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9年，钓鱼城一声炮响，蒙古大汗蒙哥的死讯传遍世界各地。

但蒙哥之死并没有阻挡蒙古军南下攻宋的脚步，由蒙哥四弟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来到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城外。

蒙哥一死，忽必烈就卷入汗位之争。耐人寻味的是，他并没有立刻班师，而是下令围攻鄂州，说：“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也许在他眼中，鄂州不过是囊中之物，拿下此城轻而易举。

可等待忽必烈的是与钓鱼城守将王坚一样难缠的对手。这一仗，一打就是一百多天。

此人带兵抵抗，坚守城池，不仅让忽必烈威风扫地，还差点儿让这个元朝开国皇帝错失汗位。有人说他是庸才，没有金刚钻，偏要揽瓷器活；也有人说他是奸臣，祸国殃民，罪无可恕。

此人，是南宋最后的权相贾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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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是长江防线重镇，与襄樊同为南宋门户，事关全局。忽必烈十万大军“进围鄂州，中外大震”。

南宋朝廷很慌，召集各路军队、各地义勇支援，前后出军费“缗钱七千七百万，银、帛各一百六万两、匹”。有大臣请宋理宗迁都以避锋芒，打不过咱就跑呗，当年南宋立国时不也是这么干的。

正在此时，贾似道临危受命，被朝廷任命为制置使，派往鄂州主持军务。

贾似道是名将孟珙推荐的军事人才。此前，贾似道担任地方官多年，曾在淮西筑城防御蒙古。晚年的孟珙得知其政绩，便向宋理宗推荐贾似道接任自己京湖制置使一职。贾似道正好也是宋理宗的小舅子，他姐姐贾贵妃生前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多少算是关系户。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就知道。

贾似道到达鄂州后，一夜之间就在城外修筑了一道木墙。蒙古大军来势汹汹，望着鄂州城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时进退失据。忽必烈在城外生擒了两个宋军俘虏，一打听，才知守城的是贾似道，且宋军“事起仓促，皆非精锐”，城中多为老弱之兵。

此后百余日，宋蒙攻防战异常激烈，鄂州城死伤13000人，却愈挫愈勇，将蒙古大军拒之门外。到了当年冬天，蒙军粮草匮乏，疾病流行，忽必烈仍未能攻克鄂州。他赞叹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我为何没有贾似道这样的人才呢？

4个月内，蒙古十万大军竟然未能攻下鄂州。蒙古诸将心急如焚，士气低落，把气撒在忽必烈重用的南方士人身上，说，如果不是他们向老大建议不可屠城，鄂州早就拿下了。

忽必烈听了破口大骂：“宋军守城的只有一个贾似道，你们带领十万之众不能胜，打了几个月也不能攻下这座城。这分明是你们的罪过，哪里是士人之罪？”最着急的还是忽必烈，他要回北方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没时间在鄂州耗，后方拥护他的蒙古大臣也都写信催促他早日北还。

战局在当年闰十一月发生转变。

宋、元史书都记载，贾似道在此时欺君卖国，私自遣使者向蒙军求和，以“割江为界，且岁奉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为条件订立城下之盟，解鄂州之围。

忽必烈同意，撤离鄂州城，回家和弟弟争夺汗位去了。

第二年，忽必烈即汗位，派大臣使宋，贾似道二话不说就把蒙古使臣扣押下来，在真州军营中拘禁了16年。有人说，这是贾似道为了掩饰自己阵前屈辱求和。尽管所谓的鄂州议和并没有形成书面文字。

一个投降派的奸臣形象跃然纸上，与此前四个月，亲临前线与士兵同甘共苦、亲率700精兵突围至黄州指挥作战的所作所为判若两人。

此事蹊跷之处在于，鄂州之围中处于劣势且急于议和的应该是忽必烈。有学者认为，鄂州议和的真实性有待商榷：“蒙军以十万之众不能下一城，无功而返，这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如果将退兵之原因说成是南宋妥协投降，尔后蒙军乃退，这样就可以为失利的蒙军开脱。”（《宋蒙（元）关系史》）

另外，史书中除了此次“请和”，贾似道的表现都不像是投降派。相反，他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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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大捷”后，宋理宗大为感动，说：“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之后，贾似道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入朝执政。

在回朝担任宰相的十五年中，贾似道大权独揽，排除异己。若说他是权臣，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若说贾似道是奸臣，则有必要了解其执政十五年，为抗蒙实行的种种改革。

