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十五年，67岁的司马光回到了开封。他进京这一天，万人空巷，场面堪比一线明星演唱会。

宫中卫士见到他，一个个以手加额，表示庆幸，说：“这是司马相公啊！”

京城百姓为了一睹司马光的风采，纷纷攀登到高处，屋顶上的瓦被踩碎了，树枝也被折断了，但无论怎样呵斥，他们都不愿下来。

还有一些老百姓堵住通往皇宫的道路，将司马光团团围住，说：“相公不要走，留下来辅佐新皇帝，给我们这些苦命人一条活路吧！”

这是元丰八年（1085）三月，力行改革的宋神宗病逝，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再次陷入僵局，留下一地鸡毛。

司马光进京奔丧，却为眼前的大型“追星”现场惊得不知所措。正好朝廷免去入京官员进宫辞行的礼节，他便急匆匆地返回闲居了十五年的洛阳。

这场闹剧过去后，司马光在太皇太后高滔滔的支持下重返朝堂，打响了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击战，几乎将新法尽数废改。一向反对变法的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得偿夙愿。

从史书记载可知，司马光生前是一位深得民心、颇有名望的官员。意外的是，司马光去世后不到十年，却险被开棺戮尸。他苦心编纂多年的《资治通鉴》差点被毁，朝廷所赐之碑被砸，碑文也被磨去。

此后，他的名声在忠奸之间“反复横跳”，一度名列元祐党人，被指斥为奸臣，后来又恢复名誉，从祀孔庙，获得与历代贤臣相等的地位，画像被悬挂于宫中。

历史的颜色并非只有黑白。

司马光不支持变法，却不像某些影视剧中说的那般迂腐。相反，他也是一个心怀天下的改革者，只是他眼中所见的大宋危机，与王安石有所不同。

1

司马光成名于仁宗朝，是一个少年早慧的人才。

司马光砸缸的典故家喻户晓，而且确有其事，最早被记载于北宋僧人惠洪所著《冷斋夜话》等宋人笔记中，也被《宋史》等史书所收录。

年少的司马光遇事不慌，砸破水缸救出受困的玩伴，因此名扬京洛，而他考中进士时也是科场上的“小鲜肉”，只有20岁。

有别于很多人印象中那个因循守旧的顽固派，司马光年轻时是出了名的直臣，尤其是在当谏官期间上了多道札子，不断跟宋仁宗提改革建议。

司马光早已看出大宋的财政困境，他在给宋仁宗上书时说：“臣恐国家异日之患不在于他，在于财力屈竭而已矣。”这正是日后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因，司马光早已发现这个危机。但在司马光看来，朝廷错在用人不当，大宋的制度并没有问题。他在写给宋仁宗的万言书中说，改革的关键“在于择人，不在立法”。

这是他与王安石最大的不同之处。

对于经济改革，司马光有自己的一套方案，他认为解决财政问题的两个途径，是节约开支与藏富于民。

为了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司马光向宋仁宗提了三点建议：一是停止滥赐；二是提倡朴素之风；三是减少冗官冗兵，肃清贪官污吏。

冗官、冗兵带来的危害，是社会风气日渐奢侈，官员贪污中饱，小吏加重勒索，导致“每有营造贸买，其所费财物十倍于前，而所收功利曾不一二”。如此一来，百姓所受剥削甚于以往，国家经费却依旧不够花。

这一时期，司马光针对财政问题写了一系列奏章，他反对宰执无故迁官，反对皇帝上元游幸，反对宫中宴饮过多，反对增修宫观，几乎天天上书怼皇帝，完全就是个刺儿头。

宽容大度的宋仁宗接受司马光的批评，而其在位末年，另一件事更是让司马光在朝中赢得了不少声望。

宋仁宗年老无子，有一次生了重病，几个月没上朝，吓得大臣们纷纷上书提议，官家该立储了。

宰相韩琦尤其关心立储之事。宋仁宗总是笑着跟韩琦说，后宫有嫔妃怀孕，不久就要临产。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宋仁宗身体日衰，大臣们也没等到一个可以继承大统的皇子。

