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上海·华懋饭店[华懋饭店（Cathay Hotel），今和平饭店北楼，是当时上海滩最高的建筑，也是最豪华、最高级的饭店。]

到阿拉伯国家旅行的人，常常会抱怨当地人跟你讲话把脸靠得很近，让人不知所措。当然这不过是因为当地的习俗与我们不同罢了，任何思想开放的访客，不久便能见怪不怪。我也想过，我应该设法以类似的观点来看待这三个星期以来，我在上海碰到的某个状况，也就是：大家一有机会就挡住别人的视线。每当你刚进入某个房间或者才下车，马上就有人面带笑容挡住你的视线，让你连最基本的环境观察都无法进行。多半挡你的人，就是邀你来的那个人或是带路的人；但是，就算被围堵的视线一时有了缺口，那儿也永远不乏旁人急着填补这个空缺。就我所知，这个社区里的各国成员—英国人、中国人、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俄国人—都同样热中此道，于是我们不得不做出结论：这是上海公共租界发展出来的独特习俗，超越所有种族与阶级的藩篱。

我花了好几天才看清楚这项本地的奇风异俗，并理解这就是我刚到的那阵子屡屡迷失方向手足无措的乱源。如今，尽管偶尔又为之气恼，我却不会再过度在意此事。再说，我发现上海有另一种可与之互补的习俗，这让我的生活好过些：在这里，对于挡路的人，就算你把他一脚踢开，似乎大家都还能容许。虽然我自己还没那个胆量亲身试试这种特许权，但我早在几次社交聚会上见识过名媛淑女扫除路障是何等霸气，而且不会惹来半声怨言。

到这里的第二天晚上，我走进汇中饭店顶楼舞厅的时候，还没搞清楚这两种耐人寻味的习俗，结果晚上大半时间都过得很不愉快，当时以为公共租界就是这般混乱拥挤。走出电梯，才瞥见铺向舞厅的豪华地毯—上面站了一整排的中国侍者—今晚的主人之一，英国领事馆的麦克唐纳先生，就把他的庞大身躯挡在我身前。我注意到我们经过时，这些侍者就会鞠躬，戴着白手套的手在身前抱拳，感觉挺新鲜的。不过我们才经过第三位—总共有六七位侍者—这一侧的视线也被晚宴的另一位主人挡住了。那是一位叫做格雷森的先生，代表上海工部局[上海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上海公共租界内的最高行政机构]。他赶到我身边，继续他刚才在电梯里讲到一半的话。根据我两位东道主的说法，“这是城里最时髦的夜总会，来的都是上海的精英”。才一进舞厅，我就觉得我掉进了人潮的洪流。高耸的天花板挂了华丽的吊灯，我依此猜测房间应该相当宽阔，虽然一时之间还无法证实。我跟着两位主人走过人群，看到厅内一侧全是大窗子，此刻夕阳斜照。我瞥见远处有座大舞台，台上有几位身着白色燕尾服的乐师在那儿闲晃聊天。他们跟大家一样，好像在等待什么—也许只是等待夜幕低垂。总之，会场的气氛浮动，大家互相推挤着，没有明显的目的。

我几乎跟丢了主人，不过我随即看到麦克唐纳先生向我招手，于是我走到一张小桌边坐下，桌上铺着浆熨过的白色桌巾，我的伙伴们也跟着挤了过来。从这个较低的位置，我可以看到一大片地板现在已经空了出来—待会儿应该会有歌舞表演—所有在场的人都挤到厅里靠玻璃窗这一侧的狭长地带。我坐的这张桌子跟一长排的桌子放在一起，我想看看这排桌子的尽头有多远，却被人挡住了。邻桌并没有人坐，可能是因为人潮拥挤不好坐。一点也不假，没多久我这张桌子仿佛变成了一叶小舟，任上海名流的浪潮从四面八方冲击。再者，我的到场也并非没人注意；我听到耳语在身边传递，告诉大家我来了，愈来愈多的目光投射过来。

后来的情况实在教人如坐针毡，尽管如此，我记得在我还能忍受的时候，我还是努力继续刚才坐车来饭店的时候，在车上与两位主人谈论的话题。我记得曾对麦克唐纳先生说：

“我深深感激您的建议，先生。不过，老实说，我宁可独自进行调查。我习惯这样工作。”

“那就依你了，老兄，”麦克唐纳先生说，“我只是想提提无妨。我建议的那些人当然对上海了如指掌。最厉害的几位可以媲美苏格兰场的高手。我只是觉得他们或许可以帮你省去些许宝贵的时间罢了。”

“不过，您应该记得我告诉过您，麦克唐纳先生。我是对案情有了清楚的了解，才从英国出发的。换言之，抵达此地并非起点，而是多年研究的顶峰。”

