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1927—2014），哥伦比亚作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人物。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最心仪的作家，曾深深启迪过“007”之父伊恩·弗莱明[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生于英国伦敦，曾担任记者，从事过间谍工作，代表作有“007系列”小说。]。目无余子的乔治·奥威尔[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著名小说家、社会评论家，代表作有《一九八四》《动物农场》等。]奉他为导师，称他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现代作家”。

他，是毛姆。

那么，又是什么让毛姆如此拔群脱俗？

这本书也许会给出一个答案。它们出自毛姆的《总结》和《作家笔记》，分别完成于他六十四岁和七十五岁。

诚然，这是一部回忆与悼祭之书。清丽、雅驯的文字雕镂出人生的逼仄与超迈。其间，我们将与那个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在叔叔并不经意的护持下为口吃自卑的孩子邂逅偕行；将见证那个十七岁入海德堡大学攻读哲学与唯美主义，一年后返英，复又弃医从文、倾心写作的少年的叛逆、困惑、求索与成长；将倾聆那位睿智、淡泊，偶尔刻薄的老人对文学与艺术的体悟，对世事和生命的感怀。在那无常、无望、无告的嗟叹里，生命的火萎落，梦的余烬明灭闪烁，像映在记忆里那枚遥远的月亮。

这也是一部独特的“航海日志”。兰波说：“生活，在别处。”毛姆一生的追求亦是“去别处”。早失怙恃的他，在别处，寻找父亲——精神的祖国；寻找母亲——心灵的原乡；寻找自己——新的自己，由自己生出的自己。

以此，人生成为走向世界与自我的双重旅行。

旅行的终点在变换：塔希提、俄罗斯、中国……旅行的目的却恒一：让生命在行旅之中，自我发现，自我更新，自我救赎，抵达自由。

“去别处”的原动力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缺憾感。

我天赋不好，个子矮。虽然耐力还行，但力气不够大，口齿也不伶俐，性格腼腆，体质柔弱。我一点儿运动天分也没有，而在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运动和竞技却占有莫大的比重。不知道是出于上面的哪个原因，还是我天性如此，在同伴面前，我总有一种本能的荏弱，因为这一点，我很难和他们熟络。我喜欢个体意义上的人，但从不喜欢群体意义上的人。那些让人和人一见之下便倾心相与的迷人魅力我一个也没有。虽然随着阅世渐深，我也已学会了与生人热情寒暄，但我从没有第一眼看去就喜欢上某人的经验。在火车上，从来没有和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打过招呼；在客轮上，我也从来没和一个同船的旅客攀谈过，除非人家先和我搭话。体质羸弱让我不胜酒力，于是也就无缘消受酒精促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

笼在岁月的暮色里，毛姆回顾所来径。尽管用的是第一人称，但审视的目光拉远了我和“我”的距离。“不”“没有”“难”，络绎而至的否定似是写实却也流露出对那个“我”的拒斥。也许这当中皴染了回忆所特有的戏剧性，但也可以借此勾勒出“我”基本的生命样态：自卑、自我厌弃，进而自我封闭，在自我与他人之间隔起一道若有似无的墙。

“天赋不好”这一平实的表述背后是深入骨髓的缺憾感，是对生命根底处永难弥补的欠缺的怅惋。它让人想到亨利·米肖[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1899—1984），法国诗人、画家，著有《一个野蛮人在亚洲》。]那首诗《我生来有洞》。“洞”是生命的蛀痕，是人生实难的象喻。诗人用奇崛的意象不期然地道破了小说家心底的隐痛。

但，毛姆又与米肖不同。在米肖笔下，缺憾感俨然就是我之为我不可或缺的前提：

我有七种或八种感官，其中一种是缺憾感。

我抚摸它，叩响它，就像人们叩响木头。

不！应该是叩响森林，那种在欧洲早已绝迹的森林。

这就是我的生命，依存于虚无的生命。

假如这虚无消逝，我就要去找寻自己，我就要惶然无措。那就更差劲了。（拙译）

显然，毛姆不会认同诗人这不无偏执的深刻。毛姆虽不曾无视缺憾感，却从未将目光始终凝注于它。也许因为热爱18世纪文学，毛姆崇尚节制，追求理性。他一生都在“按照一定的规划来塑造我的生活”，深知“我们是天性和环境的产物。我所塑造的并不是我认为最好的，甚至不是我想要的样式，而只是一种似乎可行的样式”。

故而，在毛姆眼中，缺憾感固然缘于生命的罅隙，但因了那罅隙，也流进了自由的风与澄澈的光。

说到底，毛姆，如他自己所言，“不是悲观主义者”。他爱生命，爱生活，进而爱那与生俱来的缺憾感。所爱上的自然地包括了所没有爱上的，这是爱的魔力抑或魅力所在。

“去别处”意味着甘愿流浪。

流浪，出发，去远方。在《总结》里，他将自己对他乡的企慕之情与对父亲的孺慕之思绾结在一起：

父亲去过巴黎，做过英国大使馆的诉讼律师，我不知道他这样选择的原因，想必是对未知的渴望吸引了他——同样的执念也吞噬了他儿子。他的办公室正对着大使馆，在圣奥诺雷区，不过他住在当时的昂坦大道，那条街起自香榭丽舍圆形广场，轩敞宽阔，路畔栗树婆娑。就当时而言，他称得上游踪颇广。土耳其、希腊、干旱的小亚细亚都曾留下他的旅痕，在摩洛哥，足迹所至远及非斯，彼时该地尚访客寥寥。

