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满寿夫在登在《日本读书新闻》上的日记中写道：“时隔多日，我领教了森女士的反人道主义论和‘知性’女演员驳斥论。”编辑看后找我约稿，于是就有了这篇延续了我一贯风格的怪论。

世间的一切我都看不顺眼，从早到晚（包括半夜）都憋着一肚子火。因为家里基本上没有别人，所以我都是独自生闷气。猫儿（我那过于聪明机灵而变得奸猾，已经死去的黑猫朱丽叶）在的时候，我对猫儿倾诉。最近，我生气时就自言自语。我也渐渐开始对身边的人说，并且因为大家觉得有趣而沾沾自喜。去参加无拘无束的聚会，酒宴正酣时，我就会醉醺醺地发表一席演讲。我不能喝酒，一高兴就脸红，变得晕晕乎乎。

我接下来要写的不是即席搜索枯肠得来的字句，而是再现我在白石嘉寿子的生日聚会上说的胡话。我觉得写下来究竟不如说得那么有趣。那天我说话时满脸涨红、披头散发（从一开始就如此），痛斥伪知性女演员，一副大骂“狗屁文坛（用词实在不雅）、狗屁文艺评论家”的架势，最后把全社会贬得一无是处、批得体无完肤，样子十分有趣。文坛、人道主义文艺评论家和迂腐的道德小说家如果当场听了我的话，或许反而一点都不生气。若要忌惮文坛、人道主义文艺评论家或某类道德小说家，我那些小说就一个字儿也没法写了；所以我早就把他们气坏了——无论什么时候，怯懦都要不得。

人世间充满了伪人道主义，印着铅字的地方，日复一日都是这些词句：“令人莞尔”“催人泪下”“举行慈善义演”“代理厚生大臣某某到场”“女演员某某子也表示赞同，并做简短致辞”“越冬队终于回国，队长某某和前来迎接的家人相视微笑”（我读书少，不知道越冬是为了什么。只知道越冬队丢下了一只黑黑的狗儿太郎还有其他几只狗狗，让它们在冰天雪地里过了一年。他们丢下狗儿后说：“越冬队有规定，飞机上的人和行李有重量限制，如果超过限重，就把一两个人或不用的行李丢下。我们根据那条规定，决定丢下太郎。”这些越冬队员事先都知道那条貌似传自外国的“队规”，万一被留下也有心理准备。但太郎它们不知道那条“队规”，狗儿们只是高兴地跟着平时疼爱它们的主人，无意识地拉雪橇。没有了狗儿，我不清楚越冬队做什么去了。只知道他们消耗大笔资金，吃着香喷喷的肉和罐头一边做的那份工作最终未能成功。太郎在狗儿当中是出了名的，如今报纸也时不时地登出太郎那年老却依然可爱的、乌黑的身影。我每当那时便会有些心痛。心想如果不是住公寓，我就会托人把它带回来，给它快乐的生活。这我以前也写过。）“神清气爽”……所有美谈、美德、美文、美丽的东西进入视野，而我讨厌为这种廉价的人道主义而面带微笑、眼角发热、神清气爽的人。我在白石家的聚会上满脸通红地说话，一点都不神清气爽，倒是半夜浑浊的空气清爽得多。

伪人道主义那不无可怕的、厚厚的乌云，就像我孩提时看到的遮天蔽日的玉兰花那又白又重的“华盖”一样，几乎要把我压垮。我很久以前就有这种感觉，那东西沉甸甸的，令人抑郁却无处躲藏。好在以前父亲和母亲撑起了那团沉重的乌云，不让它罩在我心上。然而现在乌云渐渐落下来了。它的压迫使我感到坐立不安，我每日长卧不起或许就是这个缘故。当然了，我就像除了需要进食的时候，其余时间都无力地挂在树上（在地上就盘成一团）的蛇一样懒惰，懒到常用的东西都扔在伸手可及的地方随时取用。所以我躺着的原因也是两方面的吧。

——我一直以为，蛇无力地挂在树上是因为犯懒，盘成一团就等同于端坐。最近，我拜访（这篇文章写了一半时）了“绮龟喜龟窗”的主人高田荣一。听他说，挂在树上和盘成一团都是蛇瞄准猎物时的姿势，而蛇休息的时候会直挺挺地趴在地上。高田荣一还生气别人说蛇身子长、没有腿什么的，他说，有四肢的人在蛇看来才是怪模怪样。听他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道理。如此想来，有四肢、站立行走的“人类”这种怪物，不知从何时起发明了“人道主义”这玩意，别说是伪人道主义了，连真正的人道主义也是一种怪玩意了……

我是真的讨厌端坐。话虽如此，在三岛由纪夫家的聚会上，我不能冷不丁往长椅上一躺，说“前些天太感谢了……”；在吉行淳之介家的客厅里，我也不能突然躺在地板上，对栃折久美子等人说“打那以后啊……”。

说起来，我前阵子写的小说里，少女藻罗除了美丽的脸蛋和身材，还有女人的坏心眼，几乎就是我的翻版。世上还有比从床上坐起身来更令人疲软，令人生厌的事吗？自从成为一间屋子的“堡主”以来，我很少坐着。只因世上还有一些躺着实在做不了的事，我才坐起来。再说写文章是累活，会让我的右手手指（尤其是中指和拇指）受累。

