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在想别的事，你也许觉得奇怪，不过当时我和我的妻子正准备离婚。

他们突然拿着一张通知单出现，说一辆车在楼下等我。就像一九三七年，他们晚上到你家，把你带离温暖的被窝。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那个方法就不管用了，男人的妻子不是拒绝应门，就是撒谎说丈夫出差、出远门或和父母待在度假小屋。士兵给她们通知单，妻子拒收。于是他们开始到大街上或趁午休时到工厂食堂抓上班的人。

不过当时我几乎已经失去理智，我的妻子背叛了我，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我上了他们的车，便衣军人走在两侧，显然担心我会逃跑。上车后，我突然想到登陆月球的美国航天员，其中一个后来去当牧师，另一个发疯了，他们以为他们在那里看到城市和人类的残骸。我记得我看过报纸说，我们的核电厂绝对安全，安全到可以在红场上盖一座，比茶壶还安全。就像星星一样，我们用它们“点亮”地球。但是我的妻子离我而去，我满脑子都是那件事。我自杀过几次。我们上同一所幼儿园、同一所中学、同一所大学。（沉默，抽烟）

我告诉你，这里没有英雄，没什么值得书写。有时我想，这又不是战争，我为什么在这里冒生命危险，别人却和我的妻子睡觉？为什么是我，不是他？老实说，我在这里没有看过英雄，只有疯子，都是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我已经够疯狂了。我得到奖章和奖金，但那是因为我不怕死，我根本不在乎！对我来说那也是结束生命的方法，政府会出钱把我当成烈士埋葬。

到了那里，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怪诞的世界，像是世界末日遇上石器时代。对我来说又更清晰，更赤裸。我们在反应炉二十公里外的森林搭帐篷，就像被征召接受军事训练的游击队。我们都介于二十五到四十岁之间，有些人有大学文凭或技术学院的文凭，像我就是历史老师。他们不是给我们机关枪，而是铲子，我们掩埋垃圾堆和菜园。村里的妇女盯着我们看，在胸前画十字架。

我们戴着手套和防毒面具，穿着手术袍，艳阳高照，我们像恶魔般出现在他们的院子，他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埋他们的菜园，撕碎看起来很寻常的大蒜和白菜。老妇人边画十字边问我们：“年轻人，这是怎么回事？世界末日来了吗？”

屋里的灶台在炸猪油，你用辐射探测仪一量，发现那不是炉子，而是一座小反应炉。

男人说：“来坐啊。”他们想表示友善，我们婉拒了。

他们说：“来喝几杯，坐啊，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

我们能告诉他们什么？消防员在反应炉用双脚踩熄燃烧的燃料，反应炉在发光，但是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被分成几个小组，每一组都有辐射探测仪，不同地方的辐射强度不一样。有些人在有两伦琴辐射的地方工作，另一批人在十伦琴的地方工作。我们什么权利也没有，和囚犯没什么两样。大家都很害怕，可是我不会，我觉得自己像旁观者。

一组科学家搭直升机前来，穿着特制的橡胶服、高筒靴，还戴防护眼罩，像准备登陆月球。

一名老妇人走过去问：“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科学家。”

“哦，科学家。你看他打扮成什么德行！你看那个面罩！那我们呢？”她拿棍子追他。

我有时候想，他们有一天可能会追杀科学家，就像中世纪时有人把医生捉起来淹死一样。

一个男人看着我们掩埋他的房子。（沉默）我们埋房屋、水井、树木、土地，把东西切成小块，用大塑料布卷起……我告诉过你，这里没有英雄。

有一天深夜，我们坐装甲运兵车回去休息——我们一次工作十二个小时，没有任何假期，只有晚上能休息。在途中，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村子里行走，我们接近他，发现是一个背着地毯的年轻小伙子。

附近停了一辆日古利小轿车，我们停下来检查，发现后车厢塞满电视机和电话。装甲运兵车调过头，“砰”一声就把日古利压烂了，好像压扁汽水罐。大家都静默不语。

我们埋葬森林，把树锯成一米半大小，用玻璃纸包起来，丢进洞穴。我晚上睡不着，只要闭上眼睛就看到黑色的东西在移动、翻转，好像土地是活的——里面有虫、蜘蛛、蚯蚓，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只知道是虫、蜘蛛、蚂蚁，有小有大，有黄有黑，各种颜色都有。一个诗人说过，在某个世界里，动物是另一种人。我杀了它们，一次杀十只、一百只、一千只，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名字。我摧毁它们的房子、它们的秘密，埋葬它们。

