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阴气”比较重的朝代。

两宋300多年，18位皇帝，一半曾经历过皇太后（妃）垂帘听政。后妃参与政治的频率，堪称历朝历代之最。

但有意思的是，宋代士大夫对后妃干政似乎并不嫌恶。

除了极个别权力欲旺盛的后妃曾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污名化处理，比如宋真宗皇后刘娥，绝大部分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妃）均在历史上赢得了美名。官修史书《宋史》对宋代后妃这一群体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

9名垂帘听政的皇太后（妃），摄政时间基本上都少于一年，仅有两人属于“超长待机”：一个是上面提到的刘娥，在宋仁宗朝以皇太后身份摄政长达11年；另一个则是宋英宗皇后高滔滔，在宋哲宗朝以太皇太后身份摄政9年。

也正是这两名皇太后，在宋朝垂帘听政者中留下了两极化的口碑：刘娥被认为口碑最坏，史书说她差点就成为第二个武则天；而高滔滔的口碑最好，被誉为“女中尧舜”——翻阅史书，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女人有此殊荣。

那么，问题来了：高滔滔被捧得这么高，是因为她真的很有作为，还是另有隐情呢？

1

高滔滔是那种赢在起跑线上的人。

她出生在刘娥去世的前一年，1032年。大名高正仪，小名高滔滔。与刘娥出身极其寒微截然相反，高滔滔出身显贵，父母两边都是当朝的名门望族。她的曾祖父是名将高琼，曾在澶渊之役中立下战功；祖父是高继勋，被时人称为“神将”；父亲高遵甫，是高继勋的第三子。她的母系更显赫，其母是大宋第一开国功臣曹彬的孙女，宋仁宗皇后曹氏的亲姐姐。

这么说吧，高滔滔的人生起点就是刘娥奋斗了一辈子的终点。

宋真宗当年要立刘娥为皇后，被朝臣喷得满脸唾沫，所有人都讥讽她“出身寒微，不可母仪天下”。但高滔滔绝无此种烦恼。她自小跟随姨妈曹皇后，在宫中长大，与宋仁宗和曹皇后的养子赵曙青梅竹马。两个小孩子刚好同岁，宋仁宗见他们天生一对，曾对曹皇后说：“异日当以婚配。”后来，宋仁宗和曹皇后果然为两人主持婚礼，当时有“天子娶媳，皇后嫁女”的说法。

1063年，赵曙即位为宋朝第五位皇帝，即宋英宗。高滔滔则被立为皇后。

高滔滔先后为宋英宗诞下四子四女，而这也是宋英宗全部的子女。宋英宗一向多病，正史中没有他晋封嫔妃的记载，宋代私人笔记则曾提及宋英宗“左右无一侍御者”。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高滔滔在夫妻关系中确实比较强悍，限制宋英宗靠近其他女人。

然而，宋英宗在位不到4年，便于1067年病逝了。他与高滔滔的长子赵顼，随后继位，是为宋神宗。

36岁的高皇后，变成了高太后。

宋神宗是个热血青年，即位时20岁，不久就大胆起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变法取得一定成效，但阻力重重，最典型的表现是朝中士大夫因立场和站队开始出现撕裂。

此时，以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滔滔、皇后向氏为核心的后宫，分别凭借祖母、母亲、妻子的特殊身份，向宋神宗施压，反对变法。在她们的影响下，宋神宗压力巨大，一度向王安石诉苦：“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王安石说，后宫有异议，一定是向经（向皇后之父）、曹佾（曹太后胞弟）怂恿的结果。

变法派认为，新法损害了豪商巨贾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利用手里的政治资源和人脉，企图使新法流产。外戚家族是阻挠变法的一股强大力量，而后宫成为他们施加影响的切入口。

不过，从王安石点名的外戚来看，并没有高滔滔的娘家人，可见高滔滔虽然站在反对变法的政治立场上，但她的私德确实不错，至少抑制了自己的娘家人进行政治关说活动。这是她生前死后获得好评的原因之一。

