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即自由》

2009年年初，我出版了自传《音乐即自由》，总结了57岁之前的人生经历。说实话，我并不喜欢整理记忆片段并将其编织成一个故事，也对线性时间叙事有些抵触，但在生病之后，我不得不去考虑自己剩下的时间，觉得此刻回顾过去十多年的活动亦未尝不可。因此接下来，我想回顾自己2009年以来的经历。

《音乐即自由》（音楽は自由にする）这个书名，乍一看会觉得怪怪的：“は”这个助词在这里的用法有别于一般日语语法[在日语中，“は”通常用作主题标记，用于指出或者强调主题。然而，在这个书名中，“は”用作动作标记，表示音乐的作用是使人自由。]。其实，这个短语模仿了德国纳粹政权在犹太人集中营门上挂的标语“Arbeti macht frei”（劳动使人自由），“音乐使人自由”用德语说是“Musik macht frei”，换成英语就是“Music sets you free”。

书名诞生的背景，是我在这本书的最后提到的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9·11”事件）和在那之后世界的变化。恐怖主义当然是非常可怕的。我在纽约目睹了世界贸易中心崩塌的瞬间，也切身感受到了那种恐惧。然而与此同时，“9·11”事件之后，美国开始以“反恐”为名表现出的帝国主义倾向，也让我察觉到了同等程度的危机感。在21世纪之初，追随美国还是追随恐怖分子这种非此即彼的决裂，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无论如何选择，都无法避免武力冲突的情况之下，音乐是否能做些什么呢？虽然这种想法可能过于乐观，但当时我仍然将这样质朴的愿望寄托在了《音乐即自由》这个书名上。后来我身患癌症，在政治问题之外又拘于病痛的桎梏之中，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就算身体无法自由行动，在创作和倾听音乐的瞬间，也能忘却疼痛和悲哀。这就是“Music sets me free”啊。

我想，月亮也有和音乐一样的功效吧。我曾经参观过京都的桂离宫[桂离宫是位于日本京都市西京区的皇家园林，建于江户时代早期，回游式的庭园被称为日本庭园建筑的杰作，是日本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庭园里有一座专门为赏月而建的茶庵，名为“月波楼”，这让我感动不已。想必江户时代的贵族们到了晚上，就是在这里一边赏月，一边喝茶、饮酒，悠哉享乐的吧。现在看起来，月波楼只是一座陈旧的建筑，它的走廊正好对着池塘，贵族们应该也欣赏过倒映在水面的明月美景。我们聆听音乐时内心可以获得片刻的放松，我想月亮也有同样的效果。

这些都是比语言更超前的享受。20世纪80年代，索尼Walkman（随身听）的电视广告里曾经有猴子戴着耳机听音乐，一脸享受地闭上双眼的影像片段。我想动物们听着音乐望着满月，也一定会有感触。诗人可以将这些感受用语言表达出来，可没有这种能力的普通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身心去感受。在那个瞬间，人类大脑里发生的反应与动物大脑里发生的完全相同。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与远古时代的恐龙同样的感受。

在生物学和哲学领域，都会看到关于“动物是否有情感”的争论。这个问题如果让我回答的话，只有一句：“开什么玩笑！它们当然是有情感的！”

大概十年前吧，在法国有一组连拍的照片引起了轰动。路边有一对燕子夫妇，妻子好像遭遇了交通事故。在妻子受伤之后，丈夫一次又一次拼命衔着食物来到妻子面前，鼓励它活下去。但最后妻子筋疲力尽，还是死去了。目睹这一切的丈夫悲痛欲绝，张开嘴，奋力地大叫——整个过程被相机捕捉了下来。这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场面。看到这组照片时，我不禁在想，人类的情感是从动物那里继承来的。

北极圈之旅

《音乐即自由》出版后不久，我在2009年3月发行了Out of Noise，这也是Chasm[Chasm是坂本龙一在美国“9·11”事件与伊拉克战争背景下，以“反战”为主题创作的音乐专辑，于2004年2月25日发行。]之后时隔5年的原创专辑。Out of Noise于2008年进行制作，所以接下来我要回顾的事情，会与《音乐即自由》中的内容有一些交集。

Out of Noise的创作与2008年我的格陵兰岛之旅密不可分。那年夏天之前，我突然收到了“要去北极圈看看吗”的邀请，尽管因为当时在进行专辑制作，我有过一瞬间的犹豫，但机会难得，还是果断决定前往。这个名为Cape Farewell[Cape Farewell是一个调查气候变化影响的国际合作项目，由英国艺术家大卫·巴克兰（David Buckland）于2001年发起。该项目旨在通过艺术家、科学家和作家的合作，为人们提供一种更综合、更全面的方式来理解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项目由英国艺术家发起，当时每年都会举行一次，2007年高谷史郎也曾参加。我们于2008年9月出发，50多人的团队中还有美国艺术家劳瑞·安德森[劳瑞·安德森（Laurie Anderson），出生于1947年，美国前卫艺术家、作曲家和电影导演。代表作为纪录片《狗心》。]。

