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现在想起了“曼纳林案”后的那段人生，或许也该顺带谈谈与张伯伦上校的不期而遇。说来也许让人感到意外，尽管他在我孩提时代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后来我们却鲜少联络。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就是没再联络，而我再次遇见他—那是在华尔道夫饭店遇见亨明斯小姐的一两个月后—则纯属巧合。

有个下雨的午后，我站在查令十字路上一家书店里，细看一本有插画的《艾凡赫》。我感觉有人在我背后徘徊了好一阵子，我以为他想要看我这边书架上的东西，于是就让了开来。可是后来，这个人还是在我身旁流连，我忍不住转身看看。

我一眼就认出上校，因为他的体态几乎没变。只是以成人的眼光看来，他已比我儿时的印象要羞怯而寒酸。他身着雨衣站在那儿，害羞地注视着我，直到我喊了一声：“是你，上校！”他才露出笑容，伸出手来。

“近况如何，孩子？我就知道是你。真是！近况如何，孩子？”

尽管他眼中含泪，举止却依旧尴尬，仿佛怕我听到他提起过去会心生不悦。我尽力表达再次看到他的欣喜之情，此时外头下起滂沱大雨，我们便在拥挤的书店里站着聊了起来。我发现他还住在伍斯特郡，还有他来伦敦是为了参加一场葬礼，顺便“放几天假”。我问他住什么地方，他支吾其词，我推测恐怕是某家便宜旅社。分手前，我邀他隔天晚上与我吃个晚饭，他欣然接受，不过听我提议去多尔切斯特饭店[多尔切斯特饭店，位于伦敦的一家豪奢酒店，1931年开张]，他似乎吓了一跳—“你以前待我那么好，这也是应该的。”我央求再三—求到他不得不点头答应。

如今回想起来，选择多尔切斯特饭店真是极不体贴。毕竟我已经猜到上校经济拮据；我也该想到，若不让他至少付他自己那份账单，岂不太伤他自尊了？不过在那段日子里，我哪有这么细心；我想，我只是太急着要让这位老先生清清楚楚地知道，自从他上次见过我以后，我早已不是昔日吴下阿蒙了。

这个企图，我想是达到了。其实在此之前，因为两次机缘，别人带我到过多尔切斯特饭店，因此与张伯伦上校相约的那个晚上，侍者问候我说：“真高兴又见到您，先生。”后来他又见识到我跟餐厅总管谈笑，等汤上桌以后，他突然笑了起来。

“真想不到，”他说，“这就是船上在我身边哭个不停的那个小鬼！”

他又笑了几声，忽然闭口不语，也许后悔自己不该再把话题引到这个方向。不过我用平静的笑容对他说：

“那趟路上，我一定烦死你了，上校。”

有那么一会儿，老先生的脸色凝重。接着他严肃地说：“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我觉得你实在是极为勇敢，孩子，极为勇敢。”

我记得这时候，两人都没再说话，气氛有点尴尬，等我们两人齐夸那汤味道鲜美，僵局就冰消烟散了。隔壁桌，有位珠光宝气的胖夫人开怀大笑，上校不太客气地看了她一眼。然后他似乎做了什么决定。

“你知道吗，有一件事真奇怪。”他说，“今天出门以前，我回想我们初次见面的情况，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孩子，我想你大概忘了。毕竟，当时你心头要烦的事情太多。”

“才不呢，”我说，“那天我记得一清二楚。”

这并非谎言。即使是现在，只消阖眼片刻，我就可以让心神回到上海那个晴朗的早晨，还有哈罗德·安德森先生的办公室，他是家父在摩根洋行这家大贸易公司的上司。我正坐在一张覆着皮革的橡木座椅上，椅子打过蜡的气味依稀可闻，这种椅子通常只会出现在堂皇的大办公桌后，不过那一次，却放置在房间中央。我感觉得出这张椅子只保留给最重要的人，不过那次可能因为情况严重，或者为了表达慰问之意，那张椅子竟让给我坐。我还记得，不管我用什么坐姿，坐相就是不庄重；特别是我找不到任何姿势，可以让双肘同时放在雕工细致的扶手上。此外，那天早上我穿了一件全新的外套，是用粗糙的灰色布料缝制的—那件衣服怎么来的，我不知道—还有那排扣子，一路往上扣到下颌，让我丑得浑身不自在。

