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竟然可以拥有无尽的权力来支配他人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我不是文人,我是物理学家,所以我只会向你陈述事实,不会添油加醋。

迟早会有人出来为切尔诺贝利负责。有一天他们会出来承担责任,就像一九三七年一样。也许要等五十年,大家都老了,他们也都过世了。他们这些罪人!(安静下来)我们要让事实流传下去。后人会用得上的。

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我到莫斯科出差。我在那里听到了意外的消息。

我打电话给明斯克的尼古拉·斯柳尼科夫,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我打了一次、两次、三次电话,但他们不让我跟他说话。我转而找他的助理,那位助理跟我很熟。

“我从莫斯科打来的,帮我接斯柳尼科夫,我要通知他一些消息,紧急的消息。”

电话是用政府专线打的,但他们已经开始封锁消息了。你只要一讲起意外,通话马上就会中断。很明显,有人在窃听!我希望能找出是谁在窃听——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是政府里的秘密组织。更何况,我是打给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的。而我呢?我是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核能研究所的主任。我是教授,是科学院院士,但就连我的电话也被封锁了。

我花了两小时,终于跟斯柳尼科夫通上话。

我对他说:“据我计算,这是一起很严重的意外。”——我当时有机会和莫斯科某些人士谈话,因此知道部分实情——“辐射云正朝我们飘过来,朝白俄罗斯飘过来。我们需要马上对人民实施碘剂预防措施,撤离核电厂附近的居民。方圆一百公里内,都不应该有任何人和动物。”

“我已经收到报告了,”斯柳尼科夫说,“那里起了一场火,但是已经被扑灭了。”

我忍不住了:“这是谎言!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只要是物理学家都知道,石墨正在某处以一小时五吨的速度在燃烧,你想想这会烧多久?!”

我赶上第一班回明斯克的火车。我整晚没睡。我测量了我儿子的甲状腺——当时测量辐射量最适合的部位——测出每小时一百八十毫伦琴的剂量。他需要碘化钾,也就是一般的碘。小孩需要两到三滴碘,滴到半杯溶剂里服用,成人则需要三到四滴。

反应炉已经烧了十天,这些事早在十天前就该做了。但是没人愿意听我们的话!没人愿意听科学家和医生的指示!他们把科学、医学与政治混为一谈。他们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的环境背景,十年前,当时的我们是怎样的?当时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在进行秘密实验,所有“西方的消息”都被封锁。当时有上千种禁忌,党和军队都握有机密。和平的苏联境内,原子能就和煤炭一样安全——人们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的。我们是被恐惧和偏见束缚的人民,我们的信仰变成了迷信。

然而,好吧,只说发生的事实。第二天是四月二十七日,我决定前往位于乌克兰边境的戈梅利州。我去了几座主要城市——布拉金、霍伊尼基、那罗夫亚,那些地方仅与核电厂相隔二三十公里。我需要更多信息。

我带着整套测量环境辐射的装备去了。环境辐射测出来的结果是:布拉金,每小时三万毫伦琴;那罗夫亚,每小时两万八千。但是人们仍在田里播种和除草,准备庆祝复活节。他们把蛋涂上色彩,烘焙复活节蛋糕。他们会说:什么辐射?那是什么?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命令。上头只对我们说收成如何,进度如何。他们以为我疯了:“教授,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伦琴,毫伦琴——这听来像是外星人说的话。”

然后我们回到明斯克。街上人来人往,人们照常卖着馅饼、冰激凌、三明治、酥皮点心,而辐射云就在他们头顶。

四月二十九日——每件事发生的日期我都记得很清楚——早上八点,我坐在斯柳尼科夫的接待区。我想见他,我试了一次又一次。我一直坐到下午五点半。这时,有个知名诗人从斯柳尼科夫的办公室走了出来。我认识他。他对我说:“我刚才和斯柳尼科夫同志在讨论白俄罗斯文化。”