格陵兰岛是地球上最大的岛屿，相当壮观。我们乘坐20世纪60年代苏联间谍船改造的观光船，开始了为期10天的旅程。巡游的地方主要在格陵兰岛的西侧，据说因为纬度太高很难看到极光。但到了晚上，我们还是幸运地看到了极光。

极光是太阳发射的粒子“风”撞击地球大气圈产生的自然现象。即使有这些知识，当变幻莫测的绿色光幕真正出现在眼前时，我还是深受感动。我想这也是一种动物本能。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我感到自然的力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人类为保护地球环境做出的努力显得不自量力。不论人类是否存在，作为天体的地球，接下来的50亿年都会是纹丝不动的吧。

然而，在北极圈这样的地方也有人类居住，当船停靠在人口约为4 000的伊卢利萨特镇时，我惊奇地发现巨大的超市里摆满了可口可乐的瓶子。超市附近还有中餐馆。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因纽特人，其主要食物是鲸鱼和海豹的生肉，以及鱼干。身为日本人，我早就习惯了吃马肉刺身和生拌肉，对此并没有抵触。但跟我一起旅行的西方人大多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同时也认为身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尊重当地风俗，因此非常困扰。大家面露难色，战战兢兢地品尝着生肉。

这次旅行中，我在游船上近距离看到了大量的冰山。如湖面般平静的海面上，无数的冰山轻轻浮现，缓缓移动，就像是《风之谷》[《风之谷》是日本著名动漫导演宫崎骏的长篇动画电影，于1984年上映。影片讲述千年后世界的产业文明达到巅峰后，经历一场称为“火之七日”的战争而毁于一旦，幸存下来的人类，面对巨型昆虫和腐海森林的包围而积极求生存的故事。]里登场的神秘生物“王虫”。它们如同生物一般，我还给特别喜欢的一块取名叫“冰山宝宝”，并从船上伸手去抚摸它。据说海面上露出的部分只是它们的1/7，所以也有“冰山一角”这种说法。由于重量平衡的问题，有时它们会翻倒，其实过于接近它们是很危险的。

冰山原本是冰川露出海面的部分折断后形成。如果是大型冰川，最下面的部分甚至可以追溯到2万年前，厚度高达2 000米。即使是比较年轻的冰川，据说其底部也是在5 000年前结晶而成的。由于承受着相当重的重量，冰中几乎没有空气，因此具有从未见过的美丽色彩。

随后，我们的队伍在一片相对年轻的冰川上登陆。刚过夏天，但一旦踏上冰川，仍然会感到难以忍受的寒冷。不过由于参加者都是艺术家，有的人匍匐前进观察冰川，有的人用胶片进行拍摄，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记录。

至于我，发现了一个金字塔形的洞穴，于是决定走过去看看，周围的景色一片雪白，过于壮观，所以费了好大的力气。就像电影中经常出现的沙漠场景一样，看上去离得近，实际上却很远，我到达金字塔形洞穴已经是45分钟之后了。到达后，我在洞穴里敲打钟铃[坂本龙一在洞穴中实际敲打的乐器为指钹（参考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并录下了它的声音。

此外，我记录了雪融化的过程，还把麦克风沉入海底等。Out of Noise这张专辑充分使用了这些在格陵兰岛野外录音的成果。

更重要的是，这次旅行的经历对我的价值观产生了巨大影响，回来后我一度精神萎靡，就像把灵魂留在了冰山上。由于我的内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本已经录制的专辑几乎全部废弃，回到纽约之后我重新开始制作。最终录制的12首曲目，整体呈现出安静祥和的氛围，如同一幅大型的山水画。

Out of Noise

这个标题其实省略了前面的部分，对我来说，这个项目的名称是“Music Comes Out of Noise”，也就是“音乐产生于噪声”。然而，与雕塑家米开朗琪罗看到大理石时，眼前就会浮现出大卫形象的感觉略有不同，对我来说，这句话要表达的更类似于玩沙子的感觉。

在公园的沙堆里，孩子们对自己要创作些什么没有预设，在玩耍的过程中，他们手中的沙子有时变成桥，有时变成王宫，并没有事先准备好的设计图。制作Out of Noise也是这样，我希望能做出让听众在听着杂音时脑中渐渐浮现出音乐的作品。在模拟信号电视[模拟信号电视，指使用模拟信号传输视频和音频的电视系统，在中国被称为“模拟电视”，在数字电视普及后逐渐退出市场。]时代，当天节目结束后的深夜，电视上会出现黑白的“雪花”图案和“吱——”的刺耳声音。当你喝醉了，盯着这些“雪花”图案看，渐渐眼前可能会浮现出一些图像或音乐。制作Out of Noise的目的，可能就是要接近那种感觉。

我想建筑师会采取相反的方法来工作。他们会先制作建筑完成后的模型，精细计算结构，确认它有多坚固，然后才开始建造。但就像柏拉图的理念论[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有一个理念或理念形式存在于理念世界中。理念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的，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而物质世界只是这种理念的具体表现或参照。]一样，我无法感受到向预先设定好的蓝图靠拢的创作手法的有趣之处。