那个房间有个高挑又富丽堂皇的天花板，墙上有张大地图，安德森先生书桌后的大窗户阳光熠熠，微风徐徐透了进来。我想天花板上应该有电扇在转动，不过这点我记不清楚了。我记得的是，我坐在房间中央的椅子上，置身于严肃的关怀与讨论的焦点。我四周全是大人，都在讨论事情，大半都站着；有时候有几位会漫步到窗边，有争论的时候便把声音压低。我记得安德森先生本人对我的举止让我诧异。他身材高大，白发皤皤，嘴上还有一排大胡子，他待我仿佛多年老友似的—好得让我有那么一会儿猜想我更小的时候就认识他，只是我忘了。过了好一阵子我才确定，在那个早晨之前，我们绝不可能见过面。总之，他扮演父执辈的角色，不时对我微笑，拍拍我的肩膀，用肘部碰碰我，眨眨眼。他还问了我一次要不要茶，他说：“哪，克里斯托弗，这个可以让你舒服一点。”他还弯下身子，盯着我喝茶。后来，房内又是一阵交头接耳与讨论，接着安德森先生再度走到我面前，对我说：

“就这样吧，克里斯托弗。一切都安排好了。这位是张伯伦上校。他愿意不辞辛劳，护送你回英国。”

我记得就在这一刻，室内静了下来。事实上，我的印象是所有的大人都往后退去，全靠到墙边作壁上观。安德森先生最后给了我鼓励的一笑，接着也往后退去。到了这个时候，我才首度看见张伯伦上校。他向我缓缓走来，俯身望着我，接着伸出手。我觉得我该站起来与他握手；不过他手伸得极快，而我一时又站不起来，便坐着握住他的手。我记得他接着说：

“可怜的孩子，先是你父亲，现在是你母亲，你一定觉得周遭的世界就在你身边崩溃了。还好我们明天就回英国去。你姑妈正等着你，所以鼓起勇气吧，不久你就会恢复正常了。”

我一时之间竟说不出话，后来总算把话吐出来：“您真是太仁慈了，先生。您的协助，我感激不尽，而且我也不希望您以为我不懂事。不过有一点请您谅解，我觉得我不该在这个时候返回英国。”上校一时之间并没有反应，于是我接着说：

“是这样子的，先生，侦探们都尽全力在寻找家父家母，他们全都是上海最厉害的侦探。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找到。”

上校点点头。“我确定有关当局会尽全力侦办。”

“那就是了，先生，尽管我十分感激您的好意，但我觉得回英国这件事，或许可以作罢。”

我记得这时候房内又是一阵交头接耳。上校则继续点头，仿佛仔仔细细地把诸事重新斟酌了一番。

“也许你说得对，孩子，”他最后回答说，“我真心希望你说的是对的。不过为防万一，你不妨还是跟我回去。反正一旦找到令尊令堂，他们也许会接你回来。谁也说不准的。说不定他们自己也想回英国呢。所以，你觉得如何？咱们俩明天就回英国，然后再看看事情怎么发展。”

“可是您知道吗，先生，恕我多嘴。您知道吗，侦探们都在找我父母，他们可都是最最顶尖的侦探。”

我不太确定上校怎么回答我这句话，也许他只是继续点头。总之，接下来他把身子沉得更靠近我，一只手搭在我肩上。

“听我说。我能体会你此刻的心情。全世界都在你眼前崩溃了。不过你得鼓起勇气。再说，你还有个姑妈在英国，她在等着你，明白吗？你总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让她失望，对不对？”

对着桌上的汤，我对他陈述我记忆里当时他所说的一字一句，我还以为这些往事能逗他笑一下。谁知道他反而严肃地回答：

“我真为你难过，孩子，非常难过。”接着，也许他察觉他误会了我的用意，凑趣地笑了笑，然后以轻松多了的语气说，“我还记得跟你在港边等船。我一直说：‘跟你说，搭船出海一定很有趣，我们可得要好好玩一玩。’而你只能不停回答我：‘没错，先生。没错，先生。没错，先生。’”

接下来几分钟，我就随他回想那天早上在安德森先生的办公室里，在场的人之中有多少人是他的旧识。他提到的人名，没有一个对我有任何意义。后来，上校停了一下，眉头皱了起来。

“至于安德森本人，”他半晌才开口，“那家伙总是让我不安。他就是有点不对劲。老实告诉你，那件事就是有点不对劲。”

