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　铃木正文[铃木正文（Masafumi Suzuki），出生于1949年，日本记者、编辑。曾任男性时尚杂志GQ JAPAN、汽车杂志ENGINE、NAVI总编，后独立成为自由编辑兼记者。担任坂本龙一自传《音乐即自由》及本书采访者。——译者注（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皆为译者注）]

贝托鲁奇[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1941—2018），意大利编剧、电影导演。凭电影《末代皇帝》获得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以及金球奖最佳导演等多个奖项。坂本龙一为《末代皇帝》创作了部分的电影原声音乐，并实际参与演出。]与鲍尔斯[保罗·鲍尔斯（Paul Bowles，1910—1999），美国作曲家、作家和翻译家。]

“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2022年迎来了古稀之年的我，最近时常会想起这句话。可能有人还记得这句台词出自电影《遮蔽的天空》（1990），它也是我在《末代皇帝》（1987）之后再次参与原声音乐创作的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导演的电影作品。

在电影的结尾，小说原作者保罗·鲍尔斯登场，缓缓说出这段话：

实际上鲍尔斯在电影拍完之后不到十年就离开了人世，而我在参与电影《遮蔽的天空》原声音乐创作的时候也才三十多岁，尽管鲍尔斯的这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那时并没有太多感同身受。

但从2014年发现自己罹患口咽癌后，我开始不得不坦然面对和思考自己的生命终点——死亡。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想法，我在2017年发表的专辑《异步》（Async）中制作了《满月》（“Fullmoon”）这首乐曲。截取了电影里鲍尔斯那段话的原声，将文字翻译成中文、德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并邀请各国艺术家用母语朗读。

乐曲最后的意大利语版本的朗读者就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我怀着试一试的想法问他：“如果要收录意大利语版本的话，除了你我想不到别的人选了。你愿意来朗读吗？”没想到他马上回复说“好啊”，不久就发来了录音文件。

鲍尔斯曾经作为前卫作曲家活跃在“二战”前的纽约，他的嗓音有一丝喑哑，让人感到他有别于一般美国人的深厚涵养。来自“歌剧之国”的贝托鲁奇的嗓音则充满张力，他的朗读同样十分精彩。

然而贝托鲁奇也在这首乐曲完成一年后离开了人世。他在《满月》中的“出演”，虽然是以录音的形式，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在手术前

在这里，我想来说明一下我现在的病情，虽然有点残酷，还请大家耐心听完。

我于2014年罹患口咽癌之后，随着治疗后病情缓解，也逐步恢复了正常生活。但2020年6月在纽约一家医院的一次检查中，我再次被诊断为直肠癌。

由于上次患癌时的放射治疗很顺利，我非常信任纽约这家癌症治疗中心。确诊之后，在接受放疗的同时我还服用了抗癌药物，但治疗几个月之后，癌细胞仍然没有减少。

那一年的12月我在日本有工作行程，当时烦恼于频繁健忘，想在回日本工作期间顺便做一个脑部检查，于是2020年11月中旬回到日本，在隔离[当时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日本政府针对海外入境者实行居家或在酒店等地自主隔离两周的政策。]两周之后去做了全身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脑部倒是没有问题，但别的部位发现了异常——直肠癌的癌细胞转移到了肝脏和淋巴。

这时距离我做完放射治疗已经过去三个月，但不知为何纽约的医院并未告知我癌细胞转移的事实。明明至少9月末就应该能够发现转移的病灶了。自然，癌细胞转移这个事实对我打击很大。在全美国数一数二的这家医院竟然没发现癌细胞的转移，抑或是出于其他原因没有告诉我这个事实，这些都让我对纽约这家癌症治疗中心产生了疑虑。

日本的医院中第一位为我诊断的肿瘤内科医生，非常直接地告诉我：“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只剩半年的生命了。”他还说，由于以往的放疗对我的细胞造成了损伤，无法再进行同样的治疗，“即使用上强效的抗癌药物，进行痛苦的化疗，五年的生存率也只有50%”。我想这应该就是基于统计数据的客观数字吧。

即使是想要摆出事实根据，对患者说明时也应该有更委婉的说法吧？说实话，他的直截了当让我很生气。用断定的语气告诉我如此悲观的事实，像是夺走了我所有的希望，我感到备受打击，陷入消沉。尽管他是一位名医，但可能并不适合我。

被宣告剩余生命的第二天，是我举办线上演出的日子，也就是后来收录为Ryuichi Sakamoto: Playing the Piano 12122020（2021）音源的那场演奏会。最糟糕的精神状态，加上当天需要配合影像制作的演奏环境也不够好，都让我担心演奏会发挥失常。奇妙的是，越是交往时间长的知交，越是对这场演奏评价颇高。