南宋后期，战事频繁，需要付出沉重的军费，财政压力巨大。时人曾指出，军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占比惊人，“东南民力，耗于军费者十八”。

宋度宗即位后，宋蒙战争进一步升级。有大臣说：“强敌临边，将士之费视昔百倍。”

在蒙古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危机下，南宋主要是通过“和籴”征集粮饷。

所谓“和籴”，就是政府用现钱强制向民间收购粮食，所给的价格往往低于民间市价。如“民间米直大约七八百贯，官司秋籴，每米一石增支作第一料川引八十贯文，以京劵价揆之，亦只比十八界八百文，仅是铜钱一百六十文足耳”。

当时，南宋军饷“皆仰和籴”，于是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楮币（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地方官借和籴之机层层剥削，常将上级要求的数额成倍增加，致使下层民众苦不堪言。

1262年，贾似道一党提出了“公田法”，认为这一改革“可免和籴，可以住楮弊，可以饷军，可平物价，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兴”。公田法，是在南宋土地兼并严重的背景下实施的一项战时经济政策。

公田法规定“买官户逾限之田”，也就是将官僚、地主占有土地超过规定的部分，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租赁给农民耕作，政府按原有租额收取田租，以此解决军粮、物价、土地兼并等问题。一开始只选取盛产粮食的浙西六郡（平江、江阴、吉安、嘉兴、常州、镇江）作为试点。

为查清隐藏田产，厘正赋税隐漏，贾似道又推出了与公田法相辅相成的“推排法”。

公田法实施后，贾似道以身作则，带头将自己在浙西的万亩良田捐出来，宋理宗的弟弟以及浙西官员赵孟奎等爱国好同志也都献出自己的土地。此后十四年间，公田法共为南宋回买田地350余万亩。

公田法一经推出，朝野上下一片反对。获得军饷来源的南宋政府当然是公田法的既得利益者，但官僚、地主都觉得政府买回公田，削减和籴，自己成了受害者，便想方设法反对公田法。

有一天，东方出现了彗星。士大夫们就纷纷上书天有异象，是不祥之兆，请求废公田法。有人说：“彗，妖星也。所出形状各异，其殃一也。”

有些士大夫不敢直言反对，就当“键盘侠”，对公田法进行舆论攻击。有人写诗，四处流传，说：“自从买公田，丰年亦凶年，此何人哉，悠悠苍天！”害百姓民不聊生的本来就是官僚、地主，在国家危难之际，他们也不愿让出自己的田地。

贾似道几乎是以一人之力在挑战封建土地私有制，以及整个南宋的大官僚、大地主。

公田法难以抑制经济危机，贾似道几次提出辞职要求，但宋度宗都尽力挽回，以“师相”待之，甚至“泣涕拜谢”。

举步维艰的贾似道曾上书宋度宗：

臣独念平时怙一是而众嫉起，守公法而私怨丛。绵力不足以胜弊奸，血忱适足以来口语。熏心忧畏，无岁不疾，必指牖下以为归……臣讵可偃然而不知天威之当惧乎！

身居相位的最后一年，贾似道写道：“老臣无罪，何众议之不容？”

公田法具体实施时也出现不少弊端，可贾似道好歹勇于任事。那些只会打嘴炮的士大夫，未能为南宋危局建言献策，后来却抱上了蒙古统治者的大腿，比如曾经上疏论贾有十条可斩之罪的方虚谷，宋亡后就投降了元朝。

士大夫们掌握着话语权，自然对曾经得罪他们的贾似道口诛笔伐。国亡了，需要一个祸国的奸臣来承担罪名，你贾似道办事不力，就是最大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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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似道主要的改革措施，都是针对官僚、地主和武将，导致内部矛盾尖锐。这也是其被后世视为奸臣的原因之一。

他实施的另一项改革“打算法”，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南宋的命运。

打算法，是对宋蒙战争过程中所用军费的特别会计监察，主要是针对武将。对于其中不合法的支出，要求武将予以偿还，并将获罪的将领投狱治罪。打算法的初衷，是整治军队中的贪污腐败现象。

很多人认为，打算法是贾似道为打压手握兵权的异己，扶持亲信武将而采用的举措。如曹世雄、向士璧等人都对贾似道不满，拒绝其调遣，就被处以“侵盗官钱”之罪贬谪。

实际上，贾似道的亲信犯法也一样不被容赦，如史岩之是贾似道的恩人，还有亲戚关系，照样被判罪下狱（“史亦纳钱而妻子下狱”）。

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贾似道对地方武将的大清洗，最终逼反了南宋将领刘整。刘整越发感到难以自保，于是叛宋降蒙，点燃了襄阳之战的导火索。

