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里生了很多蜘蛛。

这是一栋木制老宅。将一整座屋子分成两部分，和邻居共享的双拼结构住宅是这儿较为常见的房屋构造。我家却很不寻常。我家有五层楼。被称作basement的半地下（半地下构造在加拿大也比较常见）有一间卧室，有洗脸台，还有浴室（不过我们把这间浴室改装成了置物间），二楼是起居室，三楼是餐厅厨房，四楼是第二间卧室，五楼是一间浴室。也就是说，每一层就是一间屋子。

搬家公司的人，负责修缮的工人，朋友，还有很多加拿大人都来过我家，人人都会吃惊地告诉我“真是头一回见到这种房子”。半地下那一层配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所以在五楼的浴室换下来的衣服，还得特意运到半地下去清洗、烘干，然后再运到最高层去。住在这种房子里，真的很锻炼腿脚。

然后就是蜘蛛了。在起居室、半地下室、卧室，各个地方都有蜘蛛网。我会尽量打扫，但是蛛网的形状实在太美了，所以有些蜘蛛网我故意没有收拾，保留了下来。说起来，从小我的外婆就告诫我：不可以滥杀蜘蛛。她坚信蜘蛛是弘法大师的使者。

有些蜘蛛个头很大，有的很小。有些是黑色的，有些是透明的。猫咪阿站不会弄死那些蜘蛛，可能是因为它对蜘蛛有本能的恐惧心理吧。不过，蜘蛛真的太多、太多了。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左腿的膝盖和右腿的小腿肚上生出了密密麻麻的红色斑点。在看到这些红点的刹那，难忍的瘙痒席卷而来。因为前一天我和朋友们一起去了公园，还在草坪上坐过。所以我当时以为是被跳蚤咬了。我把自己长红点的照片发给朋友们打听情况，却发现大家都好好的，并没有人被咬。其中一个朋友问我：

“你这是被床虱咬了吧？”

听她这么一说，我不由得发出一声呻吟。床虱，就是臭虫。家里一旦出现这种东西可就大事不妙了。床单自然不保，还有床罩、沙发、衣服和窗帘，总之，只要是布制的东西，全部要送去专业清洗公司处理。我如五雷轰顶，好半天才心情沉重地站起了身，去和专业清洗公司联系。

加拿大的医疗制度和日本不同。像日本那种可以直接去皮肤科、妇科等专科医院看诊的制度，加拿大并不存在。大家一般都会请综合性家庭医生，如有需要，得先和家庭医生联系。医生诊断了症状之后，再给专科医生写一封介绍信，拿到介绍信，才能预约专科医生。

像我这种没有家庭医生的人，可以去免预约诊所。在免预约诊所看诊后就是和家庭医生相同的流程了：写介绍信，拿到介绍信去预约专科医生。

照这个流程去看病的话，比方说明显是得了中耳炎，那也不能直接去耳鼻喉科就诊。如果情况紧急，就只能叫救护车。就算没那么紧急，要预约专科医生也得等好久，实在等不及的人还是只能选择急救。于是，急救那边挤满了人，根据症状不同，有时候候诊八九个小时都是常态。

加拿大人对自己国家的医疗系统很是自豪。尤其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只要选择一种名为MSP的健康保险，就可以免费享受医疗服务。而且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或者留学生也适用这种保险。既然众生平等，那急救部门就只需要考虑症状的严重程度即可。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和靠有无保险给人命分出三六九等的隔壁国完全不同。

腰部有沉重感。介绍信上如此写道。其实，在双腿被叮咬之前，我就觉得必须得去一趟诊所了。因为我感觉右胸有个肿块。这还是我在洗澡的时候发现的，用手触碰，只有右胸的那一片摸起来硬硬的。

当时，温哥华的新冠感染者数量达到了峰值。就算给免预约诊所打了电话，电话那头也只会传来关于新冠的一些语速极快的语音指导，必然会令我大受打击。话又说回来，就算预约成功，很多诊所也无法现场进行诊疗（靠我的英语水平，实在没自信接受电话诊疗），所以我才迟迟没有行动。

我曾在网上输入“胸部硬块”，选择了一些反馈比较乐观的网页阅读，于是得出了“应该是乳腺炎”的结论。我的硬块不疼，而且会移动。于是我擅自相信了网上的一个说法，“比较容易移动的硬块是良性的可能性较高”。因为秋天准备回一趟日本，我打算到时候再去做个身体检查。所以我没有联系免预约诊所。

可是，我现在被臭虫咬了，这可不得了啊。于是我只好不情不愿地给诊所打了电话。听完了听筒里的一长串语音指导，好不容易才接通了人工服务，是一名女性。果然，我预约不了现场诊疗，只能接受远程诊疗了，也就是要打电话看诊。我对自己口述病症的能力没什么信心，所以事先拍了患部照片发送给了医生。