其实，为了考上东京艺术大学（以下简称“艺大”），我也被教过这种方法论。在艺大作曲科的技能考试中，考生会拿到类似于“请以此主题作赋格曲”这样的题目，被关在教室里5个小时。而想要获得高分，其实是可以遵循一些规律的。所以高三暑假时，我连续40天都去老师家里备考。分数应该很不错，但负面影响也许是我开始厌烦这种作曲方式。

在给定主题的情况下，只能将音符放到设计好的空间中。首先，分析题目是否应该以19世纪浪漫主义的风格进行创作，如果是，就决定是19世纪前叶还是中叶的风格。然后，考虑具体应该向哪位作曲家（贝多芬、舒曼等）靠拢。接下来确定乐章各部分是20小节还是40小节等细节。最后自然能完成满足要求的作品。

例如，奏鸣曲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主题部分、展开部分和再现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有多少小节，中间部分有多少小节，最后有多少小节，各自的比例其实也大致固定。最后只需要按照规律填充音符进去。

外界评价我擅长创作电影音乐，也许跟“如果有需要，我就能够采取这种构建性的方法创作”有关。但在制作自己的原创专辑时，我总想采用完全相反的方法去创作。

来自法国政府的表彰

Out of Noise这张专辑发布之后，我在日本进行了24场巡演。

这是我的钢琴独奏音乐会。虽说是钢琴独奏，但这次巡演使用的钢琴是一组两架的特殊设备：一架由我演奏，另一架则预设了键盘动作，自动演奏。

这次巡演的现场音源，在演出结束后24小时内上传到了iTunes Store，精选27首曲目收录在Playing the Piano 2009 Japan这张专辑中。Out of Noise中的最后一首曲目“Hibari”在所有场馆都演奏过，因此光听一遍24个版本的“Hibari”就要花4个小时，非常辛苦。

在春季进行的这次巡演中，巡演路线和樱花前线[樱花前线，是预测日本各地樱花开放日期的地图线，将同一时期开花的地点相连而形成。一般情况下，樱花前线会从气候相对温暖的日本列岛南端向北推进。]正好重合，由日本的西部向东部移动。旅途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乘坐名为“北越”的特快列车从新潟市到富山市时遇到的山樱。当我无意中从列车车窗望向山中景色时，苍郁的树木间突然出现了一片粉色，美不胜收。我想一年之中山野染上那样的粉色应该就只有短短的一两周时间，我恰好赶上了那个时机。

我不太喜欢上野公园那种排列整齐、供人观赏的染井吉野[染井吉野，又名吉野樱、东京樱花、日本樱花，日本原产的樱花杂交种，是目前最广泛种植于日本的樱花。]，因此突然看到自然中的山樱时，我确信樱花原本的美就应该是这样的吧。

2009年7月，法国政府授予我艺术与文学军官勋章[艺术与文学勋章（Ordre des Arts et des Lettres），是法国重要的荣誉勋章之一，1957年由法国文化部设立，旨在表彰在文学艺术界有杰出贡献或致力于传播这些贡献的人物。最高等是Commandeur，“司令勋章”，颈绶；第二等是Officier，“军官勋章”，襟绶加结；第三等是Chevalier，“骑士勋章”，襟绶。]。在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给予我关照的大岛渚和北野武也曾获得同样的勋章。

授勋仪式在东京的法国驻日大使馆举行。我14岁时认为自己一定是德彪西转世，将来会住在巴黎十六区，在布洛涅森林里散步——对此深信不疑的我，真是个不忍直视的家伙。因为有这个背景，当大使馆工作人员念出授予理由时提到德彪西的名字，我感觉像是童年的梦想实现了，非常感慨。

法国文化部颁发的勋章包括司令勋章、军官勋章和骑士勋章，这些勋章的名字来自军队内部的军衔。如果十字军再次远征耶路撒冷，我会不会也要作为军官被召集呢？因此在授勋演讲中，我开玩笑说希望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发生。

虽然我已经是老头子，再怎么样应该也不会被派到前线打仗，但确实可能会被要求为军乐队创作乐曲。此外，当时我还收到了军官勋章作为纪念。虽然还没有佩戴过，但如果我戴着它，去一家预约不上的法国餐厅，会受到特殊礼遇吗？

卧铺巴士巡演

2009年10月到12月初，我举行了大规模的欧洲巡演，包括在法国的公演。这次和春天在日本国内进行的巡演一样，是使用两架钢琴的独奏音乐会。

全球音乐市场正在不断萎缩。在这种情况下，Out of Noise索性就让我自由发挥，同时也应该制造一些机会，让更多人知道坂本龙一的作品。特别是在日本以外的国家，观众对坂本龙一的钢琴演奏会呼声很高——有兼任制作人的伴侣的建议，我们决定不计成本地举行这次欧洲巡演。

因为这次独奏会采用同时使用两架钢琴的特殊系统，我们必须自己将设备运到欧洲各地。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在台上演出，但实际上有两架钢琴（另一架由电脑控制），再加上视频等设备，工作人员比普通的钢琴独奏音乐会要多得多。说实话，我们巡演的场次越多，亏损就越大。

