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四日·伦敦

那是一九二三年夏天的事了。那年夏天，我不顾姑妈要我返回什罗普郡的期望，离开剑桥南下，决定未来在首都发展，于是租下肯辛顿区贝德福德花园街十四号b室这间小公寓。如今回想起来，夏天就属那年的最美好。在寄宿学校，在剑桥读大学的时代，我长年生活在人群里，到了伦敦可以独来独往，真是惬意。我喜欢伦敦的公园，还有大英博物馆宁静的阅览室；兴致来了，就在肯辛顿区的街道逛一整个下午，天马行空想着未来的计划，走久了便把脚步稍歇，赞叹在英国这个国家，连这样的大都会区，也看得到爬山虎、常春藤攀爬在雅宅门面上的秀姿。

就在某一次这样的信步漫游里，我与老同窗詹姆斯·奥斯本不期而遇，发现他就住在附近，便邀他下回路过不妨上来小坐。尽管在此之前，我不曾邀谁到过我的住处，我却有信心他会接受邀请，因为这住所可是精心挑选的。房租虽然不贵，房东太太的装潢却十分不俗，散发着维多利亚前朝的悠闲；白天时分，客厅里阳光充足，陈设着一座年代久远的长沙发，还有两张舒适的单人扶手沙发椅、一个古董杯盘柜，以及一屏橡木书橱，里头满满地摆着一套老旧欲碎的百科全书—我相信这些东西正合这位客人的品味。除此之外，刚接下这栋公寓的时候，我就步行到骑士桥买了一套安妮女王风格的茶具、几包上好的茶和一大罐饼干。几天后，奥斯本真的突然在早晨时分来访，我便能以茶点招待，并且有十足把握—他绝对想不到，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别的访客。

在头一刻钟里，奥斯本在客厅里四处走动，又赞美我公寓好，又东看看、西摸摸，还不时探头往窗外望，夸这里的街景新鲜。看了好一会儿，他终于在长沙发上安坐下来，我们这才开始叙旧—聊我们的近况与昔日校园友人最近发生的事。我记得我们谈了一会儿各个工会的活动，话题就转向了德国哲学，这场辩论漫长而愉快，展现出我们在不同学府里各自修成的功力。接着奥斯本又起来走动，一边高谈阔论他未来的各种计划。

“我打算到出版界，没错。报社、杂志社，这类机关。不瞒你说，我想辟个专栏，谈论政治、社会议题。当然啦，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决定不从政的话。我说班克斯，你真的还没想过自己未来要干什么吗？瞧，前程就在那儿。”他指向窗外。“你总有些什么计划吧？”

“也算有，”我报以微笑。“是有那么一两件在心里，到时候你自然明白。”

“你葫芦里卖什么药？别卖关子，就说何妨！不说看我怎么拷问你。”

我还是没露半点口风，过了一会儿，我就把话题引开，跟他辩一些哲学、诗歌之类的闲事。约莫中午的时候，奥斯本忽然想起他在皮卡迪利有个午餐约会要赶赴，便收拾起随身的东西。人走到门边却又转身说：

“对了，老兄，有件事差点忘了。今天晚上我要参加一个宴会。主客是伦纳德·艾弗夏，就是那位商场大亨，主人是我家族的某位长辈。现在才讲有点仓促，不过，不知道你肯不肯赏光？我可是诚心诚意。老早就想跟你提，不巧都没谈到这上头。地点是在查林沃思。”

他看我一时没有答话，靠近一步对我说：

“我邀你是因为我想起来了。我记得你以前总是拿我的‘家世不凡’来审我。少来了，现在可别跟我装傻撇清。你当年严词拷问起我来可是一点儿也不饶人。‘家世不凡？你给我说清楚一点，是怎么个不凡法？’好吧，现在机会来了，就让班克斯老兄自己亲眼来看看‘家世不凡’是怎么回事吧。”他接着还摇了摇头，仿佛在回想往事。“可不是？以前在学校里，你可真是怪胎一个哟。”我相信我是到这个节骨眼上，才接受了那晚的邀约—那一晚对我的影响，比我想像的还深远许多，这点往后自然会说明—奥斯本最后这句话听来刺耳，我且藏起愠色，送他出门。

