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我们来谈谈学校。对我来说，学校是一个怎样的场所（或状况）呢？学校教育对身为小说家的我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或者是没有起到过作用？我想来谈一谈这样的问题。

我的父母就是教师，我自己也曾在美国的大学里带过几个班，尽管并没有教师资格证之类。然而坦率地说，学校这东西从来都是我的弱项。想一想自己念过的学校，虽然觉得这样评价学校有些于心不忍（对不起了），却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涌上心头，甚至觉得后脖颈直痒痒。呃，这个嘛，与其说问题在学校，不如说是我这方面有问题吧。

总而言之，我还记得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时，自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想：“啊，好了，这下再也不用去上学啦。”感觉像是终于卸下了肩头的重担。（大概）一次都没有过怀念学校的心情。

既然如此，为什么事到如今，我又要特地谈论学校呢？

这大概是因为我——作为一个早已远离学校的人——觉得时机已到，该对自身的学校体验或关于教育的所感所想，以自己的方式做一番整理和阐述了。不如说，在谈论自己时，也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些东西弄个明白。再加上我最近和几位曾抗拒（逃避）上学的年轻人见过面，这或许也成了动机。

说句真心话，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对学业不太擅长。倒不是成绩糟糕透顶的差生，成绩嘛，也算马马虎虎说得过去，可是我本来就不太喜欢学习这种行为，实际上也不怎么用功。我就读的那所神户的高中是所谓的公立“重点学校”，每个学年都有超过六百名学生，是一所很大的学校。我们属于“团块世代”[指在日本战后第一个生育高峰期，即1947 年至 1949 年期间出生的人。]，反正就是孩子多。在那里，各门功课定期考试前五十名的学生，姓名都要公布出来（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可那份名单里几乎不会出现我的名字。也就是说，我不属于那约占一成的“成绩优秀的学生”。呃，往好里说，大致是中等偏上吧。

要说为什么对学业并不热心，理由非常简单，首先是因为太没意思，我很难感受到乐趣。换个说法就是，世上好多东西都比学校里的功课有意思。比如说读读书，听听音乐，看看电影，去海边游游泳，打打棒球，和猫咪玩玩，等到长大以后，又是跟朋友们通宵打麻将，又是跟女朋友约会……就是这类事情。相比之下，学校里的功课就无聊得多了。仔细想想，嗯，也是理所当然。

不过，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懒于学习、过于贪玩。因为我打心底明白，读许许多多的书、热心地听音乐，哪怕把跟女孩子交往算在内也没关系，这类事对我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个人学习，有时反而比学校里的考试更重要。当时在心中，这种认识有多少得到了明文化或理论化，如今我已经无法准确地回忆起来了，但似乎一直在冷眼旁观：“学校里的功课什么的，好无聊嘛。”当然，对于学业中感兴趣的内容，我还是肯主动学习的。

其次，对于跟别人争夺名次之类，我自小就提不起兴趣，这也是原因之一。倒不是我矫揉造作，什么分数啦名次啦偏差值啦（万幸的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这种玩意儿还不存在），这类具体表现为数字的优劣评价很少吸引我。这只能说是与生俱来的性格了。虽然也不无争强好胜的倾向（也因事而异），但在与人竞争的层面，这种东西几乎从不露面。

总之，阅读当时在我心中重于一切。不必说，人世间远比教科书更刺激，内容深刻的书应有尽有。逐页翻看这样的书，我会产生一种实际的感触，觉得那些内容随着阅读化作了自己的血肉。所以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正儿八经地复习迎考，因为我并不觉得把一些年号和英语单词机械地塞进脑袋里，将来会对自己有什么用处。不分条理、死记硬背下来的技术性知识，会自然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凋零飘谢，被某个场所——对，就是像知识的坟场一样的幽暗之地——吞噬，不知所终。因为这样的东西，几乎全都没有必要永远留存在记忆中。