对我进行远程诊疗的是一位女医生。

“我看了你拍的照片，你那不是被虫蜇的，是带状疱疹。”

她这样告诉我。我听说人会在疲劳和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长带状疱疹。但我自己一点也没感觉疲劳啊，我很震惊。

“不是臭虫吗？我感觉这些红点很痒欸。”

“不是不是！是带状疱疹！来取药吧！”

于是，我跑去诊所附设的药局取了处方药，吃了两天。然后又预约到了后续跟进的诊疗。这次是现场诊疗。等我到了诊所，发现这次的女医生不是上次打电话的那个了。她一看到我的腿就表示：

“不对！不是带状疱疹！”

这是搞啥？我心想。我都吃了两天的治带状疱疹的药了欸，那现在该咋办啊？

“那个药不要再吃了！你这不是带状疱疹！”

“那……果然还是臭虫喽？”

比起带状疱疹，我其实更怕臭虫。要是我丈夫和孩子也被臭虫咬了可怎么办！和我们一起睡的阿站要是被咬了呢？正当我思考着这些的时候，只听她说了句：

“也不是臭虫。”

“那……那是什么啊？”

“可能是蜘蛛一类的吧。”

蜘蛛？

蜘蛛会咬人吗？

我脑海中浮现出了家里的那些蜘蛛。黑的、白的、透明的、大的，还有小的。是那些蜘蛛把我咬了吗？

“我给你开点治虫咬的药，你回去抹上。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医生看上去挺忙的，她明显是想赶快结束这场诊疗。但我拦住了准备起身的她。

“那个……我还有一个问题，但是和虫咬没关系……”

“啥？！我没那么些时间！！只给你一分钟！快说！”

“我感觉胸部有硬块。”

听我说完这句话，她的表情略微产生了变化。

“脱衣服，上身衣服全脱掉。”

我慌忙脱了衣服。医生仔仔细细地观察着我的乳房正面。然后她又让我躺到床上，伸手触诊我胸部的硬块部分。最终，她的诊察远远超过了一分钟。

“哦哦，确实有。1厘米的肿块，移动性很强，所以不太容易发现。”

移动性强，1厘米，这两个词在耳畔回荡。

“我给你写介绍信，你需要接受超声波诊断。”

那是在2021年，5月的末尾。

3周后，我接受了超声波诊断。

我去了诊所指定的医疗大楼，排队等待。等待室不单有女性，还有不少男性。明明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我不知为何有些吃惊。

超声检查用的凝胶冰凉冰凉的，房间也很黑。只有机器显示屏的光亮朦胧地洒在我们身上，给人一种非常寂寥的感受。照超声波的医生说：

“今天拍乳腺钼靶的机器正好空着，做一个吧？你很幸运哟。”

也就是说，正常来讲，要拍乳腺钼靶还得另预约的，是吧？

拍乳腺钼靶片子的房间也很黑。我单薄的胸口被一个机器死死地压扁。听说很多人讨厌这个过程，所以拒绝做乳腺钼靶。我也很讨厌这个感觉。我曾经做过一次，但因为胸部实在太小，机器夹不住，让医务人员好一通忙活。我当时感觉又痛又惨，还下定决心再也不做这个了。

最终，超声检查和乳腺钼靶都没有得出什么明确结论。于是我还要在一个半月之后做一个胸部穿刺。

当时的我还挺乐观的。也没有什么根据可以断定我得的是乳腺癌，所以我觉得应该没大碍。我当时怀疑自己得的可能是卵巢或者子宫那方面的病。于是我在生理期非常小心，为了让整个身体从黏膜开始暖起来，我还按妇科比较推荐的做法，定期去蒸艾叶（虽然是在温哥华，但我朋友洋子在自己家装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熏蒸装置，我有幸也能常去蒸一蒸）。

是因为我胸太小了吗？还是我之前喂奶的时候乳腺经常堵？因为我感觉乳房的问题大多是和乳腺相关的。但为什么我会觉得乳腺癌离我那么遥远呢？那句以前常听到的老生常谈，我如今也在反复念叨。

“怎么是我？”

一开始的穿刺结果其实是很乐观的。

接受穿刺的房间，和做超声波的房间一样黑漆漆的。被注射了麻醉剂后，我感觉有针发出订书机一样的声音，穿进我的胸口。啪叽、啪叽，一个女性技师一边观察屏幕一边说：

“哦，这个应该不要紧的。”

