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伦敦

昨天，小詹妮弗与吉文斯小姐购物回来时，我的书房已经一片昏暗。这栋窄而高的楼房，是用姑妈去世后留下的遗产购置的，从里头可以俯瞰一片广场，房子尽管还算体面，采光却比左邻右舍差。我从书房的窗户俯瞰广场上的她在计程车与屋子之间来来回回，把取下的购物袋靠着栏杆排好，吉文斯小姐则拿着钱包在掏车资。忙了半晌她们才走进屋里，我听见她们在斗嘴，虽然我也到楼梯口喊了一声向她们打招呼，但想想还是别下去的好。她们正在吵些鸡毛蒜皮的事—怎么买了这个，怎么没买那个—更何况我还在为早上到的信兴奋着—我可不想糟蹋了这份心情。

等我下楼，她们早已吵完了，我看到詹妮弗蒙着眼睛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两手伸在身子前面。

“嗨，詹妮弗，”我说，假装没看到什么异于平常的事，“新学期需要的所有东西，有没有买齐？”

她眼见就要撞上珍玩柜，我忍住没喊她。她及时停步，双手摸着柜子时还咯咯傻笑。

“哎哟，克里斯托弗叔叔！你怎么不警告我？”

“警告？警告什么？”

“我瞎了呀！你看不出来吗？我瞎了！你看嘛！”

“哦，没错。你是瞎了。”

我随她在家具之间摸索，自己走到厨房，吉文斯小姐把桌上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礼貌地向我打了个招呼，却清楚地让我看到她向桌子另一头瞥了一眼，我吃剩的午餐还摆在那里。自从上星期我们的女仆波莉走了，每次有迹象暗示她得勉为其难暂代其职，她都一副鄙夷的样子。

“吉文斯小姐，”我对她说，“有件事得跟您商量。”我侧脸向她低声地说，“是跟詹妮弗有关的要事。”

“请说，班克斯先生。”

“老实说，吉文斯小姐，我在想，我们可不可以到温室里去谈。我是说，这件事，可不是小事。”

就在这个时候，客厅传来东西砸到地上的声音。吉文斯小姐从我身边赶了过去，在门口就喊了：

“詹妮弗，够了！我早告诉你会这样！”

“可是我瞎啦，”她回答，“我也没办法。”

吉文斯小姐想起我还在跟她说话，一时之间一心不能二用。愣了一会儿，她回到我这里，平静地问我：“抱歉，班克斯先生。您刚才说的是……？”

“其实，吉文斯小姐，我想不如等晚一点詹妮弗上床了，我们再谈比较方便。”

“没问题，到时候我再过来。”

不知她对于我要谈的事有没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反正她当时并没有表现出来。她对我例行地一笑，便走进客厅尽她的职责去了。

自从第一次遇见詹妮弗，到今天已经快三年了。我的老同窗奥斯本邀我参加一场晚宴，我好一阵子没见到他了。他当时还住在格洛斯特街，那夜我初遇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那位少妇。他的客人中还有比顿夫人，她是一位著名慈善家的遗孀。也许是因为客人我都不认识—他们整晚净说些笑话，取笑我一无所知的一些陌生人—我发现我老是跟比顿夫人讲话，有好几次我甚至担心我会不会烦扰到她。总之，就在热汤上桌时，她开始跟我谈起一件她最近遇到的悲惨个案，她负责某慈善机构的财务，所以有机会得知这种事情。有对夫妇两年前在康沃尔的船难中罹难，他们的独生女如今已十岁，目前在加拿大与祖母同住。老太太显然健康不佳，难得出门或有访客。

“上个月我去多伦多，”比顿夫人告诉我，“我决定亲自登门拜访。那个可怜的小东西，想死英国了。而老太太，连自己都照顾不来，哪里顾得了那个小女孩。”

“贵机构有办法帮她？”