却说那天我当着池田满寿夫、富冈多惠子、白石嘉寿子和其他客人的面尽情摇唇鼓舌，大发议论。这里为了再现当时的奇谈怪论，我不得不给右手中指和拇指使劲。议论中，白石嘉寿子激动地说：“真正的评论家就在聚会中啊。”这话放在其他伙伴身上也完全正确。我说：“那些所谓‘庶民’，完全没有感情，只是靠生理的、性的冲动流泪、哭喊（像‘义太夫’[江户前期竹本义太夫（1651—1714）创立的净琉璃剧种。]、浪花调、新派戏剧等玩意的眼泪和叫喊），死了也不可怜。”富冈多惠子听了说：“森女士有时候真邪气不得了。”那是当然，真正富有人性的人会无比无邪，同时又会无比邪恶。那天晚上，平时说话滔滔不绝的两位诗人也甘拜下风，不得不洗耳恭听我的议论。

好吧，先来说说我的“伪知性女演员”驳斥论（就像池田满寿夫的反人道主义论其实批判的是伪人道主义，我的知性女演员驳斥论实则在驳斥“伪知性女演员”）。

我曾经是高峰秀子的影迷。当初在电影《丈夫的贞操》中见到年约十四岁的她，我第一次对她产生了兴趣。那时她住在高田稔和千叶早智子夫妇家里，和高田太太的挚友入江隆子同住。有一次，高田家的女性亲戚聚集在厨房里，说：“这就好比把鲣鱼放猫嘴边呀。[日本谚语，把鲣鱼往猫嘴边放，马上会被吃掉。用于比喻某事物被置于险境。——编注]”她听了，半懂不懂、一副小大人的样子说：“为啥要把鲣鱼放猫嘴边呀？”那样子十分有趣。

十六岁左右的年纪，她从松竹转到了东宝。有一次，她对记者说：“我想演成年人，想演反派。”十八九岁的时候，她头上烫着可爱的鬈发，摇摇晃晃地拎着当时流行的方形箱式手提包。她鼻子和嘴巴挨得很近，笑起来时鼻口之间有一条横纹。她和黑泽导演谈过恋爱，有传闻说那场恋爱在她要大红大紫的时候影响了她。后来她似乎又谈了多场恋爱，二十多岁时她放言“我是女魔头哩”。

有一天，一个新手摄影师战战兢兢地去给她拍照。她同情对方，穿上各种西服，摆出各种姿势，最后把对方送到玄关，抱着胳膊说：“有机会再来吧。”读到那篇报道，我大为感动。因为当时我是一个离婚后回到娘家、烙上“单身”红字的女人，没有了活着的价值。（过去美国的女囚，要被烧红的火筷子那样的东西在额头上烙上A字。漂亮女演员莉莲·吉什演过受那种刑罚的女囚。她的表演能让不去看栗岛澄子演戏的知识女性泪流满面。）那时，我也想做一个新手记者，跑去她家。要知道，自从长原孝太郎先生（一位西洋画家。我父亲去世后，家里门庭冷落，他尊敬我的母亲，和我们来往，并教我弟弟妹妹西洋画。）去世后，就再没有一个人对我说“有空再来啊”这样的话。

那时她的人道主义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我把剪下来的她的照片收集在一只大纸箱里。有张照片上的她身穿白色夏季洋装，在爬山虎或别的什么植物盘绕的绿篱前笑着，最是让我喜欢。那时的她似有成为山田五十铃那样有股“艺人魂”的演员的迹象，但她不知不觉地变了，辜负了我这个影迷。我那只装剪下来的照片的箱子空了，过了多年，又集起了让·克劳德·布里亚利的照片。我有一天忽然找到了布里亚利和阿兰·德龙优雅地靠在一起的照片，以那张照片里的形象为蓝本，我写起了大概会让现在的高峰秀子讨厌的性倒错者的小说。

读了这篇文章的读者，大概会讶异于我竟如此熟悉日本电影和女演员们的幕后故事吧。我从前爱看日本电影，如今爱读周刊杂志。我还以对周刊杂志的报道了如指掌为豪。标榜知性的女人，无论女演员、主妇、姑娘还是BG[即“Business Girl”，女职员的简称。]（现在说OL，什么“Office Lady”听得人一头雾水。当然好的BG肯定也有，我只是说大多数。）都瞧不起周刊杂志。读的时候，也是带着轻蔑的表情。我看周刊杂志是因为里面各种有点模糊的景物、人像的照片允许我去浮想联翩。这一方面是为了寻找写小说的素材（对我小说中的人物、景致、房间有兴趣的人似乎并不多，所以我给右手的中指和拇指运劲写这些事儿也没啥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对世上无聊的事情颇感兴趣。我知道，有一天在罗马街头，阿兰·德龙和罗密·施奈德坐在出租车里吵架（原因是阿兰·德龙有一次在罗马的一家夜总会把一个黑人女歌手叫来同坐，后来又和她约会）。罗密·施奈德一怒之下下了车，阿兰·德龙径自坐车走了。我知道就在阿兰·德龙渐渐疏远了罗密·施奈德的时候，她电影上映那晚，阿兰·德龙没有履行从拍摄地坐飞机赶过来和她坐在一起看电影的约定，而是让侍者放了一束红玫瑰在自己的席位上，附上了一张写有“依然爱你的阿兰”的卡片。我还知道，在搜捕小吉展案[1963年在东京都台东区入谷（今松之谷）发生的一件诱拐杀害男童案。]的凶手期间（我讨厌日本人全都用“小吉展”称呼吉展这个别人家的孩子，这正是日本庸俗的人道主义的直接表现），某人屡次出现在孩子失踪的公园附近的咖啡馆，每次来都用自动电唱机放相同的歌曲，结果被一个绰号叫“有办法大叔”的东北口音的老人抓住了。后来清楚那人与小吉展案毫无关系之后放了他。我把所有无聊的社会见闻塞在脑子里，而世上的知性夫人、知性小姐似乎对那些东西毫无兴趣。实际又如何呢？真对周刊杂志不感兴趣的人，应该完全不在乎别人读不读周刊杂志，也不存在蔑视不蔑视周刊杂志的问题。