事后我坐了下来，烦闷竟又浮上心头。事情是这样子，我心下忽然灵光一闪，明白了奥斯本那句话指的是什么。其实，整个学生时代里，我一直听人说奥斯本如何“家世不凡”。只要提到他，总是会听到这个说法，我相信，就连我提到他的时候，也会适时地用上几次。我经常暗自思忖，他这个人尽管长相、举止跟我们其他人殊无二致，却与王公贵族、各派权贵有讳莫如深的关系。然而他指控我“严词拷问”他，我可是怎么想也没那回事。他的背景确实让我在十四五岁时纳闷不已，不过奥斯本跟我在学生时代并不算亲，在记忆里，我们两人凑在一块儿，也就只有那么一次。

那是一个有雾的秋晨，我们两人并坐在一家乡间客栈外的矮墙上。我猜想我们应该上中学五年级了。我们在一场越野赛跑里，负责指示路线，就等选手破雾而来，经过附近的田野，我们便把正确的方向指出来，前面有条泥泞小径等着他们。我们看看时间还早，选手还不会到，就随便聊了起来。我肯定就是这一次，我问奥斯本究竟他家里有哪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奥斯本尽管言行浮夸，本性倒还算谦虚，只顾左右而言他。我追问再三，他拗不过才说：

“班克斯，你就饶了我行不行。全是胡说八道，哪有什么有头有脸的。谁没认识几个人嘛，大家总是有爹娘、亲戚、世交等等。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让别人弄得神秘兮兮的。”他忽然发现自己言语唐突了，转身碰碰我的手臂。“真不好意思，老哥。我这张嘴就是会闯祸。”

这个“失言”似乎让奥斯本比我还难过。若要说这件事这么多年来一直留在他心头，那也未必不可能，因此他邀请我当晚陪他去查林沃思俱乐部，也算是弥补当年失言之过。其实，那个有雾的早晨，虽然他言语的确失当，可是我真的一点都不在意。我那些贫嘴的同学，对于别人的种种不幸，有哪桩不是大家抢着调侃的，偏偏每个人一提到我父母不在，都肃穆哀戚起来，老实说，后来我还真是看不下去呢。其实别人也许觉得奇怪，但我自己对于无父无母这件事—甚至没有什么近亲在英国（除了什罗普郡那位姑妈以外）—早就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之处。我还常跟同学说，读我们这种寄宿学校，大家都得学会过没父没母的日子，我的情况并没有特殊到哪里。总之，如今回顾这段往事，我对奥斯本“家世不凡”的着迷，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当时自己的人际关系，完全止于圣邓斯坦中学的围墙之内。而我一点也不怀疑，有朝一日，我也会为自己建立这样的人脉，出人头地。然而，或许我相信从奥斯本那里可以学到个中奥妙，学到这种事情的原理。

不过，我刚才说奥斯本离开前说的话让我听了刺耳，并不是指他说我多年前嘴上不饶人。其实我不以为然的部分，是他那句脱口而出的评语，说我以前在学校里，可真是怪胎一个。

事实上，奥斯本那天早上为何如此形容我，我至今依然不解，因为我记得我已加入英国的学校生活，跟大家水乳交融。就算是刚到圣邓斯坦的头几个星期，我也没做出什么让自己出糗的事。就拿我到校的第一天为例，我记得我就发现了许多学生站着交谈时，有一套肢体语言—把右手插进背心口袋，说到什么重点，左肩便如耸肩般上下晃动，作为强调。我清清楚楚记得，就在这到校的头一天，我已经把这套肢体语言运用得相当纯熟，没有哪个同学察觉什么异样或者想趁机取笑我。

我就这样胆大心细，迅速吸收其他肢体动作、语句转折、同侪惯常使用的大呼小叫等，至于掌握这个新环境里更深层的主流道德观与礼节，自然不在话下。我当然立刻就明白，我最好不要公开畅谈自己对于犯罪行为与侦查手段的看法—这个在我住在上海的日子里是家常便饭。这个部分我做得十分彻底，即便到了我在圣邓斯坦的第三年，校园里失窃事件频传，全校掀起一阵侦探热，我还是小心翼翼地不沾任何是非，必要时仅虚应一下。无疑也正是心中还残留的这种处世态度，让我在奥斯本来访的那个早晨，不肯多谈自己的“计划”。