我瞬间松了劲儿。身体里某个晦暗的块垒“咻——”地融化了。就是啊，我心想。就是啊，不要紧的。

从那个黑漆漆的房间走出来，温哥华碧空如洗，美极了。我家住在城市的西侧。因为夕阳太耀眼，所以我戴着太阳镜。回家的途中我给车加了油，还顺路去面包房买了贝果。快到家时，我停下来等红灯的时候，突然想：既然如此……

既然如此，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既然不要紧，既然我没事，那我为什么被蜘蛛咬了呢？

我想，蜘蛛应该是外婆吧。

去过免预约诊所后过了几天，妈妈给我打了电话。她说外婆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的梦里。

外婆的名字叫“五月”。

她身材娇小，但特别能干。外公虽然也在工作，但仅靠他一个人工作供不起4个孩子的生活，所以外婆也要不时出去工作。她夏天会去卖冰的店里干活，冬天就去卖乌冬或者卖御好烧的店里帮忙。在我的记忆里，外婆性格很开朗，每次来我家，都会给我带打折的格力高太妃糖。

她为人亲切，而且遇事从不怯懦。她在商店街抽奖拿到了出门旅游的名额，于是只带了条毛巾就独自出门了。等她回来，已经在景点那边交上一大帮好朋友了。有一次，我还在家门口见她和一个女性聊了很久的天。见她们聊得火热，我想当然觉得她们肯定是长年好友了。结果外婆告诉我：“我们是在那边巴士站认识的，我还去她家做了客呢。”

妈妈在德黑兰生我的时候，外婆漂洋过海地赶了过去。那是她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海外旅行。她就那样在伊朗待了3个月。她给还是新生儿的我换尿布，照顾大我三岁的哥哥，保证妈妈的睡眠时长。她一点波斯语都不会说，但很快就和保姆巴吉尔打成了一片。巴吉尔感冒的时候，她还用自己带来的改源牌感冒药治好了巴吉尔的病，此后，保姆每每想起都会不停感谢她。

外婆明明在异国他乡如此活跃，可回国后，长子（妈妈的哥哥）在地球仪上把伊朗的所在地指给她看时，她却超级吃惊地问：

“欸？我，我竟然把印度都越过去了？我走了那么远的吗？”

外婆一直崇拜弘法大师，在她心里，远行出海的最高峰，就是抵达“天竺”，也就是印度。她都不知道伊朗究竟在哪儿，出生之后也是头一回搭乘国际航班（在不知不觉中越过了天竺），远道前来帮助妈妈。所以，在妈妈心里，外婆当然是非常特别的存在。

“你外婆要回去的时候啊，一直、一直在哭。怎么都停不下来。”

兄妹四人里，妈妈是老幺，也是唯一的女孩子。大概是因为无须对孙子们挂心，所以我和哥哥常挨外婆呵斥。她带着我出门的时候，如果发现电车里没有坐的位子了，就会在地上铺张报纸，席地而坐。搞得我有些丢脸。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最喜欢外婆了。我尤其尊敬她的手艺。她会给妈妈缝补和服，还为我缝了无数只沙包。无论多么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只要外婆上手，都能梳理得顺顺溜溜，就像施了魔法一样。

某天，练习网球挥拍的哥哥发现外婆一直盯着自己的动作，于是他说：

“外婆，这个球拍可轻了。”

外婆一听就说“那我也想拿拿看”。可当哥哥把球拍递给她时，外婆因为球拍太沉，险些把它摔到地上。可外婆还是坚持回应：

“很轻！真的很轻！”

见外婆这样嘴硬，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外婆在我12岁那年患胃癌过世了。她生前最后一句叮嘱，是“大家要好好相处呀”。虽然她已经去世，但我们一家人聊天时常常会聊到她，她在我们全家人心中的存在感都非常强。

是我的外婆，变成了蜘蛛。

“妈妈，外婆在你梦里笑了吗？”

“没有欸，她没笑。”

外婆变成了蜘蛛，咬了我。

“加奈子，你为什么这么问呀？”

告知我结果的，是一通电话。

诊所医生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做整体理疗。因为练习泰拳和柔术，我感觉身体疲惫不堪。

我已经练了有一年柔术了。后来因为新冠，不得不暂休了大概半年。最近才又开始练起来。同时还开始学泰拳。这两种训练我每周各练3回，总计会跑6次健身房。除此之外，我的柔术还附带一对一指导训练。

我尤其喜欢练柔术，并且练得非常投入。我会和指导老师贝尔纳德对打一小时，打得我手指都脱皮渗血了。当脖子被勒住、身体被另一个人死死压住、双腿遭扫踢的瞬间，我满脑子只有“怎么办？”，无法思考任何其他。要做的事那么多，那么复杂，而对抗这些难题时，我的情绪是极度单纯的。这种感受深深吸引了我。