有一次在下北泽的书店，我发现查尔·阿兹纳弗的一张照片，那表情契合耿直、孤独、古板的园丁形象，心中欢喜。当我正睁大眼睛想再找找孤单的房子的图片时，一位夫人和一位小姐匆匆拿起三四本周刊，一边往收款台走，一边故意大声说：“这种书在火车上看看也不错嘛。”我在旁顺耳听到，不禁暗自发笑。对无聊的事情感兴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我不懂。

真正的美女不摆美女的架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摆知识分子的架子。那些所谓知性女演员才会强调知性，自视为名人，穿有文化气的素净衣服，最后在家里、私下里也穿起文化人的便装，一脸文化人的样子。有个女演员留着军人遗孀式的生硬发型，出门穿的衣服全是黑色，戴珍珠项链，大衣像是工装大衣。参加葬礼，她会穿上朴素的黑色丧服，拿着水晶小念珠去。拿着念珠倒还好，有些人还会把比僧人戴的念珠更小的念珠缠在手上，并在祭拜时捻得发响。那不是做买卖的、演戏的或寻常上班族人家出身的人会有的习惯。那是那种不仅自家人是知识分子（而且是那种精挑细选过的纯知识分子，那种人有点可怕），亲戚也都是知识分子，甚至有几个法语流利、牛津或耶鲁出身、与肯尼迪家族有交情的亲戚的人家的习惯。当初我婆家（我娘家不是那种可怕的人家）做法事，我看见女人们一个个手持念珠，第一次知道世上有此种习惯。不管怎么说，除了和尚，其他人就算拿着念珠也没有意义；且若和尚是酒肉和尚，也同样没有意义，更何况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凡夫俗子呢。即使祭拜时把那拨得嘣嘣作响，即使佛教真的厉害、真有地狱和极乐，那也对逝者毫无意义。

我以前就酷爱日本电影中别具风味的爱情片（看过日本的好电影后觉得有趣是另一回事），曾和妹妹在肴町的驹込馆之类的地方看那些影片。爱情大片的男主人公大多板着脸，眉间挤出竖纹。他们一走起路来，脸部和脚步的特写便交替出现，悲凉的旋律响彻整个画面。我和妹妹欢欣雀跃，沉浸在喜悦中。我们互相监督，最后却都笑了。周围女演员或男演员的影迷瞪视我们，就差没骂我们神经病了。

同样是在驹込馆，我看过卓别林的一部电影，他扮演的侍者把金鱼从鱼缸里捞出，拿抹布擦拭完毕又放回鱼缸，让我大为赞叹。卓别林伟大过头了，他也变得过于知性，结果弄成了伪知性；也就是说，他也像知性女演员一样成了“名人”。至于查尔·阿兹纳弗、让·迦本、雷内·克雷芒和让·克劳德·布里亚利，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名人，却不是所谓的“名人”。卓别林刚和剧作家尤金·奥尼尔——我不知道此人是什么样的剧作家——的女儿乌娜结婚时，应该还没有变味儿。不过他一定是从结婚前起就一点点开始变化了的。当他接连勾搭配戏女演员，那时的他衬得起“演员”的名号。在电影中出演凡尔杜先生之类的角色时，他也是一个“演员”。但自从他被冠以“哲人卓别林”之类的称号后，我便不再看他演戏，也不知道他的情况。他在恋爱方面相当有能耐，只要看看他头戴高礼帽、手持竹手杖亮相时那双透出惊人光芒的大眼睛便一清二楚。（他和高峰秀子情况类似。我不是说情史丰富的人都能做个好演员，只是这样的例子似乎不少。）对叛逆吸毒并离家出走的儿子迈克尔，他这个父亲表现出最高审判官般的严肃，那也显得很无聊。迈克尔之所以叛逆，一定是冲着他的伪道德绅士的嘴脸，还有他与乌娜组成的“名流家庭”来的。

在松竹电影公司制作的电影中，爱情大片越来越少见了。前不久我在外面看电视，虽然没有面部和脚步特写的轮流映现，但剧中情侣的那种拘谨与严肃却一如既往，后面尾随着一个眉间皱起八字纹、貌似情敌的男子。看到那一幕，我觉得很有趣。

近来我看的净是些周刊杂志，诗人富冈多惠子取代了当初与我同看松竹电影爱情大片的妹妹，作为具有相似脑神经的人出现在我身边。前年除夕我和富冈多惠子一起看红白歌会，那是我今生最大的喜悦。记得那天，三桥美智也、桥幸夫等歌手穿着亮闪闪的、黑白相间处绣着金银丝线的和服，接过彩带、花束，然后咧嘴一笑。“啊，真成了彻头彻尾的追星族了！”我们激动地想，一副如痴如醉的销魂表情。最后，富冈多惠子说西乡辉彦很帅气，说她想喝茶。——既然以纯文化人自居，不做到这程度就不够格。