相比之下，任凭时间流逝却能留存心间永不消亡的东西，才更为重要——这话等于没说吧。然而这一类知识却不会有什么立竿见影的作用。要轮到这类知识真正发挥价值，还得等上很长时间。十分遗憾，与眼前的考试成绩不能直接挂钩。这就是实时见效与非实时见效，打个比方，就像烧水用的小铁壶与大铁壶的差别。小铁壶能很快把水烧开，非常方便，但是马上就会冷掉。相比之下，大铁壶虽然得多花点时间把水烧开，可一旦烧开了，就不那么容易变凉。并不是说哪一种更好，而是说它们各有用途与特长，重要的是巧妙地区分开来使用。

我高中念到一半时，开始阅读英文原版小说。倒不是特别擅长英语，只是一心想通过原文阅读小说，或者是想读尚未译成日文的小说，于是跑到神户港旁边的旧书店里，把按堆论价的英文简装本小说买回来，也不管看不看得懂，一本又一本贪得无厌地乱读一通。大概最初是始于好奇心，然后就慢慢“习以为常”了，或者说对阅读外文书不再有抵触了。当时神户住着很多外国人，又有一个很大的港口，所以常有船员来来往往，这些人成批地抛售外文书，到旧书店就能看到许多。我当时读的几乎都是封面花哨的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所以并不是很艰深的英语。不用说，像詹姆斯·乔伊斯和亨利·詹姆斯那样高深的东西，一个高中生肯定是啃不动的。但不管怎么说，我能把一本英文书从头到尾大致读下来了。须知好奇心就是一切。然而要问英语考试成绩是否有所提高，那倒没有，英语成绩照旧不见起色。

怎么回事呢？我当时曾经冥思苦想过。英语成绩比我好的同学要多少有多少，可是在我看来，他们当中大概没有人能把一本英文书从头读到尾。然而我却能顺顺当当开开心心地读完它。为什么我的英语成绩依旧还是不怎么样呢？左思右想，我终于找到了独家答案：日本的高中英语课程，并不以教学生掌握灵活实用的英语为目的。

那又是以什么为目的呢？在大学的入学考试中英语拿个高分，差不多就是唯一的目的。能够看英文书，可以跟外国人进行日常会话，至少对我就读的那所公立学校的英语老师来说，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琐事——即便不说是“多余的闲事”。与其如此，还不如多背一个复杂的单词，记一记过去完成时的虚拟语气句式句型，或是选择正确的介词和冠词。

当然，这类知识也很重要。尤其是从事翻译工作之后，我越发感到了这些基础知识的薄弱。不过只要有心，细微的技术性知识完全可以过后再补，或者一面在现场工作，一面根据需要自然而然地掌握。相比之下更为重要的，还是“自己为什么要学习英语（或其他外语）”这种目的意识。如果这一点暧昧不明，学习就会变成无趣的“苦差”。我的目的非常明确，反正是想通过英文（原文）阅读小说。暂且只是为了这个目的。

语言这东西是鲜活的，人也是鲜活的。活着的人想灵活自如地运用活着的语言，就非得有灵活性不可。彼此都应该自由地行动，找到最有效的接触面。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学校这种体系中，这样的想法可一点都不理所当然。我觉得这毕竟是不幸的事。也就是说，学校体系与我自身的体系不能契合，所以上学就成了一件不太开心的事。只是因为班上有几个要好的同学和可爱的女生，我才好歹每天坚持去学校。

当然，我是说“我们那个时代是这样”，而我念高中已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事了。自那以来大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在不断地全球化，通过引入电脑和录音录像设备，教学设施得到改善，应该变得十分便利了。话虽如此，我又觉得学校体系的存在方式和基本想法，恐怕仍然同半个世纪前没有多大差别。关于外语方面，如今还是老样子。如果真想灵活掌握一门外语，就只有一个办法：自己跑到国外留学去。到欧洲等地去看一看，那里的年轻人基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书之类的用英文读起来简直一目十行——拜其所赐，各国出版社译成本国文字的书反而卖不出去，十分尴尬。然而日本的年轻人却不管是说也好读也好写也好，大多数好像仍然无法灵活运用英语。我觉得这毕竟是个大问题。对这种扭曲的教育体系置之不理，却从小学开始就让孩子们学习英语，只怕也是白费力气。无非是让教育产业赚个钵满盆满罢了。