无论跑去健身房训练了多少次，我仍旧很弱。我总是慌里慌张地被打倒（就连比我晚来很长时间的学员都能打倒我），其实，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坚持做如此不擅长的事。可是，为了变得更强些，我拼命吃饭，在家锻炼肌肉，休息日出去跑步。后来的后来，聊起这段日子，丈夫还说：“你当时那种锻炼方法实在不寻常。”或许，我的身体是预见到了接下来要接受治疗，所以才会这样为之后的治疗做准备。说起来，我的生日其实就在5月。过完生日的第二天起，我就彻底戒酒了。其实也不是故意去下什么决心，而且我当时也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可是，我就是在生日当天喝了红酒，从第二天起就一滴酒都不沾了，因为感觉不需要酒精了。

我以前特别喜欢喝酒，简直嗜酒如命。尤其是来到了加拿大。哥伦比亚省产的红酒非常好喝，我每天都要喝到尽兴（尤其喜欢一款名叫NARRATIVE的红酒）。自从新冠疫情开始，我又尝试起了伏特加。每天我都会一边做晚饭，一边啜饮伏特加兑柠檬苏打或者金汤力。我原本是个无酒不欢的人，根本不敢想一天不喝酒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可是，喝酒的欲望就那么戛然而止了。总而言之，当时我的身体，称得上是有史以来最健康、最干净的了。

我请理疗师暂停，接起了电话。这回对面的人又换了，不是上一次的那位女医生，而是变成了一个男医生。他自称“威尔”，然后语气温柔地告诉我，穿刺已经出结果了。

“您患了invasive ductal carcinoma。”

Carcinoma，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清楚。于是我反问：

“请问，是癌症吗？”

于是他回答：

“是的。我能通知您的只有这些。下周一或周二，癌症中心会给您致电。如果您没有接到那边的电话，请再给我打电话吧。”

8月17日

我准备从今天开始记日记。

我已经好久没写过日记了，不知道该写点什么。今天医院通知我，我得了乳腺癌。我从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写下这句话。乳腺癌。可是，除了这个词，其他的我一无所知。我的病情发展到几期了呢？我能活下来吗？塔利班正在压制阿富汗。电视上播放的新闻净是些让人绝望的东西。为阿富汗的女性们祈祷。

星期一，癌症中心并没有给我打电话。于是，我等不及星期二的早上，直接给诊所打了电话。

接电话的是一位女性，但是她并没有帮我转接威尔医生。

“威尔医生说要我等待癌症中心联络，如果那边没给我打电话，就再联系他。”

我这样解释。但对方只告诉我“我们已经发送传真给癌症中心了，再等等吧”，就挂断了电话。我焦躁地等待着，结果当天我还是没接到癌症中心的电话。星期三一大早，我再次给诊所打了电话，接电话的还是昨天那位女性。

“我昨天不是说了吗？我们已经给那边发过去传真了。因为你这样催，我们发过去两回了欸。癌症中心的人也很忙的，所以说了让你等等啊，我们也没办法的好吗？”

她的语气听上去非常焦躁，或者说，明显生气了。嗯……可是我，我不是得了癌症吗？我心想。也就是说，你是在对一个被人宣布得了癌症，但什么其他信息都不知道，非常不安，英语又不是很流利的人，这样子发火，是吗？

常听人说，温哥华这座城市充满多样性。

大量的移民从各个国家拥进这座城市，在这里，我们能听到带着各种口音的英语。我的英语老师麦克告诉我，如果把纽约比喻成一个大熔炉，那温哥华就是“马赛克”。因为在这里，大家都不必放弃自己的文化去“融入”。大家可以保留和尊重自有文化，按照自己本来的模样去生活。

我在这座城市里遇到的人都很温柔。虽然我英语说得不好，但大家都会努力去理解。听到我说“我英语不太好，真抱歉”的时候，他们还会反过来对我道歉：“我才是呢，我不懂日语，真抱歉呀。”

所以，接电话的这名女性的态度着实令我惊讶。在温哥华，我还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么烦躁的人。好不容易，我才从眼瞅着就要挂断电话的她口中问来了癌症中心的电话号码。这回我自己打电话好了。语速极快的录音指导在耳边响起，我稀里糊涂地按着电话按钮，最终联系上了负责接待的男性。他的态度倒是很好，但是听完我的一通解释，他说：

“您是我们癌症中心的患者吗？”

他就只问了这么一句。

“我应该要进您这家医院治疗，正在等您这边联系我，但是一直没接到电话。”

“您的主治医师是哪位？”

“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你们告诉我才对啊，我一直在等你们联系我。”