我很喜欢一个作家，叫作安德烈耶夫。他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描述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死而复活，但从此后就与世人格格不入，永远无法像其他人一样，虽然耶稣基督让他复活。

我说够了吧？我知道你很好奇，没去过那里的人都很好奇，但那里依然是人的世界，同样的世界。人不可能持续生活在恐惧中，不可能那样生活，所以时间一久，你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又继续说）男人喝伏特加、打牌，想办法交女朋友或生小孩。他们时常提到钱，但我们不是为了钱才去那里，至少大多数人不是。我们工作，是因为我们必须工作，他们叫我们做事，你不会多问。有些人希望因此获得升迁，有些人曾经作奸犯科，大家都希望得到当初承诺他们的特殊待遇：马上有公寓可住，搬出军营，让孩子上幼儿园，得到一辆轿车，等等。

有一个家伙不肯离开帐篷，穿着塑胶衣睡觉。胆小鬼！他后来被开除党籍时大喊：“我还想活命！”什么人都有，我遇过自愿来的女人，他们不让她们来，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驾驶员、水管工和消防员，不过她们还是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自愿在夜里看守仓库，包括学生，也有人捐款到受害者基金会，好几百人捐赠血液和骨髓。

同时，你可以用一瓶伏特加买到任何东西——奖章或病假。集体农场主席带了一箱伏特加给辐射专家，请他们把他的村子从疏散名单里剔除；另一个集体农场的主席也带来同样的箱子，请他们在名单里列上他的村子，因为有人答应在明斯克给他三套公寓。

没有人检查辐射报告，俄罗斯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物品被注销之后仍然出售，你一方面觉得恶心，另一方面……妈的，你们为什么不都去死？

他们派学生拉田里的藜草、收集麦秆，一对年轻夫妻牵着手走来走去，你几乎看不下去，可是这个地方真的好美！美到不可思议，这让恐怖显得更加恐怖，真的太美了。居民却得像畏罪潜逃的犯人逃离这个地方。

他们每天带来报纸。我只看头条，“切尔诺贝利——成就之地”，“反应炉被打败”，“我们要继续生活”。党部官员举办政治研讨会，说我们一定要胜利，可对手是谁？原子？物理？还是宇宙？胜利对我们来说不是事件，而是过程。人生是不停奋斗和克服困难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水灾或火灾等灾难，我们需要机会证明我们有多“英勇”。

官员念着报上的声明，说我们因为有“高度政治觉悟以及精心策划”，所以灾变后仅仅四天，红旗已经在四号反应炉上飘扬。那面红旗一个月后就被辐射吞噬，于是他们又派人插上另一面旗，一个月后又得再插一面。

我想象那些士兵走上屋顶换旗子时的感受，那是自杀任务。是信奉苏联，还是奋勇牺牲？不过老实说，如果他们给我那面旗，叫我爬上去，我也会那么做。为什么？我说不上来，也许我当时不怕死，我的妻子连一封信都没写给我，六个月，一封信都没有。（沉默）

想听一个笑话吗？一个囚犯逃出监狱，跑到切尔诺贝利方圆三十公里内的地方。他们抓住他，把他带到辐射探测仪旁测量，结果他的辐射剂量高到根本不可能把他关回监狱，也不能带他去医院或放到人群中。

你为什么不笑？

（笑）我到那里的时候，鸟在巢穴里；我离开时，苹果都在雪地上。我们没机会埋葬所有东西，我们把土埋在土里，连同昆虫、蜘蛛、水蛭，那是和人不一样的世界，那些虫子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我其实什么都没告诉你，只是零碎的回忆。安德烈耶夫也写过一篇寓言，描述一个男人住在耶路撒冷，耶稣被带去处死时经过他家，耶稣背着十字架倒地大叫，他本来都可以看到，但是他的牙齿痛，所以他没有跑到外面。两天后他的牙齿不痛了，别人告诉他耶稣复活了，他想：“我本来可以亲眼见证，可是我牙痛。”

是不是都像这样？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很多年后他才从书本和电影里发现自己成了重大事件的一部分。他只记得：“我坐在战壕里，拿着步枪射击，后来发生爆炸，我被埋住，他们把半死不活的我挖出来。”就那样。

当时，我的妻子离我而去。

---阿尔卡迪·菲林，清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