欧洲巡演时通常会租用英国公司运营的大型卧铺巴士，巡回各个演出场地。巴士的二层设有大约20个床位，一层配备有休息室、小型厨房和卫生间。这辆巴士甚至能行驶穿过意大利的小巷子，紧随其后的是载有两架钢琴的卡车。

据说这种大型巴士在整个欧洲数量有限，同一时期如果滚石乐队也在巡演的话，设备更好的巴士会被调配到那边。每辆巴士有两名司机，按照规定，每个司机每天只能驾驶8小时，到时间就会换班。

在另一场欧洲巡演的过程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从法国巴黎前往意大利米兰时，超过了原定到达时间，司机也没有通知下车。因为没有颠簸，我想应该正在停车，就闭上眼睡了一觉。几个小时后我睡醒了，巴士还是没有动静，我开始觉得奇怪！战战兢兢地打开窗帘，才发现我们似乎停在了一个巨大的仓库里。司机说，是巴士出了故障，但不巧那天刚好是假日，机械师也在休息，他们正打电话联络。

后来我才知道，巴士停在斯特拉斯堡这个靠近法国和德国边境的城市，距离米兰还很遥远，我们就在仓库里被困了大半天。这一天是巡演中难得的休息日，工作人员本来讨论着去购物、吃饭，十分期待在米兰度过的假日，但所有计划都因为巴士故障而泡汤。当时这些伤脑筋的经历，现在看来却都成了愉快的回忆。

演奏升华的夜晚

欧洲巡演之前也有过好几次为期一个月的巡演，但因为当时我已经五十多岁，出发大概四周后，肉体和精神上都渐渐越来越吃力。因为行程安排得异常紧凑，每天或每隔一天就必须像苦行僧一样反复演奏，而每一次演奏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比赛”。

我从小就不喜欢练钢琴。我的理论是，只有在观众面前演奏才算是真正的练习，这不是炫耀，我也基本不怎么排练。观察其他音乐家，我的理论也可以成立。我觉得演奏很厉害的音乐家，因为各种原因，在观众面前表演的机会减少，几年之后再看，他的演奏就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实在令人心痛。演员也一样，只有实际在观众面前表演才能真正成为专业人士，在家里再怎么练习也没有意义。

反过来说，经过巡演过程中在观众面前完成的几十次公演磨炼，我的演奏水平也会得到提升。在走遍欧洲各地之后，2009年11月底我在伦敦的卡多根音乐厅[卡多根音乐厅（Cadogan Hall）是伦敦著名音乐厅之一，建于1907年，位于伦敦切尔西区。场馆可容纳900多人，因其优越的音响和奢华的环境，成为皇家爱乐乐团等英国顶级管弦乐团的首选场地。]举办了演奏会。这个场馆只有900多个座位，绝不算大，但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的演奏。

常有运动员会说“进入状态”这样的话，那天这种感觉也出现在了我身上，没有一丝杂念的我不知不觉弹了两个小时。说得夸张些，就像音乐之神从天而降，用钩子钩住我，把我提升到了更高的舞台上。

在那之前，我脑子里还是会有试图去控制钢琴的念头，但那天这些杂念消失殆尽，只剩手指在琴键上行云流水般地移动着，弹错音也不再让我分心。一直在身旁看我演奏的伴侣说，从那天开始，我的演奏水平明显提高了。

这种情形偶尔会发生，上一次体验到这种状态是在希腊雅典的圆形剧场[指位于希腊雅典卫城入口南侧的圆形剧场“阿迪库斯音乐厅”（Odeon of Herodes Atticus）。]。那个剧场建于公元2世纪，可以容纳4 500人。我记得是1996年，当时我和另外两位音乐家进行了一场三重奏音乐会。我把手指放在键盘上准备弹第一首曲子，之后便一发不可收地弹了下去，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完全忘我地在演奏。

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大提琴手和小提琴手正盯着我看，一下子回过神来，这才开始进行三重奏。曲间休息时，我望了一眼背后，一轮明月在希腊建筑的圆柱间缓缓现出身姿。

“空即是色”的世界

巡回演出结束后，我回到纽约，随后在2010年3月，和高谷史郎在意大利罗马举办了一次展览，展出了我们共同创作的装置作品《生命—流动，不可见，不可闻……》（Life-fluid, invisible, inaudible…，2007）。作品的原型是1999年发表的以总结20世纪为主题概念的歌剧Life。2007年，我在日本山口媒体艺术中心（YCAM）的驻留项目期间，将这部歌剧解构后重新构建成美术作品，随后在不断更新的同时持续展出。

进入21世纪没多久，我去了非洲的肯尼亚旅行，在大草原上看着云移动，对云的原型“水”这一存在产生了兴趣。之后，在北极地区又邂逅冰山，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水这一存在的关注。

作品名称中的“fluid”即“液体”，我想通过这个艺术装置，去展现一种没有实际形态的“空即是色”的世界。在和高谷史郎的讨论中，他提出将9个水箱悬挂在天花板上，让它们在内部各自产生水蒸气，然后从上方将图像投影在雾气屏幕上，我立刻表示赞同。