最近在一次聚会上，我又被富冈多惠子的高度知性感动了。那天她大概是小口喝着贺茂鹤清酒和白兰地，慢慢地醉了。醉了便唱起美空云雀的歌，还时不时地夹杂着念白。她后颈处剪得齐整的漂亮黑发和戴着水蓝色菊花耳饰的小耳垂美极了，上身穿着同样是水蓝色的套头毛衣，下身穿颜色素净的英国羊毛格子迷你裙，宛如芥川龙之介《南京的基督》中的雏妓。她意醉神迷沉浸在歌曲中，像印度舞女一样扭摆婀娜纤细的上身，闭起眼睛，整个身体都在歌唱。她陶醉至极，她的神情和肢体语言全不一样了，不再是那个获得H氏奖[日本现代诗人会主办的诗歌奖。1951年由平泽贞二郎出资设立，因平泽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为罗马拼音H而得名。]、室生犀星奖的诗人多惠子，那犀利的目光、那种她自己浑然不觉的可怕之处，都被抹得干干净净。我眼中那个平时穿着红色对襟毛衣、牛仔裤和凉鞋，走起路来仿佛踢踏着大地的刚毅女子消失了；那里只有一个像傻瓜一样陶醉在美空云雀的歌中，像《南京的基督》中的妓女一样漂亮的女人；只有一个大概会让以文艺界人士自居的女演员和卓别林那样的名流嗤笑的年轻女子。在一边唱歌一边扭摆的她旁边，我还看见了随着她的形影扭动身子纵情歌唱的涩泽龙彦。涩泽龙彦没有醉成她那个样子，有点附和客人尽兴的意思，所以不如她那么忘我。他那样子就像明治时期戴着金边眼镜、合着小提琴唱写星星、堇菜的诗的“书生演歌师”一样，平日他作为萨德研究专家、时常手持烟斗的形象也荡然无存了。一对让人感受不到半点文化人派头的男女，边唱边舞。太高雅、太有名流派头的卓别林或那些所谓的知性女演员，如果知道在那里扭来扭去的人就是诗人富冈多惠子和萨德研究专家涩泽龙彦，会是怎样的表情呢？那种景象想想就觉得有趣。

这样的富冈多惠子果然爱读周刊杂志。她在纽约期间也勤读周刊杂志，生怕落在我后面。

以法国女演员为参照，作为同行，日本所谓知性女演员的无聊，就愈发明显。记得战争时期，日本女演员一下子变成了国防妇女会的会员，烹饪服上斜挂着用毛笔写的“××女演员联盟”字样的绶带，吃“日之丸便当”[米饭中央配以红色腌梅子的盒饭。]，挥舞太阳旗，迎送出征军人（当然，被迫加入的女演员也有）。在我的脑海中，那些穿烹饪服的女人和直到昨天还在演爱情片的她们完全捏不到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心爱的那个饰演卡门的演员去野战医院唱《马赛曲》（我在银座偶然找到了那张唱片），她唱的《马赛曲》有点情歌的味道。我相信，她那时不会以一副从军护士的土气样唱歌，她一定是穿着让见不到父母、恋人的士兵获得慰藉、感到喜悦的有魅力的服装。她的歌声让我觉得，也许那时她想像母亲一样亲吻每个士兵，歌声里潜藏着一份不会在战争结束第二天就消失无踪的火热爱国心。

无论碧姬·芭铎还是让娜·莫罗，她们都不在乎自己是否显得知性。不可思议的是，她们虽然没有受过多么好的教育，却没有以与名人交往自夸自傲的幼稚气。她们专心于演艺，彻底享受人生，就那样自然明白了某种道理，从而变得老成。碧姬·芭铎说“我讨厌后悔”。她会真心爱一个人、放手时也干脆利落，然后又投入新的恋情，继续自己的人生之旅。让娜·莫罗则和皮尔·卡丹秘密去希腊旅行，在全是沙石的地方穿着皱巴巴的奢侈货，有点像四处游荡的乞丐；但很明显，在他们入住的希腊海边某所破旅馆的浴室里，她即使没有搽粉，那张脸也是用奢侈化妆品清洁过的。在阿兰·德龙和罗密·施奈德的订婚聚会上，她和让·克劳德·布里亚利一起跳舞，十分忘情。可最近她又突然和一个年轻的意大利导演结婚了（她和意大利青年结婚是好事，不过看二人逛街的快照，她的迷你裙打扮令人失望，因为她的大腿已——不再年轻）。她有接近某个同性恋男子把他从他的美少年情人身边夺走的嗜好，作为她魅力惊人的证明。我这个老太婆如果年轻有魅力的话，那会是我第一最要想做的事。最近，让娜·莫罗和她新片的导演谈了恋爱，被导演夫人（一个大美人）告了。对此，她对记者说：“我演电影时，会和导演之间建立一种心灵的连接，那样可以让电影成功，我认为。”日本女演员说得出这种话吗？（虽然在日本的社会体制下，很难有人说出这种话；但山田五十铃却通过与优秀男性交往，做着类似的实践。）

我读过这么一篇报道：米歇尔·摩根与敌国的男子坠入情网（法国女演员即使长得像女子中学的老师，也不可小觑），她的爱国心受到质疑。当她站在法庭上时，她说：“我忠于祖国法兰西，但我的屁股是国际性的。”在全场的笑声中，她的爱国心被认可了。这是日本女演员无法效仿的。如果山田五十铃被逼急了的话，或许会说出那种话。