一说完这句话，他抬头看着我，身子忽然一震。我还来不及反应，他就赶紧开始谈些别的，把话题引到那趟返英之旅，显然他认为这个部分比较安全。没多久，他就谈起船上同行的旅客、船长及船员、有趣的小事，那些事有些我已经遗忘，有些则根本不曾留意，他说到有趣之处便兀自发笑。他说得愉快，我也在一旁附和，常常假装我也记得他说的事情，好助他的兴。然而随着他这般漫谈往事，我心底却开始有些不悦。他在一件又一件温馨的陈年轶事里，渐渐把我形容得有点不堪。他不断影射我不管在船上哪里，都是畏畏缩缩而闷闷不乐，一丁点的小事就能让我掉眼泪。无疑上校曾经自视为护卫孤儿的英雄，如果事隔这么多年还要撕破这层幻想，我觉得不但不厚道，也没有意义。可是，如我所说，我心中的不悦愈来愈强烈。根据我清晰的记忆，我一下子便安然适应了环境的改变。我清楚记得，我在旅途中非但没有悲伤之情，那海上生活还过得十分兴奋，同时也期待上岸以后的未来。我当然有时会想念父母，不过我还记得我告诉自己，总是还有别的大人可以让我付出爱与信任。事实上，在旅程中就有一干妇人，耳闻我的遭遇，便到我身边赶着安慰致怜，胡缠了我好一阵子，我还记得她们给我的感受，就像在多尔切斯特饭店那夜对上校的不悦。其实我并非如我周遭大人以为的那么沮丧，就我记忆所及，在整个漫长的航程里，独独只有一件事，让我配得上“哭个不停的小鬼”这个头衔，而那还是发生在启程当天。

那天早晨阴霾漫天，四周的水域混浊。我站在轮船甲板上回望港口，回望杂乱的港边景物，船只、步桥、泥屋、暗色的木制船坞、远处上海滩的高楼，一切都在此时淡去，化成一抹灰影。

“还好吧，小伙子？”上校的声音就在耳边，“你觉得你会再回来吗？”

“会的，先生，我觉得我会。”

“难说哦。你一旦在英国安定下来，我敢说你很快就会把这里的一切忘掉。上海是不差，不过，我觉得八年我就受够了，我猜想，你也没必要再多留恋，再多待一阵子，你就会变成中国佬。”

“是的，先生。”

“说真的，好孩子，你真该高兴才对。毕竟你要返回英国了，要回家了。”

就是最后这句话，提到我“要回家了”，让我的情绪一时失控—我记得千真万确—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即便如此，我的泪水里也是气愤多于悲伤，因为我对上校的话厌恶至极。在我看来，我前往的国度，并无一人相识，而渐行渐远的那座城市却蕴含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最重要的是我父母还在那里，在港口的另一端，在上海滩高耸的楼影山脉之外某处，我对着海岸做最后的凝望，心想，说不定就在此时会看到母亲—甚至父亲—冲到港边，挥手高呼叫我回去。不过即使是当年，我心底也知道，这种愿望只不过是幼稚的胡思乱想。眼看着那座曾是家园的城市渐渐淡去，我记得我转身面向上校，带着欣喜之色说：“我们应该马上就要进入大海了，对吧，先生？”

那天晚上，我把对上校的不悦之情，藏得滴水不漏。一点不假，直到他在南奥利街搭上计程车，我们互道再会，他始终满怀愉快的心情。一直要等到正好一年之后，他的死讯传来，我才有些愧疚，后悔那夜在多尔切斯特饭店没对他好些。他毕竟曾经有恩于我，而且在我看来，他是位正人君子。不过我也只能说，他在我人生里所扮演的角色—我无法否认他与当时发生的事情密不可分—会永远在我的记忆里定型为一个褒贬互见的人物。

华尔道夫饭店一事过后，有三至四年之久，莎拉·亨明斯与我没有任何接触。我记得这段日子里，有一次我在梅费尔区的某个鸡尾酒会上看到她。那次聚会上人很多，可是我没认识几个，所以决定先离开。我朝大门挤过去，发现莎拉·亨明斯正在与别人聊天，就挡在我往大门的路上。我的直觉反应是绕道而行。不过那一阵子，我又因“罗杰·帕克案”而名声大噪，我好奇之心油然而生，心想亨明斯小姐是否还敢像在华尔道夫饭店一样目中无人。于是我继续往人群里开路，对准方向，想从她面前挤过去。经过她身旁，我看到她的目光转过来认我的五官。她先是脸上一阵茫然，显然在回想我这个人到底是谁，后来我看出她认出来了，但她既不笑一下，也不点个头，又把目光转回跟她聊天的人身上。