我决定不再回纽约，在东京接受治疗，因为接触的第一家医院不太合适，还是拜托了认识的医生介绍了别的医院。本来计划的短期回日本，变成了长居。

接下来在新的医院听了第二诊疗意见[日本的第二诊疗意见是指，在患者接受主治医生的诊疗意见后，如果对诊断或治疗方案有疑虑或不满，可以寻求另一位医生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做出更明智的医疗决策。]，才知道当癌细胞发生转移时，就会被认定为癌症Ⅳ期。且在后续的检查中，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肺部。容我坦白地说，病情让人绝望。

2021年1月，我决定接受摘除直肠癌原发病灶、肝脏转移的两处，以及淋巴转移部分的外科手术。这是一台大手术，需要切除30厘米的大肠。意外的是我在手术前的心情还挺轻松，当时留下的照片里，还有我在被推进手术室之前，跟家人们挥手说“那我去了哟”的样子。

当初预计需要12个小时的手术，最后花了大约20个小时。从上午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点。我本人既然已经是“我为鱼肉”的状态，也只能相信医生，把自己交给他们，毕竟我也确实没有专业知识，无法跟他们商量“能不能少切一点，比如20厘米怎么样”。

我预想到手术后体力和免疫力都会下降，因此在手术前，每天都会走一万步来锻炼身体。我这次要做的是需要全身麻醉的大手术，也有死于医疗事故的风险，因此在手术前，我想着一定要把好吃的东西吃个够，就连续十天以“最后的晚餐”为名，把东京的牛排、意大利菜都享受了一遍。

谵妄体验[谵妄是指伴随急性脑功能障碍产生的轻微意识障碍，患者可能出现判断力及理解力下降的情况，伴随幻觉和妄想，也称作“急性器质性意识错乱状态”。]

虽然幸运地完成了手术，却未承想在术后经历了谵妄后遗症。由于全身麻醉给大脑带来的影响，在手术结束后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我出现了好几次谵妄症状，医生们也束手无策。

症状最厉害的是手术后第二天，我睁开眼睛就觉得自己在韩国的医院里，而且不是首尔，而是地方城市的医院。于是我绞尽脑汁，把会说的韩语都说了，努力想要跟护士沟通，也不知道自己说得到底对不对。

说着说着，我惊讶地发现面前这个“韩国”护士日语讲得太好了，这才渐渐明白自己的状况。这一定是最近几年韩剧看太多了吧。

还有一次是明明刚做完手术，我却给助手发短信说“不好意思，开会我要迟到了”。而其实我正在病床上，两条胳膊打着点滴，无法自由行动，还打错了字。这位助手清晨突然收到还在住院的我的短信时，自然也是十分惊讶。

财津一郎唱的那首广告曲中的“♪大家围起来，竹本钢琴～”[日本二手钢琴交易公司竹本钢琴（タケモトピアノ株式会社）的电视广告曲中的一句，该广告曲由财津一郎演唱并参与表演。]和广告里的舞蹈在我脑海里不断重复时，才真正让人郁闷得无处可逃，让我觉得自己快因为谵妄而发疯了。我并不喜欢这首歌，广告也是很久以前看过，因此对突如其来的魔音穿脑也感到很不可思议。

我在手术后还有过非常可怕的谵妄体验：电脑被黑客攻击，所有数据都暴露到了暗网上，我用上毕生所学的程序知识想要破解，也毫无办法。暗网是那些普通搜索引擎无法检索到的网站，也就是网络上的黑暗世界。

我能清晰地看到被自动操纵的电脑屏幕画面，拼命想要阻止这一切而敲打键盘，但手指却徒劳地划过空中。平日里我从来没有思考过暗网的问题，可能是偶然看到的相关信息停留在了大脑里，此时又通过谵妄体现出来了吧。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天，有时清醒过来后会发现自己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像这样初次体验谵妄很恐怖，但也让我发现了人类的大脑结构是如此有趣，甚至让我产生了自己努力一下是不是也能写出电视剧剧本的错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在自动化[超现实主义自动化是一种艺术创作方法，艺术家在创作中抑制有意识的控制，探索自动书写和绘画。尝试这种创作方法的代表人物有安德烈·马森、让·阿尔普等。]和“垮掉的一代”在无意识表达中尝试达到的，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半睡半醒状态下的创作吧。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在大脑中竟能积累如此大量的信息，让我惊叹不已。

被爱拯救

手术后，医护人员让我“即使身体很痛，也要尽量起床，坐在沙发上”，还有“请尽量站起来，多走动”。一直躺着的话，由于身体不必与重力对抗，肌肉力量很快就会退化。即便只有一个星期，肌肉也会萎缩，而肌肉一旦萎缩便很难恢复。

尽管身上插着五根管子，两只胳膊都打着点滴，白天我也会尽可能起身坐在病房里的沙发上。我拄着拐杖走到沙发的位置，在那里坐下看书，听音乐，打打盹儿，放松。很长时间以来，容易走神的我总是被说意志薄弱，身边的人甚至笑我是“树叶般的意志”，尽管总是想选择安逸地躺在床上，但那段住院的日子我可以说是相当努力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外科手术切开的伤口渐渐开始恢复，也没有那么疼了，接下来要烦恼的是术后并发症。并发症就像新开的快闪店一样每周层出不穷，在应对一个接一个并发症的日子里，我也吃不好饭，体重掉了13公斤。