然而尽管我想办法藏得滴水不漏，但是在印象中，我在学生时代还是至少有两件事显示我放松了警戒，让别人瞥见我心中的大志。就算在当时，我也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到了今天当然就更不可能这么做了。

较早的那次，发生在我十四岁生日那天。我当时的两个好友，罗伯特·索顿—布朗与拉塞尔·斯坦顿，带我到镇上的茶点铺，享用烤饼与奶油蛋糕。那是个下雨的周六午后，店里座无虚席。于是每过一会儿，就会有满身雨水的镇民走进店里，四处看看，然后对我们投以不满的眼光，仿佛认为我们应该立刻把桌位让给他们。还好老板娘乔丹太太向来对我们照顾有加，在我生日那天下午，我们更觉得有十足的权利占用店里最好的桌位，就在飘窗旁边，窗外还有小镇的广场可以欣赏。那天我们聊什么，我大半忘了；不过等东西吃完，我的两个同伴相互使了几个眼色，索顿—布朗把手伸进背包里，拿出一个包装成礼物的包裹给我。

我动手撕开包装，才发现这个包裹不知道裹了几层，每当我揭去一层，却发现里头还有另一层，我的朋友就会哈哈大笑。这一切都显示，包裹拆到最后，里头的东西恐怕是要开我玩笑的。最后，从包裹里头冒出来的，是一只覆着皮革的盒子，我把小巧的扣片打开，掀起盒盖，里头是一把放大镜。

此时它就在我手上。它的模样这么多年来并没有什么改变；在那天下午之前，那把放大镜早已历尽沧桑。我记得我当时就看出这点，还发现它的放大效果绝佳，而且出奇地沉重，还有，那象牙镜柄有一边完全剥落。有一点则是后来才发现的—上头的镌文要拿另一把放大镜才看得清楚—它是一八八七年于苏黎世制造的。

收到这件礼物，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欢天喜地。我抓起放大镜，把桌上成堆的包装纸扫到一边—我猜我正在兴头上，也不管包装纸有没有掉到地上—立刻用它来端详桌布上的奶油渍。我聚精会神地看，只是隐约听到我两个朋友捧腹狂笑—这个礼物显然就是要调侃我一番。等我抬头，总算感觉到有点尴尬，他们也不好意思地静了下来。这时候索顿—布朗挤出个戏谑的表情说：

“我们觉得，既然你立志要做侦探，你会需要这种东西。”

到了这个节骨眼，我灵机一动，虚应了一下，假装他们这个玩笑开得戏而不谑。不过，我猜想我那两个朋友觉得自己的玩笑开得莫名其妙，于是茶点铺里的气氛再也无法恢复先前那般融洽。

如我所说，此刻那把放大镜就在我眼前。调查“曼纳林案”时我用到它；最近在“特雷弗·理察森事件”里，我又用到了它。放大镜也许不是通俗悬疑故事里必要的装备，不过它用于搜集某一类证据时依然好用，因此我猜想这件罗伯特·索顿—布朗与拉塞尔·斯坦顿送我的生日礼物，我大概还会随身携带好一阵子。注视着它，我心头有个想法：假如我的朋友本意就是要嘲弄我，如今看来，他们嘲弄的是他们自己。只可惜我不可能确定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更无法确定，我心中暗许的志向，在我重重隐藏之下，他们如何窥得一斑。斯坦顿谎报年龄志愿参军，在第三次伊普尔战役[一战时的一场血腥战役，发生于1917年。]里阵亡。索顿—布朗据说在两年前死于肺结核。总之，两人在我到圣邓斯坦的第五年离开了学校，等我听到他们的死讯，我们早已失联多时。我还记得索顿—布朗离开学校时我有多失望—他是我来英国以后，唯一真正的朋友；在圣邓斯坦后来的日子里，我非常想念他。