4

此前在鄂州之战吃过亏的忽必烈，正不知该对南宋从何处“下口”。刘整一来，就向忽必烈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他认为，蒙古要灭宋，先打襄阳，然后顺江而下，取鄂州，陷江淮，攻下临安。

宋蒙再度展开大战。

蒙古大军为襄阳之战投入了过半的国库收入（“以国家每岁经费计之，襄樊殆居其半”），筑起堑垒围困襄阳，用回回炮攻城，孱弱无力的南宋军队屡战屡败。

一些史书杜撰了贾似道蒙蔽皇帝，“朝中实无援襄事也”的谎言。实际上，襄阳之战历时六年，其间南宋朝廷所花费军资超过两千万，还多次派兵支援襄阳战事，下诏表彰前线将士，贾似道本人也多次请求到前线指挥。

1273年，襄阳兵尽粮绝，守城的吕文焕率军投降元朝。襄阳失利后不久，贾似道曾经拼死保卫的鄂州也随之陷落，长江沿岸主要防卫据点十二府州相继投降。

国难当头之际，贾似道都督诸路军马，受命奔赴前线。

贾似道自知此行凶多吉少，在出兵前特意嘱咐大臣，在江面上准备好出海船只，一旦发生变故，可请赵宋皇室逃到海上，再图复兴：“或江上之师设有蹉跌，即邀车驾航海至庆元，吾当帅师至海上迎驾，庶异时可以入关，以图兴复。”

在路上，贾似道再次写信回朝，说：“但得赵家一点血，即有兴复之望。”

此战，贾似道输光了一生的名声。

1275年，丁家洲之战，上下离心的南宋军队还未与蒙军交战就全部瓦解，兵败如山倒。南宋十三万大军大败而归，贾似道败走鲁港，在部下的掩护下逃走。

从此，南宋再难组织起抵抗蒙古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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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贾似道擅权的文天祥感慨：“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哀也。”当年鄂州的英雄，成了人人喊打的罪人。

贾似道不怕死，他在鄂州与忽必烈交战时说过：“死矣，惜不光明俊伟耳！”他怕的是死得不光彩，历史偏偏就和他开了个玩笑。

丁家洲之战后，士大夫纷纷要求，杀贾似道以谢天下。赵宋皇室不忍杀三朝老臣，只是下诏将其罢官，贬到循州（在今广东）。会稽县尉郑虎臣与贾似道有仇，主动要求押解贾似道到贬所。一路上，他对贾似道百般羞辱，讽刺其为何不自杀。

到了漳州木绵庵，郑虎臣忍无可忍，决定自己动手，将贾似道活活勒死，还说：“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

贾似道死了，南宋最后的主战派，无论是曾经反对他，还是支持他的人，仍然在绝境中奋战。

樊城城破时，守将范天顺宁死不屈，自缢而死。其部将牛富率百余人巷战，杀元兵甚多，最终饮血水解渴，头触火柱而死。

池州陷落，知州赵卯发夫妇自尽，留下遗书：“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节义成双。”

崖山海战，宰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海上浮尸无数。

钓鱼城被迫投降后，三十余名守将弃城后集体自刎殉国。

当然还有我们最熟悉的文天祥。

然而，大部分士大夫在宋亡后就只管享受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最多如当年反对贾似道执政时打打嘴炮，喊喊口号而已。

贾似道和文天祥，就像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一个王朝灭亡，有人扮演奸臣，有人扮演忠臣；有人背负骂名，有人接受赞美；有人臭名昭著，有人流芳百世。最后，只有那些降元的士大夫活了下来，他们执笔记录这段历史时，可以赞叹文天祥做了许多人不敢为的大义之举，也可以将亡国责任全部推到掌权的贾似道一人身上。

元军攻陷临安的第二年，忽必烈召集投降元朝的南宋将领，问道：“尔等为何投降得这么快啊？”降将们都把锅甩给了贾似道，说：“还不是因为贾似道擅权，重文轻武，臣等心中不平。”

忽必烈不以为然地说，就算如此，也是贾似道一人之过，你们的主子没有亏待你们，你们这样说话，难怪会被贾似道看不起。

人家贾似道好歹至死都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主战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