医生们为了我尽心尽力，但我的体能作为关键影响因素却跟不上治疗，身体状态恢复得不如预期，一直在低水平线上徘徊。我开始想象灰暗的未来，也许余生再也无法走出医院了，这些想象让我完全丧失了信心。确诊癌症以来，不管是在我自己还是旁人眼里，这段日子都是最痛苦的吧。

之后终于可以开始吃东西的时候，我又对医院的餐食感到不满。虽然我非常感谢这家医院，但这里的餐食真的不好吃，以至于我都好奇怎样才能做出这么难吃的饭菜。所以我恢复食欲之后，就任性地让身边的人给我捎了鳗鱼饭和猪排盖饭改善餐食。

我的伴侣每天来医院看我，给我送饭，却因为那时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大的措施，无法与我见面说话。因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隔着医院前面的马路挥手致意成了我们的习惯。

傍晚，我拿出手机点亮电筒，朝着马路对面挥舞致意“我在这里哦”，然后从10楼病房的窗户望过去，就能看到对面也有一个豆粒大的闪光点在左右晃动。伴侣为了让我能从病床上起身，想出了这个方法。

虽然近在咫尺却无法见面，我们说着“这样好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便把这个习惯叫“罗密朱丽”。每天“罗密朱丽”，持续了大概一个月吧。后来我又再次住院，她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看我。虽然是毫不新鲜的表达，但我还是想说，最难受的时候我是被爱拯救的。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做了大大小小六次手术，摘除了外科手术范围内的所有肿瘤。最大的手术是摘除转移到肺部的恶性肿瘤，在2021年10月和12月分两次进行，每一次都花了三四个小时。

然而，当我以为这就是最后一次手术了，没想到病灶仍然残留在我的身体内，而且以后还会继续增殖。当医生告诉我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也不由得备受打击。接下来不能再靠手术摘除肿瘤，而是要靠药物进行全身治疗，真是看不到尽头的抗癌生活啊。

友人的存在

住院期间意志消沉时，关于友人，我也有了一些思考。我以前老是把“我没有朋友”这句话挂在嘴边，二十多年前，也曾经尝试对“朋友”这个词下定义。

那时候我的结论是，当身处困境，比如家里发生火灾，进了小偷，又或是马桶漏水，马上能打电话商量的人，就是我的朋友。而这次生病，我又数了数能商量的对象，发现在美国，在欧洲，当然还有日本，都有好几个这样的人，不由得心生感激。

朋友不需要非得跟我有一样的思想信念和兴趣爱好，唯一的要求就是：值得信赖。即使这样的人数量不多，但他们的存在已经让我觉得自己十分幸运。

其中一位就是德国艺术家卡斯滕·尼古拉[卡斯滕·尼古拉（Carsten Nicolai），出生于1965年，德国实验音乐家和视觉艺术家，与坂本龙一共同创作了多部音乐作品。2005年，两人曾共同举行欧洲巡回演出。]。他以“阿尔瓦·诺托”（Alva Noto）的名义开展音乐活动，我和他一起制作了专辑Vrioon（2002）和Insen（2005），以及电影《荒野猎人》[电影《荒野猎人》（The Revenant）是2015年上映的美国电影，由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该电影改编自迈克尔·庞克的同名小说，讲述了19世纪美国西部的一个猎人在一次狩猎中遭遇灰熊袭击、同伴背叛而奋力求生的故事。]原声音乐等作品。

第一次见到卡斯滕，是他和池田亮司[池田亮司（Ryoji Ikeda），出生于1966年，日本实验音乐家、视觉艺术家。他的作品涵盖了音乐、视觉艺术、实时演算、数据艺术等多个领域，其中以大型声音和光影装置作品为代表。]一起在青山的SPIRAL[SPIRAL是位于日本东京南青山五丁目的一个多功能艺术和文化空间，由建筑大师槙文彦设计，于1985年开业。]演出的时候。卡斯滕长得有点凶，做的音乐也是很前卫的后现代派，但他性格非常温和，又照顾家人，让人简直想称呼一声“老爹”！从见到他的那天开始，我就跟他很亲近。

卡斯滕的家乡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里在欧洲也算是有乡土气息的地方，可以说与日本也有些共通之处。写到这里，我想到德国前总理默克尔也来自那里，在媒体上看到的她也给人“有胆量的妈妈”的印象。总之，我在接受大手术，想到自己有可能在手术中意外去世的瞬间，第一个想要联络的人就是住在柏林的卡斯滕。而他也一如往常，像对待自己的事情一样倾听我的烦恼。