我想到的第二件类似情况，发生在几年之后—在六年级下学期—不过这事我反而记得没那么详细。说真的，这件事的前情与后续，我忘得一干二净。我只是有个印象：我走进教室—“旧隐修院”第十五教室—一道道阳光正好从狭窄的修道院窗户泻下，照亮了悬浮在空中的灰尘。老师虽然还没到，不过我一定到得比其他人稍迟，因为我记得同学已经三五成群坐在书桌、长椅、窗台等处。我走近五六个同学围成的一群，他们忽然全都转过头来看我，我当下明白他们正在谈我。我还来不及说什么，其中一位叫做罗杰·布伦瑟斯特的同学指着我说：

“他想当福尔摩斯，未免矮了点吧。”

有几个同学笑了出来，笑声里倒没什么恶意，这就是我所能记得的一切了。我再也没听到有人谈到我想成为“福尔摩斯”的壮志，但过后不久，却觉得心头有根拔不掉的芒刺，担心我的秘密已经曝光，成为我不在场时的话题。

顺带一提，在我进圣邓斯坦之前，周遭的情势就已经让我觉得，我得小心避免碰触到我做侦探的志向这个话题。因为我到英国的头几个星期里，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姑妈什罗普郡的木屋附近，在那片公有的绿地上闲逛，在潮湿的蕨丛之间排演秋良跟我在上海一起编造出来的侦探故事。如今只剩我一人，我自然也得扮演他的戏份；此外，由于我感觉到从木屋可以看见我的一举一动，因此我怀着戒心把剧情动作缩小，台词则咕哝在嘴里，压着嗓子念—这跟过去我与秋良奔放不羁的惯用方式完全不同。

如此小心翼翼，终究还是徒劳。一天早晨，我在我阁楼的小房间里，无意间听到楼下客厅里姑妈跟客人在说话。原本我并不在意，可是他们忽然把声音压低，让我心生好奇，不由自主地蹑起脚步，溜到楼梯转角处，靠在扶栏上。

“他一去就是好几个钟头，”我听到她这样说，“才这么大的孩子，就这样整天自己一个，不理别人，简直有问题。他好歹也该看开了。”

“其实也难为他了，不是吗？”客人说，“才多大，就经历了那些事。”

“他这样闷着也没有好处，”我姑妈说，“他不愁吃、不愁穿，退一步想想，还算好命的了。这么久，也该看开了。我是说，不要再这样钻牛角尖。”

从那天起，我就不再去那块公有的绿地闲逛了，而且渐渐在各方面把“钻牛角尖”的样子收藏起来。不过，当时我只是个小毛头，夜阑人静躺在阁楼的房间里，听着地板吱吱作响—那是姑妈在木屋里走动，给时钟上发条，还有喂猫—我常常就在脑子里又把所有的戏码排练一番，就像秋良跟我从前做的那样。

还是回头谈谈奥斯本光临我肯辛顿寓所的那个夏日吧。我不希望让人以为我念念不忘他说我是“怪胎”，这事只怕没一会儿就被我抛诸脑后了。其实，奥斯本走后一会儿，我自己也跟着出门，心情还算不错，没多久就到了圣詹姆斯公园，在花坛间溜达，心中愈来愈期待当晚的聚会。

回想起那个下午，我的印象是，照理说我该觉得有点紧张才对，可是我一点也不，正是这种愚昧的傲慢，带着我度过了早年的伦敦岁月。我自然明白那天晚上我将见到的场面，那层次绝不是我在大学里见识过的；此外，也可能碰到我还不熟悉的应对礼节。不过，我觉得以我向来的精明，总有办法化解这类难题，大体上可以让自己举止合宜。我在公园闲逛时，心中关注的是别的事。当奥斯本提及某些“家世不凡”的客人时，我立刻假想其中至少包括几位当时顶尖的侦探。我猜想那天下午，我花了许多时间练习要怎么把自己介绍给马特洛克·斯蒂文森，或者甚至是乔维尔教授。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练习，要怎么在谦虚中带着几分自重，陈述自己的雄心壮志；我想像其中会有人怜惜我这个后生晚辈，提供我种种建议，坚持要我将来若有什么不懂的一定要去问他。

当晚自然是令我大失所望—尽管现在回顾起来，却因为不相干的理由，使得那晚别具意义。我当时尚不知情的是，在英国，侦探通常不参与社交聚会。倒不是没人邀请；我自己最近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时髦的社交圈子向来想要把当时出名的侦探拉进自己的圈子里，只不过这些侦探常常也是诚恳而离群索居的个人，他们投入工作，一点也不想跟别人交往，更别提参加什么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了。