“换句话说，”格雷森忽然插嘴，“您来我们这里，就是要把这事做个了结。真了不起！真令人高兴！”

麦克唐纳对这位工部局的代表投以鄙夷的眼神，然后当格雷森没说过这些话似的，继续他的话题。

“我绝没有怀疑你的能力，老兄。你的记录可是相当辉煌。我的意思是，多一点人手支援你。当然是完全听命于你。不过，你知道的，就是要让事情尽快了结。你刚到这里，可能还不完全明白情况已经紧迫到了什么地步。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我知道；可是，我只怕我们没那么多太平日子了。”

“我完全了解情况紧急，麦克唐纳先生。不过我只能重申一事：我有十足把握相信事情在相当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条件即是，我必须要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进行调查。”

“那真是太棒了！”格雷森欢呼，又让麦克唐纳冷冷瞪了一眼。

那天大半的时间，麦克唐纳先生都陪在我身边，我愈来愈受不了他假装只是一位身兼接待事务的领事。让他露出狐狸尾巴的，不只是他对我的计划好奇得超乎常情—或者他急着强塞“助手”给我；还有他说谎时脸不红气不喘的样子，再加上雍容优雅的礼节，一眼就看得出他是高阶情报人员。当天晚上到了那个节骨眼，我大概已经厌倦于应付他言辞闪烁的把戏，于是我提出了一项请求，仿佛真相我们早已彼此心照不宣。

“既然您提起协助一事，我倒是对警方所谓的‘黄蛇凶杀案’特别感兴趣。”

“哦，是吗？”我看得出麦克唐纳的表情里出现戒心。反观格雷森，他似乎不知道我所指为何，看看我又看看他。

“老实说”—我说下去，仔细盯着麦克唐纳—“我正是搜集了充足的‘黄蛇凶杀案’的资料，才决定走这一趟。”

“原来如此。所以你对‘黄蛇’的案子有兴趣。”麦克唐纳假装若无其事，往厅里望了一眼，“那案子很棘手哟，不过没那么重要吧，若以大局而论，我倒不会想到这桩案子。”

“那可不然。我相信这案子事关重大。”

“容我打个岔，”格雷森终于找到空当插嘴，“敢问你们谈的‘黄蛇凶杀案’是怎么回事？我从来没听过。”

“那就是大家所说的共产党报复行动。”麦克唐纳告诉他，“红军对待背叛自己人的告密者，便是杀光他的全部同党。”接着他转过来对我说，“这种事情时有所闻。红军干起这种事毫不留情。不过那是中国人的家务事。红军已完全在蒋介石的股掌之上，蒋介石也打算继续把他们捏在掌心里，不管日本人侵不侵略。我们只想作壁上观，你知道的。真没想到你对这个案子这么有兴趣，老兄。”

“不过这些特定的报复行动，”我说，“这些‘黄蛇凶杀案’，已经持续许多年。过去四年来每隔一阵子就会发生，至今已有十三人遇害。”

“你细节知道得比我还多，老兄。不过就我所听到的消息，这些报复行动之所以会延续这么多时日，是因为红军不知道谁是叛徒。每当他们认为这位‘黄蛇’老兄另有其人了，他们就再找个目标下手。”

“麦克唐纳先生，有件事对我的工作会有很大帮助，就是让我跟这位告密者谈谈。这位大家所说的‘黄蛇’。”

麦克唐纳耸耸肩。“这全都是中国人的家务事，老兄。我们谁也不知道‘黄蛇’是谁。在我看来，要是中国政府肯公布此人身份，也算是好事一桩，免得又有无辜百姓被误认为和他有瓜葛。可说实在的，老兄，这全都是中国人的家务事啊，我们最好别插手。”

“我得跟这个告密者谈，这事关重大。”

“好吧，既然你的意愿这么强，我会帮你跟一些人说说看。不过，我可不能跟你保证什么。这家伙似乎对中国政府极有用处。蒋介石的人马把他的身份藏得滴水不漏，我猜想。”

我开始察觉，这时候有许多人从四面八方挤过来，不但想看看我本人，更想顺便听听我们在谈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必期望麦克唐纳会说真话，所以我决定暂时搁下这个话题。事实上，我当时有个冲动，想要站起来喘口气，不过我还来不及动作，格雷森就面带笑容倾身向我说：“班克斯先生，我有件事想简单向您报告。是这样子，先生，我好荣幸能负责举办那个宴会。就是那个欢迎仪式。”

“格雷森先生，我实在不愿显得不知好歹，不过就像麦克唐纳先生刚刚说的，时间实在相当紧迫。而且我已经感受到太多热情的接待了，实在承担不起……”

“不，不，先生”—格雷森先生紧张地笑了笑—“我指的是另一个欢迎的仪式。我的意思是，欢迎令尊令堂历劫多年归来的那个。”