其实，这种事情我才懒得去烦，因为那阵子，我手头上正忙着几件难解的案子。尽管当时距我建立今日这般的名声地位，还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过那时我已初尝任何稍有名气的侦探所承受的甜美负担。我向来了解，要根除那些行迹最隐秘的邪恶，而且要在恶行即将逃过法眼之际将之清除，固然是重大而严肃的事业，然而我一直要到经历了“罗杰·帕克谋杀案”这类案子之后，才切身体会，能把这类潜伏的坏事清除，对别人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不只是指那些直接与案情牵连的人，也指一般大众。于是我变得更加坚决，不让伦敦生活的浮华琐事害我分心。我也渐渐了解，也许我父母就是靠这点才能拥有他们的名声。总之，像亨明斯小姐这类人物，在我那个时期的心思里不会留下什么痕迹，若非那天在肯辛顿花园遇到约瑟夫·特纳，恐怕我早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了。

当时我在诺福克调查一个案子，正好回伦敦几天，打算研究一下我做过的各类笔记。其中一个阴天的早晨，我正在肯辛顿花园漫步，沉思与受害者失踪相关的诸多耐人寻味的细节。有人从远处喊住我，我立刻就认出是特纳，他是一位社交场合里的点头之交。他赶上来问我这阵子怎么这么难得见到踪影，随即邀我参加当晚他与友人在某家餐厅举行的晚宴。我礼貌地婉拒，推说我现在为手上的案子忙得无法分身，也不容分心，他回答说：

“真可惜。莎拉·亨明斯也要来，人家想跟你聊聊可想死了。”

“亨明斯小姐？”

“还记得是谁吧？人家可记得你哦。还说你们几年前就认识。她老是抱怨怎么到哪儿都没你的影子。”

我忍着不予置评，仅淡淡地回答：“仅代我问候她一声。”

我几乎话一说完就转身走了，不过回到书桌前，我承认听说亨明斯小姐想见我，让我有些分神。想了一会儿，我告诉自己，很可能是特纳会错了意；或者，他是夸大其词，想诱我参加那次聚会。不过从那次以后的几个月里，我耳闻好几件类似的事：有人听到莎拉·亨明斯向人抱怨，我跟她也曾经朋友一场，怎么现在她想见我一面却难如登天。我还从好几个地方听说，她扬言非把我“揪出来”不可。直到上个礼拜，我留在牛津郡夏克顿镇调查“斯塔德利农庄案”，亨明斯小姐终于本尊现身，显然是刻意安排的。

我找到那座围墙里的花园—查尔斯·埃默里的尸体就在花园的池塘里被人发现—在大宅子下方的草地一带。走下四层石阶，我便进入一处阳光难以触及的长方形区域，即使是晴朗的早晨，周遭一切依然笼罩在阴影之中。墙上虽爬满了藤蔓，可是人在其中总觉得像是走进一间没有天花板的牢房。

池塘占去这个区域的大半空间。尽管好几个人跟我说过里头养了金鱼，但我并没有看见里头有什么活物；事实上，池水如此阴寒，实在难以想像有什么生物能在这里生存—不过倒是顶适合在里头发现尸体就是了。池塘边上围了一圈覆满青苔的方形石板，底部全嵌在泥土里。我猜想我在那里勘查了约莫二十分钟—我趴在地上，用放大镜细看一块突出水面的石板—感觉到有人在观察我。起先我以为是这户人家的成员，想过来问东问西。由于稍早我已坚持不准有人打扰我，所以决定谁也不理，就算让他们觉得我无礼也在所不惜。

最后我听到园子的入口处有鞋子踏在石板上的声音。到这个时候，要是我还老是趴在地上不动，就有点不自然了；再说，我用这个姿势能查到的线索，正好也找得差不多了。此外，我还记得我趴的位置，几乎就是凶杀案发生的地点，而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呢。我爬了起来，拍掉身上的尘土，转身看到来者是谁，一阵寒意袭上我心头。

看见莎拉·亨明斯当然让我有些意外，不过我相信我脸上没有露出异色。我装出被打扰的表情，我猜想那也是她所见到的，因为她开口就说：

“噢，我可没有偷看您。不过这种机会实在难得。我是说，能看到大人物在工作。”

我仔细看她的表情，没有找到讥讽的痕迹。尽管如此，我尽量冷淡地回答：“亨明斯小姐，我可是怎么也没料到会是您。”

“我听说您在这里。我来磐梅俐拜访朋友，从那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她停了一下，无疑是等我回答。我并未答腔，她全然不露愠色，反而向我走近。

“我跟埃默里一家是好朋友，您知道吗？”她继续说：“这桩凶杀案，真可怕。”

“没错，可怕得很。”

“啊，所以您也觉得是他杀。那大概就错不了。有结论了吗，班克斯先生？”