“我尽量想办法就是了。可是我们要帮助的对象太多了，你明白吧。严格说来，她还不算优先关注对象。毕竟她还有住的地方，她父母留下的钱也够她温饱了。做我们这种事，有个大原则，不可以太感情用事。可是见了那女孩儿，不动感情都难。尽管她显然过得不快乐，却散发着某种气质，常人难比。”

晚宴里，她应该还跟我提了几件詹妮弗的事。我记得我很有礼貌地倾听，并未说什么。等到更晚一些，客人渐渐告辞，奥斯本款留大家，我才把比顿夫人请到一旁。

“我希望您不嫌我冒昧，”我说，“您刚才跟我提起的那个女孩。那位詹妮弗。我想为她尽点绵薄之力。老实说，比顿夫人，我打定主意要领养她。”

也许我不该怪她听了之后满脸狐疑地退了一步。反正在我看来是如此。过了半晌她才回答：

“您真好心，班克斯先生。那么容我另日再跟您详谈。”

“我可是真心真意，比顿夫人。我最近继承了一笔遗产，我相信我有能力让她过好日子。”

“那还用说，班克斯先生。那么我们约时间再细谈。”说完，她转身跟其他客人喧闹地道别。

比顿夫人的确不到一周就与我联络。有可能她先去查问了我的为人，也许她只是充分考虑过了；总之，她的态度改变了许多。在皇家咖啡厅共进的午餐以及接下来的几次会晤里，她对我简直再亲切不过，于是在奥斯本寓所的晚宴过后四个月，詹妮弗就顺利抵达了我的新居。

随行的是一位加拿大护士亨特小姐，待了一周就走了，临别时欣喜地吻了女孩的脸颊，提醒她要写信给祖母。詹妮弗仔细地比较我让她挑选的三个房间，最后选中最小的一间，因为她说墙上那排木架子，正好可以摆放她的“收藏品”。不久我便明白那是一些精挑细选过的贝壳、坚果、干树叶、小卵石以及几件她多年来收集的东西。她把这些东西在架子上仔细摆设妥当。然后有一天，她请我进去参观。

“每一个我都取了名字，”她解释道，“我知道这样做有点傻，可是谁教我这么爱它们呢。等哪一天，克里斯托弗叔叔，等我没那么忙的时候，我再把它们每一个的故事说给你听。可不可以请你转告波莉，打扫我房间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哦。”

比顿夫人过来协助我面试保姆，不过在隔壁偷听的詹妮弗才是真正做决定的人。每回应征者谈完一走，她就会过来判她出局。“糟透了，”她这样否决了其中一位，“她说上一位小姐死于肺炎，骗谁呀！根本是被她下毒害死的。”有一次她这么说了一位应征者：“她怎么行？没见过这么会紧张的。”

面谈的时候，我觉得吉文斯小姐有点呆板甚至冷漠，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却立刻赢得了詹妮弗的认同，而我也必须承认，她过去两年半以来的表现，也算不负詹妮弗的眼光。

别人听完我介绍詹妮弗，几乎一致赞叹，她虽然经历那么悲惨的不幸遭遇，却能如此镇定。没错，她的定力的确非常好，一些会让她这个年纪的女孩潸然落泪的挫折，她尤其能泰然处之。她的行李遗失一事，就是个好例子。

她到达以后有好几个星期，一再提及她那口从加拿大走海路来的皮箱。例如，我记得她有一次仔细地向我描述她有个木雕的旋转木马，某人特地为她做的，就在那口皮箱里。还有一次，我赞美她与吉文斯在榭芙丽百货公司买的某一件衣服，她冷眼看着我说：“我有条发带跟这件衣服真是绝配。就在我皮箱里，快寄到了。”

然而有一天我收到船运公司的信，信中对方为了皮箱遗失而致歉，并且说明愿意照价赔偿。我告诉詹妮弗时，她先是愣了一愣，然后浅浅一笑说：

“既然如此，吉文斯小姐跟我恐怕还得再去好好采购一番了。”