还不只是英语（外语），差不多在所有学科上，都让人觉得这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大概不怎么考虑如何让个人资质得到灵活发展。好像至今还在进行填鸭式教育，照本宣科，积极传授应试技巧。而且无论老师还是家长，都对有几个人考取了哪所大学这种事或喜或忧。这稍稍有点可悲可叹哪。

上学期间，常常得到父母或老师的忠告：“在学校一定要好好读书。不然等你长大后肯定会后悔的，觉得年轻时要是更努力一点就好啦。”可是自从我毕业离校之后，一次都没这么想过。反倒心中懊悔，寻思着：“在学校念书时，要是更潇洒一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该多好。死记硬背了那么多无聊的东西，简直是浪费人生。”呃，说不定我是个极端的例子。

我属于那种对自己喜欢的事、感兴趣的事，就要全神贯注追求到底的性格。绝不会说句“算了，我不干了”就半途而废，得做到心安理得才会停手。可要是我不感兴趣的事，做起来就不会太投入。或者应该说，怎么也生不出全神贯注的心情。在这些方面，我可是一直都拿得起放得下。但凡别人（尤其是上面的人）命令道“你去做这个”，这样的事情，我就只能敷衍了事了。

体育运动上也是如此。我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对体育课厌恨之极。被逼着换上运动服、领到操场上，做一些根本就不想做的运动，令我痛苦难熬。所以有很长一段时期，我都以为自己不擅长体育。可是踏入社会之后，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始尝试着运动，才发现有趣得一塌煳涂。“运动原来是这么快乐的事啊！”我眼前豁然一亮。那么，以前在学校做的那些运动究竟算什么呢？这样一想，不禁茫然若失。当然，人各有异，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但说得极端点，我甚至怀疑学校里的体育课，会不会就是为了让人讨厌体育才存在的。

假如将人分成“狗型人格”和“猫型人格”，我觉得自己堪称彻底的猫型人格。听到“向右转”的口令时，会不由自主地转向左边。虽然这么做的时候常常心生歉疚，但好也罢坏也罢，这是我的天性使然。人有形形色色的天性。只不过我体验过的日本教育体系，在我看来，其目的似乎是培养为共同体效命的“狗型人格”，有时更是超越此境，甚至要制造出将整个集体引向目的地的“羊型人格”。

这类倾向好像不仅仅体现在教育上，甚至波及以公司和官僚组织为核心的日本社会体系。而这种“重视数值”的僵化与“死记硬背”式的速效而功利的趋向，似乎在各种领域产生了严重的弊害。在某个时期，这“功利的”体系的确很好地发挥了作用。在社会整体的目的和目标明显的“向前向前”的时代，这样一种做法也许比较合适。然而当战后复兴期结束，高度增长期成为过去，泡沫经济华丽地崩溃之后，这种“大家结队抱团，只管朝着目的地猛冲”式的社会体系已然完成使命。因为我们今后的去向已经不能凭借单一的视野便一目了然了。

诚然，倘若世间净是像我这样任性自专的人，大概也会令人为难。然而借用刚才的比喻，在厨房里必须巧妙地并用大铁壶和小铁壶，按照不同的用途和目的，恰到好处地区分开来使用，这就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或者叫作共识。类型和时间性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巧妙地组合起来，社会才能积极高效地顺利运转下去。简单说来，这或许就是“体系的优化”。

无论怎样的社会，自然都需要共识。没有它，社会就无从维持下去。然而与此同时，稍稍偏离共识、属于相对少数派的“例外”也应该得到相应的尊重，或者说被正式地纳入视野。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这种平衡正逐渐成为重要的因素。获得这种平衡，一个社会就能产生出厚度、深度与内省。但放眼望去，现在的日本好像还没有完全朝这个方向转过舵来。

比如二○一一年三月的福岛核电站事故，追踪阅读相关报道，便不禁有种暗淡的思绪涌上心头：“从根本上来说，这不就是日本社会体系带来的必然灾害（人祸）吗！”想必诸位也大致有相同的看法吧。

