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一点法语，“饼干”用法语写出来就是“Biscuit”。

在我的印象中，“Biscuit”一词好像来自英国，法国人保留了原有的拼写，而将其读作“bisukyu”。我想用英语说的东西只有饼干，所以“Biscuit”应该算我用英语写的。我原本不喜欢英语，因为在女子中学学的那点法语已经刻在了我的脑子里，而我又不懂别的外语。况且英语单词中有一大堆字母不发音的情况，这让我很恼火。还有英语单词的读法，学过法语的人怎么也想不出为什么要那样读，这也让我恼火。比如“Pie”，在英语中好像读作“pai”，可我总觉得它读作“pi”。“Pie”怎么不念“pi”呢？每次在咖啡馆盯着菜单，我都会不高兴。尽管讨厌英语，我却唯独不想用法语讲“饼干”和“小烤箱”这两个词。因为我觉得，饼干是英国的东西。饼干最好的是英国产的：看上去硬，嚼起来脆，有一丝黄油和牛奶的香气，还有优质面粉的味道。

读小说、看电影的时候，我也会被那些有趣的内容吸引。不过我实在嘴馋，小说、电影中的饮食场面鲜明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经久不散。美国电影中首先会出现大饭店的早餐桌，接着会出现一把银壶；透亮的深褐色的咖啡从壶嘴汩汩涌出，我心里发出一声惊叹：多么诱人的咖啡！我忘不了让·迦本电影中的烧鸡，忘不了希区柯克电影中农家餐桌上的掺水烈酒和堆成小山的松饼，也忘不了福尔摩斯晚餐桌上的凉拌鸭肉和白兰地咖啡。而当我读黑岩泪香[黑岩泪香（1862—1920）：日本小说家、翻译家、新闻记者。]翻译改编的一本英国小说时，那位贵族给含冤入狱的女儿送她平时吃的饼干的情节打动了我。那是什么样的饼干呢？……我眼望虚空，浮想联翩。

我虽然喜欢法国，却觉得英国的面包、红茶和饼干最好（然而，我去伦敦时惊讶地发现，英国的菜肴和除饼干之外的点心都不好吃）。有一次，一位从京都回来的朋友送给我两斤[这里的斤大约相当于我国的七八两。]京都市面上卖的英国面包。那四天里，每天早上我都吃面包配红茶和火腿蛋的英式早餐，感到心满意足。至于红茶，我一般喝一直读我的小说的那位姑娘送的纯英国产红茶。（她有意大利古典素描中的天使一般的面庞，身上那件素净的意大利雨衣好看又得体，肩上挎着一只素净的皮包。她是安东尼·博金斯的影迷，和我谈起博金斯就有说不完的话。）就像酒鬼醉酒一样，我会被那种红茶的香气弄醉。那时我露出陶醉的目光（我自以为那是陶醉的表情，别人却以为我在发呆），带着一份好心情写小说。

饼干一定要又硬又脆，并且要适当薄一点；嚼饼干的时候，饼干要有口感，云母状的细粉末要散落在胸前或膝上；饼干要有优质面粉的味道，还要带着一丝牛奶和黄油的香气；刻在饼干上的拉丁字母和小孔要排列得整齐规范，不能有一丝紊乱；小孔还要扎得深，并且美观、清晰。少了哪个条件都说不过去，饼干便不配被称作饼干，不配让约克玫瑰似的英国贵族少女用她那洁白的牙齿咀嚼。也许那些饼干会说：森茉莉那个写小说的怪婆子好打发，美国或日本产的饼干就够了。那可不行。我虽然穷却也是贫穷的布里亚·萨瓦兰[布里亚·萨瓦兰（A.Brillat Savarin，1755—1826）：法国著名美食家，著有《厨房里的哲学家》。——编注]，在精神上是贵族。

最近流行的“平民”一词，我十分讨厌。据说如今濒临绝迹的老市民，一被人叫“平民”就会嗤之以鼻：“平民？什么意思？”以前我在团子坂[东京文京区地名。]上住，那里有一家叫“伊势屋”的糕点店。在伊势屋，玻璃瓶里装着两种点心：一种是又大又圆的玛丽饼干，一种是长方形的、周围像古典花边一样呈锯齿状的意大利威化饼干。那两种饼干似乎继承了英国饼干的传统，颇有品位，口感和做工均属上乘。战争期间，我被疏散到外地，远离了团子坂上的伊势屋。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碰到自己喜欢的饼干。

我嘛，从小吃青木堂的西式糕点长大，可后来青木堂没有了，我就改为专吃伊势屋的饼干，因为家里的女佣会在一分钟内把饼干买回来。那家店的饼干特别出众，是威化饼干，尽管我不明白它为什么叫意大利威化饼干。下午三点的餐桌前，我把那饼干用大盘盛放，拿出淡蓝色罐装的立顿红茶来泡上一杯，投入一块半方糖。玻璃门外，立着父亲石像的庭院花圃是一派冬日的萧索景象。

尽管我是“贫穷奢侈”的行家，泡在代泽澡堂的浴池里时，会想象西班牙红宫的水池（当然我要闭上眼睛。如果眼前出现耷拉着湿漉漉的鬈发、浑身通红的胖大姐；或瘦得皮包骨头、像被追到地狱针山上的女鬼一样的老板娘，那一切就都完了。），不过我也觉得能看到实实在在的院子真好。

日本战后也出现了一些价高质优的饼干，不过那些饼干要么黄油放得过多，要么味道过甜、颜色过浓，形状也是千奇百怪，不像饼干倒像甜点。至于美国产的黄油压花饼干，那就另当别论了。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仍认为除了传统的英国饼干，比如小伯爵冯德罗[美国女作家白涅德夫人创作于19世纪的儿童文学名著《小公子》的主人公。]的祖父斥退仆人后气鼓鼓地嚼下的那种，其他饼干都不该被叫作饼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