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死亡时牙痛的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当时在想别的事,你也许觉得奇怪,不过当时我和我的妻子正准备离婚。

他们突然拿着一张通知单出现,说一辆车在楼下等我。就像一九三七年,他们晚上到你家,把你带离温暖的被窝。但是过了一段时间,那个方法就不管用了,男人的妻子不是拒绝应门,就是撒谎说丈夫出差、出远门或和父母待在度假小屋。士兵给她们通知单,妻子拒收。于是他们开始到大街上或趁午休时到工厂食堂抓上班的人。

不过当时我几乎已经失去理智,我的妻子背叛了我,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我上了他们的车,便衣军人走在两侧,显然担心我会逃跑。上车后,我突然想到登陆月球的美国航天员,其中一个后来去当牧师,另一个发疯了,他们以为他们在那里看到城市和人类的残骸。我记得我看过报纸说,我们的核电厂绝对安全,安全到可以在红场上盖一座,比茶壶还安全。就像星星一样,我们用它们“点亮”地球。但是我的妻子离我而去,我满脑子都是那件事。我自杀过几次。我们上同一所幼儿园、同一所中学、同一所大学。(沉默,抽烟)

我告诉你,这里没有英雄,没什么值得书写。有时我想,这又不是战争,我为什么在这里冒生命危险,别人却和我的妻子睡觉?为什么是我,不是他?老实说,我在这里没有看过英雄,只有疯子,都是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我已经够疯狂了。我得到奖章和奖金,但那是因为我不怕死,我根本不在乎!对我来说那也是结束生命的方法,政府会出钱把我当成烈士埋葬。

到了那里,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怪诞的世界,像是世界末日遇上石器时代。对我来说又更清晰,更赤裸。我们在反应炉二十公里外的森林搭帐篷,就像被征召接受军事训练的游击队。我们都介于二十五到四十岁之间,有些人有大学文凭或技术学院的文凭,像我就是历史老师。他们不是给我们机关枪,而是铲子,我们掩埋垃圾堆和菜园。村里的妇女盯着我们看,在胸前画十字架。

我们戴着手套和防毒面具,穿着手术袍,艳阳高照,我们像恶魔般出现在他们的院子,他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埋他们的菜园,撕碎看起来很寻常的大蒜和白菜。老妇人边画十字边问我们:“年轻人,这是怎么回事?世界末日来了吗?”

屋里的灶台在炸猪油,你用辐射探测仪一量,发现那不是炉子,而是一座小反应炉。

男人说:“来坐啊。”他们想表示友善,我们婉拒了。

他们说:“来喝几杯,坐啊,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

我们能告诉他们什么?消防员在反应炉用双脚踩熄燃烧的燃料,反应炉在发光,但是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被分成几个小组,每一组都有辐射探测仪,不同地方的辐射强度不一样。有些人在有两伦琴辐射的地方工作,另一批人在十伦琴的地方工作。我们什么权利也没有,和囚犯没什么两样。大家都很害怕,可是我不会,我觉得自己像旁观者。

一组科学家搭直升机前来,穿着特制的橡胶服、高筒靴,还戴防护眼罩,像准备登陆月球。

一名老妇人走过去问:“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科学家。”

“哦,科学家。你看他打扮成什么德行!你看那个面罩!那我们呢?”她拿棍子追他。

我有时候想,他们有一天可能会追杀科学家,就像中世纪时有人把医生捉起来淹死一样。

一个男人看着我们掩埋他的房子。(沉默)我们埋房屋、水井、树木、土地,把东西切成小块,用大塑料布卷起……我告诉过你,这里没有英雄。

有一天深夜,我们坐装甲运兵车回去休息——我们一次工作十二个小时,没有任何假期,只有晚上能休息。在途中,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村子里行走,我们接近他,发现是一个背着地毯的年轻小伙子。

附近停了一辆日古利小轿车,我们停下来检查,发现后车厢塞满电视机和电话。装甲运兵车调过头,“砰”一声就把日古利压烂了,好像压扁汽水罐。大家都静默不语。

我们埋葬森林,把树锯成一米半大小,用玻璃纸包起来,丢进洞穴。我晚上睡不着,只要闭上眼睛就看到黑色的东西在移动、翻转,好像土地是活的——里面有虫、蜘蛛、蚯蚓,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只知道是虫、蜘蛛、蚂蚁,有小有大,有黄有黑,各种颜色都有。一个诗人说过,在某个世界里,动物是另一种人。我杀了它们,一次杀十只、一百只、一千只,甚至不知道它们的名字。我摧毁它们的房子、它们的秘密,埋葬它们。