有一天在剧场餐厅（当时俄国戏剧来到了日本，剧场上演了《樱桃园》），我看见山田五十铃坐在我旁边的桌前。她穿着颜色又浓又正的有韵味的纯蓝色和服和同色外褂，毫不在意旁人的目光，堂堂正正地拿出小粉盒，拍打抹了白粉微微透出肌肤小麦色的漂亮脸蛋。那样子太棒了，好比织田信长坐在农户家的小凳上，从腰间“印笼”[江户时期武士系在腰上的小型盒式容器，用于盛放药品。]里取出常备药丢入口中。到了这一步，妇女杂志上“在人前使用粉盒违反礼节”之类的怪话，像阳光直射下的草上露珠一样消失了，只剩下“一位大牌女演员”的评价。

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山田五十铃和中村勘三郎出演歌舞伎电影。中村勘三郎在歌舞伎演员当中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山田五十铃和他搭档不仅身段合宜，而且演技相当，全无不协调之感，配合得很自然；这很了不起。日本女演员常会说，某某先生的作品是怎样怎样的感觉，作为我，想要诠释的是这样那样的。很多时候让人不知所云。我不记得有报道写山田五十铃讲过那种话。我既没有看过她拿着募捐箱走在街头的照片，也没看过她和什么小儿麻痹基金会的美国会长的合影，真的。

世间的一切善行，除了被发掘报道出来的那些，多数只会作为一段美谈而告终。“蚁街玛利亚”[即北原怜子（1929—1958），社会福利活动家，因在“蚁街”（隅田川河畔的废品回收者居住地）从事社会服务活动而得名。]了不起，前不久照片见报的那个为了给村民求医而和女儿一起走在雪地里的野松义宪也了不起。（看到他的身姿，我想起了脖子上挂着红十字急救箱走在雪地里的圣伯纳德犬的照片，想起了自己看到照片时那种无可名状的情感。我不是把他和狗儿相提并论，只是想说狗这种动物总让人觉得它有颗非常温暖的心。）近来我会很热心地在广播里、在电视上关注做好事的人、可怜的人（看到可怜的人会忽然眼角发热、鼻子发酸，变成了一种庸俗的人道主义，这令我头痛。腐蚀文坛、电影界、戏剧界等整个社会，激起某类老百姓生理的、动物本能冲动的廉价人道主义，也就是我所说的“伪人道主义”。伪人道主义中也确实有真正的人道主义，伪知性中也有几分真正的知性，但由于它们被涂上了奇怪的花哨色彩，实质就会淹没其中。），才明白世上有像北原怜子、野松义宪那样的人；即使没有电视，我也能通过看照片受到感动，这真是太好了。

如前所述，法国女演员的言谈举止既有趣又洒脱。前不久我看电影杂志，路易·马勒导演拍《江湖女间谍》时的拍摄场景尤其勾起我的兴趣，那是人们痛快恋爱、恋爱方面很成熟的国度——法国才有的拍摄场景。

电影《江湖女间谍》讲述了让娜·莫罗和碧姬·芭铎饰演的卖艺人卷入虚构国家米格尔的一场平民起义似的奇怪革命的故事，外景地在墨西哥。导演路易·马勒是让娜·莫罗以前的情人，让娜·莫罗现在的情人皮尔·卡丹则担当了服装师；不仅如此，他们来到了墨西哥，没事也围在让娜·莫罗身边转（碧姬·芭铎拍电影《真相》的时候，萨米·弗雷围在她身边，吃与她配戏的男演员的醋，导演一怒之下把他逐出了剧组。我们的皮尔·卡丹为人洒脱，不会出那种事。）；碧姬·芭铎就是碧姬·芭铎，还有一个最近的新情人（我要是也有新情人、旧情人和很久前的老情人就好了），也围在她身边转。导演路易·马勒是让娜·莫罗的旧情人，如果碧姬·芭铎的另个旧情人萨米·弗雷加入剧组当个副导演什么的，那洒脱的人儿们就凑齐了，大家会跳起典雅的四人对舞吧。不过萨米·弗雷不大像法国人，因为他和让娜·莫罗的又一个旧情人雅克·夏理尔一个样儿；让娜一爱上别人，他就马上哭丧着脸独自登上酒吧的楼梯，那样子被摄影师拍下来（雅克·夏理尔则精神异常进了医院，好容易才治好）。与让娜·莫罗的情人们的洒脱不同，碧姬·芭铎的情人当中有两个怪人，我认为这是碧姬·芭铎魅力大的缘故。不过让娜·莫罗也不差，皮尔·卡丹完全被她迷住了，和她跑到希腊旅行，眼睛红得厉害，变得空洞洞的。他和她在海边乱走时的样子，仿佛一个漂泊的荷兰人，脸上的表情让人看不出他是欢喜还是绝望。即使说皮尔·卡丹的洒脱是因为他是个大生意人，雅克·夏理尔、萨米·弗雷之流也实在窝囊，不得不说他们是让一般法国人瞧不起的家伙。在墨西哥拍摄外景期间，碧姬·芭铎过生日，五位新老情人聚在一起，杀了附近农家最肥的鸡做成烤鸡，用火腿，刚下的鲜鸡蛋做的奶油点心，从巴黎带来的香肠、烈酒、瓶装矿泉水、美国香烟等，办了一次大型宴会。反观我们日本的导演、女演员，在旅馆住宿时也要男女有别，没正式公开结婚的人不能同屋；比起他们那闪耀着美丽动人而令人莞尔的师生情谊色彩的拍摄现场，碧姬·芭铎的生日会简直就是野兽的宴会。不过我想称赞法国人，他们工作和恋爱都表现出色、光明正大且从容洒脱，这才是真正的“腔调”。