这点，我得承认，来得有点突然，也许有那么一秒我愣在那里瞪着他。他又紧张地笑笑，对我说：

“当然，现在还言之过早，这个我明白。还得等您破案呢。当然，我也不想先空欢喜一场。可是无论如何，您知道的，我们还是有义务准备。只要您一宣布破案，大家的目光都会投向我们工部局，期望我们举办一个场面配得上这事的典礼。他们会希望典礼能别出心裁，他们会希望愈快愈好。不过您知道的，先生，举办这种场面的活动，实在不简单。因此是这样子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先提几个概略的方案让您选择。我想先请教，先生，不知道您满不满意极司菲尔公园这个地点？是这样子，我们恐怕需要一个相当大的场地……”

格雷森说话的当儿，我渐渐听到某种声音—从宾客谈笑声后面的某处传来—那是远方的枪炮声。这时格雷森的话被一记撼动舞厅的轰然巨响打断。我紧张地抬起头来，却见四周宾客谈笑依旧，甚至欢笑，鸡尾酒杯还拿在手上。过了一会儿，我可以察觉人群往窗边移动，就好像是外头有一场板球赛又开局了似的。我决定逮住这个机会脱身，于是起身跟着大家移动。我前面挡了太多人，什么也看不到，我想办法往前钻，这时我听到身边有位鬓发斑白的老太太对我说话。

“班克斯先生，”她说，“您知不知道，您来了上海，大家都觉得救兵来了？当然，我们并不喜欢形之于色，可是我们实在好担心，哪”—她指向枪炮声的来处—“我丈夫，他坚称日本人不敢攻打公共租界。可是您知道吗，他一天至少要提个二十次，那一点也不会教人安心。告诉您，班克斯先生，您即将抵达的消息才传来，那可是我们这里几个月以来的第一个好消息。我丈夫甚至不再念经似的反复提说日本人呢，至少停了好几天。天哪！”

另一声雷霆般的巨响撼动舞厅，激起了几声倒彩。接着我发现离我不远处有几扇落地窗已经打开，大家挤到阳台上。

“别担心，班克斯先生，”有位年轻人说，抓住我的手肘，“那不可能炸到我们这里来。双方自从‘血腥星期一’之后，都极度小心。”

“不过这声音是从哪里来的？”我问他。

“哦，是从港湾里的日本战舰来的。实际上炮弹越过我们头顶上空，落在那条河的对岸。入夜以后，就壮观了。有点像流星雨。”

“万一落得近了呢？”

我这个想法，不仅让跟我说话的年轻人笑了，连我身边其他几个人也笑了—我实在不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接着有人说：“我们也只能信任日本人的射击技术啰。毕竟炸偏了，也可能炸到他们自己人。”

“班克斯先生，也许您需要这个。”

有人递上一只看歌剧的望远镜。我才接下，这动作就仿佛是一道指令，众人立刻让出一条路给我，我发现大家竟簇拥着我走向落地窗。

我踏上一座小阳台。一阵温暖的微风吹来，满天晚霞嫣红。我这里位置相当高，看得到另一排楼房外的运河。河的对岸是一大片低矮破旧的房子，有道灰色的烟柱从那儿升向夜空。

我把望远镜放到眼前，不过焦距不对，什么都看不见。我转了转调焦钮，发现我对准的是运河，看到的景象让我略感意外：河上各种船只竟然无视邻近的战斗，继续忙着日常事务。我对准某一艘船—类似舢板的小舟，上头只有船夫一人—船上堆满木箱与包裹，似乎钻不过我眼下这个低矮的运河桥洞。我看的时候，那条小船急速接近桥洞，我敢说至少堆在顶层的一两件一定会掉到水里。接下来的几秒，我透过望远镜盯着船，完全忘了战事。我注意到船夫跟我一样，全心关注着他货物的安危，完全无视他右方不到六十码处就有战斗在进行。接着船钻入桥底，等它顺畅地从另一头滑出，那些摇摇欲坠的货物一件也不少，我轻叹一声放下望远镜。

我发现我看船的时候，背后聚集了一大群人。我把望远镜递给旁人，没特别对谁说：“原来那就是战争。值得一看。伤亡情况不知道怎样，你们觉得呢？”

这个问题引发了许多回答。有人说：“闸北区死了一大堆人。不过日本佬再过几天就会把那儿攻下来，到时又会安静了。”

“还不一定呢，”另一个人又说，“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的表现都很让人惊讶，我敢说他们会坚持下去。我敢说他们还可以撑上好一阵子。”

接着，我周遭每个人似乎都同时争论了起来。几天、几周，这有何不同呢？中国人迟早要投降，为什么不趁早呢？有几个人反对这看法，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干脆。情况天天在变，有许多因素都相互关联，牵一发动全局。

“再说，”有人大声问道，“班克斯先生不是来了吗？”