如我所说，那天晚上到达查林沃思俱乐部时，我并不了解这点。我有样学样跟着奥斯本向制服体面的门房愉快地打个招呼。可是才走进二楼拥挤的厅堂，没几分钟我就大失所望。我不知道事情发生的确切情况如何—因为我没时间确定在场的是哪些人物—只不过我凭直觉恍然悟到自己下午的兴奋期待真是愚蠢之至。忽然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以为马特洛克·斯蒂文森或者乔维尔教授会在这里，跟眼前这些金融要人或政界高官生张熟魏地交际。说真的，整个下午我想得天花乱坠，而实际情况竟是如此，其间的巨大落差让我在诧异之余手足无措，至少一时之间无法回神，结果有半个多钟头，即使我心中不愿，却也不敢离开奥斯本身边。

我敢说，就是这种不愉快的心理因素让我如今忆起当晚的许多景象，都显得有点夸大或者不自然。例如，现在回想起那个房间，我就觉得好暗；尽管墙上有壁灯，桌上有烛火，头顶上还有一盏大吊灯—却无一挥得去笼罩全室的昏暗。地毯则是过厚，大家走动时不得不拖着步伐，而环顾室内各处，一些头发泛白、穿着黑色上装的人全都这么做，有些还把肩膀向前倾，仿佛顶着强风走路。托着银盘的侍者也一样得向前倾个角度才能跟客人交谈。在场的女士没有几位，却又出奇地内敛，几乎一眨眼就溶化在黑色晚礼服的森林里，失去踪影。

我刚才说了，我很确定这些印象并不准确，不过那个晚上在我心里留下的就是这幅光景。我记得我像个木头人似的，别扭地站在奥斯本身边，反复啜着杯中的饮料，奥斯本客气地与客人交谈，一个换过一个，客人们大都长我们足足三十岁有余。有那么一两次我想加入交谈，不过我的声音很显然稚气未脱，更何况他们谈论的人或事，我都一无所知。

后来，我愈想愈气—气我自己，气奥斯本，气这一切。我觉得我有十足资格鄙视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大部分都贪婪而自私自利，心中没有半点理想抱负或是对大众的责任感。仗着胸口的怒火，我终于离开奥斯本身边，在昏暗中到房里的别处走走。

我来到一处微弱光环笼罩的角落，光源是一盏小壁灯。这里人没那么挤，我发现有位年约七旬的银发先生背对着房间抽烟。我看了一会儿才明白，他凝视着一面镜子，那时他也察觉了我在看他。我正想走开，他却向镜中的我说：

“玩得愉快吗？”

“还不错，”我报以浅笑，“托您的福。这场面可不小。”

“有点混乱哦？”

我迟疑了一下，又笑了笑。“也许有一点吧。是有那么点儿，先生。”

银发先生转过身来，仔细把我打量一番。接着才说：“这里头谁是谁，我略有所知，你想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假如其中有哪位你特别想认识，我可以代为引见。你觉得如何？”

“果真如此，晚辈真是感激不尽。”

“好说。”

他向我靠近一步，环顾屋里有哪些人在我们眼前。接着就在我耳边说，这位是某某，那位是某某，并且把人指给我看。即使是鼎鼎有名的人物，他也好心地为我补上“这位是银行家”或“那位是作曲家”等等。名气没那么大的，他会把这个人的事业做个摘要说明，并告诉我这个人为什么重要。我想，就是在他谈到离我们极近的一位牧师时，他冷不防地岔开话题说：

“哪，我看你没在听哦……”

“真是对不起……”

“无妨，无妨。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像你这样的年轻小伙子。”

“我保证我……”