前文净谈女演员了，其实最近知性之风流行，各行业都冒出了许多知性人士。或许是大正时期的爱情至上主义转变成了知性崇拜主义，如今貌似知性的人遍布天下，几乎到达全民知性的地步。战前有人吃小面包、年糕小豆汤，喝咖啡，读《都新闻》《讲谈俱乐部》《紫》（花柳界杂志）；如果去冰饮店，就把手巾叠放在膝头，一屁股坐下来，先用匙子把冰沙敲松，舀起一勺，然后把匙头掉转过来正对自己的嘴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种动作），再把冰沙送入口中。如今，那种人就像被风吹散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有家像豆沙年糕铺一样的店，拿罐装的熬干的红糖水似的液体稀释后当作咖啡出售。就连那家店的老板都晓得井上靖，知道我要看《作家半小时》节目，每次帮我换好频道。那里的老板娘会说“仿佛是种错觉”之类的话，似乎与文学毫无关系的公司职员、以前根本不读书的主妇，如今都谙熟文学。战后，忠君爱国思想、修身课[日本旧制中小学的道德思想课。]不见了，日本成了文化国家，也或许是因为学校总讲森鸥外、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太宰治；总之日本完全变成了遍地文化人的奇怪的文化国家、电气化国家。

前文中提到法国电影拍摄的气氛从容，与之相反的是日本报纸的文艺时评专栏，充满了逼仄感，读起来痛苦、难受。就连生性懒散、无论搞文学还是做别的都想着要有趣的我，刚动笔想写正经一点的作品，就担心自己不够端正，然后文字很快就变得生硬，犹如一团乱糟糟的铁丝。我甚至觉得，这莫不是受了文艺时评的死板气氛的影响？至于文艺时评的气氛为什么呆板，那是因为文艺时评只认可钻牛角尖的正经八百的小说。钻牛角尖的正经八百的小说也好，柔软的情爱小说也罢，都是好坏分明的。我讨厌那种认为钻牛角尖就是深刻，正经八百的小说才显示作者创作倾注了心血的风气。我有种感觉，好像正经八百的就是人道主义。那是一股“所有一切非纯洁、纯粹不可”的情结。可文学的纯洁是什么呢？纯粹到底又是什么呢？反社会似乎行不通，那么“社会”到底又是什么呢？所谓社会，不就是粗制滥造、摇摇晃晃的怪东西吗？它摇摇晃晃的架子下、表面下的东西不就是真东西吗？那是不是说这真东西不纯粹呢？我的“反伪人道主义论”便是由此而发。我以为“human”是“人类”“人”的意思，那么人道就应该是从人类的本性，从真情之中生发出来的东西，否则就无意义，不是吗？我不是说那些优秀的小说家、好小说家也是伪人道主义，也不是说所有文艺评论家都在用那种没完没了的死板来让我窒息。

不过我认为，小说家和评论家中的多数人，都认为小说应该是严肃的，不严肃的就不是小说。严肃若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层次的严肃也好，可他们的严肃是像烤好后放凉变硬的年糕一样的嚼不动的严肃，是“人道主义”。写小说的人必须人道主义，必须深沉、严肃、为做一个良善之人而苦恼；必须不断思索，而且必须一再思索严肃的、社会性的、思想性的某种命题，像《恩仇的彼方》[日本小说家、剧作家菊池宽（1888—1948）的小说。]中那个和尚要在岩石上凿出洞来一样专心致志地思索。小说家和评论家一般都是如此，所以文坛总有人道主义的堡垒，只有良善之人才能进入的大门紧闭着。堡垒里响着阴郁笛声般的、爬行的蛇腹部与草丛的摩擦声般的人道主义之声——“沙，沙，沙”不绝于耳。文坛和那里边的社会一样，有人道主义的围墙，有不是良善之人就进不去的大门（即使不善良，只要装作善良便能进去）。不知为什么，在我看来，人道主义围墙和只有良善之人、严肃的人才能进去的大门并不气派。那围墙和大门无法让我心生佩服。

接下来是我的“伪人道主义论”。社会、文坛的人道主义之所以不崇高、不能让我服气，说白了，就是因为它庸俗、不大气，显得逼仄。我一进去就憋屈得慌，所以我不会进去，可大家都铆足劲儿往里挤。我说，那就是“伪人道主义”，那个“伪”字是我怒火的表现，有夸张的成分。我不会说文坛的人道主义全是伪人道主义；那里边虽有可疑的东西，但大多数应该还是真货吧；无非是有点庸俗，庸俗得让我想哭（严格说来，只有大气大量的人道主义才算真货，否则就是伪人道主义）。如果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我才不会觉得憋闷。能轻松容纳我这号怪人的，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我小时候坐在父亲这把大椅子上，到了十七岁我结婚了，父亲这把大椅子也仍旧在我身后。过了一年，丈夫去欧洲后，我与父亲痛苦地离别，也动身前往欧洲。那离别的痛苦非同一般，不仅仅因为我喜欢父亲。我一和丈夫订婚，父亲对我的态度就悄悄地变了。就好像一个神经敏感的恋人把脸微微转了开去，那态度上的些许冷淡，连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到。我跟父亲说话，父亲仍然微笑应答，跟我订婚前一模一样，但我仍隐约觉得父亲与以前不同。我十分伤心，怀疑父亲不像以前那样爱我了。

我出发那天早上，父亲一言不发，好像生气了似的。在车站，父亲低着头站在人群最后面。列车开动时，我朝父亲看去，他温柔的面庞上露出黯然的微笑，会意似的点了好几下头。我恍然大悟：父亲并没有抛弃我。是我抛下了落寞地揪着和服袖边的可怜的父亲，跑去巴黎找丈夫。我是个冷血的女儿。我哭了，泪水模糊了整个视野。父亲当时得了肾萎缩，知道自己会在我回来前死去，便一直努力让我亲近丈夫；在车站，父亲终于丢掉了他的伪装。