接下来，对方就是好一通绕弯子，最终电话那头变成了根本听不清楚的录音声，然后挂断了电话。自得知患癌起，那一天是我第一次哭。我一边哭一边想：我好想回日本。如果是在日本，我绝不会遇到这种事的。

可是，这回又变成日本的新冠患者数达到峰值。大部分大学医院都变成了新冠指定医疗机构，癌症手术和化疗所需药物的进口也大幅延迟，几乎无法接收新患者。如果患上了发展速度非常快的癌症，那就是和时间赛跑。但我现在就回日本，首先就得隔离两周，然后去医院，请医院开具介绍信……想到这儿，我意识到回日本治疗是不现实的。

我有个叫阿曼达的朋友，是在这边做麻醉师的。她在7岁那年和父母一起从中国台湾来了加拿大，随后又在各个国家辗转，最后在德国学了医。她很擅长踢足球和弹钢琴，滑雪、玩雪橇、骑车越野、风筝冲浪也都是信手拈来。在我看来，她真是最酷的那种女性。当然，她之所以可靠可信，也不单纯是因为擅长这些运动。最重要的是，她是医疗从业人员，所以我就跑去找她商量了。

我们在Farmer's Apprentice吃了顿晚饭。我非常喜欢这家餐厅。餐间，我点了无酒精的鸡尾酒，她点了红酒。

阿曼达听我讲述了前因后果。据她的说法，温哥华在癌症治疗方面非常优秀，虽然进入治疗系统里比较困难，但只要能进去，治疗就会非常顺畅地推进。最值得赞赏的是，就算在疫情防控期间，这边也基本不会像其他省或者其他国家那样推迟癌症手术。听她这么一说，我算是下定了决心。

我右胸的硬块，一摸便知又变大了些。而且还不时针扎般刺痛。

得知自己患癌后，我马上把一切都告诉了我的朋友典子。

她努力帮我平复了恐慌情绪。

“加拿大人也有做事犯迷糊的情况，但这么重要的事，他们一定会联系你的。”

她陪着我再一次给诊所还有癌症中心打了电话。典子6岁的孩子小空和我4岁的孩子S，当时在同一个柔术教室上课（我也在那边的道场训练）。趁他们俩上课期间，我们跑去了Grounds For Cofee咖啡馆，按开免提又打了一通电话。那一天诊所的前台依然暴躁。典子说：“请你们用邮件发一下诊断书的复印件。”对方只说了一句：“知道了。”就马上想挂电话。

“等一下，你知道加奈子的邮件地址吗？”

“啊，知道知道。”

“以防万一，让我确认一下好吧。你能读一遍邮箱地址吗？”

典子尽量用很慢的速度仔细说着，就好像在和小狗说话一样。

“别挂电话，先别挂电话哦。”

可是，诊所的前台还是在确认到一半的时候就把电话挂了。咔嚓一声。

“这家诊所真的……好过分。”

典子虽然这样抱怨，不过诊断书倒是马上就发送过来了。那个威尔医生说得没错，诊断书上写的是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我马上上网去查，发现这好像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癌症。不过除此之外，就没写什么有益的情报了。所以，那个威尔医生大概除了病名也不知道什么别的了吧。毕竟，医疗已经细分到了如此细致的地步了。（而且，我每次去这家诊所，都会换不同的医生，那医生对患者的情况就更不可能太了解了。）

典子也给癌症中心打了电话。很快她就联系到了相关部门（看来我的英语确实是太差了）。那边的负责人说，传真的确收到了。但还没确定是哪位医生负责，等确定了主治医师会再联系我。

这个……那为什么之前要说周一或者周二会给我打电话啊？我心想。

“你按他们预定的那个时间再往后推个两三天才差不多，运气不好的话甚至可能会晚一两周才联系呢。”

典子这样告诉我。多亏有她，真是帮了我的大忙。其实她不单在那天帮了我，在各种方面，她都帮过我很多很多。

她在加拿大已经住了16年。

典子在东京工作时，和一个名叫戴维特的加拿大人相遇在一家当时刚开张的星巴克里。和戴维特结婚后，他们辗转比利时、多伦多，最后定居在了温哥华。经由朋友真纪介绍，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一眼就喜欢上了她。典子很幽默，为人真诚，把帮助他人当成特别自然的事，同时又很有边界感。

戴维特出生于新斯科舍省，是个素食主义者，常年练习瑜伽。他还会用日语和我们聊天，说些类似“我是个偏文科的理科生啦”的话。他特别喜欢拟声词，汉字也读得十分流畅。平时时常会为了他人到处奔走帮忙。这一点和典子很像。