“欸，你何罪之有，”他笑一笑，用肘部顶一顶我的手臂。“你觉得她美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才妥。我委实无法否认，我分心去看了左侧约莫十步之外的一位少妇，她正在和两位中年男士聊天。不过实情是，刚看第一眼，我并不觉得她有什么姿色可言。情况甚至可能是这样子的：在那个时刻与地点，我第一次看到她，便不知怎么地感受到她的一些重要特质，那是我后来才得到验证的。我看到的是位娇小得像个小精灵的少妇，留着及肩的黑发。尽管当时她显然想讨好与她交谈的男士，但我看得出来，她的笑容随时都可以立刻变成嘲笑。她的肩膀微耸，有如鹰隼，她的姿态泄露了心中的城府。最重要的是，我在她眼睛周围注意到一种特质—可说是严厉而苛刻到无情的眼神—如今我回想起来，那天晚上，主要就是为了这点，我才如此醉心地注视她。

正当我们还在对她品头论足的时候，她向我们望过来，认出我身边的同伴，对他冷冷一笑。银发先生也回礼，并且郑重地鞠躬。

“迷人的女孩，”他口中喃喃念着，同时把我带开，“不过，像你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倒不必浪费时间去追她。恕我直言，你实在像个乖小孩儿。人家可是亨明斯小姐。莎拉·亨明斯小姐。”

那个名字对我没有任何意义可言。我这位向导，虽然在此之前都用心良苦地为我解说他点到名的客人的背景资料，这回却只说了姓名，显然认为我也闻名已久。因此我就顺势点头说：

“说的也是。原来那就是亨明斯小姐。”

老先生又停了下来，找了个新的山头开始瞭望。

“让我看一看。我猜你正在寻找可以提拔你的贵人。猜对了吧？别担心。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也玩这套。还有谁在这儿。让我看一看，今天有谁来了？”接着，他忽然转身问我：“你刚才说，你的人生抱负是什么？”

在此之前，我根本什么都还没谈到。不过既然如此，我迟疑了一下，便明白地告诉他：

“侦探，先生。”

“侦探？这个嘛……”他的目光继续在室内搜寻，“你不会是指……警探吧？”

“我指的是私人的咨询服务。”

他点点头。“那当然，那当然。”他继续抽了口雪茄，心思重重。接着他说：“你不会碰巧对博物馆有兴趣吧？那边那个家伙，认识他好多年了。博物馆。骨头、古物，那类东西。没兴趣？我想也是。”他继续环视屋内各处，有时伸长脖子好把人看个清楚。“当然啦，”他最后开口说道，“许多年轻人梦想要当侦探。我敢说，在我年少轻狂时也做过这种梦。你这个年纪的人，心中充满理想抱负，一心想做名震一代的大侦探，单枪匹马就除尽世上所有恶人。值得嘉许。不过，说真的，小伙子，不妨这么说吧，你好歹也有别的退路。因为过个一两年，恕我直言，反正过不了多久，你对世事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有没有兴趣从事家具业？我会问，是因为那边那位先生不是别人，正是哈米什·罗伯逊本人。”

“我并无冒犯之意，先生。不过方才晚辈陈述的志向，绝不是一时奇想，是我一生都感受到的召唤。”

“一生？你能有多大年纪？二十一？二十二？我想我是不该泼你冷水。毕竟，假如连年轻人都没有半点理想主义式的想法，谁还会有呢？那么，小伙子，你必然认为今日世风，比起三十年前要败坏啰？而文明已在崩溃边缘，诸如此类的？”

“老实说，先生，”我直言不讳，“我正是这么认为。”

“记得当年，我也是这么想。”忽然间，他讥讽的口吻变得厚道许多，我甚至觉得我看到他泪水盈眶，“怎么会这样子呢？小伙子，你觉得呢？世风真的一日不如一日吗？难道智人正一步步地堕落成动物？”

“这点我也不明白，先生。”我回答，语气温和多了，“我只能说，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现代的罪犯变得愈来愈聪明。他们的胃口变大，胆量也更大，科学更是为他们准备了全套崭新的先进作案工具，供他们使用。”

“原来如此。要是没有你这种才华高的有为青年站在我们这边，未来就不堪设想了，是这样吗？”他悲哀地摇摇头，“看来你也许真的有心。我这样的老家伙太喜欢说风凉话了。小伙子，也许你说的没错。或许是我们放任事情恶化。唉！”