反过来，思考人类语言的功能时，我认为语言实际上为无形的事物划定了边界。听到“雾”这个词，就会感受到雾的存在；听到“天空”一词，就会感受到天空的分界线。就像孩子们画花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画花瓣、雄蕊和雌蕊，但这种选择可能很大程度上受到语言的影响。

本来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语言却给出了界限。当然，这种界限有它的好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觉得这可能就是人类谬误的根源所在。因此，在《生命—流动，不可见，不可闻……》中，我想将不断变化的水的形态当作一个整体来表现。

本质上，我们的身体可能就是流动的，福冈伸一[福冈伸一（Shinichi Fukuoka），出生于1959年，日本生物学家。其专业领域为分子生物学，积极从事基因研究，代表作为《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动态平衡》。]在《动态平衡》中对这一点也做了详细解释。然而，一旦与语言联系起来，就会变得固定。回想起来，从这个时期开始，我有了逃避逻辑认知，接近自然本身的愿望。

电视的可能性与限制

2010年4月，NHK（日本放送协会）教育频道[NHK教育频道于1959年1月10日开播，是日本最早的教育电视频道。]开始播出《Schola：坂本龙一音乐学校》节目。音乐全集“commmons:schola”[“commmons: schola”是由坂本龙一监修的“音乐全集”（包含书籍和CD），旨在将世界各地的音乐传承给下一代。这个全集包含30个系列，介绍从古典音乐到摇滚音乐再到民间音乐的所有流派的音乐，作为音乐学校的教材，从教育角度对音乐的起源和历史背景进行梳理，并考察音乐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中，commmons是由坂本龙一创立的日本唱片厂牌。日本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爱贝克思是其官方母公司。]系列从2008年起开始发行，一位对此感兴趣的制片人问我，是否可以将这个系列制作成一档针对初高中生的教育节目。“Schola”在拉丁语中意为“学校”。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可以将在制作音乐全集过程中积累的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于是答应了这个邀约。

在节目中，我担任主讲教师，决定要介绍的音乐风格和作曲家，并邀请浅田彰、小沼纯一、冈田晓生等嘉宾担任每次课程的讲师，[浅田彰（Akira Asada），出生于1957年，日本艺术评论家、策展人，著有《结构与力》等。小沼纯一（Junichi Konuma），出生于1959年，日本音乐评论家、诗人，现任早稻田大学文化、传媒与社会学院教授。冈田晓生（Akeo Okada），出生于1960年，日本音乐学者，现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研究领域为艺术理论和西方音乐史，代表作包括《极简音乐史》《古典乐的盛宴》等。]一起为学生们讲解。在以理论为基础的现场演示中，还邀请了曾经与我一起做YMO活动的细野晴臣和高桥幸宏[细野晴臣、高桥幸宏和坂本龙一于1978年组建了电子乐队“黄色魔术乐队”（Yellow Magic Orchestra，YMO），于1983年年底宣布解散，又于20世纪90年代重组。细野晴臣（Haruomi Hosono），出生于1947年，日本音乐家，为《风之谷》《小偷家族》等电影配乐。高桥幸宏（Yukihiro Takahashi，1952—2023），日本作曲家、编曲家、键盘手、鼓手、歌手。]。花4个星期时间深入探讨一个主题，内容涉及古典音乐、摇滚乐、电子音乐等各种类别。到2014年，这个节目一共播出了4季。

然而，这项工作比我预计的要困难得多。不像commmons出版的CD手册那种文字作品，事后可以仔细核对并对不完美的地方做出修正，在电视上讲的内容可能会直接被使用。我知道自己有随便乱说的习惯，因此为了不说错话，在节目录制之前我认真备课。毕竟电视节目的观众数量要多得多，压力也更大。

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讲德彪西那一集。德彪西留下了题为《海》和《云》的曲子，我知道他也被水这个存在吸引，所以在那一集里，我和孩子们一起用装满水的桶作为乐器进行演奏。还有以摇滚音乐为主题那一集，和那些十几岁的乐队成员自由改编YMO的Behind The Mask（1979）时，我收获了与年轻人一起创作的宝贵经验。

同时我也感觉到了电视节目的局限性。因为制作团队选择参加录制的学生时，首先会选择“好孩子”。我不知道他们是按学校还是按地区，抑或从哪里选择的，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找来听话的乖孩子。结果，节目变成了结论先行，很少有机会在录制过程中听到出乎意料的、有趣的声音。

除了这个节目，我还曾经在宫崎县的诸塚村开办过类似的音乐工作坊。当时，当地小学和中学的所有学生都参加了，其中甚至有一个有些自闭的孩子，但这孩子创作的音乐好得无与伦比。我并不是偏心说这样的话。我之前也说过，我总是天生反感向事先设想的蓝图靠拢的创作手法。

因此，最后我还是对把节目剧本安排得滴水不漏的Schola 制作团队发火说：“别逗了！让我们自由发挥吧！”明明是教育节目，成年人却比孩子还难教。我很不想表现得这么老气横秋，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情让我感觉到了日本的退化。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60年代，整个日本社会好像更欢迎乱七八糟的东西。到了70年代，打开电视会看到很多奇怪的节目。我真心觉得，自从Crazy Cats[Crazy Cats，日本爵士乐队、喜剧团体，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淡出观众的视野，日本就失去了自由的风气。