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1921—1986），德国著名行为艺术家、雕塑家、绘画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提出的诸如“社会雕塑”“扩展艺术”等概念，对当代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和美籍韩裔艺术家白南准[白南准（Nam June Paik，1932—2006），著名美籍韩裔现代艺术家、多媒体艺术家，被誉为“视频艺术之父”，其作品主要涉及电子媒介和新技术，探讨了技术与文化、社会的关系。]，身处相隔8 000千米以上的欧亚大陆两端，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要将我和卡斯滕与伟大的博伊斯和白南准作比，可能太妄自尊大，但我们两人的友谊确实和他们的关系很像。

可疑的时间

音乐被称为“时间的艺术”。在时间这条直线上，有音乐作品的起点，也终将迎来作品的终点。因此对我来说，时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在我健康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将时间的永恒性和单向性作为前提进行创作，而当我需要直面生之有限的此刻，我也感觉有必要用和以往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时间。

如果我们不能用更现实、更认真的态度来面对时间，而只是用哲学性的方法论来思考的话，不是会被时间所特有的迷惑性欺骗吗？从这样的想法出发，这几年我阅读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康德、海德格尔、柏格森，再到当代物理学者们关于时间的论著。

虽然还是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答案，但我心里逐渐确定了一件事：牛顿提倡的“绝对时间”概念是错误的。他主张时间与任何观察者的感受无关，且在任何地方都保持匀速前进。不是的，时间不过是我们的大脑产生的一种幻想，这就是我现在的结论。

但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我们都是基于牛顿式的时间观念在制定生活方式的规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感觉从19世纪末开始就没有变化，甚至可以说，这些规则变得更加细致了。

各国的城市之间的时间就是在19世纪末才得以统一的。在那之前，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时间制度，在欧洲的铁道网发达之后，才产生了将各个城市的时间进行统一的需要。实际上威尼斯的正午和柏林的正午——那一天里天空中太阳位置最高的时刻就是不同的，我们只是视而不见，假装这一刻好像原本就是完全相同的。本来也是，谁都不会在意某个城市的时间是不是晚了10分钟。

我想在我最近的作品里，就有我对于时间的这些疑惑和思考。2021年，我和高谷史郎[高谷史郎（Shiro Takatani），出生于1963年，日本艺术家，1984年创立艺术家团体“蠢蛋一族”（Dumb Type），其作品多为使用多媒体的舞台及装置艺术作品。曾与坂本龙一、野村万斋等人有过多次跨界合作。]一起制作的剧场作品《时间》（Time）以“时间”为名，而在那之前的2020年，我为日本东北青年管弦乐团[日本东北青年管弦乐团（Tohoku Youth Orchestra，TYO），在2013年9月举办的音乐活动“琉森音乐节·新方舟·松岛2013”中负责策划和组织工作。琉森音乐节是欧洲三大主要音乐节之一，1938年由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创办，因举办地在瑞士中部城市琉森而得名。乐团成员以“3·11”东日本大地震受灾三县（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孩子们为中心，由坂本龙一担任音乐总监。]创作的新曲子就叫《此刻时间在倾斜》。

“时间在倾斜”是个大家不太习惯，甚至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表达方式。它其实是我从里尔克[莱纳·马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诗人、小说家和文艺理论家，德语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代表作有《新诗集》《杜伊诺哀歌》等。]的诗集《时辰祈祷》开头一个小节里截取的句子。这本诗集由同为诗人的尾崎喜八[尾崎喜八（Kihachi Ozaki，1892—1974），日本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翻译。以下是这一部分的引用：

读起来很有韵味吧。其实这一段通常解释为里尔克描写的是钟声响彻教会的场面，但尾崎喜八把第一句翻译为日文的“时间倾斜，触碰我”，这和小林秀雄[小林秀雄（Hideo Kobayashi，1902—1983），日本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翻译过兰波的《地狱的季节》等作品，对兰波的作品和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对兰波[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19世纪法国诗人，创作时期仅在14—19岁。他是法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象征主义诗歌的先驱者。]诗集的“超译”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这一句是神来之笔，因此在曲名中进行了借鉴。关于《时间》，关于《此刻时间在倾斜》，之后有机会我会来仔细说说。

儿子推荐的音乐

住院的时候有好多难受的事情。体力衰退，免疫力衰退，每天要吃一大堆的药，身体也无法自由行动。即便在那样的日子里，仍然会有让我醉心音乐的瞬间，在这些瞬间里，我能够忘却自己的病痛。有意思的是，我专注在创作自己作品上的时间也变多了。

比如，准备《时间》的发表，和高谷史郎连线对作品进行微调——在这些时间里，我能够忘却身在病房这个令人郁闷的事实，也能够忽略身体的病痛。这些都是让我庆幸自己从事音乐创作的瞬间。

“Music”（音乐）这个词的词源是“Muse”（缪斯）。缪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艺术文化的女神。魅力四射的女神们要是突然降临在刚做完手术、尚且虚弱的我面前，我还是会有点吃不消的。这种时候，我会告诉她们“过一会儿再来”，然后去聆听一些还未能成为音乐的声音。