过了两三天，她还是没有因为掉了皮箱而露出半点沮丧的迹象，我觉得我必须跟她谈谈，于是有天吃完早餐，瞥见她在花园里散步，我便过去找她。

那是个凉爽晴朗的早晨。我的花园并不大，就城里的花园来说也算是小的—一块长方形的绿地，被四周邻居包围环伺—然而花园的陈设精巧，无论如何，有种与世隔绝的静谧。当我走下台阶到草地上时，詹妮弗手上正拿着一只玩具马在到处漫步，让马儿如梦似幻地放蹄于围篱与树丛顶端。我记得我倒是担心玩具会被叶上的露水浸坏，想要提醒她。不过等我走到她身边，却只是说：

“关于行李的事，我们运气实在很糟。虽然你看起来毫不在意，但我想这事一定让你难过极了。”

“哦……”她心不在焉地玩她的马，“是有点烦啦。反正我总是可以用赔偿金买更多东西。吉文斯小姐说我们星期二可以去购物。”

“总之，我觉得你真是勇敢。不过你可不需要强忍心中的感受，如果你懂我的意思。如果你想发泄一下，尽管发泄就是。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敢说吉文斯小姐也不会。”

“没事的。我并不难过。毕竟也只是一些东西嘛。我连父亲和母亲都已经失去了，丢掉一点东西算什么，你说是不是？”说完她笑了一下。

我不记得她提过几次父母，这是其中一次。我也笑了笑说：“的确不算什么。”我开始往屋子走，但又转身向她说：

“你知道吗，詹妮，我不敢确定我这样说对不对。你也许跟许多人说过这类的话，他们也相信。不过，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事情不是这样。我从上海回来的时候，有些东西，我特别装在我自己的皮箱里，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可是非比寻常。至今也依然重要如昔。”

“我可以看看吗？”

“给你看看？只怕大部分东西对你都没什么意义就是了。”

“我喜欢中国的东西。我想看看。”

“大部分都不是中国的东西，”我说，“哪，我要说的是，对我而言，我的皮箱对我别具意义。如果丢了我会难过。”

她耸耸肩，让马儿跑上她的脸颊。“那天我也难过啊。可是现在不了。人生总得往前看嘛。”

“没错。不管这是谁教你的，教得好。反正你好就好。现在，把你的皮箱忘掉吧，不过你要记住……”我一时无语，忘了本来想说什么。

“记住什么？”

“没事。别忘了，你要是有什么事想对我说，有什么事困扰你，我永远在这儿。”

“没问题。”她开朗地回答。

我走回屋子的路上，回头瞄了一眼，看见她又在园里漫步，让她的马儿在空中奔腾，画出一个接一个梦幻的圆弧。

对詹妮弗如此承诺，我并非轻许。当时我真心想实践承诺，而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对詹妮弗的爱怜有增无减。然而时至今日，我已经打算离开她；会离开多久，我根本不知道。当然，我有可能夸大了她对我的依赖。再说，如果一切顺利，下次学校放假之前，我早已回到伦敦，她根本不会察觉我离开。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我可能会去得更久一点，就像昨夜吉文斯小姐开门见山问我，我就承认了。正是这归期不定泄漏了在我心中究竟孰轻孰重，我相信詹妮弗马上会有自己的结论。不管她脸上表现得如何不在乎，我知道她会视我的决定为背叛。

事情怎么会走到这步田地，并不容易解释。我只能说是从几年前开始—远在詹妮弗来以前—起先是一种隐约的感觉，不时浮上心头：我感觉有人不认可我，而且掩饰得相当勉强。说来奇怪，只要跟我认为最能欣赏我成就的人在一起，这种感觉往往就会浮现。比方在晚宴上，我跟某位政治人物或警界人物，甚至只是跟我的客户谈话，我总会突然觉得对方的握手怎么变冷漠了，相谈甚欢之际，对方怎么会唐突了几句，有时我以为对方会感激不尽，结果对方竟然只是礼貌地把我打发。起初这类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会回想自己是否曾无意得罪这个人；到后来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问题出在一般人看待我的方式。