在电影《日本第一叛徒》[《日本第一叛徒》（日本一の裏切り男），日本黑色幽默电影，制作于1968年，由植木等主演，是“日本第一”系列的第六部电影。电影以“二战”后的二十年为背景，讲述了一个男人反复背叛与遭背叛，凭着自己的机智生存下去的故事。]的结尾，饰演议员秘书的植木等爬到国会议事堂顶端，对着观众大喊“怎么样，日本列岛，我连人带物一起卖了！”，以此招揽买家。以前这样的黑色喜剧每天都会在客厅里的电视上轮番播出，但现在人们会大声抗议说“太不妥当了！”，电视台也会收到大量投诉。甚至创作者可能会因为侮辱罪而被抓起来。真是一个叫人喘不过气来的时代啊！

绳文时代的音乐

与中泽新一合著的《绳文圣地巡礼》于2010年5月末出版，整理了杂志Sotokoto上对谈的文章。我第一次见到中泽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正值现已被遗忘的“新学院派”[“新学院派”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日本的现代思想潮流，发端于浅田彰的《结构与力》以及中泽新一的《西藏的莫扎特》。]热潮，我应该也是在那时候认识了浅田彰。中泽新一的《西藏的莫扎特》、浅田彰的《结构与力》是畅销书，他们两位也成为时代的宠儿。在《绳文圣地巡礼》的策划中，我邀请了和我同代的中泽新一担任解说员，我们一起参观了日本各地的绳文遗址。

“绳文时代”四个字涵盖的范围长达一万年。即使是同一时期制作的陶器，由于在不同地区出土，其外观也完全不同。比如，在福井县的若狭发现的图案比较朴素，与后来弥生时代的陶器相似，十分漂亮，这可能与该地区面向日本海，靠近朝鲜半岛有关。而在隼人居住的萨摩，也就是现在的鹿儿岛县发现的文物，则与东南亚国家也使用过的陶器相似，都有用贝壳制成的图案。因此，即使从我这个门外汉的角度来看，也不应该简单粗暴地一概称为“绳文陶器”。

当时还没有“国家”这个概念，人们以50—300人为单位建立聚落，在日本列岛西部至东部自由生活。一开始，来自不同聚落的人们无法沟通交流，但随着贸易的发展，从神津岛采集的黑曜石不仅流向本土，还北上到了北海道。特别是在绳文时代中期，青森县三内丸山成了重要的贸易中心。我的假设是，为了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人们越来越需要共同的语言和数字的概念，于是现今日语的母语就这样自然地产生了。

我的这个假设，源于访问非洲的经历。东非的共同语言是斯瓦希里语，除此之外，当地人也能运用他们本地部落的语言。斯瓦希里语的起源据说是阿拉伯语。很久以前，阿拉伯商人为了贸易而周游东非，不同部落之间的共同语言也随之发展壮大。因此，斯瓦希里语并不一定是非洲的原生语言。

拥有广阔领土的中国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语言差异，甚至越过一座山，语言就会发生变化。即使在法国，出生于南部阿韦龙的昆虫学家法布尔[法布尔（Jean Henri Fabre，1823—1915），法国博物学家、昆虫学家、科普作家，被雨果称为“昆虫界的荷马”，代表作《昆虫记》在法国自然科学史与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十几岁离开家去巴黎时，在书信中记录下自己无法与当地人交流的困境。或许在民族国家的制度建立之前，所有土地都可以说是边缘地带吧。

当然，这在日本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从十几岁时就深信，日本人的根源并非只有一个。因此，我对日本是由单一民族的“大和民族”建立而成的国家神话也发自内心地厌恶。

在我小学入学时，新宿车站摆放着电视，直播摔跤比赛。路过车站的人们在那里驻足，近乎狂热地观看比赛。新宿车站挤满了向摔跤力士力道山齐声加油的群众，尽管力道山[力道山（1924—1963），原名金信洛，在日朝鲜人，是“二战”后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职业摔跤选手，也是将摔跤引进日本的先行者，被誉为“日本职业摔跤之父”。]出生于如今的朝鲜咸镜南道，却被视为“日本人”。我非常抵触成为那群人中的一员，独自为对手“铁人”卢兹（Lou Thesz）[指阿洛伊修斯·马丁·泰斯（Aloysius Martin Thesz，1916—2002），美国著名职业摔跤手。]加油助威。

有些跑题了，让我们重新回到绳文时代上来。在学校的历史课上，通常我们学到的是，人们开始种植水稻之后才会定居，但在和中泽新一旅行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属于狩猎民族的绳文人已经开始定居。据调查，三内丸山遗址的人们已经定居生活了1 700多年。但我们忽视了这一事实，认为农耕带来了定居并导致了国家的出现，因为这种叙事更简单易懂。我想，这也许是人类以语言为中心的大脑的不良习惯之一。

在这次“绳文圣地巡礼”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当时人们在演奏的是什么样的音乐。当时出土的文物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明确是乐器，但在青森县的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一种工具，是用木头制成的，给它装上弦的话就能演奏。