1085年，年仅38岁的宋神宗带着未竟的雄心壮志，忧郁而逝。

大宋政局站在了一个分岔口上，在这个关键节点，54岁的高滔滔正式开启了她的政治生涯。

2

在宋神宗病情恶化之时，谁来接任皇帝，朝中各派开始了秘密酝酿。

由于宋神宗先前的几个儿子均早夭，眼下年纪最大的儿子是皇六子赵煦，但也只有9岁。假如由赵煦继位为幼主，则势必回到宋仁宗年幼继位后由皇太后刘娥摄政的“故事”，那么，此时升级为太皇太后的高滔滔无疑是临朝听政的自然人选。

然而，高滔滔对新法的敌意，让宰相蔡确不得不谋取另一种可能性。蔡确是王安石去位后，新法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他和变法派颇为顾虑，一旦高滔滔真的开启垂帘听政，势必罢除新法，引起他们个人命运的转折。

蔡确于是希望援引大宋的另一种继位模式，来排除这种最坏的结果。除了“父死子继”，宋朝还出现过“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先例。宋神宗临死时，他的两个弟弟——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都是30来岁，年富力强，按先例也有做皇帝的资格。蔡确联合另一个大臣邢恕，密谋选立其中一人为帝。

与此同时，宰相王珪在问疾时，抢先请宋神宗早日立赵煦为皇太子。宋神宗已不能说话，只是点头同意。

在这场皇位之争中，高滔滔的态度就显得尤其重要：立自己的儿子，还是立自己的孙子，手心手背都是肉。

不过，关于高滔滔最初的立场，史书的记载已经模糊不清了。因为记载这场皇位之争的第一手史料《哲宗实录》，在宋徽宗朝以后经过了数次重修，随着朝中政治斗争形势的转换而出现截然相反的书写。

最早的版本，说高滔滔欲“立弟（神宗弟赵颢）不立子（神宗子赵煦）”，因为她一直宠爱儿子、雍王赵颢，而赵颢也有野心，在宋神宗病重时频繁出入禁中，提出皇帝病重“当请皇太后（高滔滔）垂帘”。在这个版本中，蔡确属意立幼主赵煦，而高滔滔与王珪“谋废立”。

到了南宋，《哲宗实录》经过大改，专门为高滔滔辩诬。大改后的版本，增加了高太后在宋神宗弥留之际秘密请宫人缝制小孩子可穿的黄袍的细节，说明高滔滔一开始就遵从宋神宗的意愿决定立赵煦为帝。同时记载说，高滔滔勒令自己的两个儿子（神宗的两个弟弟）不得再来探问宋神宗的病情，免得生出是非。在这个版本中，蔡确和邢恕以观花之名，邀请高滔滔的侄子参与谋废立遭拒后，遂使了一记毒招——造谣和诬蔑高滔滔与宰相王珪有废立赵煦的意思，而他蔡确才是赵煦继位的真正支持者。

对于卷入这场皇位之争的当事人而言，真相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制造真相，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最终，在宋神宗病逝前四天，高滔滔开始垂帘听政。四天后，宋神宗驾崩，宰相王珪宣读遗诏，9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

皇位之争，暂时尘埃落定。但在多年后，当宋哲宗开始亲政时，围绕当初到底谁才是自己继承帝位的支持者，又在朝中掀起了一场风波。

3

没有迹象表明高滔滔有主动谋取摄政地位的意愿。幼主继位，按照历史惯例，得有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垂帘辅政，此时后宫之中属她辈分最高，所以，她没得选。

本朝第一个摄政太后刘娥，早在其夫宋真宗生病的两三年间就深度参与处理政事。到宋真宗病逝、幼主宋仁宗即位时，刘娥已有足够的政治经验，顺利进入摄政太后的权术生涯。

但与刘娥不同的是，高滔滔在开始正式摄政之前，毫无政治经验。无论是英宗朝还是神宗朝，她都是一个谨守后妃之道的女人，没兴趣也没机会参与朝廷政治。唯一的政治态度流露，是在王安石变法后，跟随当时尚在世的姨妈曹太后，劝谏宋神宗废除新法。仅此而已。

当她开启垂帘听政之后，必须面对的抉择，就是如何处理宋神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新法以及一批支持新法的朝臣。很明显，这些政治遗产，与她本人的政治倾向是相悖的。

为了快速上手，掌控国家事务，建立自身权威，她开启了路径依赖模式，在熟悉的人和事之间寻求支持。人是“老人”，她选中的人，基本都是其丈夫宋英宗时期的重臣，比如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事也是“旧事”，就是要废除神宗朝以来施行的新法，恢复到神宗朝以前那个她所熟悉的祖宗旧制时代。