我特别喜欢雨声。最近十年，包括在纽约的时候，我经常去听雨。下雨的时候，我会在病床上竖起耳朵聆听窗外的雨声；不下雨的时候，我便整夜播放在YouTube上找到的连续8小时播放的雨声视频。视频网站上的雨声经过压缩，与自然界中360度包围着我的真实雨声完全不同，即便如此，它们也能让我心神安定。

还有这样一件事。住院的时候，我随意播放了儿子发的一首歌曲，却没想到在这首歌的前奏到前面几小节的部分就突然泪如雨下。这首歌是美国乡村音乐歌手罗伊·克拉克演唱的《昨日当我年少轻狂》（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我这个人即使平常听歌曲，也不怎么在意歌词，罗伊·克拉克也是我平常很难接触到的歌手，所以没想到自己会如此被这首歌打动。

这首歌里唱的，既有对自己人生的肯定，也有面对那些无可挽回之往日的超脱境界。不可逆的时间线尽头的苦涩未来，我想不论是谁，不论他是什么职业，都或多或少想过吧。在我现在这个年纪，这首歌深深地刺痛了我，让我听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昨日当我年少轻狂》的作者，是法国香颂歌手夏尔·阿兹纳佛。写这首歌的时候，阿兹纳佛还很年轻，而在他晚年演唱这首歌的现场视频里，那年迈的姿态也特别令人动容。

或许没有生病的话，我不会觉得这首歌那么好；又或许没有到这个年纪的话，我根本不会那么仔细地去听这些歌词。我还没有仔细听过日本的演歌，但现在去听可能会有和年轻时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寅次郎也是这样吧。《寅次郎的故事》系列电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乎每年都会上映，但我这个年代的人当时对这样的电影不屑一顾，只顾着“高科技”“后现代”，在东京街头流连玩乐。但其实那个时候的寅次郎，已经在用“乡愁”这个主题，感叹昭和时代的辉煌即将一去不复返。

从更广的角度来说，思考不断变化的地球环境问题，也和这样的怀旧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到了我这个年纪，光是看到《寅次郎的故事》开头背景画面里的江户川风景，就足以大哭一场了。

第一次产生破坏冲动

我的音乐创作常常被评价为致力于打破传统价值观。的确，我不喜欢照搬已有的音乐“公式”。既然是创作，就应该不断挑战自我，尝试新的东西。

然而就像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先锋艺术”那样，“打破传统价值观”这个说法，也让我有些抵触。“前卫”是新的，“后卫”是旧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进步的，大众是保守的——这样的“二分法”早就过时了。

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音乐的话，我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在我出生的1952年，约翰·凯奇就发表了《4分33秒》[《4分33秒》是美国先锋派作曲家约翰·凯奇创作的曲子，此曲演奏者从头至尾都不需要演奏出一个音。]；在美术领域，马塞尔·杜尚把“现成品”《喷泉》[《喷泉》（Fountain），是美国法裔艺术家马塞尔·杜尚于1917年创作的作品，也是他称为“现成品”（ready-made）的系列作品之一。该作品使用了杜尚在纽约第五大道的商店内购买的男性小便器。1917年4月，杜尚将这件作品交给美国独立艺术家协会举办艺术展览。]送去参加展览是1917年。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戏剧、电影、文学及音乐等领域，都兴起了先锋运动。一言以蔽之，就是摒弃旧的价值观，倡导新变革。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运动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或许也是一种时间论吧，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大家共享的线性历史规则，姑且不论政治是否如此，我个人认为今后在艺术文化方面，应该不会再出现某种具有强烈破坏性的价值观了。

人各有异，也有一些表达者能在重复过去经验的创作中收获快感吧。但很遗憾我不是的，虽然我也没有要追逐现代最新技术来创作的想法。我只是想创作自己想听的音乐而已，不会去考虑先锋派这样高深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惊讶于自己在《时间》舞台成型的瞬间，内心产生的破坏冲动。《时间》既是一个装置，也是一场演出，是我视为《异步》这张我带有很深感情的专辑的续篇来完成的作品。

我做事没什么计划性，比如这次爬了北阿尔卑斯山，那下次试试爬南阿尔卑斯山，像制订登山计划一般来制订创作计划这种事，在我的人生中闻所未闻。四十年来都是随心所欲，可以说每次创作都和上一次不太一样。这种不太思考明天要怎么办的性格，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活在当下”吧。

在发行《异步》之后，我的想法有了一些变化。不知道是不是《异步》对我的影响太大，我开始觉得，除了攀登过的山，也许还有更高的山峰存在于未知之处，因此想要再去做一些挑战。

后面我会来详细说说《异步》这张专辑。“Async”是“asynchronization”的缩写，意思是“异步”。现今世界流行的音乐都在追求“同步”，我却想要提出异议，也是对时间这一存在本身提出质疑。这些背后是我的生死观的一些变化。

