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孤单的人声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们是空气,我们不是土地……

---马马达舒维利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才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薯,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他很喜欢播种、犁地。他妈妈常说,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沉默)

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连在梦里都没有,都是我呼唤他。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

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上午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担心第二天怎么出城买新鲜牛奶。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已经出现了一把我们推开。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大家都好开心——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了妈妈。我说:“妈妈,瓦西里在莫斯科,搭专机去的。”

我们整理菜园(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谁知道?当时有谁知道?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后就没有到我梦中呼唤我了,一次也没有(开始哭)。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妈妈哭着问:“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

“所以你不必再生了。好吧,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完全受损,头骨也完全受损。”

我心想,喔,所以他可能有点烦躁。

“还有,如果你哭,我就马上把你赶出去。不能抱他或亲他,甚至不能靠近他,你有半个小时。”

但我知道我不会走,除非我和他一起离开,我对自己发誓!我走进去,看到他们坐在床上玩牌、嬉笑。

“瓦西里!”他们叫。

他转过身看了我一眼,说:“好啦,没戏唱了!连在这里她都找得到我!”

他穿四十八号的睡衣,看起来很滑稽,他应该穿五十二号。袖子太短,裤子太短,不过他的脸不肿了。他们都在打点滴。

我问:“你想跑去哪里?”

他要抱我。

医生阻止他。“坐下,坐下,”她说,“这里不能拥抱。”

我们后来把这些当成笑话来说。其他房间的人也来了,所有从普利彼特搭专机到莫斯科的二十八个人都聚集过来。“现在怎么样了?”“城里情况如何?”我说他们开始疏散所有居民,整座城市会在三到五天内清空。大家都没说话,这些人里有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哭了起来,发生意外时她在电厂值班。

“天啊!我的孩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想和他独处,哪怕只有一分钟。其他人察觉出来了,于是陆续找借口离开。我拥抱、亲吻他,但是他移开。

“不要离我太近,去拿张椅子。”

“别傻了。”我不理他。

我问:“你有没有看到爆炸?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是最早到现场的人。”

“可能是蓄意破坏,有人引爆,大家都这么认为。”

当时大家都那样说,以为有人蓄意引爆。

第二天他们躺在自己的病房里,不能去走廊,也不能交谈。他们用指节敲墙壁,叩叩,叩叩。医生解释说,每个人的身体对辐射的反应都不一样,一个人能忍受的,另一个也许不行。他们还测量病房墙壁的辐射量,包括右边、左边和楼下的病房,甚至撤离所有住在楼上和楼下的病人,一个也不剩。

我在莫斯科的朋友家住了三天,他们一直说:“你拿锅子,拿盘子去啊,需要什么就拿。”我煮了六人份的火鸡肉汤,因为当晚执勤的消防员有六个[据译文中的“六个”解,煮的汤应该还有讲述人丈夫的一份。——编者注]:巴舒克,克比诺克,堤特诺克,帕维克,堤斯古拉。我帮他们买牙膏、牙刷和肥皂,医院都没有提供,还帮他们买了小毛巾。

现在回想起来,朋友的反应让我很诧异。他们当然担心,怎么可能不担心?但即使传言都出现了,他们还是说:“需要什么尽管拿!他情况怎么样?他们还好吧?能不能活下去?”活下去……(沉默)

我当时遇到很多好人,有些我都忘了,不过我记得一位看门的老太太教我:“有些病是治不好的,你只能坐在旁边照顾他们。”

我一大早去市场买菜,然后就到朋友家熬汤,所有食材都得磨碎。有人说:“帮我买苹果汁。”我就带六罐半升的果汁过去,都是六人份!我赶到医院,在那里待到晚上,然后又回城市的另一端。我还能撑多久?三天后,他们说我可以住进医院的员工宿舍。真是太棒了!

“但是那里没有厨房,我怎么煮饭?”