我这里谈的事朦胧不清，极不容易举出例子，作为清楚的说明。不过我想，去年秋天我与埃克塞特来的警探有过一段奇怪的对谈，或许就是一例，地点是萨默塞特郡柯林村外一处幽暗的巷口。

那是我经手的调查里，最教人痛心的案件之一。我到达的时候，案发已经四天，他们在一条巷子里找到那些孩子的尸体，由于经常下雨，窄巷变成了泥河—想搜集相关证据变得难上加难。尽管如此，在我听见一位警探走近的脚步声之前，我已经对事发经过有了相当清楚的概念。

“这种事最让人不安。”我对走上前来的警探说。

“这让我反胃，班克斯先生，”警探说，“真是让我反胃。”

我本来蹲着细细察看围篱，现在站了起来，跟他面对面站着，小雨一直没停过。接着他说：

“您知道吗，先生，此时此刻我真希望自己是木匠。我父亲就希望我做木匠。我真希望做个木匠，先生。经历了今天这个案子，我真希望如此。”

“真是惨，没错。不过我们也别气馁。我们得让正义得以伸张。”

他哀怨地摇摇头，接着说：“我是过来问问，您对案情有没有什么看法。因为，您知道的……”他抬头看看头上滴着水的树枝，然后勉为其难地继续说道：“您知道，我自己的调查让我得出了某个结论。我很厌恶这样的结论，不太想去碰它。”

我沉重地看着他点点头。“您的结论恐怕没错，”我严肃地说，“四天前，案情看起来已经惨绝人寰。不过再看过一回，真相只怕更加骇人听闻。”

“怎么会这样呢，先生？”警探脸色苍白如纸，“怎么会有这种事？尽管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探员，我还是无法理解这种……”他说不下去，转身背对着我。

“很不幸的是，我看不出有别的可能，”我平静地说，“事情的确令人震惊。我们似乎正俯瞰着黑暗的深渊。”

“如果是什么路过的疯子，我还能接受。不过，这……我想到都觉得恶心。”

“您不得不接受，”我说，“我们必须接受事实。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您确定，先生？”

“我确定。”

他凝望的眼神越过邻近田野，落在远处的一排村舍。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说，“我可以体会您会因此气馁。不过容我直言，还好您没有听从令尊的建议。因为像您这样的人才，警探先生，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的职责就是打击坏人，我们……该怎么说好呢？我们就像系住百叶窗叶片的细绳。一旦我们系得不牢靠，一切都会分崩离析。您背负的责任可是相当重大啊，警探先生。”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开了口，语气里的坚决让我吃了一惊。

“我只是个普通人，先生。我会留下来尽我所能。我会留在这个位子上尽全力打击毒蛇。不过这回的对手可是个九头怪兽。你砍掉一个头，它却又长出三个。我觉得情况就是这样，先生。情况变糟了。每一天都在恶化。这里发生的事，这些可怜的小孩……”他转回来面对着我，我此时可以看到他脸上的怒火，“我只是个小人物。假如我有身份地位”—此刻，毫无疑问，他以控诉的眼神直视我双眼—“假如我有身份地位的话，老实告诉您，先生，我决不迟疑。我会直攻它的要害。”

“要害？”

“毒蛇的要害。我会去做。何苦跟这斩之不尽的头搏斗呢？我今天就到毒蛇的要害所在，斩草除根，免得……免得……”

他显然词穷了，只能站在那儿瞪着我。我不记得我回答了什么。也许喃喃说了这类的话：

“您能这么做的话，真是再好不过了。”然后转身离去。

还有去年夏天的一件事，那次我前往皇家地理学会听H·L·莫蒂默演讲。那个晚上相当温暖。一百多个听众，都是各个领域的一时之选；我看到听众里有一位自由派人士，还有一位来自牛津大学的知名历史学家。莫蒂默教授才讲了一个多小时，厅里已渐渐闷热起来。他的论文题目是：“纳粹主义是否会威胁基督教？”内容充满争议，认为全民普选会减弱英国对国际事务的控制力量。演讲后的发问时间，厅内讨论气氛炽热，不过都无关莫蒂默教授的想法，而是关于德军进入莱茵河以西非军事区的动作。宽容与谴责德国这项行动的声音一样热烈，不过那夜，我才刚度过忙碌不堪的几周，没花力气跟着起哄。