如果用骨头制作乐器，它可以保存更长时间。在欧洲，曾经发现用鸟骨做成的笛子，距今已有4万年的历史。如果笛子只有一个音孔，说不定黑猩猩也会用它“噗噗噗”地吹奏玩耍。但是笛子被打开了好几个音孔，这就是想要改变音调的证明。我想这体现了文明的进步。

当然，现在我们只能想象绳文时代存在什么样的音乐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祭典和向神祈祷是头等大事，因此，理论上应该存在某种形式的音乐。也许只是用手打拍子，或用木棍敲动物骨头这种非常原始的形式——我在和中泽新一参观遗址时，就这样想象着人类最初的音乐形态。

关于大贯妙子的回忆

2010年11月，我和大贯妙子合作发布了专辑UTAU，并且在年底进行了两人的首次巡回演出。这张专辑的制作概念非常简单：我弹钢琴，大贯妙子唱歌。原本是纯音乐的曲目《探戈》《三只熊》和《花》等，她自己填上了日语歌词。我们在札幌郊外的艺森工作室进行了久违的集训式录音。

我们很早就有一起制作专辑的想法，但我工作很忙，而且觉得我们现在的音乐风格与过去相比有些疏离，所以一直逃避合作。然而在步入60岁之前，我开始想也许可以试一次。从年轻的时候起，大贯妙子就在很多方面给过我很多帮助，我给她添了很多麻烦，所以我也有想要回报的心意。毕竟我已经从野兽进化成人类了。

此刻我才能说，其实我曾经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和大贯妙子住在一起。我后来因为和另一个人在一起，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我真的做了很过分的事情。后来，我母亲与大贯妙子关系很好，曾去看望“照顾过龙一”的她。大贯妙子还告诉我：“你母亲送给我一条很美的珍珠项链。”

当时，大贯妙子发表了新歌曲《新衬衫》。听到这首歌的歌词，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流泪。但是哭的人不仅仅是我，当我在两个人的音乐会上努力忍住眼泪开始弹奏这首歌的前奏时，观众席上也传来呜咽声。我想可能是观众席上坐着知道我们过去关系的人吧。现在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已经成为像亲人一样的好朋友，UTAU更是建立起两位成年音乐家之间的新关系。

不过话说回来，回忆起过去真是很怀念啊！和大贯妙子认识是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我们都还没有红起来，总之是有大把的时间的。想打麻将的时候，两个人也打不起来，就打电话邀请和我们关系不错的山下达郎[山下达郎（Tatsuro Yamashita），出生于1953年，日本创作歌手、作曲家、编曲家、音乐制作人。代表歌曲为《平安夜》《把握时间》等。]：“来不来？”山下便立刻开着他在练马区[练马区是日本东京都下辖区之一，位于日本东京23区西北部。]老家面包店的轻型卡车，赶过来打麻将。还叫上住在附近的吉他手伊藤银次[伊藤银次（Ginji Ito），出生于1950年，日本歌手、创作人、编曲人、音乐制作人和吉他手。1976年，曾与大泷咏一、山下达郎合作发表专辑《尼亚加拉三角Vol.1》。]，我们四个人一直围着麻将桌打牌，连续三天熬夜简直是家常便饭。

想想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正经工作，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呢？不过，我当时在艺大有学籍，虽然常常逃课，肚子饿了，还是可以用通勤月票乘电车去位于上野的大学。然后我就一直在食堂前蹲点，像张着蜘蛛网一样等待熟悉的面孔出现。“你有钱吗？”“能不能请我吃饭？”如此这般地敲诈别人，非常厚颜无耻。反正那时候，一碗猪排饭也只要90日元嘛。

向日葵一般的母亲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2010年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因为我和母亲在这一年死别。2009年夏天，母亲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我把她送到了一家老人医院。我在日本停留时，总会在商场的地下专柜买美味的便当去看她。从年底开始，母亲的意识逐渐模糊，直到次年1月9日她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前经历了父亲的去世，但与母亲的分别真的让我非常难过。还不至于陷入抑郁，但我的失落感真的很强烈。

作为一名文学编辑，父亲即使待在家里也会一直审阅稿件。平日里，他几乎不会在我醒着的时候回家，即使偶尔打个照面也会表现得很自大，是有点让我心烦的存在。相比之下，母亲活泼开朗，善于社交，我从小就可以跟她谈论很多事情。在我的内心，父亲和母亲有着两种不同的性格特质：一个是经历过战争的沉默寡言的九州男儿[九州男儿，在日本主要是指九州地方出生的男性，他们大多纯真、勇敢、活泼，而且有大男子主义特质。]，另一个则是向日葵般明媚的东京女性。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时常在我内心碰撞，有时会让我感到矛盾和冲击。

我母亲是帽子设计师，非常时髦，而且热爱意大利电影。我记得小时候看的第一部电影应该是费里尼的《大路》（La Strada, 1954）。我还有小时候在电影院坐在母亲膝盖上，抬头看着黑白屏幕的记忆。完全不记得故事情节，但一直记得耳畔响起的“♪嗒里拉里拉”的旋律，那是女主角杰尔索米娜的主题音乐。

