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才描述的这件事还有更深的一个层面，在此不知该不该提，我也不确定这件事有没有任何实质意义。此事跟菲利普叔叔那天在我家前面拉住我母亲的方式有关；还有，就是他进了屋子里对母亲说的话，声音有点不对劲：“可是我们什么方法都得试一试，你难道不明白吗？”我提不出任何具体证据，只不过小孩有时往往更能察觉那些比较不明确的事物。总之，我就是觉得那天菲利普叔叔绝对有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清清楚楚感觉到菲利普叔叔这次并不是“站在我们这边”；感觉到他跟那个肥胖的中国人，比跟我们还要亲密；甚至还感觉到—这极可能纯粹是我的幻想—胖男士坐车走的时候，菲利普叔叔还跟他互换了个眼神。如我所说，我无法指出任何具体线索来佐证这些感觉，也许是因为菲利普叔叔最后终究还是现出原形，才让我有这些后见之明罢。

即使到了今天，想到我跟菲利普叔叔的关系会那样收场，我心中仍隐隐作痛。我可能已经清楚地提过，他在那些年里已成为我崇拜的对象，我对他如此崇拜，甚至在我父亲刚失踪的那几天，我记得我甚至还觉得毋需太介意，因为菲利普叔叔总是可以递补他的空位。我无法否认，这个想法到后来连我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不过我要说的是，我对菲利普叔叔有一份特别的感情，也难怪那天我会放松警戒跟他出去。

我说“放松警戒”，是因为在那最后一天来临前的一阵子，我愈来愈为母亲的安危担忧，不时看着她。就连她说想独处，我都会留心她走进哪个房间，并且留心有哪扇门、哪扇窗是绑匪可能闯入的。晚上我躺着不睡，听她在屋内走动，我总是把我的武器放在手边—那是一根末端削尖的棍子，是秋良给我的。

然而深入回想这一切，我觉得，事情发展到那个时候，我内心深处并不太相信我的恐惧会成为现实。就拿我认为一根尖棍儿就足以吓阻绑匪一事来说—我常在睡梦中幻想自己与数十名闯进楼上的绑匪恶斗，他们一个个被我打倒—这或许也说明了当时我的恐惧，依然停留在一个多么脱离现实、荒诞不经的层级上。

尽管如此，我为母亲的安危心焦不已是毋庸置疑的。我当时实在不懂，其他大人怎么都没有采取任何保护她的措施。那段时间，我不喜欢让母亲离开我的视线，而如我所说，倘若那天邀我的人不是菲利普叔叔，我绝不会放松警戒。

那是个晴朗多风的早晨。我记得我从游戏室的窗口，看着树叶在前院的马车道上飞舞。早餐后不久，菲利普叔叔就和母亲一起待在楼下，我于是可以放松一下，相信只要菲利普叔叔在她身边，她就不会有事。

上午过了一半，我听见菲利普叔叔叫我。我走到楼梯口，从护栏往下望，看见母亲与菲利普叔叔站在玄关抬头看我。这是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他们有欣喜之色，仿佛听了一则笑话才刚笑完一样。大门没关上，有一道细长的阳光泻进玄关。菲利普叔叔说：

“我说小海雀，你不是一直说你要手风琴吗？哪，我要买一架送你。昨天我在汉口路的橱窗里看到一架精美的法式手风琴。店主显然不知道价格开得太低呢。我说不如我们俩过去看看。你要是看了喜欢，就是你的了。这主意不赖吧？”

这件事让我冲下楼梯，最后四阶还并作一步，还在大人周围打转，鼓动双臂模仿老鹰。我在耍宝时，很高兴能听到母亲的笑声—好一阵子没有听到她这样笑了。老实说，有可能这种气氛—以为情况或许就要开始回到从前—正是导致我“放松警戒”的重大因素。我问菲利普叔叔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他耸耸肩说：

“何不现在就走？如果放着，说不定就让别人看上了。说不定此时此刻，我们还在谈，它就被人买走了呢！”

我冲向门口，母亲又笑了。接着她告诉我，我得把外套、鞋子穿好。我记得我想说我不要穿外套，结果没提，以免大人改变心意，不只是害怕买不成手风琴，也怕整个轻松的气氛跟着改变。

菲利普叔叔跟我走过前院出发时，我漫不经心地向母亲挥别。接着我又走了几步，赶向等候的马车。菲利普叔叔拉住我的肩膀说：“哪，跟母亲挥挥手。”也不管我才挥过。不过我当时并没有多想，只是依他吩咐转身向母亲再次挥手，她的身影优雅端庄，亭亭立于门口。

大半的路，马车走的是我与母亲平日到市中心的路线。一路上菲利普叔叔沉默不语，这让我有点意外，不过我从来没有单独跟他共乘过马车，所以猜想这也许是他平常的习惯。每当我指着路旁的东西给他看，他的确会愉快地回应；不过没一会儿，他就又沉默地凝视窗外。林荫大道渐渐变成拥挤的街道，我们的车夫对着挡路的黄包车与路人吼叫。我们经过南京路那间小小的古玩店，我记得我伸长了脖子，想看看广西路转角的那间玩具店。马车接近蔬菜市场，我才想着该掩鼻阻挡腐菜味的时候，菲利普叔叔忽然用手杖轻敲，指示车夫把马车停下来。