此时，司马光充当了引导舆论的排头兵，他连上数道奏章，并在仁宗面前说：“一定有小人跟陛下说您春秋鼎盛，不要考虑此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他们也是为了趁机拥立有利于自己的人。您看，唐朝自文宗之后，皇帝都是近臣拥立，甚至君臣之间还有‘定策国老’‘门生天子’的称呼，这些祸害说不尽啊。”

司马光的一席话打动了宋仁宗，皇帝立即把议立储君的批示送到宰相办公的政事堂。司马光给韩琦等宰相通风报信，说，诸公如今不与皇帝商议此事，以后可能就没机会啦。

韩琦连连答应道：“好，怎敢不尽力！”

在韩琦等人的请求下，宋仁宗终于确定了侄子赵宗实为继承人，即后来的宋英宗赵曙。

正是因为司马光在立储一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欧阳修将他推荐给宋神宗时还评价他“于国有功为不浅矣，可谓社稷之臣也”。

宋英宗即位后，司马光依旧不改愤青本色。

宋英宗要封曹太后的弟弟曹佾（民间传说中曹国舅的原型）为宰相，司马光就公开表示反对，指出外戚不得干政。宋英宗要给宦官任守忠升职加薪，司马光骂得更狠，说任守忠是“国之大贼，民之巨蠹，乞斩于都市”，在韩琦等宰相的支持下，任守忠遭到贬黜。

司马光的早年经历，完全不像是一个守旧的顽固派官员所为，反而尽显其锐意进取、不惧皇权的真性情，可他后来并没有成为宋神宗推行改革的第一人选。

2

治平四年（1067），宋英宗长子、20岁的赵顼即位。

这位“有气性，好改作”的年轻皇帝，为改变宋朝困境重用王安石，推行新法，死后的庙号却被定为神宗。按照谥法，民无能名曰神，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折腾了那么多年，大宋君臣都不知如何给他盖棺论定。

宋神宗在位时，朝廷的财政危机已经暴露无遗。站在历史的拐点，他茫然四顾，于满朝文武中寻找可依靠的大臣，在人群中多看了司马光一眼。

罢免三朝老臣韩琦后，宋神宗让司马光暂时代行御史中丞之职，将他作为宰相的候选人，并与他就改革进行了一番探讨，其中免不了谈到人事问题。

当时朝廷正需要理财高手，宋神宗看上一个叫薛向的大臣，司马光却不以为然。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善于理财的往往都是小人，这一点在王安石变法遭受的抨击中也多有体现。司马光就给薛向扣上“奸邪”的帽子，让皇帝谨慎为好。

这下子宋神宗就不太高兴了。

宋神宗接着对司马光说，朕每次有任命，朝野上下都议论纷纷，这恐怕不是好事。

司马光再次直言道：“这是好事啊！即便是尧舜也难以知人善任，陛下刚刚即位，万一任用奸邪，台谏却为明哲保身而一言不发，那岂不是坏了大事。”

第二轮谈话，也谈崩了。

宋神宗又提起另一个大臣，说：“吴奎阿附宰相吗？”

司马光如实答道，不知。

宋神宗问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巴结宰相或迎合皇帝，哪一个好些？”

司马光说：“都不好。前者固然是奸臣所为，但一味揣摩圣意，见风使舵，也不是正人君子所为。”

这句话戳中了皇帝的痛点，什么叫见风使舵，难道朕的话都可以不听吗？司马光没有为了换取皇帝信任而阿谀奉承，这是他的原则。

于是，没过多久，宋神宗就解除了司马光的御史中丞之职，让他去做翰林学士。这是一个地位显贵的清要官职。

司马光显然感觉到了皇帝的不信任，起初不肯接受任命。宋神宗找他来问话，说：“古之君子，要么有学问没文采，要么有文采没学问，爱卿二者兼得，为什么要推辞翰林学士的职位呢？”