说这话的人显然自以为很有说服力，可这话却僵在半空中，让大家鸦雀无声，再度将所有的目光投向我。事实上，我发现不只是阳台附近的人群，而是整个舞厅里的人都静了下来，等着我回应。我灵机一动，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发表声明—也许在我踏进舞厅的那一刻，就有必要这么做—我清清喉咙，大声宣布：

“各位女士先生们，我看得出这里的情况陷入了困局。我也无意在这种时机带来虚假的期望。但是容我这么说：假如我没有信心能在不久的未来圆满地了结此案，我也不会来这里。事实上，女士们先生们，我觉得我不只是有信心而已。因此，容我请求各位在往后的一两个星期里耐心等待。之后再来看看我们做了多少事。”

我说完最后这些话，爵士乐队忽然在舞厅里演奏起来。我不确定这是否只是巧合，无论如何，倒给了我的演讲一个漂亮的结尾。我觉得舞厅内的目光渐渐从我身上移开，也看到大家都开始往厅内移动。我也往里头走，想办法找回原来那个桌位—有一会儿我有点迷失方向—发现一群舞娘已在舞池里载歌载舞。

舞娘也许多达二十名，许多都是欧亚混血，鸟形的服装极尽暴露之能事。舞娘翩翩起舞，尽管这片歌舞升平景象的背后杂音清晰可闻，然而大家似乎不再对一水之隔的战事感兴趣了。对这些人而言，这有如结束了一个节目，另一个又接着上场。我心里产生一股反感，自从抵达上海以后，这样的感觉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不只是因为这么些年来他们只会坐困愁城，面对难题束手无策，放任情况恶化到今天这种令人发指的地步，还衍生出许多盘根错节的难题。从我抵达的那一刻起，真正教我心里暗暗吃惊的是，这里每一个人都拒绝承认他们罪有应得。待在这里约两周的时间里，在我所接触的所有这些英国人当中，不论地位高低，我都还没遇到—一次也没有—有谁真心感到羞愧。换言之，在这里，在这个可能吞噬整个文明世界的大漩涡的涡眼里，大家在心照不宣中无耻可悲地集体否认现实，否认自身的责任，而这种行为转为自我封闭，变本加厉，以冠冕堂皇的自我保护表现于外，这是我经常碰到的情况。而现在眼前的这一群所谓上海的精英，如此不屑一顾地凝望他们的中国邻居在运河对岸受苦受难。

我沿着围观歌舞的人群背后走动，尽量把厌恶之情收藏起来，这时有人扯扯我的手臂，我转身一看，是莎拉。

“克里斯托弗，”她说，“我整晚想尽办法要挤到你身边。难道你没时间跟家乡来的朋友打个招呼吗？瞧，塞西尔在那里，他正在向你挥手呢。”

我花了一会儿工夫才在人群中找到塞西尔爵士；他独自坐在厅内远处角落里的桌位，果然在向我挥手。我也向他挥挥手，然后转向莎拉。

这是我抵达后首次和她碰面。那天晚上她给我的印象是她过得非常不错；上海的阳光驱走了她惯有的苍白，让她显得脸色红润。而且，当我们问候交谈的时候，她的态度依然轻松自信。一直要到此刻，经历了昨晚的事件，我才又想起那夜首次碰面的情况，真不知道我怎么瞎了眼似的，没看出端倪。当然或许只是后见之明，才让我吹毛求疵地回想她的笑容有无异样，特别是提起塞西尔爵士的时候。而且，即使我们交谈的内容仅止于寒暄问候，经过昨夜的事，那天晚上她说了一句话—就算是当时，也已经让我略微一怔—直到今天还在我心头镇日萦绕。

我当时问她跟塞西尔爵士在这里的一年过得可愉快。她向我保证，尽管塞西尔爵士并未达成他预期的突破，但他的诸多努力依然赢得了上海各界的感激。就在这时候，我问了她一个问题，没什么特别用意：

“这么说，你们没有立即离开上海的打算啰？”

莎拉听了以后笑了出来，又往塞西尔爵士的方向凝望一眼，然后才说：“没有，我们现在安定得很。新城饭店非常舒适。我想我们近期内哪儿也不会去。除非有人来拯救我们，那就另当别论了。”

她说这些话的语气—包括最后说的拯救云云—尽管像是说笑，尽管我不清楚她话中是否有话，我还是浅笑了两声表示附和。那时候，就我记忆所及，我们转而聊起在英国共同的朋友，后来格雷森走过来，三言两语就打断了这场看似单纯的谈话。

如我所说，直到此刻，经历了昨夜的一切，我好像才开始追溯这三个星期里跟莎拉几次碰面的情况，而每次回溯，最后都归结到莎拉的这句话，一句仿佛事后才在她愉快的回答里加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