我很喜欢一个作家,叫作安德烈耶夫。他写过一篇短篇小说,描述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死而复活,但从此后就与世人格格不入,永远无法像其他人一样,虽然耶稣基督让他复活。

我说够了吧?我知道你很好奇,没去过那里的人都很好奇,但那里依然是人的世界,同样的世界。人不可能持续生活在恐惧中,不可能那样生活,所以时间一久,你也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又继续说)男人喝伏特加、打牌,想办法交女朋友或生小孩。他们时常提到钱,但我们不是为了钱才去那里,至少大多数人不是。我们工作,是因为我们必须工作,他们叫我们做事,你不会多问。有些人希望因此获得升迁,有些人曾经作奸犯科,大家都希望得到当初承诺他们的特殊待遇:马上有公寓可住,搬出军营,让孩子上幼儿园,得到一辆轿车,等等。

有一个家伙不肯离开帐篷,穿着塑胶衣睡觉。胆小鬼!他后来被开除党籍时大喊:“我还想活命!”什么人都有,我遇过自愿来的女人,他们不让她们来,因为我们需要的是驾驶员、水管工和消防员,不过她们还是来了。成千上万的人自愿在夜里看守仓库,包括学生,也有人捐款到受害者基金会,好几百人捐赠血液和骨髓。

同时,你可以用一瓶伏特加买到任何东西——奖章或病假。集体农场主席带了一箱伏特加给辐射专家,请他们把他的村子从疏散名单里剔除;另一个集体农场的主席也带来同样的箱子,请他们在名单里列上他的村子,因为有人答应在明斯克给他三套公寓。

没有人检查辐射报告,俄罗斯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物品被注销之后仍然出售,你一方面觉得恶心,另一方面……妈的,你们为什么不都去死?

他们派学生拉田里的藜草、收集麦秆,一对年轻夫妻牵着手走来走去,你几乎看不下去,可是这个地方真的好美!美到不可思议,这让恐怖显得更加恐怖,真的太美了。居民却得像畏罪潜逃的犯人逃离这个地方。

他们每天带来报纸。我只看头条,“切尔诺贝利——成就之地”,“反应炉被打败”,“我们要继续生活”。党部官员举办政治研讨会,说我们一定要胜利,可对手是谁?原子?物理?还是宇宙?胜利对我们来说不是事件,而是过程。人生是不停奋斗和克服困难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喜欢水灾或火灾等灾难,我们需要机会证明我们有多“英勇”。

官员念着报上的声明,说我们因为有“高度政治觉悟以及精心策划”,所以灾变后仅仅四天,红旗已经在四号反应炉上飘扬。那面红旗一个月后就被辐射吞噬,于是他们又派人插上另一面旗,一个月后又得再插一面。

我想象那些士兵走上屋顶换旗子时的感受,那是自杀任务。是信奉苏联,还是奋勇牺牲?不过老实说,如果他们给我那面旗,叫我爬上去,我也会那么做。为什么?我说不上来,也许我当时不怕死,我的妻子连一封信都没写给我,六个月,一封信都没有。(沉默)

想听一个笑话吗?一个囚犯逃出监狱,跑到切尔诺贝利方圆三十公里内的地方。他们抓住他,把他带到辐射探测仪旁测量,结果他的辐射剂量高到根本不可能把他关回监狱,也不能带他去医院或放到人群中。

你为什么不笑?

(笑)我到那里的时候,鸟在巢穴里;我离开时,苹果都在雪地上。我们没机会埋葬所有东西,我们把土埋在土里,连同昆虫、蜘蛛、水蛭,那是和人不一样的世界,那些虫子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我其实什么都没告诉你,只是零碎的回忆。安德烈耶夫也写过一篇寓言,描述一个男人住在耶路撒冷,耶稣被带去处死时经过他家,耶稣背着十字架倒地大叫,他本来都可以看到,但是他的牙齿痛,所以他没有跑到外面。两天后他的牙齿不痛了,别人告诉他耶稣复活了,他想:“我本来可以亲眼见证,可是我牙痛。”

是不是都像这样?一九四二年,我父亲参加了莫斯科保卫战,很多年后他才从书本和电影里发现自己成了重大事件的一部分。他只记得:“我坐在战壕里,拿着步枪射击,后来发生爆炸,我被埋住,他们把半死不活的我挖出来。”就那样。

当时,我的妻子离我而去。

---阿尔卡迪·菲林,清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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