我们两家的孩子年龄相近，所以每到周末都会和他们一家人一起游玩，还频繁地一同出门旅行。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相处得好像家人一般亲近。

其实，典子在医疗方面也曾有过很糟糕的经历。

她住多伦多的时候得了膀胱炎，于是给诊所打电话。结果对方告诉她预约已经排到了9月份。内心绝望的她只好拼命寻求中医帮助。最终还是靠自己治好了病。还有一次，她因为全身奇痒难忍，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约到号。可是等她到了那家诊所，前台的人却反复问她：“你真的约过吗？”而且最终决定要把她轰走！典子只好给做医生的朋友打电话。于是她朋友隔着电话大吼前台：“我就是医生，你们赶紧给她看病！”前台一听，态度立刻变了，典子马上就看上了医生。（虽然当时的诊断结果就只有“去泡澡”这三个字。）还有一次，她因为流产腹痛，接受了急救。结果每次出现在她面前的都是不同的医生。每一个医生都（逼迫她）把病情再复述一遍。其中甚至还有医生问她：你自己谷歌过你这个症状吗？她的这些经历个个都让我目瞪口呆。不过典子却笑着说：

“所以啊，我来温哥华时，感觉好像到了天堂。因为至少有医生给我看病，而且这些医生也是真医生。”

典子是个生命力旺盛，浑身都仿佛在熠熠闪光的女性。她一直都是如此，生命力非常强，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到最后她都有能力把困难变成笑容。这究竟是她在加拿大生活了16年培养出来的力量，还是她本来就有的能力呢？当时的我，尚不清楚。

两天后的星期六，癌症中心给我丈夫的手机打了电话。当时我还是和典子在一起，我们正在吃乌冬面。

想在温哥华找到美味乌冬，真是难于上青天。之前见菜单上有“nabeyaki udon”我便兴高采烈地点了，结果端上来的是炸土豆和煮坨了的乌冬，里面不知为何还有西兰花。不过，我后来在孩子们常去的足球教室附近找到了一家味道很棒的乌冬店，叫“Motonobu Udon”。每次练完球，大家都很期待一起去那边吃饭。我每次都会点一份加了豆腐（油炸的）、裙带菜和炸牛蒡的乌冬面，还会点份山药糊做浇头。我是那种一旦发现喜欢的东西，就绝不会再冒险尝试其他东西的人。在食物这方面我更是极度保守，保守到我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面会？和加奈子？”

听电话的丈夫显得有些慌乱。我当时心想：“我是之前预约了什么餐馆吗？”问了丈夫，他好像也没预约过这些。于是他正想要挂电话，又忽然想起什么，问了一句：

“请问是癌症中心吗？”

我正吃着乌冬的手停下来。他们真的打电话来了。可是，为什么是打到我丈夫手机上呢？为什么在周六打过来呢？我头脑很混乱，不过还是在典子的陪伴下拿着手机走出了店外。电话那头的女性一直在喋喋不休，我把手机换给典子听，终于搞清楚对方是要我和肿瘤专家约个面谈时间。

“可以9月2日和大夫见面，行吧？”

9月2日那天其实约好了要和典子一家还有其他家庭一起去露营的。可是，电话那头的女性却一副毋庸置疑的态度。最重要的是，我真的还想多了解一下自己的病情，不能再等了。

承诺了对方提出的需求，听过地点和时间的安排后，典子用十分温柔的声音问道：

“我都明白了。很清楚。不过，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我们希望能更改面会日期的话，请问是可以的吗？”

对方立刻发起火来。

“你说啥？我跟你说了这么半天，结果你说要改日期？你再说一遍？”

典子惊得眼睛大睁，立刻一迭声地回答：

“好的，好的，不变了，会准时去的。”

她的语气，又变成了那种好似在和小狗说话一般的调调。

“啊哈哈哈，这个人也够过分的！”

后来才知道，癌症中心的人好像一直打错了电话。后来从我的MSP资料上好不容易查到了我丈夫的电话号码，于是专门在周六打来电话。所以……就变得这么焦躁了（于我来讲，这个前台是我遇到的第二个“超级焦躁的温哥华人”）。

谁管你啊？我心想。

我给诊所留的电话明明就是正确的。而且当时威尔医生也确切地联系到了我。既然打电话联系不上我，那问一下诊所不就好了吗？话又说回来，都摸到我的MSP上去找到我丈夫的电话号码了，那我的电话号码也在上头写着的啊！我想吐槽的内容可太多了。可是，现在已经不是吐槽这些的时候了。总而言之，主治医师看来是定好了，和他见面的日子也定好了。到时候就知道我的癌症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8月21日