由于核电站事故，数万民众被赶出住惯了的家园，处境艰难，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重返故土，当真令人心痛难禁。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看似是超出预料的自然灾害，是多种不幸的偶然层层交叠所致。然而最终发展到如此致命的悲剧阶段，依我所见，乃是现行体系的结构性缺陷和其催生的弊端造成的。是体系内部逃避责任，是判断力的缺失，是从不设身处地体会他人的痛苦，是丧失了想象力的恶劣效率性。

仅仅是为了“经济效率”——几乎单单为了这一点，核能发电便被当作国策，不容分说地强行推进，而其中潜藏着的风险（或者说已经以种种形式不断被证实的风险）却被有意掩盖起来，不让公众知晓。总之，这就是因果报应、在劫难逃。如果不去追究这种已深深渗入社会体系主干的“向前向前”的体质，探明问题所在，从根本上加以修正的话，只怕同样的悲剧还将在别的地方上演。

认为核能发电对资源短缺的日本来说必不可少，或许也不无道理。我原则上站在反对核能发电的立场上，不过，假如由值得信赖的管理者谨慎管理，由合适的第三方机构严格地监督运营，所有信息都准确地对外公示，那么或许还有一定的协商余地。然而像核电站这种可能招致致命灾难的设施，蕴含着毁灭一个国家的危险性的机构（实际上，切尔诺贝利事故便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若是让“重视数值”“效率优先”的营利企业来运营，并且由对人性缺乏同情心、只会“死记硬背”“上意下达”的官僚组织来“指导”和“监督”，就会带来令人毛骨悚然的风险。它很可能造成污染国土、破坏自然、损害国民体质、令国家信誉扫地、从民众手中夺走生活环境的后果。实际上，这正是已经在福岛发生的事态。

话题扯得太远了。不过我想说，日本教育体系的矛盾与社会体系的矛盾是一脉相承的。或许应当反过来说才对。总之，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再也没有余裕对这种矛盾置之不理、束之高阁了。

先不说这些，再回头继续谈谈学校。

我的学生时代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到六十年代，校园欺凌和拒绝上学还没有成为严重的问题。并不是说学校和教育体系没有问题（我看问题倒是不少），不过，至少在我身边几乎没有欺凌同学和拒绝上学的例子。虽然偶尔也有那么几起，但并不严重。

我想，大概是处在战争刚刚过去的时代，整个国家还比较贫穷，大家有“复兴”和“发展”这样明确的行动目标的缘故吧。就算隐含着问题与矛盾，但四周飘荡着积极向上的空气。恐怕在孩子们中间，这种类似“方向性”的东西也在悄悄发挥作用。即便身处孩童的世界，拥有巨大能量的负面精神活动好像也不常见。其实，说到底是人们有“只要照这样去努力，周围的问题和矛盾一定会逐渐消失”的乐观想法。所以我尽管不太喜欢学校，仍然觉得“上学是理所当然”，并没有产生什么疑问，还是认认真真地去上学念书。

然而现在校园欺凌和辍学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甚至难得有不见诸报纸、杂志或电视报道的日子。不少孩子因为遭受欺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实在是悲剧，让人不知该说什么好。有许多人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大量意见，也采取了许多社会对策，然而这种倾向却丝毫没有收敛的意思。

不单是学生之间相互欺凌，老师方面好像也有不少问题。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件了：在神户一所学校，上课铃一响，老师就急着去关校门，因为校门太重，一位女生被门扉夹住，不幸丧生。“最近学生迟到的情况很严重，不得不这样做。”这位老师辩解道。迟到固然不是值得称许的行为，然而上学迟到几分钟，与一条鲜活的生命相比孰轻孰重，这种问题不言自明。

在这位老师身上，“不许迟到”的狭隘意识在脑袋里异样地强化和膨胀，让他失去了均衡有度地看待世界的视野。均衡感对于教育者来说本是非常重要的资质。报纸上还刊登了家长们的评论：“不过，那倒是一位热心教育的好老师。”这种话居然（能够）说出口来，这是相当有问题的。受害者惨遭挤压的痛苦究竟被忘到什么地方去了？

