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才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薯，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他很喜欢播种、犁地。他妈妈常说，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沉默）

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连在梦里都没有，都是我呼唤他。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

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上午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担心第二天怎么出城买新鲜牛奶。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已经出现了一把我们推开。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大家都好开心——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了妈妈。我说：“妈妈，瓦西里在莫斯科，搭专机去的。”

我们整理菜园（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谁知道？当时有谁知道？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后就没有到我梦中呼唤我了，一次也没有（开始哭）。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妈妈哭着问：“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点烦躁。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好啦，没戏唱了！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号。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我问：“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现在怎么样了？”“城里情况如何？”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大家都没说话，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不要离我太近，去拿张椅子。”

“别傻了。”我不理他。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包括右边、左边和楼下的病房，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一个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们一直说：“你拿锅子，拿盘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因为当晚执勤的消防员有六个[据译文中的“六个”解，煮的汤应该还有讲述人丈夫的一份。——编者注]：巴舒克，克比诺克，堤特诺克，帕维克，堤斯古拉。我帮他们买牙膏、牙刷和肥皂，医院都没有提供，还帮他们买了小毛巾。

现在回想起来，朋友的反应让我很诧异。他们当然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但即使传言都出现了，他们还是说：“需要什么尽管拿！他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

我当时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过我记得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边照顾他们。”

我一大早去市场买菜，然后就到朋友家熬汤，所有食材都得磨碎。有人说：“帮我买苹果汁。”我就带六罐半升的果汁过去，都是六人份！我赶到医院，在那里待到晚上，然后又回城市的另一端。我还能撑多久？三天后，他们说我可以住进医院的员工宿舍。真是太棒了！

“但是那里没有厨房，我怎么煮饭？”

“你不用煮了，他们没办法消化。”

他开始变了，每一天都判若两人。灼伤开始在外表显露，他的嘴巴、舌头、脸颊，一开始是小伤口，后来愈变愈大。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忆！无法用言语形容！无法以文字描述！甚至至今无法释怀。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哭泣。

我好爱他！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们才刚结婚，走在街上，他会抓着我的手把我转一圈，不停吻我，路人都对我们微笑。

那是收容严重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天，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住进宿舍的第一天，他们测量我有没有辐射。我的衣服、行李、皮包、鞋子都是“热”的，他们当场全部拿走，包括内衣裤，只留下钱。他们给了我一件医院的袍子作为交换——尺寸是五十六号，还有一双四十三号的拖鞋。他们说衣服也许会还我，也许不会，因为那些衣服很可能“洗不干净”。我穿着袍子去看他，他吓一跳，说：“女人，你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想办法帮他熬汤，我用玻璃罐煮水，放进很小块的鸡肉。后来忘了是清洁妇还是守卫给了我锅子，也有人给我砧板，让我切香芹。我不能穿医院的袍子去市场，所以他们替我带蔬菜。可是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他没法喝东西，连生鸡蛋都吞不下去。不过我还是想让他吃点好的，好像那还是有差别似的。

我跑到邮局说：“小姐，我要打电话给在伊凡诺·福兰克夫斯克的父母。立刻！我先生快死了。”

她们立刻明白我从哪里来，知道我先生是什么人，马上帮我接通了电话。我的父亲、妹妹和弟弟帮我带了行李和钱，当天就飞到莫斯科。那天是五月九日，他过去常对我说：“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到了胜利纪念日，会放烟火，真希望你能看到。”

我坐在病房里，他睁开眼睛问：“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九点。”

“打开窗户！他们要放烟火了！”

我打开窗户。我们在八楼，整座城市都映入我们的眼帘！一束火花在空中绽放。

“你看！”我说。

“我说过我会带你来莫斯科，而且逢年过节都会送你花。”

他从枕头下拿出三朵他拜托护士帮忙买的康乃馨。

我跑过去吻他：“我好爱你！我只爱你一个！”

他开始咆哮：“医生是怎么说的？不能抱我和亲我！”

他们不让我抱他，可是我……我扶他坐起，帮他铺床，放温度计，拿餐盘，整晚待在他身边。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连忙抓住窗台，还好是在走廊，不是在房间。一名经过的医生扶住我的手臂，接着突然问：“你是不是怀孕了？”

“没有，没有！”我好怕有人听到。

“不要说谎。”他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被叫到主任办公室。“你为什么骗我？”她问。

“我没办法，如果告诉你实情，你会叫我回家。那是神圣的谎言！”

“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

“但是我要和他在一起……”

我一辈子感激安格林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一辈子！其他人的妻子也来了，但是她们不能进医院，只有他们的母亲和我在一起。