父亲无意让我痛苦，但他的悲伤像一根刺，一根婴儿指甲般的、两三毫米长的玫瑰刺一样的淡红色小刺，从那时起便刺入了我心深处。如今也仍扎在我心上，无论我有了什么样的恋人也无法拔去。在我和那个宠爱我不亚于父亲的男子的快乐时光里，我也隐约感到不安。在丈夫的身后，我感受到父亲宽大的胸膛。而父亲去世后，那种支撑消失了。

当时我闯入欧洲的天地，仍感觉有一把无形的大椅子在身后守护。父亲当初是不顾我公公的反对，给我预订了船票，先斩后奏地硬把我送往欧洲。他那样做不只是为了实现女婿的心愿，也不只是想趁此机会送我去欧洲。父亲一直叫人不要把他病危和去世的消息告诉我，直到我结束欧洲之旅回到日本，才知道那把能够让我安坐的大椅子不在了。

在欧洲，要是谁在咖啡馆的椅子上坐下，那么周围的客人和侍者自然领会，这个人正在青春快乐的，或是人生暮年的一小段时光中休憩。侍者那双把柠檬水、奶油放在桌上的大手也充溢着那份感觉。这类感觉汇集起来，令我感觉整个巴黎、整个欧洲变成了代替父亲存在的大椅子。而回到日本后，到处都在强调“人生、人生”，语言暖人肺腑，社会仿佛非常人性，但哪儿都没有能让我安坐的一席之地。这儿那儿都透出一股寒酸气，让“恃财自傲”的我憋闷得慌，非常难受。

对我来说，文坛原本只是个模模糊糊的概念。我虽未登上文坛，却又是在杂志上发表小说，又是出书；有时也仿佛圈内人士一般，出席文学聚会；于是多少切肤地感受了文坛是怎么回事。文坛不想把我让进它的堡垒（前面提到的人道主义的围墙中），好像我没有人性似的。有两三个编辑（他们也许不会完全理解我的为人，但至少完全理解我写的小说），为数不多的亲切的前辈，偶尔和我见面相谈。那种亲切的同伴式的快乐，是他们内心世界中，也是我的内心世界中的事件，与筑起人道主义围墙的文坛无关。

我十八岁前一直待在父亲身边，只觉得父亲是一把大椅子。（大椅子在现实中是大膝盖。到了十六七岁，我有时还当着未婚夫的面坐在父亲膝上嬉戏。如今想来我也很惊讶，但当时内心仍如同婴孩的我只是要撒娇，又像要故意打消前面提到的那种可悲的疑虑。）在巴黎，丈夫的挚友当中有一个强悍而高大、犹如欧洲高大的神灵和高大的魔鬼的混合体的人，我经常看见那人在丈夫身边。其间我又去了意大利，在罗马的美术馆阴暗的墙壁周围感受到欧洲高大的神灵和与神灵一样高大的魔鬼。魔鬼一直反抗神灵，偷偷地绕到神灵身后，小心翼翼地把用自己的邪恶炼成的东西擦在神灵的衣服下摆上。

如今我不怕欧洲的魔鬼，却莫名地害怕文坛的人道主义。我因此不想进社交场般的文坛。（萩原叶子似乎也怕文坛的人道主义，但她决心要进入文坛。因为她的位置由不得她不进入。）而文坛不会容纳我，似乎也不肯容纳我的小说。

我在欧洲这把大椅子的拥抱中感到欢喜，同时为巴黎这个情人心醉，被长得像巴黎随处可见的司机、银行职员的美男子让·克劳德·布里亚利迷住了。有一天，我看着他和阿兰·德龙依偎在一起的照片，突然进入了一个奇异的世界，觉得他俩比古今东西任何国家风雅的恋人都更漂亮。我欣喜若狂，写了一篇小说。那本小说像电影一样，尽管不怎么严肃，却描绘了一个美丽的爱情世界。然而，文坛只把它当成一般的男同性恋小说；一个陌生的同性恋青年给我寄来了信，信上写着“秋已至”之类的话。（他当真是现代男孩吗？即便是大正、明治时期，除了奇怪的电影小说，现实生活中也没人会这么说话吧。）我那本小说探索的不是人道主义，不是严肃的问题，也不是社会问题，而是从前就有的恋爱心理和情欲；它既不描写现代世相，也不像法国、美国的新小说。

令我头痛的是，如果是描写现代世相的小说，或是像法国、美国新小说的那种小说，即使不严肃、不正统，即使文风很“轻”，也会被认可。如果是重量级小说家所写，即便是反常的情欲，也会被认可，而且会大受好评。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那些重量级人物就能被认可，唯独我的小说就是“不严肃”“没有反映社会现实”“没有写出宗教制度下人们的抵抗和内心的苦闷”，就是这种待遇呢？我是终于鼓起劲开始写被几位前辈作家认可的小说，而不是突然就写起了无人尝试过的、污秽不堪的小说。有位评论家喜欢纯洁的人物，因为不对胃口而无法读完我的小说新作。如果——只是如果——那位眼睛容易疲劳的评论家好好睡一觉，趁着醒来心情大好时读我的小说，哪怕每次只读一点，读到最后也一定会发现我的小说非常纯洁。我希望某天他能满足我这个心愿，不急于马上，只要在我死之前就行。