讨论得差不多了，来宾被引领到隔壁厅里用点心。那一边空间实在不够，等我进去的时候—我后面还有一串人呢—里头早已摩肩接踵。那夜留给我的印象，有一幕是身材高大、穿着围裙的女士，端着装有樱桃的托盘，挤过人群；还有一幕是头发泛白、体形如鸟的教授们，两两在那里交谈，大家的头部都往后仰，以保持礼貌的谈话距离。我觉得这种环境我实在待不下去，于是往出口挤了过去，此时有人轻拍我肩膀。我回头看见坎农·莫利对我微笑。他是位牧师，最近有个案子多亏他鼎力协助，不知他是否有话要跟我说，于是我停下来打个招呼。

“今夜真是棒极了，”他说，“启发了我好多思考空间。”

“的确有趣极了。”

“不过恕我直言，班克斯先生，我看到您也在会场，就等着听您发表高见呢。”

“可惜今晚我有点体力不济。再说，厅内每位来宾对这个议题的了解，似乎都比我多得多。”

“哪，您太客气，太客气了。”他笑了笑，轻轻碰了我胸口一下。接着他靠了过来—也许背后有人推挤—他的脸离我仅数寸。“我老老实实对您说，”他开口道，“我有点意外，您怎么忍得住不发言。大家都在谈论欧洲的危机。您说您累了；也许只是礼貌性的托辞罢。无论如何，我没想到您会任由他们胡诌。”

“胡诌？”

“我要说的是，请您包涵—今晚出席的这些绅士们，自然会认为欧洲是当前世界动乱的暴风眼。不过，班克斯先生您，您当然知道真相。您知道我们目前危机的中心，其实距离我们非常遥远。”

我认真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对不起，先生。我不太懂您指的是什么。”

“噢，怎么可能呢。”他笑笑，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您怎么可能不懂。”

“我说的是真的，先生，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您会认为我对这种事有什么独到的见解。没错，这些年我调查过一些刑案，也许我已描绘出某些邪恶的形式如何显形的基本图像。可是，对于强权之间如何保持平衡，我们如何遏制欧洲境内激烈的欲望冲突，对于这类事情，我得承认我没什么大理论可言。”

“没有理论？也许没有。”坎农·莫利继续对我微笑，“不过您有的，这么说好了，那是一种特殊的背景，当前我们一切焦虑的核心其实就跟这个背景有关。噢，别这么说吧，好老兄！您完全清楚我指的是什么！您比谁都清楚，暴风眼根本不在欧洲，而在远东。说准确一点，是在上海。”

“上海，”我语气疲软，“没错，我也觉得……觉得那个城市里，的确有些问题。”

“的确有问题。原本只是当地的问题，却任由它蔓延坐大，这几年来，把毒素散布到世界各处，浸透了我们的文明。这个哪里需要我来跟您提。”

“我想，先生，您会明白，”我说，决定不再隐藏我的不悦，“我这些年致力于阻止犯罪与邪恶的扩张，不管它们在何处现身。但是，我当然也只能在我有限的领域里发挥所长。至于那些发生在海角天涯的事，说真的，先生，您总不能期望我也……”

“噢，别这么说吧！真是的！”

我原本几乎要失去耐性了，可巧有位牧师挤过人群来跟他寒暄。坎农·莫利将我们介绍给对方认识，我也趁机告退。

这种事还有好几桩，就算没这么明白直截，也渐渐累积成一股推动力，让我渐渐往某个方向走去。当然，这也包括那次在德雷科茨的婚礼上与莎拉·亨明斯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