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欧美还是东方，人们似乎都喜欢以故乡为荣。法国古典戏剧的舞台上，演员漂亮准确的法语发音中能感受到一股发自心底的自豪，那股自豪仿佛在告诉观众：“聆听这美妙的法语吧！法国是拉辛的国度，是高乃依和拉·封丹的国度，是艺术的国度。好好嗅取法语的芳香吧！”夏目漱石的幽默小说中，我们似乎也能读出江户儿的优越感。森鸥外为日本而自豪，同时也因为在柏林待了八年，也会为德国乃至欧洲而自豪（仿佛自己是欧洲人，对欧洲怀有与对家乡同样的自豪感）。

我像爱父亲一样爱外祖父博臣，所以除了对东京，我对自己没去过的外祖父老家佐贺也有份故乡情结，为那里的人和事而自豪。最近，某报纸上登出了佐贺大学的一件事。当时因学生处分、宿舍电气化、自来水费等问题引起纠纷，又赶上期末考试，学校乱成一团。报道刊载了一位老教授的照片，老人正把枯瘦的手搭在一个学生肩上。那孩子因为少数学生的暴动而感到失望，正犹豫是否要参加考试。老教授用消瘦的双腿坚定地站着，鼓励对方：好好参加考试吧。无论怎么鼓励，教授也没能让那个坐着的学生站起来。老人十分焦急的样子，侧脸上写满了对闹事学生和好学生（他知道这实在不算什么）的关爱与心疼。

看了那张照片，我像法国人一样思索：佐贺的大学教授就是不一样。东京那些教授会认为自己毫无过错，所以面对现在学校的状况、学生自治会的状况、学生的状况依然端着架子，发表空泛的意见。佐贺的大学教授跟他们不一样，不是很棒吗？

事情怎么会变成那样呢？看着与其说他们“不太理智”不如说他们“完全失去了理智”的闹事学生，就像看到当年反安保运动的学生——桦美智子死于那次运动——一股想要写点什么的悲哀袭上我心头。我不由想到：在战后的种种变迁中（变迁？好轻描淡写！），日本的教育界，乃至教育家如同没有了罗盘的船，一味顺着美国的指针漂流。我又想：我们国家所说的爱国与法国人的爱国不一样，不够动真格，缺乏热情（爱国不只是摆出威风的样子，不只是言词上的爱国；而是需要动真格）。恋爱的热情是私人问题，没有热情、逢场作戏都是自己的事，我只希望人们对学生的事——这关系到国家未来——付出热情。

只可惜别说对学生了，就连婴儿喝的牛奶里含有放射性物质，日本厚生省也是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