作为一种比喻，倒是可以想象“将学生压死的学校”的意象，然而当真活生生地将学生压死的学校，可就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了。

这种教育现场的病症（我觉得不妨这么说）无疑正是社会体系病症的投影。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原有一种自然的势头，如果目标已经确定下来，即使教育体系多少有点问题，也可以借助“场的力量”巧妙应付过去。然而等到社会失去这种势头，闭塞感处处可见时，表现最为显著、波及最为严重的就是教育这个场，就是学校，就是教室了。这是因为孩子们就像坑道里的金丝雀一样，能最迅速、最敏锐地感知这种混浊的空气。

就像刚才说过的，在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社会是有“发展空间”的。所以个人与制度对立之类的问题会被这个空间吸收，没有演化成太大的社会问题。因为整个社会都在运动，而这种运动吞噬了各种矛盾与挫折感。换个说法就是，感到为难时，到处都有可以逃入其中的余地和间隙之类的场所。然而高速增长时代早已结束，泡沫经济时代又已告终，到了现在，就很难找到这种避难空间了。只要顺应潮流就总会有办法，这种粗枝大叶的解决方法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们要设法找到新的解决方式，应对这种由“避难空间不足”的社会造成的严重教育问题。从顺序来说，首先应该有一个能找到这个解决方式的场所。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所呢？

就是个人与体系能自由地相互活动、稳妥地协商、找出对各自最有效的接触面的场所。换言之，就是每个人都能自由自在地舒展四肢、从容不迫地呼吸的空间，是一个远离了制度、等级、效率、欺凌这类东西的场所。简单地说，那是个温暖的临时避难所，谁都可以自由地进入、自由地离开。说来就是“个体”与“共同体”徐缓的中间地带。每个人自己决定要在其中占据什么位置。我打算姑且称之为“个体的恢复空间”。

一开始不妨是小一点的空间，不必规模宏大。就像自己亲手制作的狭小空间，在那里尝试种种可能性，如果有什么东西发展顺利，便将它作为样板（即跳板）进一步培养，发展下去。我觉得把这个空间逐渐扩展开来就行。或许得花一些时间，不过这大概是最正确、最合情合理的做法。这样的场所假如能在各地自发涌现出来，就再理想不过了。

最糟糕的情况，是文部科学省之类的机构把这种东西作为一项制度，自上而下地强加给教育现场。我们探讨的本来是“个体恢复”的问题，但如果国家试图制度性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岂不是本末颠倒了吗？完全可能变成一出闹剧。

来说说我个人的事。如今回想起来，在学校念书期间，最大的安慰就是交了几个要好的朋友，以及读了许多的书。

说到书，我就像握着铁锨往熊熊燃烧的炭窑里乱铲乱投一般，一本又一本，如饥似渴地读过各种类型的书。单是一本本地品味和消化，每天就忙得不可开交（消化不了的更多），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为其他事胡思乱想。有时也觉得，这样对我来说或许是好事。如果环顾自己周围的状况，认真思索那些不自然的现象、矛盾与欺瞒，直接去追究那些无法认同的事，我很可能会被逼入绝境，饱尝艰辛。

与此同时，我觉得通过涉猎各种类型的书，视野在一定程度上自然而然地“相对化”了，这对于十多岁的我也有重大的意义。就是说书中描写的种种感情，差不多都感同身受地体验了一番，在想象中自由地穿梭于时间和空间之间，目睹了种种奇妙的风景，让种种语言穿过自己的身体。因此，我的视点多少变成了复合型，并不单单立足于此刻的地点凝望世界，还能从稍稍离开一些的地方，相对客观地看看正在凝望世界的自己的模样。

假如一味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凝望世间万物，世界难免会被咕嘟咕嘟地煮干。人就会身体发僵，脚步沉重，渐渐变得动弹不得。可是一旦从好几处视点眺望自己所处的立场，换句话说，一旦将自己的存在托付给别的体系，世界就会变得三維而柔软起来。人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姿态。通过阅读学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收获。

