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产到户激发的潜力与局限

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  作者:俞敏洪

如果一直坚持包产到户,我估计新东方到最后也就是分开发展的几家小公司而已。新东方之所以现在能成为总收入不错,市值也相当高的上市公司,就是因为我们后来打破了包产到户,实行了集约化、集团化的发展。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但我们也都做到了,所以后来新东方迎来了再次腾飞和发展。

我们知道,目前中国还没有出现规模较大的农业公司,因为中国的每块土地都是包给家庭的,而村与村之间是不联系的——这个村的土地不能给那个村,所以就算土地能再次集中,也只能在村的范围内进行,最多也就集中几百亩到上千亩,而一家大规模的农业公司要有几十万亩土地才行。我去加拿大、美国时,看到它们的大型农业公司中,有好多都是上市公司,拥有几十万亩到几百万亩的土地,而它们的农民也等同于农业工人。而且,它们所用的机械化设备可以在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纵横驰骋。而我们中国,一小块土地也就几十米长,再远就是另外一家的地了,能用的农用机械主要是拖拉机,先开个几十米,拐个弯再开个几十米。所以直到现在,我们国内除了个别国有农场能用大型机械化设备,大部分农田依然距农业公司的运作有很大差距,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就是包产到户。

正如前文所讲,包产到户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以粮食生产来说,我小时候在生产队工作时,不管怎样,每亩水稻田产出的粮食也就五六百斤;但是到我上大学时,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每亩地的粮食产量一下子就提高到了800~1000斤。其重要原因就是农民对种地更精心了,对除草、施肥更勤快了,还天天到水稻田里察看。而包产到户之前,农民根本就不关心这些,水稻田里的禾苗干死了也没有人管。因此,实行包产到户前后是完全不同的景象。所以,我们常常说,自留地上长的粮食比公地上的旺。这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被证明了:中国周朝实行的是井田制[井田制出现于商朝,到西周时已发展得很成熟,到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和牛耕的普及逐渐瓦解。井田制把耕地分成多块面积一定的方田,周围有经界,有水沟,像一个个“井”字。其中,一井为9个方块,周围的8块由8户耕种,即“私田”;中间是公田,由8户共耕,收入归封邑贵族所有。——编者注],从中间公地收上来的粮食永远比边上自留地上收来的粮食要少很多。

1996—2000年,新东方一直实行的是包产到户。因为那个时候,包产到户能够以非常高的效率促进新东方的发展。1996年,新东方是一个只有一两千万元年收入的学校。正是由于这帮朋友的加入,到了2001年左右的时候,新东方已经变成了一个年收入达两三亿元规模的学校,而这也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包产到户:自己为自己干,跟别人没关系,干的都是你自己的。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新东方,每个人对自己负责的业务肯定比对公共事业花的力气多。随着新东方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共事务也越来越多,比如后勤行政、基础设施,还有其他一些年会、团建等事务,那进行这些事务的钱到底由谁来出呢?这些钱不够了,没人愿意出,“公地”反而变得不那么兴旺了。

除此之外,包产到户还会引发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由于以个人利益为先导,所以企业的长远发展和管理就变得很难。比如大家都认为不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管理结构,因为一旦构建复杂、完善的管理结构,就要增加自己的成本。因此,包产到户的好处是每个人都在拼命地干,当时我们每人每天都工作18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但坏处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管理结构不健全,无法支撑公司下一步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在包产到户时,大家不是以未来把公司做成一家顶级企业或者好学校为核心来思考问题,而是以眼前利益为着眼点,想的是自己当年到底能拿多少,所有行为、市场布局、课程产品的研发都只着眼于当年,没有一个长远的发展计划。毫无疑问,这会使企业的后续发展乏力。

举个简单的例子。新东方有的教材一用用了两三年,而此时中国整个学习英语的风口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家学习的方向已经改变了,而我们还在用比较老的或者说没有经过修订的教材,那么很明显就会落后。而研发新教材需要投入很多钱,由于实行包产到户,这笔钱到底由谁来出就变成了一个问题——现成的产品大家可以用,但产品研发费用却都不愿意掏,于是就干脆不研发新产品。所以在2010年之前,新东方都没有太多新产品。这也就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不愿意在研发上投入,不愿意进行更长远的投入。后来,新东方痛定思痛发现,这是新东方后来发展遇到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有些中国公司特别重视研发,比如华为,每年都要把收入的10%~15%投入到研发中去,这涉及几百亿元资金。华为也是民营企业,我觉得任正非非常有眼光。而中国另一家企业中兴,由于没有足够的产品研发投入,当中美贸易产生摩擦,美国限制芯片出口时,过于依赖美国芯片的中兴通讯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新东方目前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困难跟当初没有进行研发投入是直接相关的。而没有进行研发投入的主要原因就是当初新东方的组织结构是一种原始结构——包产到户。还有就是,由于几个合伙人之间是朋友关系,没有上下级这样明确的管理秩序,因此决策效率十分低下。比如我说的话,王强、徐小平可以不听,而王强、徐小平说的话我却不敢不听,明明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说的话不是最佳方案,但也得听。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朋友、同学关系,要互相照顾面子。再加上新东方是家族企业,底下的员工也陷入了为难,不知该向谁汇报。这样一来,员工也分成了好几批,有的跟着王强干,有的跟着徐小平干,有的跟着俞敏洪干,公司处于决策效率低下、没有统一管理的状态。

这就是包产到户的特征,它既激发了我们这些人的无限潜力,但也带来了很多局限。

毫无疑问,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要去解决,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虽然最后我们都能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但意识到有问题和能解决问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之间有很大差别,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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