我气炸了:“如果我们不赶快把民众从切尔诺贝利撤离,如果我们不救他们,以后就没有白俄罗斯文化了!也没有人读你的书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们已经把火扑灭了。”

我最终见到了斯柳尼科夫。我告诉他前天的所见所闻,我们需要救救这些人!在乌克兰——我已经跟他们通过电话——他们早就开始撤离人民了。

他说:“为什么你的人员(研究所员工)拿着辐射剂量计在镇内到处走动,把大家都吓坏了?我已经向莫斯科的伊雷因教授请教过了,他是苏联辐射防护局主席,他表示一切正常。政府委员会也到了核电厂,检察官的办公室也设在那里。我们已派出军队,用上全部的军事装备来处理漏洞。”

我们要面对上千吨的铯、碘、铅、锆、镉、铍、硼,还有未知数量的钚(切尔诺贝利使用石墨铀反应炉,这类反应炉可以制造出适用于核弹的钚元素),一共四百五十种放射性物质。这相当于三百五十颗广岛原子弹的威力。他们应该讲物理学,谈物理定律,而他们却反倒归咎敌国,开始寻找敌人。

或早或晚,一定会有人出来负责。

“你会说你的专长是牵引机,”我对斯柳尼科夫说,他曾是牵引机工厂的主管,“你会说你不懂辐射的影响,但我是物理学家,我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

可从他的角度来看,这又算得了什么?几个教授,一群物理学家,凭什么告诉中央委员会该怎么做?不,他们并不是罪犯集团,更应该说是无知和盲从的团体。他们的生活原则,他们从那个大机器那里唯一学来的事,就是不要出风头,大家开心就好。

斯柳尼科夫不久后就被召唤到莫斯科,升官了。这个阴险的家伙!我打赌,戈尔巴乔夫一定亲自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给他,大概会说,我希望你们白俄罗斯人不要恐慌,西方世界正在引起骚动。

如果你不讨好你的长官,那么你就会失去升官的机会,失去出国旅行的机会,也会失去那栋别墅。如果我们仍在封闭的体制内,仍在铁幕之下,人们恐怕至今还住在反应炉旁边。他们会掩盖一切!想想克什特姆和塞米巴拉金斯克——你懂吗?我们还活在斯大林的国家里。

依照当时我们的民防教育指导,在可能遭遇核子攻击或发生核子意外的情况下,全民都应实行碘剂预防措施,这是在有危险时就应采取的行动。我们这里每小时有三千毫伦琴的辐射量,但他们担心的不是人民,而是自己的地位。

这个国家属于当权者,国家永远摆在第一。他们大可以找出别的方法来实行预防——不需要公布,也不会造成恐慌。他们大可以把碘投放到水库里,或加在牛奶里。市内已备有七百公斤的浓缩碘来应付这种状况,但这些浓缩碘统统原封不动。人们害怕上级长官的程度,甚于害怕原子。所有人都在等待命令,等待电话,没有人行动。

我的公文包里带着一个辐射剂量计。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再让我与重要人士会面,他们已对我感到厌烦,所以我带着辐射剂量计到接待室,测量那些秘书或私人司机的甲状腺。有时候这样做很有效,他们会感到害怕,然后让我进去。

这时有人对我说:“教授,为什么你要这样到处吓人?你认为你是唯一关心白俄罗斯人民的人吗?更何况,人免不了一死,就像人难免因为吸烟、车祸或自杀而死一样。”

他们嘲笑乌克兰人。乌克兰人跪在克里姆林宫前,恳求得到更多资金、药物和辐射测量装备(这些装备数量不足)。与此同时,我们的斯柳尼科夫却只花了十五分钟处理这种状况:“一切都没事,我们会自行解决。”

大家都称赞他:“我们的白俄罗斯兄弟,这么做就对了!”想想这微不足道的赞美,是用多少生命换来的?