“你不用煮了,他们没办法消化。”

他开始变了,每一天都判若两人。灼伤开始在外表显露,他的嘴巴、舌头、脸颊,一开始是小伤口,后来愈变愈大。白色薄片一层层脱落……脸的颜色……他的身体……蓝色……红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忆!无法用言语形容!无法以文字描述!甚至至今无法释怀。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发生得太快,根本没时间思考,没时间哭泣。

我好爱他!我以前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们才刚结婚,走在街上,他会抓着我的手把我转一圈,不停吻我,路人都对我们微笑。

那是收容严重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天,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住进宿舍的第一天,他们测量我有没有辐射。我的衣服、行李、皮包、鞋子都是“热”的,他们当场全部拿走,包括内衣裤,只留下钱。他们给了我一件医院的袍子作为交换——尺寸是五十六号,还有一双四十三号的拖鞋。他们说衣服也许会还我,也许不会,因为那些衣服很可能“洗不干净”。我穿着袍子去看他,他吓一跳,说:“女人,你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想办法帮他熬汤,我用玻璃罐煮水,放进很小块的鸡肉。后来忘了是清洁妇还是守卫给了我锅子,也有人给我砧板,让我切香芹。我不能穿医院的袍子去市场,所以他们替我带蔬菜。可是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他没法喝东西,连生鸡蛋都吞不下去。不过我还是想让他吃点好的,好像那还是有差别似的。

我跑到邮局说:“小姐,我要打电话给在伊凡诺·福兰克夫斯克的父母。立刻!我先生快死了。”

她们立刻明白我从哪里来,知道我先生是什么人,马上帮我接通了电话。我的父亲、妹妹和弟弟帮我带了行李和钱,当天就飞到莫斯科。那天是五月九日,他过去常对我说:“你不知道莫斯科有多美!尤其是到了胜利纪念日,会放烟火,真希望你能看到。”

我坐在病房里,他睁开眼睛问:“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晚上九点。”

“打开窗户!他们要放烟火了!”

我打开窗户。我们在八楼,整座城市都映入我们的眼帘!一束火花在空中绽放。

“你看!”我说。

“我说过我会带你来莫斯科,而且逢年过节都会送你花。”

他从枕头下拿出三朵他拜托护士帮忙买的康乃馨。

我跑过去吻他:“我好爱你!我只爱你一个!”

他开始咆哮:“医生是怎么说的?不能抱我和亲我!”

他们不让我抱他,可是我……我扶他坐起,帮他铺床,放温度计,拿餐盘,整晚待在他身边。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连忙抓住窗台,还好是在走廊,不是在房间。一名经过的医生扶住我的手臂,接着突然问:“你是不是怀孕了?”

“没有,没有!”我好怕有人听到。

“不要说谎。”他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被叫到主任办公室。“你为什么骗我?”她问。

“我没办法,如果告诉你实情,你会叫我回家。那是神圣的谎言!”

“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

“但是我要和他在一起……”

我一辈子感激安格林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一辈子!其他人的妻子也来了,但是她们不能进医院,只有他们的母亲和我在一起。

沃洛佳·帕维克的妈妈不停祈求上帝:“拿我的性命和他交换。”

负责骨髓移植手术的美国人盖尔医生安慰我:“有一点希望,虽然希望不大,但是仍有一线生机,因为他们都还年轻力壮!”

他们通知他所有的亲戚,他的两个姐妹从白俄罗斯过来,在列宁格勒当兵的弟弟也来了。年纪较小的妹妹娜塔莎才十四岁,她很害怕,一直哭,可是她的骨髓是最合适的。(沉默)我现在可以讲这件事,之前没办法,我十年没讲这件事了。(沉默)

他得知他们打算取小妹的骨髓时断然拒绝,他说:“我宁可死掉。她那么小,不要碰她。”

他的姐姐柳达当时二十八岁,是护士,很了解移植骨髓的过程,但是她愿意移植,她说:“只要他能活下去。”

我透过手术室的大窗观看手术过程。他们躺在并排的手术台上,手术一共历时两小时。结束之后,柳达看起来比他还虚弱。他们在她胸前刺了十八个洞,麻药几乎退不掉。她从前是健康漂亮的姑娘,现在却体弱多病,一直没结婚。我在他们的病房间穿梭,他不再住普通病房了,而是住特殊的生物室,躺在透明帷幕里,没有人可以进去。

他们有特殊仪器,不用进入帷幕就可以帮他注射或放置导管。帷幕用魔术贴粘着,我把帷幕推到旁边,走到里面,坐在床边的小椅子上。他的情况变得很糟,我一秒钟都离不开他。他一直问:“露德米拉,你在哪里?小露!”一直问。