最关键的是，她期待中的人和事竟然也如此匹配——她熟悉和信任的老臣，个个都是新法的反对者、祖宗旧制的拥护者。那么，新法的废除，拥护新法的朝臣的清洗，就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根据记载，高滔滔摄政后的第一件大事，竟然是抛开正常的政治途径，私下派太监到洛阳向司马光问政。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在洛阳隐居著书15年的司马光，估计做梦都想不到，自己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重返政治核心，并成功反扑新法，得偿夙愿。

洛阳问政后不久，司马光入朝拜相，并进一步援引反对变法的吕公著、文彦博等人入朝。朝中出现了蔡确、章惇等变法派与保守派对峙的局面，双方势同水火。

为了控制舆论、打击变法派，司马光等人又私下推荐了苏辙、朱光庭等保守派给高滔滔，请求授予谏官之职。随后，王岩叟、刘挚也被引入朝廷，充当御史，专门攻击变法派。

司马光还建议高滔滔，设置看详诉理所，替宋神宗时期反对新法的官员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官职，重新安排进朝廷的各级部门。

政治斗争的本质都是人事安排。哪一方占据了朝中职权的优势，在接下来的政策变动和清理异己中，必将稳赢。

人事安排到位后，谏官们对变法派发起了猛烈攻击，蔡确、章惇先后离开京城，支持变法的其他官员也陆续被贬出朝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方田均税、市易、保甲、青苗、免役等变法的成果被尽行废弃，国家制度似乎一夜回到了18年前。

1086年，农历九月，司马光在重新出山一年后病逝，太皇太后高滔滔大声恸哭。3年后，吕公著去世，高滔滔再次哀恸不止，流着泪对朝臣们说：“邦国之不幸，司马相公已故，吕司空又逝。”在她摄政的时间里，她的权威先后成为司马光和吕公著两任保守派领袖压制新法的工具。如今，工具的使用者离开了，工具似乎失去了方向。

实际上，在司马光死后，保守派内部逐渐分裂为三派，即后世所称的“蜀洛朔党争”。而高滔滔并无任何强势干预的姿态，只是任其党争环境恶化下去，直至像黑洞一样吞噬了这个国家。

4

高滔滔的私德其实很好。她崇尚节俭，以朴实著称，虽然出身贵族，但对民间疾苦有恻隐之心。她对待外戚——自己的娘家人，态度十分严苛，不徇私情。

但更多时候，她的美德仅限于她能感知的范畴。一旦进入治国领域，需要她站在更高的立场去权衡利弊，施行利国利民的美德，她就变得茫然无措，甚至成为政治上的“失德者”。

必须承认，一个政治家的美德，跟作为个体的美德，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从王安石变法开始以后的北宋政坛，几乎很少人意识到这一点，每个人仍然习惯用个体的美德去衡量政治家的美德，结果都陷入了偏执的境地。而高滔滔显然不具备改善纷乱朝局的思想与能力，这已经超越了她的日常经验。她只能作为一面旗帜被一帮老臣扛着，宣传她的私德，进而美化她作为政治家的道德。

但实际上，被史书美化为“元祐治世”的高滔滔摄政时期，却是北宋走向亡国深渊的前奏。致使北宋亡国的各种伏笔，此时已经埋下了。

高滔滔摄政时期，给北宋种下了三大恶果：第一，对宋神宗时期变法内容的全盘否定，将北宋经济推向了崩坏的边缘；第二，对西夏的割土示弱，不仅未能换得边境和平，反而刺激了其得陇望蜀的野心；第三，党同伐异的政治迫害，拉开了北宋末年翻来覆去的党争序幕。

尤其第三点，是北宋末年政局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朝局的重心不再是研究如何富国强民，而是研究如何打倒对手，彻底演化为一派打击另一派的斗争。

变法派中有真心实意希望国家变好变强的人，有想借变法攀龙附凤谋求高升的人。正如保守派中同样有为国谋不为己谋的人，也有借废除新法维持官僚贵族既得利益的人。假如高滔滔有识人的本事，那么，她应该采取的治国原则是就事论事，而不是就人论事。