眼光不好的评论家也让我头疼。有个研究法国文学的人写了篇评论，我那篇美化布里亚利和阿兰·德龙爱情的小说令他无法接受。我想那他大概也不喜欢法国的情色文学吧，但我仍有点糊涂，也许他是讨厌所有十九世纪以后的爱情小说吧。在一次聚会上我遇见过他，他十分亲切地和我交谈，那时的他似乎置身文坛之外。后来我想了想，也许是日本社会（文坛只是社会里的小世界）中有一种东西，不只让评论家，还让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持那种论调吧。室生犀星和三岛由纪夫（这是他们的笔名，所以不用加上“先生”就是敬称）认可我的小说。我不知是走了什么好运，他们竟然在同一本杂志上谈了我的小说。那感觉就像天上亮闪闪的星星落在手中一样令我欢喜。之后我产生了不该有的坏念头：他们这么认可我，文坛会不会更容不下我呢？居然没有上天惩罚的鞭子横空飞来。在室生犀星身边就餐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些念头，背上直冒冷汗，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令我困扰的是，会判断一个女人是老练还是晚熟的，一般不是浪子就是那种虽不拈花惹草但骨子里有浪子天赋的人，所以女小说家若是写出了“厉害的场面”，就会有些不好判断。（是女小说家，不是“女流作家”，没有比“女流作家”更讨厌的词了。一说“女流”，就让人联想到平庸而小气的日本画或插花女教师，穿着刻意雅致的怪和服忸怩作态。）“她比淫荡的女人还了解男人，实在不可思议！”写下这句话的是有着一双慧眼的三岛由纪夫。写了那等文章的竟是这么一个人——他带着这种想法，想看懂我。不过他误会我是因为对男同性恋和乱伦感兴趣，所以写了那种东西，那真让我头痛！！别人的好恶我左右不了，如果他能理解我只是想写个美妙的故事，却未能写得很好，那么即使没有称赞，我也不会生气。

整个日本大刮人道主义之风，电影界的人道主义也了不得，整个充斥着人道主义、道德、奉献社会的风尚（人道主义和道德派似乎也多有不同，比如人道主义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出现的。不过我不懂那些，也不知道“道德”一词的拉丁文语源，却竟然在写伪人道主义论。），聋哑人励志片、小儿麻痹患者励志片一派繁荣。在电视上（广播也一样），人道主义令人窒息。日本国电视台的直播厅似乎纯洁得闪出了道德的光辉；男播音员稍微聊两句女播音员的迷你裙，女播音员就一副纯洁高尚之态，就差没说对方下流。

一个叫芥川也寸志的幼儿园或是小学一年级的孩子让我吃了一惊，他一听到“接吻”这个词，就说：“下流。”然后笑出声来。大概是听了姑姑姨妈或是妈妈那么说的吧，这一代人大概以为电影里也只会出现美丽的恋爱场面，而事实会让他们失望。年轻女演员、歌手、播音员大走纯洁、纯情风。电影界的现实主义和服务社会情怀，还有“妈妈你别死”之类的煽情，已经达到了极致。长门裕之是个好演员，却干劲十足地出演交通事故预防宣传片。（也许他是无偿出场。如果是无偿的话，我也想沾点光，得到一点免费的服务。我这个老太婆很不容易，因为过度劳累导致眼睛上面肿得厉害，却仍坚持写不被人看好的小说。）他虽还年轻，但也不会活一二百岁，所以干吗不多演点有趣的电影呢？

如今，电影也成了一门艺术。所谓艺术，应该能够洞见人性幽微，并让观者或害怕、或共鸣、或觉得有趣，进而让观者真正懂得人性。如果是高尚、伟大的人性，那么不从内面挖掘、堂堂正正地告诉观众什么是“人”的艺术也是不错的。只是，既然打起人性的大旗，就要不得一点庸俗气；必须像都德《苦恼》那样的才行。（我不清楚都德属于道德小说家还是人道主义者，从他晚年那部用诗般的感觉去写自己风湿病痛的日记体作品《苦恼》中，我感受到了一种非凡的美和一个伟大的人的温度。我还酷爱雨果的人道主义小说《悲惨世界》。与冉·阿让一起在公园的珂赛特感到从她面前经过的马吕斯的目光的一瞬间，那段文字真的写出了爱情。冉·阿让带走珂赛特的场面，在法庭上说出自己名字的场面让人感到那里仿佛有个伟大的神。整个故事也很有趣。如果提一点贪心的要求，我认为冉·阿让落魄的经历若能写得更详细、更精彩就好了。）

据说就连一贯喜欢排场、喜欢聚会的美国人，慈善活动也只在私下举办。日本人却邀请厚生大臣出席慈善大会，真是滑稽。如今病猪肉流入整个东京，刚觉得鸡肉可能好点，谁知道鸡肉里却掺了病羊肉。火腿、香肠也不能吃。怎么想都无法认为日本是人住的国家。面对如此可怕的局面，厚生大臣没干出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例如对违章运石子的卡车司机处以巨额罚款或判死刑，用那笔钱给小儿麻痹患者添几张床位；这样的英明决策厚生大臣做不出也不会做。换作是我，才不要和这种厚生大臣一起搞什么“慈善秀”。

我这个外行写的评论竟也糊弄满了三面报纸。不管怎么说，文章写得这么长，一个人写着写着就有点冒傻气，所以就此收尾。我自认为没有说错什么（因才疏学浅，措辞不当的地方可能有），如果有人读后生了气也无所谓。这可比我在朋友面前拼命瞎扯的那些话要收敛多了，所以变得十分枯燥，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