其他生物室的消防员都由士兵照顾,勤务工因为没有防护衣物,所以拒绝照顾他们。那些士兵端卫生器皿,擦地,换床单,什么都做。他们从哪里找来那些士兵?我们没问。但是他……他……我每天都听到:“死了,死了,堤斯古拉死了,堤特诺克死了。”死了,死了,就像大锤敲在我的脑袋上。

他一天排便二十五到三十次,伴随着血液和黏液。手臂和双腿的皮肤开始龟裂,全身长疮。只要一转头,就可以看到一簇头发留在枕头上。我开玩笑说:“这样很方便,你不需要梳子了。”

不久他们的头发都被剃光,我亲手替他剃,因为我想为他做所有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待在他身边,我一刻也闲不下来。(沉默许久)

我弟弟来了,他很害怕地说:“我不让你再进去!”

但是我父亲对我弟弟说:“你以为你能阻止她吗?她不是从窗户,就是从逃生口爬进去!”

我回到医院,看到床边桌上摆了一颗橙子,很大,粉红色的。他微笑着说:“我的礼物,拿去吧。”

护士在帷幕外对我比手势说不能吃。已经摆在他身边好一阵子了,所以不但不能吃,甚至连碰都不该碰。

“吃啊,”他说,“你喜欢吃橙子。”

我拿起那颗橙子,他闭上眼——他们一直替他注射,让他入睡。护士惊恐地看着我。而我呢,我只希望尽可能让他不想到死亡,不去管他会不会死得很惨,或是我怕不怕他。我记得当时有人说:“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爱的人了,而是有强烈辐射、严重辐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没有自杀倾向,就理智一点。”

我发狂似的说:“但是我爱他!我爱他!”

他睡觉时,我轻声说:“我爱你!”走在医院中庭:“我爱你。”端着托盘:“我爱你。”我记得在家的时候,他晚上都要牵我的手才睡得着。他习惯一整夜握着我的手睡觉,所以在医院里我也牵着他的手不放。

有一天晚上,万籁俱寂,四周只剩下我们。他专注地看着我,突然说:“我好想看我们的孩子,不知道他好不好。”

“我们要替他取什么名字?”

“你自己决定。”

“为什么我自己决定?我们有两个人。”

“这样的话,如果是男孩,就叫瓦西里;如果是女孩,就叫娜塔莎。”

我当时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他……只有他。我就像瞎了眼一样!甚至感觉不到心脏下面小小的心跳,尽管那时我已经有六个月身孕,我以为宝宝在我身体里很安全。

医生不知道我晚上在生物室陪他,是护士让我进去的。起初他们求我:“你还年轻,为什么要这样?他已经不是人了,是核子反应器,你只会和他一起毁灭。”

但我像小狗一样在他们身旁打转,到门口站好几个小时,不断恳求,最后他们说:“好吧!不管你了!你不正常!”

早上八点,医生开始巡房前,护士会在帷幕外喊:“快跑!”我就去宿舍待一个小时。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我有通行证。我的小腿肿胀,变成蓝色,我实在累坏了。

他们趁我不在的时候帮他拍照,没有穿任何衣服,赤裸裸的,只盖一小片薄布。我每天替他换那片布,上面都是血。我把他抬起来,他的皮肤粘在我手上。我告诉他:“亲爱的,帮我一下,你自己用手臂或手肘尽可能撑着,我帮你理顺床单,把皱的地方弄平。”

床单只要稍微打结,他的身上就会出现伤口。我把指甲剪得短到流血,才不会不小心割伤他。没有护士接近他,他需要什么都会叫我。

他们替他拍照,说是为了科学。我放声大叫,把他们推走!捶打他们!他们怎么敢这么做?他是我一个人的——是我的爱,真希望可以永远不让他们接近他。

我离开房间,走向走廊的沙发,因为我没看到他们。

我告诉值班护士:“他要死了。”

她对我说:“不然呢?他接受了一千六百伦琴的辐射。四百伦琴就会置人于死地,你等于坐在核子反应炉旁边。”

都是我的……我的爱。他们都死掉之后,医院进行“大整修”,刮掉墙壁,挖开地板。

到最后……我只记得零星的片段。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他身旁的小椅子上。晚上八点钟,我跟他说:“我去散个步。”他睁开眼睛又闭上,表示他听到了。

我走到宿舍,躺在地板上,我没办法躺在床上,全身都好痛。

清洁妇敲我的门说:“快去找他!他像发疯一样一直叫你!”