莎拉·亨明斯从我们身边走过，银发先生再度向她点头致意。她以高傲的优雅穿过人群，目光左右搜寻还有谁配站在她身边—我这么觉得。她注意到我的同伴，脸上闪过一抹微笑回礼，就跟刚才一样，不过脚步半点也没减缓。有那么一刹那，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但转瞬间就把我抛诸脑后，我还来不及对她微笑，她早已穿过人群，走向房中另一个新发现的目标。

晚宴结束后，我和奥斯本共乘一辆计程车急驰回肯辛顿区，我试着从他那里多套点关于莎拉·亨明斯的事。奥斯本虽然满口说那晚的聚会真无聊，其实他满意得很，急着要仔仔细细地跟我说，他跟哪些达官贵人谈了多少事情。看来我不装出求知若渴的样子，是不可能让他把话题转到亨明斯小姐身上的。好不容易我才把他的话头引到亨明斯小姐的身上：

“亨明斯小姐吗？这个嘛，我想起来了。曾经跟海列特—刘易斯订婚。你知道的，那位指挥家。接着，海列特—刘易斯就在艾伯特亲王纪念厅举行舒伯特作品的音乐会，就去年秋天。记不记得，那简直是一场灾难。”

我向他承认，不曾听说这件事，奥斯本继续说：

“他们差点要把椅子砸过去，还好椅子都钉死在地上。《泰晤士报》有个记者还形容那次演出是‘胡搞乱来’呢。还是用‘污辱乐迷’这个字眼？反正他也不在乎。”

“而亨明斯小姐呢……”

“她把他甩了，像个烫山芋似的。显然她把订婚戒指退回去了，从此躲他躲得远远的。”

“就为了那场音乐会？”

“这个嘛，反正事情闹得很大。引起不小的骚动呢。我是说，她解除婚约这件事。不过，班克斯，今晚那些人真是无聊透了。你觉得等我们上了那个年纪，会不会也变成那样？”

离开剑桥后的头一年里，大半拜奥斯本的交情所赐，我发现我每隔一阵子就有时髦的社交宴会可以参与。那段人生，现在蓦然想起，觉得当时真是不务正业。我周游于晚宴、午餐聚会、鸡尾酒会之间，通常都在布卢姆斯伯里区以及霍尔本区的公寓里举行。我下定决心要改掉那夜我在查林沃思表现的别扭，我在这类场合的表现也日益稳健。一点也不假，有那么一阵子，我甚至可以说，我在时髦的伦敦社交圈里也占有一席之地。

亨明斯小姐不属于我那个圈子，不过每当我跟朋友提起她时，任谁都知道有这个人。此外，在晚宴聚会里，或者在一些豪华饭店的午茶厅里，也经常会瞥见她的身影。总之，关于她在伦敦社交圈的事迹，我总算累积了不少资料。

关于她，当时我所知的一切，不过是些模糊的二手印象，回想这样的日子，真是别有趣味！不用多久我就确定，许多人对她并无好感。即使与安东尼·海列特—刘易斯解除婚约之前，她早就因为许多人形容她的“直性子”而得罪了不少人。海列特—刘易斯的朋友—他们的看法恐怕无法客观，实在不足为信—说她先前曾经不择手段倒追这位指挥家。有人则指控她玩弄海列特—刘易斯的朋友，好接近他。她后来又把这位指挥家给甩了，有人觉得不解，有人则认为这恰好证实当初她就不安好心。反观我听到的，很多都是说亨明斯小姐好话的。我常听到人家说她“慧黠”、“迷人”、“有深度”。女性尤其支持她有解除婚约的权利，不论她的理由为何。然而，即使是为她说话的人，也同意她是“新品种的势利鬼”；同意她是认名不认人，倘若没有个显赫的姓氏，她连正眼也不瞧你。我也得承认，尽管那一年我只是在远处观察她，也实在找不到什么可以推翻这些说法。一点也不假，有时候她让我觉得，只有顶尖杰出人才周围的空气，她才呼吸得惯。有一阵子她与一位名叫亨利·奎因的律师交往，只因为“查尔斯·勃朗宁案”失利败诉，她就跟这位律师疏远。接着有流言说她与詹姆斯·比肯愈走愈近，当时他是政坛上旭日东升的新人。总之，到了这时候，我总算完全明白那位银发先生告诉我的话，像我这种“小伙子”别妄想追求亨明斯小姐了。我当时自然没有真正体会他话里的真意。现在明白了，反而让我别有兴致，在那一年里到处追踪亨明斯小姐的各种活动。即便如此，我第一次与她本人交谈，却是在查林沃思俱乐部初见后近两年的某个下午。