可惜，在实际操作中，朝局中人都被站队和标签划成新旧两党，而新法也遭到不分良莠的整体废除，毫无回旋的余地。

在被史书称为“元祐更化”的这场废除新法运动中，高滔滔表现出了对保守派老臣的绝对依赖性。作为国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她未能展现出超脱于党派之上的态度，也未能施展更具智慧的权谋，而仅仅沦为保守派全面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的一个工具。

宋神宗时期党争的历史，在高滔滔摄政时期又重演了一遍，而且是变本加厉地重演了一遍。

变法派领袖蔡确被贬出朝廷后，曾游安州（今湖北安陆）车盖亭，并作了一组绝句抒发个人感情。不料，保守派抓住机会，曲解诗意，上奏称其诗中影射高太皇太后为武则天，由此制造了“车盖亭诗案”。高滔滔下令蔡确自辩，却不接受他的自辩之辞，还坚持认为朝中有蔡确党，将打击面扩大到整个变法派。

高滔滔的做法，引起保守派内部一些人的反对。范纯仁提醒说，“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文字狱这个头不能开呀。吃过“乌台诗案”苦头的苏轼也认为要从轻发落，不可株连他人。但高滔滔仍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了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的文字狱案。

蔡确后来死于贬所，变法派也遭到斩草除根式的清算，连范纯仁都被扣上袒护蔡确的罪名贬出朝廷。

当年，针对苏轼的“乌台诗案”爆发时，高滔滔跟随曹太后向皇帝求情，而现在，她发起针对变法派的文字狱，终于活成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

这起牵连甚广的“车盖亭诗案”，影响比“乌台诗案”还要恶劣。它挑起了新、旧两党在此后的斗争中务求赶尽杀绝的政治报复情绪。日后，新党掌权，同样不遗余力地打击旧党，立“奸党碑”。

自此以后直至北宋灭亡，朝局就在新旧党争之中反复重演了四五次，帝国掉入了权斗的黑洞。

5

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所有人都忽视了一个人的存在——宋哲宗赵煦，他才是大宋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高滔滔摄政9年，宋哲宗从一个9岁的小孩，成长为一个19岁的青年。然而，军国大事仍然由高太皇太后和几位大臣拍板，皇帝始终没有发言权。

朝中大臣无一例外，都忽视了宋哲宗的年龄增长。他们习惯地认为皇帝还小，告诫他凡事要听命于太皇太后。朝堂之上，皇帝御座与太皇太后座位左右相对，根据礼数，大臣应面对宋哲宗奏事，然而大臣都反过来，面对太皇太后，背对宋哲宗。

宋哲宗亲政后，曾提及当年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场景，说自己个子小，只能看见朝臣的屁股和腰部。

有时候，高滔滔会问宋哲宗，你为什么一直沉默，不发表你的看法呢？

宋哲宗回答：“娘娘已处分，还要我说什么？”

有一次，高滔滔命人将宋哲宗用了很久的一张旧桌子抬走换掉，但宋哲宗很快自己派人又把旧桌子搬回来。高太后大惑不解。

宋哲宗回答：“这是先帝用过的。”

高滔滔心中一惊，这才意识到，自己在年轻的皇帝心中种下了怨恨的种子。

垂帘太后与年轻皇帝的对立，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可以称为“垂帘听政后遗症”。皇帝一旦成年亲政，轻则一反前政，消除摄政太后的影响，比如宋仁宗；重则必下狠手，要把摄政太后搞臭，比如宋哲宗。

高滔滔病重之时，已经意识到宋哲宗对她的极度不满。她似乎看出了一些不祥的征兆，特意将吕大防、范纯仁召来，进行临终嘱托：“老身受神宗顾托，同官家御殿听断，公等试言，九年间曾施私恩与高氏否？”

吕大防奉承说：“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尝以私恩及外家。”

一直到临死，高滔滔最得意的事情，仍然是她的私德无亏，不曾利用权力额外照顾娘家人。但她并不知道，这一点，对于长期被无视的皇帝来说，重要吗？

高滔滔接着叮嘱范纯仁：“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明肃皇后垂帘时，唯劝明肃尽母道；明肃上宾，唯劝仁宗尽子道。卿当似之。”意思是要范纯仁学习他的父亲范仲淹，当年刘太后刘娥死后，宋仁宗一度要报复刘娥，范仲淹劝说宋仁宗要尽儿子的责任。