那天早上唐雅·克比诺克拜托我:“陪我去墓园,我没办法自己一个人去。”

维佳·克比诺克和沃洛佳·帕维克要下葬了,他们是我和瓦西里的朋友,我们和他们两家很要好。爆炸前一天,大家在消防局合拍了一张照片,我们的丈夫都好英俊!好开心!那是另一种生活的最后一天。我们都好快乐!

我从墓园回来后,马上打电话到护理站问:“他怎么样?”

“他十五分钟前死了。”

什么?我整晚都待在那里,只离开三个小时!

我对着窗户大叫:“为什么?为什么?”我朝天空大喊,整栋楼都听得到,但是没有人敢过来。然后我想:我要再看他一眼!我跑下楼,看到他还在生物室,他们还没把他带走。

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露德米拉!小露!”护士告诉他:“她只离开一下子,马上回来。”他叹了口气,安静下来。我后来再也没有离开他,一路陪他到墓地。虽然我记得的不是坟墓,是那只大塑料袋。

他们在太平间问我:“想不想看我们替他穿什么衣服?”

当然想!他们替他穿制服,戴消防帽,可是没法穿鞋,因为他的脚太肿了。他们也必须把衣服割开,因为没有完整的身体可以穿,全身都是……伤口。

在医院的最后两天——我抬起他的手臂,感觉骨头晃来晃去的,仿佛已经和身体分离。他的肺和肝的碎片都从嘴里跑出来,他被自己的内脏呛到。我用绷带包着手,伸进他的嘴里,拿出那些东西。我没办法讲这些事,没办法用文字描写,觉得好难熬。都是我的回忆,我的爱。

他们找不到他可以穿的鞋子,只好让他光着脚下葬。他们当着我的面,把穿着制服的瓦西里放进玻璃纸袋,再把袋口绑紧,放入木棺,然后又用另一层袋子包住木棺。玻璃纸袋是透明的,厚得像桌布,最后他们把所有东西塞进锌制棺材里,只有帽子放不进去。

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都来了,他们在莫斯科买了黑色手帕。特别委员会召见我们,他们的说辞都一样:“我们不可能交出你丈夫或你儿子的遗体,他们都有强烈辐射,要用特别的方式——密封的锌制棺材,上面盖水泥砖——安葬在莫斯科公墓,所以你们要签这份文件。”

如果有人抗议,说想把棺木带回家,他们会说,死者是英雄,不再属于他们家了,他们是国家的英雄,属于国家。

几个军人和我们坐上灵车,包括一名上校和他的手下,他们遵照指令行事。我们在莫斯科环城公路绕了两三个小时,又回到莫斯科,他们说:“现在不能让任何人进入墓园,墓园被外国记者包围了,再等一下。”

两家父母都没有说话,妈妈手里拿着黑色手帕。我觉得自己快昏过去了:“他们为什么要躲躲藏藏?我的丈夫是什么?杀人犯?罪犯?我们要埋葬什么人?”

妈妈摸摸我的头说:“女儿,安静,安静。”

上校说:“我们进墓园吧,妻子歇斯底里了。”

我们到了墓园,那些士兵负责抬棺木和包围、护送我们,只有我们可以进去。他们不到一分钟就用土盖好棺木,上校在旁边大喊:“快一点!快一点!”他们甚至不让我拥抱棺木。接着我们就被送上巴士,整个过程都是偷偷摸摸的。

他们马上帮我们买好回程机票,第二天就出发。从头到尾都有便衣军人跟着我们,不让我们离开宿舍购买旅途要吃的食物,也不让我们,尤其是我,和别人交谈,好像我当时有办法说话一样,其实我连哭都哭不出来。

离开时,值班女工清点物品,她当着我们的面,叠好毛巾和床单,放进聚乙烯袋,很可能准备拿去烧掉。我们支付宿舍费用。十四个晚上,那是治疗辐射中毒的医院,十四个晚上,一个人在十四天内死掉。

回家后,我一走进屋子就跌到床上,整整睡了三天。救护车来了,医生说:“她会醒的,只是睡了一场可怕的觉。”

我当年二十三岁。

我记得,我梦到死去的奶奶穿着下葬时的衣服来找我,我看到她在装饰新年树,便问:“奶奶,为什么我们有新年树?现在是夏天。”

她说:“因为你的瓦西里马上要来找我。”

