易务一事是吕嘉问欺君罔上。

在市易法失控的混乱局面中，王安石只好辞职，第一次被罢相，回到江宁担任知府。变法运动由新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协同其他宰相主持。

王安石暂时离开京城，好在新法保住了，但吕惠卿动了歪念头。

吕惠卿是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也是王安石的好学生。史书称他与年长他11岁的王安石情同父子。他自己也跟宋神宗说，能够让臣像侍奉双亲一样孝顺的，除了陛下，就只有王安石一人。

可王安石罢相后，作为变法二把手的吕惠卿却在执掌朝政后瞬间自我膨胀，千方百计阻止老师王安石东山再起。有一次，他想借用祭祀赦免的旧例，向宋神宗推荐任王安石为节度使，让老师继续在外为官。

吕惠卿那点小心思，宋神宗当然知道，立刻质问他：“王安石又不是因罪被罢免，为何要以赦免的方式复官？”吕惠卿最终为自己一时的贪欲付出代价，后来被排挤出朝，被新、旧两党共同打压。

吕嘉问、曾布与吕惠卿这几个人都是变法派，也是王安石提拔的后辈，却因各自利益在变法过程中互相争斗，最终溃不成军。此时的变法，已经显现出党争的迹象。

罢相后第二年，王安石再度被起用，可他对自己的复出十分忧虑，在途经瓜洲时（在今江苏邗江）写下了《泊船瓜洲》：

王安石刚刚从江宁出发，就已经想着何时回家。他也许已经察觉到，新政变味了，皇帝也变了。

4

对于变法，宋神宗本身是矛盾的。

他一方面支持王安石变法，另一方面极力维护皇权，恪守“异论相搅”的祖宗之法，对王安石及变法派进行牵制，避免王安石权位太重，使朝廷无可避免地出现内耗。

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与宋神宗第一次长谈。

宋神宗问，唐太宗如何成为几百年来的一代明君？

王安石却说，唐太宗不过是利用隋末乱局得以称雄一时，后世子孙更是昏庸不堪，有什么好学的？陛下岂止要做唐太宗，您应该效法尧舜，成为后世帝王治理天下的典范。

宋神宗心情那叫一个激动，对王安石信誓旦旦地说出了一句，“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爱卿用心地辅佐朕，我们一同来实现这个理想。

但自从王安石初拜相时，宋神宗就一直对其权力进行制衡。熙丰新政的第一套执政班子，有“生老病死苦”之称，除了王安石，其余人都不支持变法。

“老”是指曾公亮，他已经年近古稀；“病”是富弼，他因反对变法而称病不出；“死”是唐介，他也反对变法，整日忧心忡忡，变法开始不久后就病死了；“苦”是赵抃，他无力阻止变法，成了愤青，整天叫苦不迭。这几个旧臣与变法领袖王安石互相牵制，正是宋神宗的安排。剩下的“生”是王安石，他的变法生机勃勃。当宰相的权力不断加强，宋神宗不由得心生忌惮。

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再度拜相后，宋神宗不再重视他的意见，经常自作主张，甚至对王安石表现出厌烦。王安石后来也对别人说：“只从得五分时也得也。”这是说，要是皇帝能听从我一半建议也好啊。

王安石第二次宰相任期匆匆结束，爱子王雱去世后，王安石辞去相位，退居江宁长达九年，至死未曾回京，而他的新法，还吊着半口气。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走到了生命尽头。在去世前半年，他已对新法表现出了厌倦，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指定了司马光与吕公著为太子老师。这两个人，都是变法的反对派。

英年早逝的宋神宗留下年幼的皇子赵煦即位，这就是宋哲宗。宋哲宗刚即位时懵懂无知，由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而她正是变法的坚定反对者。

当初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仁宗皇后、太皇太后曹氏与英宗皇后、皇太后高太后经常跟皇帝诉苦，说：“我们听说民间被青苗、助役钱害苦了，还是将其废除吧。”宋神宗当时还信任王安石，说这都是利民之法，绝对不会危害百姓。曹太后接着说，王安石这个人确实有才学，然而很多人怨恨他，皇帝如果爱惜他，不如先让他到地方为官，过一段时间再召回。

皇帝的弟弟祁王赵颢在一旁，连忙顺着曹太后的话，说：“太皇太后所言甚是，陛下不可不三思。”

宋神宗当场大发雷霆，说：“你是说我败坏天下吗？那这个皇帝你来当！”

祁王吓得哭泣道：“一家人何必到这地步呢？”一番谈话后，一家人不欢而散。

宋神宗去世后，反对变法的高太后就掌握了话语权。

从熙宁、元丰年间王安石变法到高太后垂帘时期的元祐更化，废除新法，再到绍圣绍述，亲政后的宋哲宗恢复宋神宗各项新法。朝政有如棋局几度翻覆，最后的决策者仅神宗、高太后与哲宗三人而已，其实全是赵家人说了算。

一心想变法的是皇帝，最终颠覆新法的也是皇权。

在皇帝的动摇态度下，王安石也很无助。晚年的他退居金陵，在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徘徊，在梦与酒之中浑浑噩噩，写成如《千秋岁引》中的忧思离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5

司马光回来了。

他结束了在洛阳十五年的隐居，重回京城，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调整中央领导班子，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固执己见，不分青红皂白地废除新法。这种武断的做法，就连一些反对变法的大臣都看不下去。

宋神宗元丰年间，苏轼遭遇乌台诗案，险些丧命。远在金陵的王安石并不在意苏轼对变法提过反对意见，迅速上书宋神宗，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此举，将苏轼从困境之中解救出来。

后来，被贬的苏轼见到退居江宁的王安石，两位直言无忌的风流人物放下变法之争，相约同游山水，多次作诗唱和。送别苏轼后，王安石更是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真正的君子，从来不会让政治牵扯个人恩怨，而王安石也没有看错苏轼。

元祐更化中，苏轼回朝，辅佐司马光改革新法，建议权衡利弊，保留变法中有益的部分，他本人支持保留免役法，废除青苗法。大权在握、年已迟暮的司马光却不听劝告。自知不久于人世的他，在大病之中坚持废尽新法，甚至最后几天上朝都为此忙得不可开交。

王安石原本对朝中的变化默默无语，直到免役法被司马光所废，才老泪纵横地哀叹道：“就连免役法也要废除吗？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两年才推行，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了。”

这一年，王安石与司马光先后病逝，而变法引发的内耗与纷争却还未休止。

北宋灭亡后，变法派更是背上了导致靖康之耻的黑锅，王安石也不可避免地被妖魔化。

宋代蔡絛《铁围山丛谈》等文人笔记甚至讥笑他为獾子精下凡，是一个瞎折腾大宋的“妖人”。元代的《宋史》编撰成书后，变法派的得力干将们入了《奸臣传》，腐朽无能的顽固派反而都成了忠臣。

然而，在这场长达数十年的变法之争中，所谓小人、君子大多不过如过眼烟云，即便是左右摇摆的皇帝，也是速朽的，而一心为国的孤独改革家王安石，终将光耀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