于是，流浪于毛姆多了一份宿命的神秘，是律动在血脉里的召唤。

但，在异域之旅中，毛姆真正的向导是画家高更。高更离开前辈欧洲行旅画家热衷的地中海，去往遥远的太平洋群岛，在那里生活、创作长达十二年，最后长逝于希瓦瓦小岛。在19世纪殖民背景下，高更扬弃欧陆传统，拥抱异域文明，这无疑是极具胆识的壮举。在以画家为原型的《月亮与六便士》中，毛姆致敬了这位先行者。他也来到了南太平洋，在自然里寻觅疗愈的力量。他在《作家笔记》中写道：

太平洋。有的日子里，任你遐思所及描绘出的一切，它都可呈现。大海，微波不兴，只在湛蓝的天空下，明媚地蓝着。海天之交，轻云如絮，待到黄昏时分，云朵的形状奇异地变幻着，几不容你不信天际绵亘着层峦叠嶂。夜晚也一样惬意，星光明丽，稍许，月华流空，清辉粲然。但，常常出乎你的意料，海变得狂暴起来，白波连山，有时又如大西洋一般灰暗。浊浪排空，而幽独是太平洋最为精彩之处。日复一日在海上航行，却看不到一艘轮船。偶尔，几只海鸥飞过，提示不远处有方陆地，有座没于万顷烟波的岛屿。但四望却没有一只货船、帆船或渔舟映入眼底。它，是空阔的广漠，顷刻间，这空无令你隐隐觉得不寒而栗。那是对这辽远、静默的空无的恐惧。

他比高更走得更远。他来到亚洲。在异乡，他不由怀念起那个看似不在场，甚或一直意欲远离，其实却铭于心底的有回忆、有身世的故园：

月下的曼德勒。一座座白色的大门洒满银辉，门楼投下它们在月光中的剪影。此情此景令人目醉神迷。曼德勒护城河小巧婉约。它没有基拉韦亚的壮美，没有科摩湖如画的风光，没有南太平洋诸岛美得让人心神荡漾的海岸线，没有伯罗奔尼撒朴素的庄严，但它的美是一种能为你所把握、所欣赏，并与之合而为一的美，它的美不会使得你欣喜若狂，却能给你恒久的愉悦。其他那些美需要特定的欣赏与品鉴的心态，它的美却与不同季节、各异心绪相宜。就像赫里克[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1591—1674），英国“骑士派”诗人之一，代表作有《樱桃熟了》《致水仙》等。]的诗一样，当你无心读《地狱篇》或《失乐园》时，可以愉快地拿起它。

诗人谢阁兰认为，对于欧洲人，中国意味着三重的异域：第一重是空间的异域。中国在世界的东方，与欧洲遥遥相对。第二重则是时间的异域。中国是可与古希腊、古埃及并称的古国。最后也是最重要、最独特的，中国的文明没有断裂，因而，对于西方，它更是文明的异域。“一战”后，毛姆选择探访中国。他说：

去时我满怀旅人情愫，对艺术兴致盎然，对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陌生民族充满好奇，一心想要尽识其风俗礼仪。我还存了个念头，那就是我一定得认识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相熟会拓展我的体验。我真的这样做了。我在笔记本上写满了对各个地方、各色人等的描述，以及由它们联想到的各类故事。我体悟到我从旅行中所能汲取的独有的益处。那之前，对此我只有一种本能的感受。这一益处一方面是获得精神的自由，另一方面则是收集或可在创作中为我所用的各类人物。

这段话出自《总结》。此时的毛姆已告别了旅人的猎奇。他要在异域文明中体悟、体认普遍人性。

“去别处”在邂逅“多”的同时，也必然与“异”狭路相逢。

在札记中，谢阁兰重新定义了“异域情愫”。他这样写道：“异域情愫……是个性鲜明的人，在邂逅某一对象时，因感受到彼此距离而陶醉，是一种别样的内心反应（‘异域情愫’与‘个性精神’相辅相成）。”谢阁兰认为，“唯有‘个性’强烈的人才能感觉到‘差异’”。在毛姆的文字中，我们看到，自我与异域的相遇不只是一种对峙，还会在碰撞中反思自我，完成自我更新：

但等我到了德国，发现德国人都以自己是德国人为傲，就像我因为自己是英国人而觉得自豪一样。我常听他们说英国人不懂音乐，莎士比亚只有在德国才遇知音。他们把英吉利人称作“出小店主的民族”，坚信作为艺术家、科学家、哲学家，德意志人都远远胜出。这让我震惊。而在海德堡望大弥撒，我不禁注意到，那些把教堂挤得满满当当的学生个个看上去都那么虔诚……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信仰是错的，而我的才是对的；既然如此，他们还如此虔敬，真是奇怪……我猛然想到，自己也有可能生在德国南部，那么，我就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一位天主教徒。于是，我就得遭受没完没了的折磨，虽然不是因为我的错；我觉得这太难以接受了。我天性淳朴，憎恶这样的不公。于是，水到渠成，我断言：一个人信什么根本无足轻重，上帝总不能因为人家是西班牙人或者霍屯督人，就去惩罚人家。

终于，渴望“去别处”的毛姆走到了自我的“别处”。自我因为拥抱“异”而有别于“故我”，成为“新我”。自我本身就是流动的、多异的。

“我”在我的别处。这是毛姆给我们的启示。

---董伯韬

---2024年12月27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