他在森林里长大,我记得那场梦——瓦西里穿着白袍,呼唤着娜塔莎——我们还未出世的女儿。在梦里她已经长大了,瓦西里把她抛向天空,两人笑成一团。我看着他们,想到:幸福真的好简单。我在梦里和他们在水边一直走。他很可能是叫我不要悲伤,这是他从天上给我的暗示。(沉默许久)

两个月后我去莫斯科,从火车站直奔他身边!我在墓园里对他说话时,突然开始阵痛,他们替我叫救护车。帮我接生的就是安格林娜·维西里那·古斯克瓦。她之前就告诉我:“你要来这里生小孩。”离预产期还有两个礼拜。

他们把她抱来给我看——是女孩。我唤她:“小娜塔莎,爸爸替你取的名字。”

她看起来很健康,四肢健全,但是她有肝硬化,肝脏有二十八伦琴的辐射,还有先天性心脏病。四小时后,他们告诉我她死了,又是同一套说辞:“我们不会把她交给你。”

不把她交给我是什么意思?是我不把她交给你们!你们要拿她去研究。我恨你们的科学!我恨科学!(沉默)

我一直讲错话……我中风后不该大叫的,也不应该哭,所以我才一直说错话。但是我要讲一件没人知道的事——他们带来一只小木盒,告诉我:“她在里面。”

我看了看,她被火化了,变成骨灰。我哭着要求:“把她放在他的脚边。”

墓园里没有娜塔莎·伊格纳坚科的墓碑,只有他的名字。她还没有名字,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灵魂,我埋葬在那里的是一个灵魂。

我每次都带两束花去,一束给他,另一束摆在角落的是给她的。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一定用跪的。(开始语无伦次)我杀了她……我……她……救了,我的小女儿救了我,她吸收了所有辐射,就像避雷针。她那么小,好小。(她呼吸困难)她救了……可是我好爱他们,因为……因为你不能用爱杀人,对不对?那么浓烈的爱!为什么爱情和死亡会并存,谁能解释给我听?我跪在地上,绕着坟墓爬……(她沉默了很久)

他们给我一间基辅的公寓,在一栋大楼里,所有核电厂的人都被安置在那里。公寓很大,有两间房,是瓦西里和我梦寐以求的那种,可是我住在里面都快疯掉了!

我再婚之后,把所有事情告诉了我的先生,一切真相——我有一个很爱的人,我一辈子爱他。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他,我们虽然见面,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他到我家,因为那是瓦西里的家。

我在糖果店上班,一边做蛋糕一边流眼泪,我没有哭,眼泪却一直流。

我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叫安德烈,小安德烈。

我的朋友阻止我:“你不能生小孩。”

医生恐吓我:“你的身体无法承受。”

后来他们说,他会少一只手,说仪器显示他没有右手臂。

“那又怎样?”我心想,“我可以教他用左手写字。”

可是他出生时完好无缺,是个漂亮的男孩,学业成绩优异。现在我有一个让我可以活下去和呼吸的人了,他是我的希望。他什么事都懂,他问我:“妈妈,如果我去奶奶家两天,你能呼吸吗?”

不能!我生怕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他。

有一次我们在街上走,我突然跌到地上。那是我第一次中风,就在大街上。

“妈妈,你要喝水吗?”

“不用,你只要站在我旁边不要乱跑就行。”

我抓住他的手臂,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我被送到医院。我抓他抓得太用力,医生几乎无法把我拉开,他的手臂瘀青了好久。现在我们出门,他会说:“妈妈,不要抓我的胳膊,我不会乱跑。”

他也生病了,两个礼拜在学校,两个礼拜待在家里看医生,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她站起来,走到窗边)

这里有很多像我们一样的人,整条街都是,这里就叫切尔诺贝利区。

那些人一辈子都在核电厂工作,当中不少人还会去那里打工,现在没有人住那里了,都是以兼差的方式工作。那些人体弱多病,却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他们甚至不敢想象,如果反应炉关闭了,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他们?很多人突然死掉——走路走到一半,倒在地上,睡着后永远醒不过来;带花给护士时,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一个接一个死掉,但是没有人来问我们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没有人想听和死亡或恐惧有关的事。

但是我告诉你的故事是关于爱情,关于我的爱……

---露德米拉·伊格纳坚科,已故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的遗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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