癌症中心打电话过来了

笔记：9月2日8：10医疗中心8楼

罗纳尔多医生是一位肿瘤医生？主攻的是，肾脏？

那么美味的乌冬面被我剩下了，好可惜。

没法去露营了，好可惜！！

温哥华，是一个被大自然围绕的城市。

住在东京时，我感觉自己离大自然很遥远。虽然偶尔也会和丈夫一起登山，但自从有了孩子，就没再去过了。露营更是仅仅经历过一次。唯一能接触自然的机会，是在家附近的公园慢跑。

我很喜欢时髦的东西。伊势丹是我的圣地，每个月我都要去那边逛上几次，买衣服、鞋子。但是，自从来了温哥华，我就不再这样买东西了。我还是很爱时髦，看看时髦的东西也会很开心。但是不再想穿到自己身上去了。当然，这边也有很棒的餐厅，会让我想要穿得光鲜亮丽地就餐。但这种地方我去得并不频繁，就算要去，也只需准备一件合适的衣服就足够了。而且，就算穿了好看的衣服鞋子，这边冬天雨水不绝，路上还又湿又滑的，也会弄脏。

不知为何，温哥华这边的人都不怎么爱打伞。潜移默化地，我也习惯了不打伞。遇上下小雨就穿件连帽外套。又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逐渐不再涂粉底了。自从有了疫情，我连口红也不擦了。

花在外貌上的钱大幅缩减，取而代之的是对屋外产品的投资。防雨的大衣、自行车、可以将自行车装在车上的自行车架。还有滑雪板、雪橇板，然后就是露营用的帐篷或睡袋，还有水桶、雨棚。

尤其是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能去的地方很有限。国外自不必说，就连在加拿大国内旅行也遭禁止。于是我们就频频跑去近郊露营。一般比较有人气的露营场地转眼就预约满了，新冠疫情期间这个情况更加突出。我们在场地预定开放日的两个月前，早上七点钟就各自守在了自己的电脑前，还一边开着zoom的作战会议一边逐一预约露营场。就这样，我们一共去露营了三次。

最难以忘怀的，是在拉斯特雷弗海滩的那次露营。我们要坐渡船从温哥华开到温哥华岛上的一个叫纳奈莫的小城。然后再开车40分钟左右，才能抵达海边。这儿还被称作兔子海滩，滩如其名，这儿生活着好多兔子。这些兔子似乎早已习惯人类，也很亲人。还有些小兔子甚至能坐在人的手心上。S和其他小朋友会和小兔子一起奔跑，还在浅海附近玩水。我在这儿挑战了劈柴火。到了夜晚，摇摇欲坠的星辰震人心魄。清早，我们的帐篷附近出现了一只小鹿。它的双瞳黑溜溜、湿漉漉的。

今年各种限制都放宽了，于是我们11个家庭，一大帮人一起去了库尔图斯湖。因为一不留神就会找不到人，所以小孩子身上全都戴了荧光色的安全带。我们动不动就得点一下小孩子的人头，还要准备大量的食物给孩子们吃（我负责准备年糕，所以孩子们叫我年糕阿姨）。我们走了湖边小路，在湖里游了泳，大家都被蚊子尽情叮了个透，人人晒得黝黑。早上睡醒之后，我在帐篷外烧水，正赶上一只浣熊从树上蹦下来。它一点不怕我，光顾着去扒拉晾干的毛巾和大家的泳衣。

没法去露营了，真的好遗憾。这简直就是彻底剥夺了我对夏日的期盼。所以，在和罗纳尔多医生面谈后，我们自己一家人单独跑去惠斯勒待了两个晚上。那儿是著名的滑雪胜地。

加拿大人在夏天会跑去滑雪场骑山地车（很多人因此受重伤）。我们家有孩子，所以不会那么做，不过我们去了一个大型的骑行公园和滑板公园。S当时在学滑板，所以在那个公园玩儿了好久（我丈夫也在玩滑板）。较年长的孩子偶尔也会教教S，看着那些技术高超的年轻滑板手的动作，我也非常享受。

无论医生给我下了什么样的诊断，惠斯勒都能让我短暂地忘记痛苦，不是吗？我这样祈祷着。

9月2日

罗纳尔多医生是个很温柔的人。他说我得的是乳腺浸润性导管癌，这是一种雌激素受体和孕酮受体、HER2蛋白都不存在的癌。占乳腺癌整体的15%~20%。预后效果差，很容易复发。因为激素治疗无效，所以重要的就是通过化疗进行彻底治疗。我胸部的硬块现在有2.9cm大了。这4个月它长大了约2厘米。一想到要是一直等着回日本检查会怎样，我就感到脊背发凉。我在网上查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信息，我发现这是我最不想得的一种癌症。