沃洛佳·帕维克的妈妈不停祈求上帝：“拿我的性命和他交换。”

负责骨髓移植手术的美国人盖尔医生安慰我：“有一点希望，虽然希望不大，但是仍有一线生机，因为他们都还年轻力壮！”

他们通知他所有的亲戚，他的两个姐妹从白俄罗斯过来，在列宁格勒当兵的弟弟也来了。年纪较小的妹妹娜塔莎才十四岁，她很害怕，一直哭，可是她的骨髓是最合适的。（沉默）我现在可以讲这件事，之前没办法，我十年没讲这件事了。（沉默）

他得知他们打算取小妹的骨髓时断然拒绝，他说：“我宁可死掉。她那么小，不要碰她。”

他的姐姐柳达当时二十八岁，是护士，很了解移植骨髓的过程，但是她愿意移植，她说：“只要他能活下去。”

我透过手术室的大窗观看手术过程。他们躺在并排的手术台上，手术一共历时两小时。结束之后，柳达看起来比他还虚弱。他们在她胸前刺了十八个洞，麻药几乎退不掉。她从前是健康漂亮的姑娘，现在却体弱多病，一直没结婚。我在他们的病房间穿梭，他不再住普通病房了，而是住特殊的生物室，躺在透明帷幕里，没有人可以进去。

他们有特殊仪器，不用进入帷幕就可以帮他注射或放置导管。帷幕用魔术贴粘着，我把帷幕推到旁边，走到里面，坐在床边的小椅子上。他的情况变得很糟，我一秒钟都离不开他。他一直问：“露德米拉，你在哪里？小露！”一直问。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员都由士兵照顾，勤务工因为没有防护衣物，所以拒绝照顾他们。那些士兵端卫生器皿，擦地，换床单，什么都做。他们从哪里找来那些士兵？我们没问。但是他……他……我每天都听到：“死了，死了，堤斯古拉死了，堤特诺克死了。”死了，死了，就像大锤敲在我的脑袋上。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随着血液和黏液。手臂和双腿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疮。只要一转头，就可以看到一簇头发留在枕头上。我开玩笑说：“这样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不久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光，我亲手替他剃，因为我想为他做所有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他身边，我一刻也闲不下来。（沉默许久）

我弟弟来了，他很害怕地说：“我不让你再进去！”

但是我父亲对我弟弟说：“你以为你能阻止她吗？她不是从窗户，就是从逃生口爬进去！”

我回到医院，看到床边桌上摆了一颗橙子，很大，粉红色的。他微笑着说：“我的礼物，拿去吧。”

护士在帷幕外对我比手势说不能吃。已经摆在他身边好一阵子了，所以不但不能吃，甚至连碰都不该碰。

“吃啊，”他说，“你喜欢吃橙子。”

我拿起那颗橙子，他闭上眼——他们一直替他注射，让他入睡。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只希望尽可能让他不想到死亡，不去管他会不会死得很惨，或是我怕不怕他。我记得当时有人说：“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爱的人了，而是有强烈辐射、严重辐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没有自杀倾向，就理智一点。”

我发狂似的说：“但是我爱他！我爱他！”

他睡觉时，我轻声说：“我爱你！”走在医院中庭：“我爱你。”端着托盘：“我爱你。”我记得在家的时候，他晚上都要牵我的手才睡得着。他习惯一整夜握着我的手睡觉，所以在医院里我也牵着他的手不放。

有一天晚上，万籁俱寂，四周只剩下我们。他专注地看着我，突然说：“我好想看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他好不好。”

“我们要替他取什么名字？”

“你自己决定。”

“为什么我自己决定？我们有两个人。”

“这样的话，如果是男孩，就叫瓦西里；如果是女孩，就叫娜塔莎。”

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他……只有他。我就像瞎了眼一样！甚至感觉不到心脏下面小小的心跳，尽管那时我已经有六个月身孕，我以为宝宝在我身体里很安全。

医生不知道我晚上在生物室陪他，是护士让我进去的。起初他们求我：“你还年轻，为什么要这样？他已经不是人了，是核子反应器，你只会和他一起毁灭。”

但我像小狗一样在他们身旁打转，到门口站好几个小时，不断恳求，最后他们说：“好吧！不管你了！你不正常！”

早上八点，医生开始巡房前，护士会在帷幕外喊：“快跑！”我就去宿舍待一个小时。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我有通行证。我的小腿肿胀，变成蓝色，我实在累坏了。