司马光只好说，臣不会写四六骈文，无法草拟诏书。

宋神宗说，按两汉旧制即可。

司马光又说，本朝没有此惯例。

宋神宗知道他故意推辞，就说：“爱卿进士及第，怎么可能不会写四六骈文？”

司马光依旧坚持推辞，跟皇帝道别后，拔腿就跑。皇帝只好派宦官追上去，硬是把诏书塞到他怀里，一定要他做这个翰林学士。司马光只好认命。

之后，宋神宗召见另一位主张改革的大臣——司马光的老朋友王安石，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同样是讨论改革，宋神宗问王安石：“如果你执政，会怎么做？”

王安石坚定地答道，变风俗，立法度。

此言一出，振聋发聩，宋神宗老激动了。

3

司马光与王安石是好友，他俩与吕公著、韩维并称为“嘉祐四友”，年轻时在京为官，经常聚在一起玩。

王安石为人不修边幅，身上长虱子，司马光还写了一首《和王介甫烘虱》诗调侃他的坏习惯，说：“但思努力自洁清，群虱皆当远迩播。”朋友之间说话这么损，绝对是真爱了。

宋仁宗嘉祐年间，包拯曾为三司使，司马光与王安石当时都是他的下属。

有一年暮春时节，三司衙门牡丹花开，包拯请这两个小老弟饮酒赏花。包拯举杯劝酒，司马光不胜酒力，碍于领导的面子，还是跟着他饮了几杯，表示退让，王安石却滴酒不沾，不管包拯如何相劝，都坚持不喝，一点也不给面子。

在这场酒席中，司马光与王安石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而他们对待热血青年宋神宗的改革大业，也是持完全不同的态度。

从前文司马光在仁宗时提出的改革措施可知，他认为解决财政危机的关键，在于“节流”。

与之相反，王安石变法提出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是“开源”。

二者的区别在于，王安石认为国民经济是一个变量，要增加国库收入，就要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实现所谓的“不加赋而国用饶”；可在司马光看来，国民经济是一个常量，所谓“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国家要理财，只能不断取之于民，就是要与民争利。

为了阻止新法推行，司马光一连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长达数千字，他放不下十多年的交情，依旧认为王安石是位贤臣，可“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只是缺点在于性情执拗，听不进批评意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才招致天下非议。

王安石给司马光写了几封回信，其中就有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给自己加上的“侵官、生事、征利、拒谏、怨谤”等罪名一一进行反驳。

二人针对新法展开了多次辩论。

王安石说，解决财政困难就是要找到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却反驳道，你只是说得好听，历朝历代所谓理财，就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民众最终不堪盘剥，只能流离失所，这难道是国家的幸事？

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青苗法。

在王安石的构想中，青苗法实施后，官府借出余粮，可解百姓燃眉之急，而秋后收回利息，也可增加国库的收入，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但这一举措有很大风险，如果遇到灾害，粮食没有收成，农民就无力偿还青苗钱。

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青苗法如果实施不当，很有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榨取盘剥百姓的苛政。

面对执着的王安石，身在朝中的司马光不愿妥协，随着免役法、将兵法等相继出台，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

司马光只好辞职，自请出走京城，到地方为官。这一年是熙宁三年（1070），此后十五年，司马光远离庙堂，成了帝国官场的边缘人。

宋神宗想过挽留司马光。他说，爱卿就不能留在京城吗？你与老王是好友，何必闹到这地步？

司马光婉拒了皇帝的好意，说，臣不敢留，陛下看看吕公著的遭遇就知道了。

吕公著与司马光、王安石同为“嘉祐四友”，在司马光辞官的同一年，他因反对变法派的吕惠卿任职，被王安石弹劾，贬为颍州知州。

宋神宗又说：“青苗法已经有显著的成果。”

司马光却说：“天下皆知此事的坏处，只有王安石一党认为他们是对的。”