最后，高滔滔还告诫吕大防和范纯仁说，我死之后，皇帝是不会重用你们的，你们应主动退避，免得遭祸。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高滔滔对宋哲宗亲政后可能采取的举动，已经预见得清清楚楚。

1093年的秋天，62岁的高滔滔病逝，谥号为“宣仁圣烈皇后”。

宋哲宗终于开始了反扑式的亲政。对于高滔滔摄政期间任用的人、制定的政策，他一概不认，通通反着来。他把章惇、蔡卞等变法派首脑重新召回朝堂，而保守派官员则陆续被贬到岭南一带。朝廷党争，权势转移，一个新的轮回又启动了。

这时候，朝廷上已经有人斥骂高滔滔为“老奸擅国”。或许是出于宋哲宗的授意，章惇和蔡卞打算追废高滔滔，并拟好了诏书。在向太后和宋哲宗生母朱太妃的苦苦相劝后，宋哲宗骂了章惇和蔡卞一场，此事翻篇。

亲政4年后，当年高滔滔倚重的已故老臣，一个个被追贬和剥夺恩封。宋哲宗还打算开掘司马光等人的坟墓，被朝臣苦谏之后才作罢。

从高滔滔摄政起，一直到宋哲宗亲政后，整个大宋充斥着怨恨与报复的情绪，以及在此情绪控制下的国家治理方式，国事是好不了了。

6

可是，尽管国家和朝政都向坏的方向发展，而高滔滔却在北宋灭亡后，迎来了个人口碑的彻底逆转。

从高滔滔摄政的整个过程来看，宋哲宗的权力是被完全架空的，难怪后者亲政后对其抱有如此深的恨意。

从实际采取的垂帘制度来看，高滔滔也比刘娥更大胆。刘娥当年只在后殿听政，不接受百官朝拜；而高滔滔摄政时期，官员需要先参拜高太后，然后才拜宋哲宗。

然而，与刘娥摄政时期建纲立制、兴利除弊的社会改革相比，高滔滔的执政却是一种顽固保守、路径依赖的姿态，加剧了北宋末年的衰亡。

虽然权力大、作为小，高滔滔却被捧为“女中尧舜”，她摄政的那几年，也被史书粉饰为“朝廷清明，华夏绥定”，甚至“我朝之治，元祐为甚，母后之贤，宣仁为最”，这已经把高滔滔捧上天了。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背离事实的历史定论呢？

从根本上讲，高滔滔摄政时虽然权力大，但她显然更懂得如何配合复兴祖宗成法，不去挑战男权社会的准则，因而在长期以来偏保守的皇权时代，她更容易得到写史者的肯定。

特别是，北宋灭亡以后，南宋政局基本是由保守派掌控。宋高宗时，曾对高滔滔摄政时期的历史记录进行修订改写，突出以高滔滔为代表的保守派与变法派的政争，是忠党与奸党两条线的斗争。以简单的忠奸论，模糊了宋神宗、宋哲宗两朝复杂的历史真相。

后来的史书，包括元代官修《宋史》，均在仓促间修撰，而以南宋的史书为底本，导致这段被模糊、被改写的历史一直得不到正确的审视。

高滔滔是“女中尧舜”的既定说法，就这样被《宋史》继承下来，代代流传。

后世不断地重复书写，事实上塑造并强化了所谓的历史真相。尽管这种历史真相，与历史事实可能是全然相反的，但没关系，重要的是历史书写的权力掌握在谁手里。保守派在政治斗争中有起有落，但他们最终占据了历史书写权，于是，后人看到的历史就变成了这样——凡是支持新法的，都被打成奸臣；凡是反对新法的，都被塑造成忠臣。而反对新法的总舵主高滔滔，则是历代贤德女主第一人，这都不带谦虚的，就得这么写。

从来都是人，而不仅仅是事实，在构建历史。

可以确定，不是高滔滔利用了保守派，而是保守派利用了她，利用她被建构起来的地位和口碑，为他们心中的理想人格和事业进行扶持，使其具备合法性和权威性。

作为历史上男权社会的一个女人，她有没有作为，在他们看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对他们有没有用。

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