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帮他拍照，没有穿任何衣服，赤裸裸的，只盖一小片薄布。我每天替他换那片布，上面都是血。我把他抬起来，他的皮肤粘在我手上。我告诉他：“亲爱的，帮我一下，你自己用手臂或手肘尽可能撑着，我帮你理顺床单，把皱的地方弄平。”

床单只要稍微打结，他的身上就会出现伤口。我把指甲剪得短到流血，才不会不小心割伤他。没有护士接近他，他需要什么都会叫我。

他们替他拍照，说是为了科学。我放声大叫，把他们推走！捶打他们！他们怎么敢这么做？他是我一个人的——是我的爱，真希望可以永远不让他们接近他。

我离开房间，走向走廊的沙发，因为我没看到他们。

我告诉值班护士：“他要死了。”

她对我说：“不然呢？他接受了一千六百伦琴的辐射。四百伦琴就会置人于死地，你等于坐在核子反应炉旁边。”

都是我的……我的爱。他们都死掉之后，医院进行“大整修”，刮掉墙壁，挖开地板。

到最后……我只记得零星的片段。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他身旁的小椅子上。晚上八点钟，我跟他说：“我去散个步。”他睁开眼睛又闭上，表示他听到了。

我走到宿舍，躺在地板上，我没办法躺在床上，全身都好痛。

清洁妇敲我的门说：“快去找他！他像发疯一样一直叫你！”

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诺克拜托我：“陪我去墓园，我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去。”

维佳·克比诺克和沃洛佳·帕维克要下葬了，他们是我和瓦西里的朋友，我们和他们两家很要好。爆炸前一天，大家在消防局合拍了一张照片，我们的丈夫都好英俊！好开心！那是另一种生活的最后一天。我们都好快乐！

我从墓园回来后，马上打电话到护理站问：“他怎么样？”

“他十五分钟前死了。”

什么？我整晚都待在那里，只离开三个小时！

我对着窗户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朝天空大喊，整栋楼都听得到，但是没有人敢过来。然后我想：我要再看他一眼！我跑下楼，看到他还在生物室，他们还没把他带走。

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露德米拉！小露！”护士告诉他：“她只离开一下子，马上回来。”他叹了口气，安静下来。我后来再也没有离开他，一路陪他到墓地。虽然我记得的不是坟墓，是那只大塑料袋。

他们在太平间问我：“想不想看我们替他穿什么衣服？”

当然想！他们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没法穿鞋，因为他的脚太肿了。他们也必须把衣服割开，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体可以穿，全身都是……伤口。

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我用绷带包着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那些东西。我没办法讲这些事，没办法用文字描写，觉得好难熬。都是我的回忆，我的爱。

他们找不到他可以穿的鞋子，只好让他光着脚下葬。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穿着制服的瓦西里放进玻璃纸袋，再把袋口绑紧，放入木棺，然后又用另一层袋子包住木棺。玻璃纸袋是透明的，厚得像桌布，最后他们把所有东西塞进锌制棺材里，只有帽子放不进去。

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来了，他们在莫斯科买了黑色手帕。特别委员会召见我们，他们的说辞都一样：“我们不可能交出你丈夫或你儿子的遗体，他们都有强烈辐射，要用特别的方式——密封的锌制棺材，上面盖水泥砖——安葬在莫斯科公墓，所以你们要签这份文件。”

如果有人抗议，说想把棺木带回家，他们会说，死者是英雄，不再属于他们家了，他们是国家的英雄，属于国家。

几个军人和我们坐上灵车，包括一名上校和他的手下，他们遵照指令行事。我们在莫斯科环城公路绕了两三个小时，又回到莫斯科，他们说：“现在不能让任何人进入墓园，墓园被外国记者包围了，再等一下。”

两家父母都没有说话，妈妈手里拿着黑色手帕。我觉得自己快昏过去了：“他们为什么要躲躲藏藏？我的丈夫是什么？杀人犯？罪犯？我们要埋葬什么人？”

妈妈摸摸我的头说：“女儿，安静，安静。”

上校说：“我们进墓园吧，妻子歇斯底里了。”

我们到了墓园，那些士兵负责抬棺木和包围、护送我们，只有我们可以进去。他们不到一分钟就用土盖好棺木，上校在旁边大喊：“快一点！快一点！”他们甚至不让我拥抱棺木。接着我们就被送上巴士，整个过程都是偷偷摸摸的。

他们马上帮我们买好回程机票，第二天就出发。从头到尾都有便衣军人跟着我们，不让我们离开宿舍购买旅途要吃的食物，也不让我们，尤其是我，和别人交谈，好像我当时有办法说话一样，其实我连哭都哭不出来。