由于住院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本人未能到场参加，但2021年6月，《时间》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艺术节上顺利迎来了首演。3天里演了3场，每场结束之后，我都会跟在现场指挥的高谷史郎连线，远程对演出做一些修改指示，到最后一场的时候，演出的效果已经可以说是比较理想了。

我不太喜欢使用“完成版”这个词，尽管《时间》第三次公演时的舞台确实有了趋近完成的形态。但也就是在那时，我突然产生了想要亲手毁掉《时间》这件作品的冲动。《时间》是我在病中坚持完成的作品，前后花费了四五年的时间来制作，我对它有很深的感情，因此这种未曾预料到的破坏冲动，也是一种完全未知的体验。

为什么会对自己的作品产生如此强烈的破坏冲动？直到现在，我也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这个问题和时间的悖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否定A，并同与之相反的B对抗，最终抵达C——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考逻辑。然而，在这种一开始就确定了原因和结果的思维方式里，早就蕴含着某种时间的幻象。

因此，也许有这样一种可能：当我目睹《时间》成了一件成型的作品时，哪怕只是一个瞬间，这种完成形态也让我难以忍耐。和别的舞台相比，《时间》已经是一个有很多即兴元素的作品了，即便如此，当它拥有“完全形态”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固定化。

今后《时间》要在别的地方演出的话，呈现方式可能也会与在荷兰艺术节时有所不同。

我以前就不喜欢庄重的有仪式感的东西，看来这种感觉随着年纪的增长越发明显了。现在我会随心所欲地弹钢琴，每天花几个小时去享受手指敲击琴键时发出的声响。对我来说，这样的心态就足够了。

对《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是坂本龙一最广为人知的一首钢琴曲，也是他为同名电影创作的主题曲。]的想法

我以前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既然好不容易延长了生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想要写出超越《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作品”这样的话。

音乐创作的灵感就是一瞬间的事。实际上，我想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那段旋律只花了30秒。坐在钢琴前，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下一个睁开眼睛的瞬间，那段旋律就已经带着和音浮现在了乐谱上。可能你会觉得，别开玩笑了！但这些都是真的。所以我想，只要我的生命还能延长1分钟、2分钟，就有可能写出更多新的作品。

我尊敬的音乐家们在去世之前也一直坚持创作。巴赫在生命最后的3个月失明，生前最后一部作品《赋格的艺术》中最后一首赋格曲的乐章在中间突然结束。我小时候听到这首曲子，好奇为什么会在这里中断演奏，后来才知道是因为作曲家写到这里时，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还有五十多岁离开人世的德彪西，他的最后一首作品是献给一位煤炭商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物资匮乏，煤炭商人为卧病在床的德彪西送去了煤炭。德彪西受这位煤炭商人之托，写下了《燃烧的煤照亮夜空》（Les soirs illuminés par l'ardeur du charbon）。这首钢琴短曲，也是他的遗作。我很敬仰这些前辈，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写出新的作品，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

为什么我还要执着于写出超越《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作品呢？当然，这首曲子是我的代表作，为世人所知，但我真的很讨厌公众印象就此固定，因此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我坚决不在演奏会上弹它。不论我走到哪里，都会被人问：“您能演奏一下《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吗？”真是没完没了，让我受够了。

那我又是为何再次演奏这首曲子呢？其实契机是2010年我在日本的时候，去武道馆看了卡洛尔·金和詹姆斯·泰勒的演唱会。我和其他观众一样，都在等着卡洛尔·金唱她的名曲《你有个朋友》（You've Got a Friend），但那天卡洛尔像故意吊观众胃口一样，迟迟不唱。等到最后的最后，卡洛尔终于唱了这首歌，我心满意足，觉得能在现场听到太好了。后面还有返场曲目，但听完这首我就回家了。

想着“我才不要弹《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而固执地拒绝演奏的我，轮到自己去别的艺术家的演奏会，却因为听不到代表曲目而烦躁不安。所以那时我就想通了：我不应该否定那些冲着《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来坂本龙一演奏会现场的观众的存在。

当然，直到现在，我还是会对“因《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而扬名的坂本龙一”这种介绍方式有些反感。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我也在努力破除世界对我的刻板印象，这种想法转了一圈，到了“为这种事耗费我宝贵的心力，实在是太无聊了”的阶段。

我不愿意把改变他人的看法当作自己的动力，只要能默默地做自己想要做的音乐就足够了。虽然我的最后一首作品不一定是好的，但我不会把打破“坂本龙一等于《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这种刻板印象当成余生目标。如果为了这个目标来使用我剩下的时间，实在太傻了。这就是经历了各种心境变化之后，现在我对这首作品的真实想法。