我手里有资料,能证明那些长官都服用过碘剂。我研究所的同事帮他们检查时,他们有干净的甲状腺,不可能没服用过碘。他们还私下把自己的孩子送走,以防万一。当他们进到隔离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具和特制的外衣——这些装备是大家所没有的。他们在明斯克拥有专用的家畜,这也早已不是秘密了——每一头牛都有编号,并且严加管控。他们有专用的土地、专用的苗床,有专人来监督。最令人恶心的是,他们中间没人敢出来负责!

当他们不再接见我之后,我就改用信件轰炸他们。我把正式的报告寄到各地,寄给每个名人,寄给整个指挥体系。四份文件夹,每份两百五十页,写的全是实情。所有文件我都备份了,以防万一。一份放在研究所的办公室,另一份放在家里,交给我妻子藏了起来。为什么我要备份呢?因为在我们的国家不得不这样做。我总是亲自锁上办公室的门,但有一次我出差回来后,那些文件都不见了。

我是在乌克兰长大的,我的祖先是哥萨克人,我也有哥萨克人的个性。我不停地写,我不停地呼吁:“你们要救救这些人!要立刻撤离他们!”

我们不停地在各地游走。我们的研究所率先画出了污染区的地图,整个南边都是红色的。

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一个罪行的历史。

他们把研究所全部的辐射测量装备都拿走了,没有任何说明就没收了装备。我在家里开始接到恐吓电话:“教授,不要再使人民恐慌了,你的下场恐怕会很惨。想知道会有多惨吗?我们可以让你见识一下。”他们用恐吓的手段向研究所的科学家施压。

我写信给莫斯科。

随后,国家科学院院长普拉托洛夫接见了我:“你不会被白俄罗斯人民所遗忘,你为他们付出了很多,但你不应该写信到莫斯科,这不是个好主意。他们现在要我把你撤职。为什么你要写信?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人对抗吗?”

好吧,我手里有地图和数据,而他们有什么?他们可以把我关到精神病院,我曾被他们这样威胁过。他们说可以保证我会发生意外车祸——我也收到过警告。他们可以让我受到法庭审判,罪名是从事反苏联活动,或者因为研究所里不见了一盒钉子。

然后,我被他们拉上法庭审判了。

他们达到了目的,我心脏病发作了。(沉默不语)

我把一切都写下来了,都装在这个文件夹里。里面写的都是事实,没有添油加醋。

我们检查村里的男孩和女孩,他们有一千五百、两千、三千毫伦琴,还有超过三千毫伦琴的。这些女孩都无法生育了,她们会发生基因突变。

牵引机还在耕地,我问跟我们一起来的人:“至少要让牵引机的驾驶员戴上防毒面具吧?”

“不,他们不用。”

“什么?难道你们没有防毒面具?”

“噢,我们有很多!用到公元两千年才用得完。我们只是不发给他们而已,不然会引起恐慌。大家都会逃跑,他们会离开这里。”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教授,这些事你说起来很简单。如果你丢了饭碗,你可以再找一份工作,而我该怎么办?”

这是何等的权力!一个人竟然可以拥有无尽的权力来支配他人!这已经不仅仅是欺诈和谎言,这是对无辜人民的战争!

我们开车沿皮里亚特河走的时候,看到人们在河边搭起了帐篷,他们与家人在一起露营。他们游泳、晒太阳,全然不知这些天来他们都处于辐射云之下。与他们交谈是被严格禁止的。但我看到了小孩,于是我上前跟他们解释。他们不相信我:“为什么电视和广播都没说?”

一个地方党支部的人随时陪同在我们身边——他什么也没说,但我可以从他的表情猜到他的想法:我应不应该向上级报告呢?

但他也很同情这些人!毕竟他也是正常人。我不知道当我们回去后,他会做出什么决定。他会向上级汇报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漫长的沉默)

我们知道这些真相又能如何?我们该如何面对?

如果核电厂又发生爆炸了,同样的事会再次发生。

我们还活在斯大林的国家里。人们还活在斯大林的统治下。

---瓦西里·鲍里索维奇·涅斯捷连科,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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