“我们从这里开始走路，”他对我说，“我知道一条捷径。走那里快得多。”

这个变通之道完全合理。我从过去的经验知道，南京路附近的街道人潮汹涌，马车或汽车往往一被堵住就是五分钟，甚至十分钟不能动弹。于是我什么也没说就让他扶我下车。不过就在那时候，我开始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也许是菲利普叔叔扶我下车碰我的方式有点不对劲；也许是他的态度哪里不对。不过他接着对我笑笑，又说了些话，可惜周遭太嘈杂听不到。他指向邻近的巷子，我紧跟在他后面，挤过洋溢着欢乐气氛的人潮。我们从阳光走进阴影，接着他停下来转身向我，就在推推搡搡的人群当中。他把一只手放到我肩上，然后问我：

“克里斯托弗，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你猜得到吗？”

我向四周看看，然后指着一座石头拱门，门下的菜贩四周围满人群，我答说：“知道，那里过去是九江路。”

“好，那么你完全清楚我们现在在哪里。”他诡异地一笑，“这一带的路你很熟啰。”

我点点头，静待其变，但心底深处却涌起一种感觉：非常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也许菲利普叔叔要说别的事—也许他本来的计划完全不是这样—可是在那一刻，我们站在熙来攘往的人群里，我相信他从我表情里看出事迹已然败露。他脸上一阵错愕，接着他尽可能压过周围的噪音对我说：

“好孩子。”

他再度抓住我的肩膀，眼神则四下观望。然后他仿佛做好了决定—这个我早有心理准备。

“好孩子！”他说，这次声量更大，声音因激动而颤抖。他继续说：“我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你明白吗？我没有要伤害你的意思。”

说完他便转身消失在人群里。我只抱着些许希望跟了上去，过了一会儿，瞥见他的白色外套急忙穿过人群离去。他穿过拱门之后就再也看不见了。

接下来有一会儿，我就呆立在人群之中，尽量不去回想刚才的事情到底有什么道理。接着，我忽然开始移动脚步，往来时的方向走回去，回到我们下马车的地方。我再也顾不得礼节，在群众里看到缝隙就强挤，有空间就硬钻，惹得好多路人在我背后或大笑或叫骂。我到了那条街上，自然发现马车早已驶离。有那么几秒钟，我不知所措地站在马路中央，试着在脑子里想好回家的路线，接着就使尽全力快跑。

我沿着九江路跑，横越了石子高低不平的云南路，到了南京路则再次挤过人群。跑到涌泉路，我已经气喘如牛，不过我激励自己，就剩这一段又长又直的路了，路上的人还算少。

也许是因为觉得自己的恐惧纯属个人感受—也或许因为我的看法已经有了深沉的转变—我竟没有想到向路过的大人求救，或者拦下路上的马车或汽车。我开步就跑，尽管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尽管我的步伐一定很引人侧目，尽管燠热与疲倦让我有时只能半走半跑，但我相信我一路都没停过。最后我经过美国领事的住所，接着是罗伯逊先生的家。离开涌泉路便进入了我家所在的道路，再喘口气，我便一路跑到我家的大门口。

走过车道—尽管没有什么明显迹象—我知道已经太迟了，事情早已结束。我发现正门被闩上了。我跑到后门，一推就开，跑过屋内，不知怎么，我并没有呼唤母亲，反而是呼唤梅俐—也许都到了这个地步，我还不愿接受呼唤母亲所意味的事情。

家里好像空无一人。我站在玄关，奇怪，怎么会听到咯咯傻笑的声音。声音从图书室传来，我转身走过去，房门半开，我看见梅俐坐在我的书桌旁。她坐得直挺挺，我在玄关出现时，她朝我看看，又发出一声傻笑，仿佛听了一则有关别人私事的笑话，想要憋住不笑出来。那时候我才忽然意识到她是在啜泣，而我已然明白，我在那段痛苦的长跑之中就心知肚明，母亲已经不在那儿了。我心中对梅俐生起一股冷冷的愤怒—这么多年来，她让我敬畏有加，可现在我明白这一切全是装腔作势：她丝毫无法控制这个逐渐将我们吞没的混乱世界；她只是个可悲的小女人，全靠伪装在我眼中建立她的形象，当巨大势力相互冲突斗争之际，她根本贱于蝼蚁。我站在走廊上瞪着她，眼神鄙夷至极。

现在已是深夜—写下最后那句话，又过了一个多钟头—然而我还在这里，在书桌边。我想我一直坐在那儿，反复回想这些往事，其中有好些已经多年不曾从心底唤起。然而我也展望未来，期盼有一天我终于可以重回上海；期盼我可以跟秋良一起做的所有事情。那城市当然会经历一些变化。不过我也知道，秋良只会想带着我到处逛，向我炫耀他将这城市不为人知的角落摸得多么熟。他会知道吃该到哪儿吃，喝要到哪儿喝，逛又得到哪儿逛；也知道有哪个绝佳的场所，可以让我们在辛苦了一整天以后，坐下来聊到深夜，叙叙自从上回一别，我们各自经历了多少沧海桑田。

可是此刻我得先睡觉。明天早上还有许多事要忙，而且下午跟莎拉搭公车漫游伦敦花了些时间，我得把进度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