不过，他或许也想亲眼看看，友人的变法到底对不对。

4

司马光并没有直接到洛阳过半退休生活，他离开京城后，最初是到陕西任职，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

到任后，司马光发现新法实际执行后的弊端，比在京城听到的更加严重。他在如此压抑的环境下感到无比郁闷，写下了《登长安见山楼》一诗：

司马光在永兴军任职时间只有几个月，正逢关中饥馑，盗贼四起。可即便如此，陕西提举常平司仍通过青苗法加重对农民的盘剥，使农民借陈米一斗，到期就要缴纳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或粟三斗，收取的利息已经超过了民间富户之家。

司马光认为，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这会迫使农民无论在丰年还是灾年，都常受饥寒，青苗法将危害民生。更有甚者，有地方官为了追求政绩而额外勒索。

因此，司马光上书朝廷，请求让第四等以下农民借贷青苗钱不取利息，或只纳一斗二升。同时，他还请求暂时免除连续受灾两次的地区所欠的青苗钱，并指示其下属官员，不得执行朝廷文件，不许再催促农民缴纳青苗钱。

然而，这一切都被朝廷否决，因变法操作不当而受苦的关中百姓生活困顿，十室九空。

司马光心灰意冷，他再次辞官，决定到洛阳担任闲职，宋神宗又一次挽留，希望他继续到地方做些实事，经过70多天的僵持，才同意他到西京留台养老。

启程前往洛阳时，司马光唯一的牵挂是关中的父老乡亲，他为自己在任时未能给当地带来惠民之政感到惭愧，在《到任明年二月罢官有作》中写道：

此后在洛阳的十五年，是司马光的失意岁月，也是他一生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在刘攽、刘恕和范祖禹等人的协助下专心编撰《资治通鉴》，完成了这部294卷的巨著，为此熬到了花甲之年。

他以修书的方式默默履行职责，践行一个文人的使命，在《进资治通鉴表》中，司马光对宋神宗说：“虽身处于外，区区之心，朝夕寤寐，何尝不在陛下之左右。”

在洛阳担任闲职，司马光远离了政事的纷扰，心情却十分复杂。

他一方面感到为官多年来前所未有的闲适。司马光在西京留台衙署东边的一座小园中搭起木架，种植牵牛、蔷薇、扁豆等植物，称之为“花庵”。闲暇之余，他就在花庵小憩，对着满园的花花草草赋诗。

另一方面，他仍然无法摆脱政治，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将司马光当作了一面旗帜。

熙宁四年（1071），司马光志同道合的好友御史中丞吕诲因反对变法被罢官，不久后郁郁而终。

司马光还在朝中时，吕诲就经常公开唱反调，弹劾王安石。两个朋友干架，司马光没有偏袒，只是对吕诲说，王安石现在众望所归，你弹劾他干吗？

吕诲惊讶地说：“君实（司马光字）也是这种看法吗？王安石名气虽大，却固执己见，喜欢听小人的吹捧，这样的人如果成为宰辅，一定会天下大乱啊。”

司马光说，你说的可能属实，但目前没有明显迹象，为何不再等等？

吕诲自以为大义凛然，说：“今上年富力强，平时与他日夜谋划的不过大臣二三人，如果用人不当，后患无穷，这是心腹之疾，不能再等了。”说罢，他再次进宫上奏。

司马光默然不语。

吕诲当然斗不过王安石，他最终生了一场大病，提前退休回家。吕诲在病重弥留之际，对前来探望的司马光说：“君实啊，你要再努力，不能放弃！”

司马光记着这句话。

5

宋神宗去世后，新君赵煦（宋哲宗）年仅9岁，由宋神宗之母高太后临朝听政。

这位被誉为“女中尧舜”的太皇太后重新调整中央领导班子，将年迈多病的司马光请回朝中为相，此时，多年来遭受无数打击的改革家王安石已经被罢相。

高太后恨透了新法，她支持司马光全面推翻王安石变法。有人担心这会违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儒家伦理，司马光却说，这是太皇太后做主，母改子政，有什么好忌惮的？因此，便开始大刀阔斧地废除新法。