离开时，值班女工清点物品，她当着我们的面，叠好毛巾和床单，放进聚乙烯袋，很可能准备拿去烧掉。我们支付宿舍费用。十四个晚上，那是治疗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个晚上，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回家后，我一走进屋子就跌到床上，整整睡了三天。救护车来了，医生说：“她会醒的，只是睡了一场可怕的觉。”

我当年二十三岁。

我记得，我梦到死去的奶奶穿着下葬时的衣服来找我，我看到她在装饰新年树，便问：“奶奶，为什么我们有新年树？现在是夏天。”

她说：“因为你的瓦西里马上要来找我。”

他在森林里长大，我记得那场梦——瓦西里穿着白袍，呼唤着娜塔莎——我们还未出世的女儿。在梦里她已经长大了，瓦西里把她抛向天空，两人笑成一团。我看着他们，想到：幸福真的好简单。我在梦里和他们在水边一直走。他很可能是叫我不要悲伤，这是他从天上给我的暗示。（沉默许久）

两个月后我去莫斯科，从火车站直奔他身边！我在墓园里对他说话时，突然开始阵痛，他们替我叫救护车。帮我接生的就是安格林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她之前就告诉我：“你要来这里生小孩。”离预产期还有两个礼拜。

他们把她抱来给我看——是女孩。我唤她：“小娜塔莎，爸爸替你取的名字。”

她看起来很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她有肝硬化，肝脏有二十八伦琴的辐射，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四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又是同一套说辞：“我们不会把她交给你。”

不把她交给我是什么意思？是我不把她交给你们！你们要拿她去研究。我恨你们的科学！我恨科学！（沉默）

我一直讲错话……我中风后不该大叫的，也不应该哭，所以我才一直说错话。但是我要讲一件没人知道的事——他们带来一只小木盒，告诉我：“她在里面。”

我看了看，她被火化了，变成骨灰。我哭着要求：“把她放在他的脚边。”

墓园里没有娜塔莎·伊格纳坚科的墓碑，只有他的名字。她还没有名字，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灵魂，我埋葬在那里的是一个灵魂。

我每次都带两束花去，一束给他，另一束摆在角落的是给她的。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一定用跪的。（开始语无伦次）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所有辐射，就像避雷针。她那么小，好小。（她呼吸困难）她救了……可是我好爱他们，因为……因为你不能用爱杀人，对不对？那么浓烈的爱！为什么爱情和死亡会并存，谁能解释给我听？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她沉默了很久）

他们给我一间基辅的公寓，在一栋大楼里，所有核电厂的人都被安置在那里。公寓很大，有两间房，是瓦西里和我梦寐以求的那种，可是我住在里面都快疯掉了！

我再婚之后，把所有事情告诉了我的先生，一切真相——我有一个很爱的人，我一辈子爱他。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他，我们虽然见面，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他到我家，因为那是瓦西里的家。

我在糖果店上班，一边做蛋糕一边流眼泪，我没有哭，眼泪却一直流。

我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安德烈，小安德烈。

我的朋友阻止我：“你不能生小孩。”

医生恐吓我：“你的身体无法承受。”

后来他们说，他会少一只手，说仪器显示他没有右手臂。

“那又怎样？”我心想，“我可以教他用左手写字。”

可是他出生时完好无缺，是个漂亮的男孩，学业成绩优异。现在我有一个让我可以活下去和呼吸的人了，他是我的希望。他什么事都懂，他问我：“妈妈，如果我去奶奶家两天，你能呼吸吗？”

不能！我生怕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他。

有一次我们在街上走，我突然跌到地上。那是我第一次中风，就在大街上。

“妈妈，你要喝水吗？”

“不用，你只要站在我旁边不要乱跑就行。”

我抓住他的手臂，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我被送到医院。我抓他抓得太用力，医生几乎无法把我拉开，他的手臂瘀青了好久。现在我们出门，他会说：“妈妈，不要抓我的胳膊，我不会乱跑。”

他也生病了，两个礼拜在学校，两个礼拜待在家里看医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这里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这里就叫切尔诺贝利区。

那些人一辈子都在核电厂工作，当中不少人还会去那里打工，现在没有人住那里了，都是以兼差的方式工作。那些人体弱多病，却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他们甚至不敢想象，如果反应炉关闭了，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他们？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睡着后永远醒不过来；带花给护士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一个接一个死掉，但是没有人来问我们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没有人想听和死亡或恐惧有关的事。

但是我告诉你的故事是关于爱情，关于我的爱……

---露德米拉·伊格纳坚科，已故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遗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