我与友人在华尔道夫饭店的午茶厅喝茶，他忽然有事先走一步。于是我独自坐在棕榈厅那里，享用我的果酱烤饼，这时我瞥见亨明斯小姐也是独自一人，坐在外头阳台上的桌位。我也说过了，我不是第一次在这种地方看到她，不过那天下午情况有所不同。当时“曼纳林案”结案才刚满一个月，我兴奋之情犹在心头。那是我首次功成名就，接下来有一阵子春风醉人的日子：许多新的机会忽然都浮现眼前；邀请函从新的领域如雪片飞来；原先顶多对我点头微笑的人，现在看到我出现，都欢欣地对我大呼小叫。也难怪我会有点忘形。

总之，在华尔道夫饭店的那个下午，我竟然起身向阳台走去。我不确定我期待的是什么。在那段志得意满的日子里，我经常这样，也不想想亨明斯小姐有没有这个兴致与我结识。也许在我晃过钢琴师身边，走近她看书的桌位时，心中曾闪过一丝疑虑。不过我记得，我还算满意自己开口说话的声音，礼貌中不失轻松：

“容我冒昧向您自我介绍。我们有许多共同的朋友呢。在下克里斯托弗·班克斯。”

说到姓名时，我还想办法说得有些花哨，不过在此之前，我的把握已然松动。因为亨明斯小姐抬头看我的眼神冷漠而严厉。她什么话也不答，立刻又低头瞥了一眼她的书，仿佛那本书不悦地哼了一声。过了半晌，她才用全然不明就里的语气回答：

“是吗？幸会。”

“‘曼纳林案’，”我提起此事，实属不智，“也许您知道这个案子。”

“当然，是您经手办的啰。”

这句话说得平淡无味，让我再也没办法装得神情自若。因为，她的语气不带半点拨云见日的意味；那句话没有任何意义，只表示她一开始就相当清楚我的身份地位，而且仍然想不出我有什么理由配站在她桌边。过去几周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忽然消失无踪。我干笑了几声，相信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心底明白了，尽管在“曼纳林案”里，我的调查毋庸置疑是十分杰出的，尽管我的朋友也对我赞美有加，但是对于圈外的世界来说，我并不如我自以为的那么重要。

我们极可能中规中矩地寒暄了几句，我便打了退堂鼓回到自己的桌位。今日再回顾此事，我觉得亨明斯小姐那样待我，已经是太客气了；像是“曼纳林案”这种小事，竟奢望亨明斯小姐听过，我真是可笑得不像话了！不过，我记得我又回自己桌边坐下，心中又生气又沮丧。我忽然觉得，我不只是在亨明斯小姐面前自取其辱，也许过去一个月以来，不知道自己出过多少丑态；我的朋友尽管在面前恭喜我，背后却嘲笑我。

到了第二天，我完全自知这个钉子我碰得活该。不过在华尔道夫饭店的这件事，恐怕着实在我心里埋下对于亨明斯小姐的恨意，至今都不曾全然消失—无疑也引发了昨晚那些不愉快的事。不过在当年，我却认为，我算是幸运才会遇到这整件事。毕竟它让我醒悟，我们是如何容易分心，而偏离自己珍爱的目标。我的志向是要打击邪恶—特别是暗中滋长、隐而不显的那种邪恶—这样的志向，跟在社交圈里沽名钓誉根本无甚关系。

从那时起，我大幅减少社交活动，并且更深入沉浸在我的工作里。我研究过去的著名案件，吸收新领域的知识，以备日后使用。也是约略在这个时期，我开始钻研各路名侦探的一生事业，发现我可以分辨出有些人的名声是建立在真实的贡献之上，有些则纯粹靠他在社交圈子的地位而浪得虚名；从中我了解了侦探成名的方法也有虚实之分。简言之，尽管我十分兴奋在“曼纳林案”之后，许多人都来攀连结交，但经过华尔道夫饭店一事，我想起父母立下的典范，并且下定决心不让琐事杂务再让我变心易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