母亲很喜欢意大利，也经常去旅行。有一次，我在佩鲁贾举办音乐会，她和朋友一起来玩。碰巧佩鲁贾市长那天也在场，他很喜欢我母亲，称她为“坂本妈妈”，并特意护送她。

母亲的名字是“敬子”，是外祖父为了向“一战”前的内阁总理大臣原敬致敬，原敬[原敬（Takashi Hara，1856—1921），日本政治家，日本第19任首相。他打破萨长藩阀政治，成为日本第一位平民出身的首相，组织日本第一次政党内阁。他的政绩主要有实行新财政改革、推行军备削减、批准普选法案等。]最后在东京车站被暗杀。母亲是外祖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下面有三个弟弟。在几个孩子中，母亲似乎是最能言善辩且最会念书的。外祖父是池田勇人[池田勇人（Hayato Ikeda，1899—1965），日本政治家，日本第58任至第60任首相。最著名的政绩是1960年年底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揭开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的序幕。]的好友，他（外祖父）曾经说，如果这个孩子是男孩，想让他成为政治家。母亲性格倔强，当我说“若尾文子真的很漂亮吧？”来寻求共鸣时，她会燃起对抗意识，淡淡地问“是吗”。即使在她去世后，我仍深深记得她那种坚定的表情。

值得一说，和母亲关系亲密的Kimi Kaneko[Kimi Kaneko（1915—2009），即金子きみ，日本诗人、小说家。她最初以口语自由律短歌知名，后以小说家身份出道。代表作有《里山》《东京的鲁滨孙》。]在诗集《草之身份》（草の分際）[《草之身份》是Kimi Kaneko的短歌汇编，于2005年10月出版。]中，提到母亲年轻时牵着我的小手，参加女性主导的和平活动团体“草之实会”的反战游行。我对当时的情况一无所知，但也许从很小的时候起，母亲就在思想上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

季节流转

母亲去世后不久，受筝曲家泽井一惠[泽井一惠（Kazue Sawai），出生于1941年，日本十七弦筝演奏者。1979年，她与丈夫泽井忠夫设立了泽井筝曲院。]委托，我第一次认真研究日本乐器，并创作了《筝与管弦乐团的协奏曲》。首演是在2010年4月的音乐会上，灵感其实来自2009年的欧洲巡回演出。

时值深秋时节，我在往返于英国国内的巴士上，突然想起了折口信夫[折口信夫（Shinobu Orikuchi，1887—1953），日本民俗学者、国文学者、国语学者，以“释迢空”为笔名的诗人和歌人。]的话。折口说“冬”这个词来自动词“繁殖”[原文为“殖ゆ”，与“冬”的日语发音fuyu相同。]，意味着生命的繁衍；“春”则源自动词“张开”[原文为“張る”，与“春”的日语发音haru相同。]，意味着种子在地下扎根、萌芽和能量扩张。因此，我认为四季并非以“春夏秋冬”的次序更迭，而是始于冬季。当然，季节的流转也会让人想起人的一生，那秋天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筝与管弦乐团的协奏曲》由四个乐章组成：“still”（冬）、“return”（春）、“firmament”（夏）和“autumn”（秋）。前三个乐章冬天到夏天，都采用了极简的结构，而最后的秋天乐章则有着优美的旋律，静静地迎来结束。我很内向，所以通常会在原创作品中尽量抑制自己的情感表达，但为其他音乐家创作乐曲时，有时会故意敞开浪漫情怀。泽井女士作为委托人，将这首具有情感起伏的协奏曲演奏得十分出色。

为纪念我迎来古稀之年，commmons推出了“我喜爱的坂本龙一作品十佳”[2022年坂本龙一迎来70岁生日，commmons建立了一个周年纪念网站，举办“我喜爱的坂本龙一作品十佳”策划活动，由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挑选自己最喜欢的十首坂本龙一的作品并加以解说。]策划活动。与我有着40年交情的友人村上龙[村上龙（Ryū Murakami），本名村上龙之助，出生于1952年，日本小说家、电影导演。1976年，他发表了处女作《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一举成名。]为这首协奏曲写了详细的评论，有点长，但请让我引用其中的部分内容。

不愧是作家，把这首曲子与我母亲完美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从未明确表示过《筝与管弦乐团的协奏曲》是为母亲作的安魂曲。不久前，我读了青柳泉子[青柳泉子（Izumiko Aoyagi），出生于1950年，日本钢琴家、散文家，德彪西研究学者。]写的《德彪西最后的一年》，了解了更多我以为已经熟知的德彪西，他对萨蒂的爱才之心和帮助，以及晚年与萨蒂的分道扬镳。之后再聆听德彪西的曲子，根据两人之间的一些细节，对曲子有了不同的感受。所以，对于从未听过这首协奏曲的人，我建议你将村上过度美化的解说先放在一旁。坦白地说，我希望你在没有任何背景信息的情况下，先听听这首曲子。

尽管如此，我在2009年秋天开始创作《筝与管弦乐团的协奏曲》时，确实一边想着四季从冬季开始到秋季结束，一边思念着远方的母亲，想象她在病房中的样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首曲子的确是一首安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