父母的辞世

我想在这里也回顾一下父母的辞世。我在《音乐即自由》（2009）里也写到过，2002年9月28日我父亲坂本一龟[坂本一龟（Kazuki Sakamoto，1921—2002），坂本龙一的父亲，文艺编辑。1947年进入河出书房工作，曾担任野间宏、岛尾敏雄、三岛由纪夫、丸谷才一等多位著名作家的责任编辑。]去世时的事。那时我正在欧洲举行Bossa Nova音乐的巡回演出[坂本龙一与莫雷伦堡夫妇以“Morelenbaum2/Sakamoto”的名义共组三重奏，并于2001年发行了共同创作的专辑Casa。2002年，三人在欧洲举办了巡回演出。]，途中收到母亲的消息，说肾脏不好、常年在做人工透析的父亲病情恶化了。

如果当时能找到代替我演奏的人，或许我还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那时，我面临要不要放下演出回日本的抉择，非常痛苦，思前想后最终决定留在欧洲，继续巡回演出。我想父亲会理解我的选择。

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是在一周后，在从比利时开往法国的巴士上。当时应该是凌晨4点左右。虽然早已做好心理准备，但我记得那时还是有种“父亲终究没能熬过来啊”的巨大无力感。

我母亲那时一直在照顾住院的父亲，在她离开病房去吃早餐的15分钟里，父亲去世了。所以我想，要家人临终时陪在他们身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

父亲辞世之后，母亲一个人在东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她也得过包括甲状腺癌在内的各种疾病，每次手术之后都展现出惊人的恢复能力，还算是健朗。

但原本所有生活琐事都亲力亲为的母亲，渐渐连打扫也无法顺利完成，这让我越发担心起来。因此2009年夏天，我说服她住进了医院。本来我也考虑过临终关怀的设施，鉴于母亲对此有些排斥，我便先带她去普通医院进行治疗，后来又带她住进了专门照顾老人的医院。

母亲一开始抱怨说“自己的家才是最好的”，后来似乎渐渐喜欢上了那位年轻的男性理疗师，在医院里看上去也心情愉悦。

我那时还住在纽约，把母亲托付给医院之后，告诉她“下次回日本工作时我再来看你”便暂时告别了她。当然，我明白她已经八十多岁，就算突然生变也在意料之中，但好在那年12月我又有了在日本的钢琴演奏会，巡回演奏的间隙能频繁前往医院看她。

其实那一年年末我本来是要回美国的，突然想去和一位住在纽约的熟人商量一下是否应该离开日本。这位女性熟人平常就总说“我能够看到未来”，而且实际上也因预言成真而备受推崇——听起来她像是装神弄鬼的可疑人物，其实她曾经活跃在日本的演艺行业，有不少厉害的成绩。

这位熟人告诉我：“新年后的1月9日，我就看不到你母亲的能量了。”听了这话，我也半信半疑，心想她要是算不准当然最好，可还是延长了待在日本的时间。结果，我母亲在次年1月9日与世长辞，真的让我非常惊讶。

母亲辞世的时候，我也恰巧没能在那个瞬间陪在她身边，但能马上赶到医院。我作为母亲丧事的丧主，主持了守灵夜、葬礼和告别仪式，等到所有仪式结束后的1月20日回到了美国。我订了1月20日的机票之后，想想这也确实应验了那位熟人在上一年年末时所说的让我待在日本的话。

我在给出席母亲葬礼的各位宾客准备的葬礼手册上，引用了母亲生前喜欢的歌者柿本人麻吕的一首和歌：

相传，这是奈良时代柿本人麻吕为火葬泊濑山的土形娘子写下的一首挽歌。因为我是独生子，母亲去世之后，家里真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没有任何想要守护家族制度或墓葬文化的想法，但想到这一点，还是让我心生寂寥。

生命原本的形态

在过去的几万年间，生活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在爷爷、奶奶生病时，往往无法提供太多帮助，能做的只是默默地看护他们直至离世。当然，即便在没有现代医疗的年代，当时的各个部落也会传承使用草药或念咒之类的习俗来缓解老人的痛苦。

我之前问过中泽新一[中泽新一（Shinichi Nakazawa），出生于1950年，日本宗教学家、人类学家。1983年出版的《西藏的莫扎特》在日本引发了学院派讨论热潮。]，得知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并没有留下太多研究人将死之际的成果，这让我很意外。如果有人特别了解这个领域的话，我也很想向他请教。著名的古埃及《亡灵书》[古埃及的一种陪葬物品，供“死者”阅读。内容多为对神的歌颂和除魔咒语，同时也保存了古埃及神话和民间歌谣。]，尽管对死后的世界有所记载，却也对陪伴亲近之人离世一事只字未提。

我出生长大的家庭本质上也是现代城市家庭，所以并没有积累丰富的生死观。如果是两三代前的乡村家庭，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志贺直哉[志贺直哉（Naoya Shiga，1883—1971），日本小说家，“白桦派”代表作家。代表作有《到网走去》《和解》等。]在小说中描述了这样的家庭面对家人临终时的情景。