我耸耸肩。“是有些发现罢了。”

“我觉得埃默里的家人也真是不该，四月事情发生的当时就该找您才对。我说真是的，这种事情，怎么会交给赛尔温·亨德森来办？他们以为那样能如何？那种货色，早该叫他回家养老去。您瞧，住在这种乡下地方，就会变得什么事都脱节。在伦敦随便问谁，保证人人都会跟他们谈起您的所有事迹。”

我必须承认，最后这句话吊起了我的胃口，因此，我迟疑了一会儿，还是禁不住问了她一句：“容我多问，我有什么事情好让人家这样谈呢？说真的。”

“您也真是的，您可是全英国最杰出的侦探，可不是。去年春天，我们早跟他们力荐您不就没事了？可是埃默里的家人—就是要这么久才能开窍。也许迟些也总比没有好，不过我猜想，这时候线索恐怕都模糊了。”

“其实，有时候等案子发生一阵子再来调查也有好处。”

“真的吗？好高深哟。我总以为最好尽早赶到现场，好找些蛛丝马迹，您懂我的意思吧。”

“正好相反，要找您所谓的蛛丝马迹，永远不嫌晚。”

“可是这件案子，闹得大家心神不宁，真不是一个惨字能形容。还不只是苦主家属而已，整个夏克顿镇都快毁了。以前这里是个欢乐的市集小镇，现在您瞧瞧大家，谁也不敢正眼看谁了。这整个事件，让所有的镇民彼此猜忌。我向您保证，班克斯先生，破了这个案子，镇民会永远记得您。”

“您真的这么认为吗？那可是有趣得很。”

“一点不假，他们会感激不尽，世世代代都会提起您。”

我浅笑一声。“看来您蛮熟悉这个小镇的嘛，亨明斯小姐。我还以为您从不离开伦敦呢。”

“哦，伦敦也不过如此，每当我受够了，总得跳出来才行。我可要说明白，在我心里，我可不是个城市女子。”

“您让我感到意外。我一直以为您向往都市生活。”

“您说得一点都不错，班克斯先生。”她语气里带有一丝气愤，仿佛被我将了一军，“都市确实有吸引我的地方，都市对我有一种……一种吸引力。”她这时候总算把脸转开，不再面对着我，四处看看墙内的花园。“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她说，“好吧，我就招认，我才不是现在才想起什么。我装什么装呢？我们聊了半天，我心里一直在挂着这件事。我想求您帮我一个忙。”

“敢问何事？亨明斯小姐。”

“有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告诉我，您获邀参加今年梅瑞迪斯基金会的晚宴。可有此事？”

我略停了一下才回答：“没错，是有这么回事。”

“以您的年纪能受邀，可真不简单。听说今年的主客是塞西尔·梅德赫斯特。”

“没错，我想是的。”

“我也听说查尔斯·乌尔夫会出席这场盛会。”

“那位小提琴家吗？”

她开怀地笑了。“难不成他还会别的？还有托马斯·拜伦，这不难料到。”

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过这时候，她又再度转身注视四周，身子微微一颤。

“您刚才是说，”我等了半天才问她，“您希望我帮您一个忙吗？”

“哦，没错，没错。我想请您……我想请您邀我做您的女伴，参加梅瑞迪斯基金会的晚宴。”

她此时以热烈的目光盯着我。我花了一会儿才想出对策，不过我开口时，语气如井水无波。

“我很想从命，亨明斯小姐。只可惜我几天之前已经回复过主事者。只怕现在才要通知他们我要携伴出席，为时已晚……”

“才怪！”她冒起火来打断我的话，“您的大名，谁人不知？何人不晓？您要带个伴儿，他们答应都来不及了。班克斯先生，您不会让我失望吧？这可不像您的为人哟。再说，我们这么熟也不是一两天了。”

最后这句话—让我想起我们“成为朋友”的历史—让我清醒过来。

“亨明斯小姐，”我语气坚决地说，“这个忙，实非在下能力所及。”

然而此时，亨明斯小姐眼露心意已决的神色。

“我知道一切细节，班克斯先生。地点是克拉里奇饭店，时间是下星期三晚上。我决心要去，我期盼当晚的盛会，我会在大厅等您。”

“克拉里奇饭店的大厅，就我所知，绅士淑女人人去得。假如您下周三晚上想光临该地，在下自然无法干涉，亨明斯小姐。”

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不确定我的用意何在。最后她说：“那么您下周三肯定会见到我，班克斯先生。”

“在下已经说过，这是您的事，亨明斯小姐。现在请容在下告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