起初，司马光明白，否定新法首先在于广开言路，当年神宗推行新法时，为了压制不同意见而严禁“诽谤”，导致新法实际执行的弊端无人上报。司马光递上《乞开言路状》，请高太后下诏放开舆论，结果，诏书一下，“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数千人”。

司马光原本提出的是“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去之”，这是说新法中有用的留下来，恶法才废除。可当真正大权独揽时，司马光却犯错误了。当年他指责王安石的那些话，如今像是在说自己。

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被任命为给事中，辅佐司马光推行改革。他劝说司马光三思而行，即便是废除新法也要循序渐进。司马光却不听。范纯仁不禁感慨，这又来了一个王安石。

权力，让司马光迷失在无端的怨恨中。

同为旧党的邢恕劝说司马光：“今日废除新法，虽是太皇太后的主意，却是子改父之法令，皇帝成年后会怎么想，相公不为日后考虑考虑吗？”

司马光却答道：“他日之事，我岂会不知？我是为赵氏考虑，就应当如此。”

邢恕还是担忧上司，说：“赵氏安矣，司马氏岂不危乎？”

司马光毅然决然地说：“为了赵氏天下，司马氏何足道哉！”

在重回朝堂的十六个月间，司马光写出了百余篇奏疏，先后废除了保甲法、免役法等新法，贬黜宋神宗与王安石留下的新党重臣，一切推翻重来。

这场政治运动一直持续到高太后去世，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在悲愤中去世。司马光在给吕公著的信中说：“介甫（王安石字）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

司马光可能从没恨过王安石，他要推翻的只是新法，因为他亲眼见过，百姓因新法而受苦。

他们二人都自以为占据了道德的高地，也许，王安石只在意新法的好，而司马光只看到新法的恶，他们各自执意改革，都是为了大宋。当年王安石宁可与亲朋好友为敌，也要推行新法，而司马光在为相的最后岁月，也几乎是拼了命地推翻新法，他自称“桃李都无日，梧桐半死身”，已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人了。

在司马光最后一次上朝的6天前，他强支病体，废除了深深痛恨的青苗法。对此，司马光原本还很犹豫，尽管他在关中看到百姓深受其害，但也怀疑只是这一政策在执行中出了差错。可当听到范纯仁奏请继续发放青苗贷款时，司马光气得从病床上爬起来，跑到宫中问高太后，是哪个奸贼又在蛊惑陛下发青苗钱？

当初年轻的改革者，彻底沦为疯狂的守旧派。

王安石去世5个月后，68岁的司马光也撒手人寰。

司马光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他一生清贫，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家人整理其遗物时，发现床上空荡荡，唯有《役书》一卷，还有8页来不及上奏的手稿。他的死讯传开后，京城上万人罢市前去祭奠，沿途护送其丧车返乡的有数万人之多。

那时，新党与旧党关于变法的争斗远远没有结束，甚至渐渐演变成了互相倾轧的党争。

绍圣元年（1094），变法派重新上台后，司马光被剥夺名誉，险些被开棺曝尸。到了宋徽宗即位后，奸臣蔡京大行党禁，厉行思想禁锢，将司马光列入元祐党籍碑。

蔡京将元祐党籍碑立在全国各地。长安有个叫常安民的石匠得到官府命令，却不愿刻碑，说：“我不是读书人，不懂朝廷立碑的意思，但天下人都认为司马光大人正直，今天反而说他是奸邪，我不忍心镌刻。”官府听说后，要治石匠的罪。他说：“我不敢再推辞，但请不要刻‘安民’二字于碑上，我不想为后世所指责。”

若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司马光的做法也许不全是正确的，但一个官员在百姓心中至高的地位，就是他为官生涯最好的勋章，这无法轻易篡改。

司马光的改革与守旧，从来就不是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