然而，与此同时，我感到现在支撑日本人生死观的“脊梁骨”似乎都已经消失。所以我正努力从听闻的藏传佛教故事中收集有关生死观的片段，来思考自身的死亡问题。

顺便提一下，南希·伍德[南希·伍德（Nancy Wood，1936—2013），美国作家、诗人、摄影师。其作品的主题主要来自美国西南部的原住民文化。]将美洲印第安人的哲学总结成了一本书，书名叫《今天是个死去的好日子》（Today Is a Good Day to Die）。我觉得她这种感性很有意思。我不确定这种说法是不是带有一种类似斗士的傲慢，但我想她直接否定了现代思维中尽可能延长生命才是正道的想法，这种干脆的、顺其自然的态度令人向往。

我还想起这样一件逸事。有一位名叫肥田春充的武术家，不高大却拥有极强的力量，能够将地板一踏而穿。他创立了肥田式强健术，同时是一位知名的思想家。据说在他72岁的某一天，他因为担忧人类的前途而进行了长达49天的断食，最终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这种方式无法模仿，但我觉得确实是一种非常壮烈的死法。

从被诊断出癌症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着这件事：如果这是一百年前，没有对症治疗的方法，我早就已经死了。我还经常做一个比较，那就是夏目漱石在大正时代因为胃溃疡恶化去世时才49岁，与他相比，即使我在2014年，也就是62岁发现癌症时去世，也已经活了足够长的时间。我已经顺利度过“还历”[在日本，“还历”指60岁，意同中文语境的“花甲”之年。]，身边的人也能接受了吧。要知道“还历”，就是人生的一个循环节点啊。

人类能够活到八九十岁，也就是最近三四十年的事情吧。想到人类长达20万年的历史长河，想到没有高科技医疗的时代，我真的不确定到底是否有必要为了延长寿命而逼迫自己接受治疗。

我认为，想要拒绝痛苦的治疗，只接受最低限度的护理以迎来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样的价值观应该更多被社会接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对在瑞士与荷兰合法化的安乐死感兴趣。

尽管如此，我接受了放疗，做了外科手术，还愿意接受化疗这样的治疗方式，这和我的想法其实是矛盾的。让我感到困惑的还有，我的身体远比我的意识保守得多。不过，我还是认为，自然地活着和自然地死去，是动物原本的生命方式，只有人类从这种方式中抽离了出来。

40岁之前我从未思考过健康的事情，过着野兽一般的生活。之后，由于视力开始下降，不得不正视自己的身体，并接受了野口推拿[野口推拿是野口晴哉（1911—1976）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提倡的推拿手法，强调“恢复人本身具有的活力”。]和长寿饮食法[长寿饮食法（macrobiotics），源自日本的一种饮食指导方法，旨在通过健康饮食来实现身体、精神和自然的平衡，强调以谷物、蔬菜、豆类、海藻和水果等天然食物为主，尽量避免动物性食物，并采用适当的烹饪方法来摄取均衡的营养。]。但我开始日常服用西方医学的药物，也是在62岁第一次确诊癌症之后。我想罹患癌症肯定有其原因，而如果我最终因此离世，也能心平气和地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吧。

2021年1月的手术后，我发布了一则声明：“此后的日子，我将与癌症共生。希望接下来可以继续进行音乐创作，感谢各位一如既往的陪伴。”我选择“与癌症共生”，而不是“与癌症战斗”这样的表达，也许是因为在我心里，即使强行战斗也没有意义吧。

死后的世界

有一部由罗伯特·泽米吉斯执导、朱迪·福斯特主演的电影，名为《超时空接触》。这是一部根据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行星探测队领袖卡尔·萨根的小说改编的科幻巨制，上映时引起过轰动，许多人应该看过它。

福斯特饰演的主人公艾莉是一位天文学研究者，从小就对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文明感兴趣。然而，她最亲密的理解者，即她的父亲在年轻时就去世了。电影的后半部分，登上太空船舱的艾莉穿越虫洞，穿越时空，在一片蔚蓝的大海前再次遇见了她最爱的父亲——就站在白色的沙滩上。其实是地球外的生命体以她父亲的姿态出现，但艾莉仍然因为这次重逢获得了救赎。在这个广阔的宇宙中，我们每一个人并不孤独——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主题。

卡尔·萨根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我想以他的学术生涯和资历，一般来说应该会对撰写如此浪漫的故事感到反感。然而，作为一流科学家的萨根，也具备了这样的想象力，我觉得这一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也想起了我敬爱的安东尼奥·卡洛斯·裘宾的故事。裘宾深爱着他的国家巴西的自然，他以环保主义者的身份闻名，并为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峰会制作了乐曲。这样的他，对亚马孙热带雨林的砍伐应该比常人更感到痛心。

裘宾在世时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父母和孩子一起仰望夜空时常会对孩子说：“那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就是已经去世的爷爷哟。”从科学角度来说，发出强光的是远在万里之外的恒星，具有太阳数千倍的能量，不可能适合人类居住。但孩子们有时候，也想要相信父母说的这些话。

此刻的我，不会去否定萨根和裘宾的想象力，以及人死后会变成星星的天真幻想。虽然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个死后的世界，但我会隐约地思考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