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九八六年——当时过的是怎样的日子？科技所造成的世界末日是怎么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自己的团体，过着自己的生活，跟周围的一切保持距离。这就是我们抗议的方式。

我们有我们的规矩：我们不看《真理报》，但是会传阅《星火》杂志。他们只要稍稍放松管控，我们就开始全面接受信息。我们阅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家里摆着沙拉莫夫的书，在厨房里高谈阔论。我们渴望从生命中获得更多东西。那是什么呢？我们想要像凯瑟琳·德纳芙那些戴着贝雷帽的电影明星一样，我们想要自由。我们当中有些人脱离了团体，终日酗酒；有些则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政治生涯。没人认为这个政权会崩溃。我们会想，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个政权永远屹立不倒，那就别管其他人了，只要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就好。

然后发生了切尔诺贝利事件，刚开始我们的反应都一样——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就让有关当局去担心吧，切尔诺贝利是他们的责任。那里距离遥远，我们甚至没有看地图。当时我们根本不想知道真相。

但是当他们把牛奶贴上“成人用”和“孩童用”的标签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感觉这件事离家人又近了一点。好吧，就算我不是共产党员，我还得在这里生活。我们开始感到害怕：“为什么今年的萝卜叶看起来像甜菜一样？”

一打开电视，就能听到他们说：“不要听信西方世界的挑拨！”

这个时候，你才真的能确定发生事情了。

而劳动节游行呢？没人强迫我们参与——没人强迫我们一定要去。我们可以选择，但后来我们错过了这次游行。这次劳动节游行是我看过的最热闹最拥挤的一次。大家都很担心，都希望融入人群——与其他人在一起。人们需要有抱怨的对象，抱怨有关当局、政府和共产党。现在我回想过去，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之前我们并不想知道真相，我们只想知道萝卜能不能吃而已。

我是奇姆沃罗诺工厂的工程师。当时厂里有一群来自东德的专家，正在安装新装置。我看到了来自其他文化的人的反应。当他们得知这场意外后，他们立刻要求医疗照顾、辐射剂量计，还要求管理食物来源。他们收听德国广播节目，从中得知该怎么做。当然，他们的要求都被拒绝了。因此他们立刻打包，准备离开。

“帮我们买车票！让我们回去！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就要离开。”

他们群起抗议，发电报回国。他们都带着家人一起过来，他们是为了老婆和小孩在奋斗，是为了自己的性命在奋斗！而我们呢？我们又有什么反应？噢，这些德国人日子过得太好了，他们太傲慢了——真是歇斯底里！他们都是懦夫！他们竟然还测量罗宋汤和绞肉的辐射量，真是可笑！而我们的人，都是真正的男人，真正的俄罗斯男儿！

我们的人不顾一切与反应炉搏斗。我们的人不在乎自己的性命，戴着帆布手套，徒手爬上正在熔解的屋顶（这些我们都在电视里看到了）。我们的孩子手持旗帜，加入游行队伍，那些老兵也来了，他们是过往的守护者。（沉思）但是不懂得为自身感到害怕，也算是一种未开化的习性。我们总是说“我们”，而不说“我”。

“我们会让他们见识苏联人的勇气。”

“我们要让他们瞧瞧苏联民族的厉害。”

我们要向全世界展现！但我还是我，我还是我自己。我不想死。我很害怕。

从另一个角度看自己，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审视自己的感受，可以看看：我是如何成长与改变的？我发现我开始更多地注意周围的事物。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有这样的反应是很自然的。我们开始学会说“我”。我不想死！我很害怕！

伟大的帝国开始崩溃四散。首先是阿富汗，接着是切尔诺贝利。苏联解体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孤立无依。我很不想这么说，但我们热爱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成为我们生命的意义，成为我们苦难的意义，如同战争一样。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世人才得知我们的存在，我们才开启了通往欧洲的窗口。我们是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也是切尔诺贝利的信徒。我很不想这么说，但的确如此。

现在，切尔诺贝利变成了我的工作。我会前去视察。在隔离区内，人们依然生活在恐惧中，生活在倒塌的小屋里。他们期盼共产主义来临。每一次投票，他们都投给主张铁腕统治的人，他们梦想回到斯大林年代、军事统治年代。其实他们就生活在军事管理之下：岗哨、穿制服的人、门禁、配给制度，还有分配人道救援物资的官僚。箱子上用德文和俄文写着“禁止买卖或交换”。但这些物资的买卖与交换，仍发生在每家每户，发生在每个小摊上。

这就像一场游戏，像一场表演。我跟着一些外国人，开着一辆满载人道救援物资的卡车前来。这些人大概是奉基督之名来的。在外面，浑身泥土，穿戴着大衣和手套，站在水坑里的那些人，就是我的同乡。他们都穿着廉价靴子，眼神似乎在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反正迟早会被拿走。”但是他们又很想拿点什么，不论是一个盒子还是一个箱子，他们想拿一点舶来品。

我们都知道村里老婆婆们的住所。这时，我突然有个异想天开又很可憎的念头。

“我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说，“这在非洲可看不到喔！只有这里才看得到。你看，两百居里，三百居里。”

我注意到那些老婆婆改变了表情——她们当中有几个可真会演戏。她们把台词记得一清二楚，还会在适当的时候哭泣。这些外国人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些老婆婆都不愿多说什么，只是站在原地流泪。现在她们知道该说什么了，这样也许能拿到额外的糖果给小孩吃，或者拿到一箱衣物。这种行为是深奥的人生哲学——来自她们与死亡和岁月的关系。她们之所以不愿离开住了一辈子的小屋，绝不是为了这些糖果和德国巧克力。

回程途中，夕阳西下。

我说：“看看这块土地多么美丽！”

太阳照耀着森林和田野，余晖仿佛在与我们道别。

“没错，”一位会说俄语的德国人说，“是很漂亮，但是被污染了。”

他手里正握着一个辐射剂量计。这时我才知道，只有我的眼里才看得到夕阳。这里是我的家乡，这里是我生活的地方。

---娜塔利娅·阿尔谢尼芙娜·罗斯洛瓦，切尔诺贝利受灾儿童莫吉廖夫妇女委员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