假如世上没有书，假如我没读过那么多书，我的人生恐怕要比现在更加凄冷、更加枯瘠。对我而言，阅读这种行为原本就是一所大学校。那是一所为我创建和运营的量身定制的学校，我在那里亲身学到了许多重要的东西。那里既没有烦琐恼人的规则，也没有分数评价，更没有激烈的名次争夺，当然也没有校园欺凌。我能在“制度”的重重包围下，巧妙地确保另一种属于自己的“制度”。

我想象的“个人的恢复空间”，就是与此相近的东西，而且并不仅限于阅读。我想，那些无法顺利融入现实中的学校制度的孩子，那些对课堂学习不感兴趣的孩子，如果能得到这种量身定制的“个人的恢复空间”，并且在那里找到适合自己、与自己相配的东西，按照自身的节奏去拓展这种可能性的话，大概就能顺利而自然地克服“制度之墙”。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理解并赞许这种愿望（即“个体的生活方式”）的共同体或家庭的支持。

我的父母都是国语老师（母亲在结婚时辞去了工作），所以对我看书几乎没有一句怨言。尽管对我的学习成绩颇为不满，但从来没对我说过“别看什么书了，好好复习迎考”之类的话。也可能说过，但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呃，就算说过，也是轻描淡写那种吧。我在这件事上必须感谢双亲。

再重复一遍，我对学校这种“制度”实在喜欢不起来。虽然遇见过几位好老师，学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但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味同嚼蜡，足以把这些全部抵销还绰绰有余。在结束学校生活那一刻，我甚至想过“人生只怕再也不会这么枯燥乏味了吧”——就是枯燥乏味到这种地步。但不管怎么想，在我们的人生中，枯燥乏味还是会络绎不绝，会毫不留情地从天上飘落而下、从地下喷涌而出。

可是，呃，对学校喜欢得不得了、不能去上学心里就空落落的——像这样的人恐怕不大会成为小说家。因为小说家就是在脑袋里不断创造出只属于自己的世界的人。比如我，在课堂上根本不好好听课，好像只顾沉溺在无穷无尽的空想中。如果我现在是个小孩子，说不定会无法与学校同化，成为一个拒绝上学的儿童。在我的少年时代，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只因为拒绝上学尚未成为潮流，“不去上学”这个选项才没有浮现在脑海里。

不管遇上怎样的时代，身处怎样的社会，想象力都拥有重大的意义。

处在想象力对面那一端的东西之一，就是“效率”。将多达数万名福岛民众驱赶出家园的，究其原因就是这个“效率”。正是“核电是效率极高的能源，因此是好的”这种思维，以及由此捏造出来的“安全神话”，给国家带来这种悲剧性的状况和无法恢复的惨状。不妨说这是我们想象力的败北。现在开始还不算晚。我们必须把足以同这种叫“效率”的武断而危险的价值观对抗的自由思考和思维之轴，朝着共同体（也就是社会）的方向拓展下去。

话虽如此，我对学校教育的期望却并非“让孩子们的想象力丰富起来”之类。我不指望那么多。因为能让孩子们的想象力丰富起来的，说到底还是孩子自己。既不是老师，也不是教学设备，更不会是什么国家和自治体的教育方针。孩子们也不是人人都有丰富的想象力。就好比既有擅长奔跑的孩子，也有并不擅长奔跑的孩子。既有想象力丰富的孩子，也有想象力称不上丰富，不过会在其他方面发挥优异才能的孩子。理所当然，这才是社会。一旦“让孩子们的想象力丰富起来”成了规定的“目标”，那么这又将变成怪事一桩了。

我寄望于学校的，只是“不要把拥有想象力的孩子的想象力扼杀掉”，这样就足够了。请为每一种个性提供生存的场所。这样一来，学校一定会变成更充实的自由之地。同时与之并行， 社会也能变成更充实的自由之地。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是这样想的。但无论我怎样想，事态大概也不会发生什么改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