最后，我们在惠斯勒的滑板公园待了大约7个小时。

在丈夫和孩子玩滑板的时候，我独自去散步了。天空略有些阴霾，风吹起来很舒服。

我前面走着两个年轻女性。她们穿着相同的人造毛皮靴，和我年轻时穿过的一双靴子长得很像（就是摔跤手Bruiser Brody会穿的那种靴子。我当时特别喜欢那双鞋，一直穿，最后鞋底都磨出洞了，下雨天水都漫进了鞋里）。

突然，那两个女孩都停下了，她们蹲下身，紧盯着地面。我正要超过她们，却正巧和其中一个女孩对上视线。

“你看。”

她伸手一指，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发现是一只10厘米长的毛毛虫横躺在了路上。它通体黑色，但被阳光照到的地方能看出是深蓝色的。毛毛虫身上还长着一些白色的斑点，好似穿了一件优美的碎点花纹和服一样。它扭动着身体，一点又一点地挪动着。

“这东西会变成什么啊？”

另一个人问道。

“不知道，应该会变成蝴蝶吧？”

“哎呀，那它应该会变成一只很大的蝴蝶吧！”

她说着，开心地笑了。

“嗯，不过它现在也很漂亮呢。”

我说。

“嗯！确实是呢，不过，还是希望它能变成蝴蝶呀。”

对方答道。

“你看，它爬起来这么慢，一定很累，变成蝴蝶就能在天上飞了呀。”

我走到了她们前面，她俩好像还在观察那只毛毛虫。我走出去几步之后，突然想起了什么，对她们大喊了一声：

“靴子真好看！”

两个人同时回应我：

“谢谢！”

晚上，我在放洗澡水的途中偷偷哭了。还能听到浴室外，丈夫和S的笑声。为了不让他们听到我在哭，我把水龙头拧得很大，热水轰隆隆涌出来，咕嘟咕嘟冒着泡泡，逐渐铺满整个浴缸。我凑近浴缸，对着那缸热水大喊：“我好怕！我好怕！”

患癌之后是否告诉亲人朋友，这一点因人而异。

有些人不希望远隔万里的家人们担心自己，有些人讨厌被人同情。我还曾经读到一些人在日记里写：不喜欢那种听说自己得了癌，就觉得“你快死了”的感觉。

我的选择是马上把自己患癌的事告诉了我的朋友们。先是典子，然后是我在温哥华的所有朋友。当然，日本那边的朋友我也都告诉了。可能是性格使然，这种事我确实憋不住。还有，我希望大家以我为戒，都去检查一下身体。我相信，肯定有人和当初的我一样，从没想过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在LINE上收到了许许多多充满温度的留言。有朋友大半夜从日本打来电话关心我。有朋友在电话里哭了，有朋友安慰我：“活了44年了，身体确实会出现点小毛病。”还有朋友鼓励我：“什么浸润性导管癌，听上去像个弱爆了的摔跤组合一样，肯定分分钟就解散啦！”

我留在最后传达的，是我的亲人。尤其是要不要告诉母亲，我犹豫到了最后一秒。

妈妈是个天真又正直的人。在我还小的时候，她就不会摆出一副家长做派对待我。也就是说，她绝不会对我动用家长的权威。她非常平等地对待我，而且从不隐藏自己的感情。所以她身上总能让人看到一丝孩子一样无邪的气息。在我长大成人后，我甚至有种自己和妈妈的角色互换了一样的感觉。妈妈很依赖我，我为自己的可靠感到骄傲，妈妈也很认同我的这份骄傲。

患癌的事，一开始我本来是想瞒着她的。还是因为我太乐观了，我本以为就算是得了癌症，只要把患病的部分摘除就好了。可是，一旦要接受化疗，我可能就会脱发，而且体重也会减轻，所以我决定和她坦白。

妈妈哭了。但是她表现得比我预想的要冷静。我想，她一定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才这样的。一想到妈妈这么感性的人，要费多大力气才能压抑住自己的情绪，我就感觉胸口发紧。听我说了准备在加拿大这边接受治疗，妈妈也没有表现出动摇，她明白，新冠疫情期间，要我跑回日本治疗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于是她最后说：

“那妈妈就只能为你祈祷了。”

这也是我所期望的。我希望妈妈能为我祈祷。因为我相信她信仰的强大。

或许是受了尊崇弘法大师的外婆影响吧，妈妈能熟记般若心经，还和父亲一起去过四国八十八处灵场[八十八处灵场：位于四国的八十八处（弘法大师的）灵场。——译者注]无数次。我因为不孕不育的情况，常年接受治疗，反复流产，好不容易怀上了现在这个孩子的时候，她为了祈祷孩子平安，还去做了百次参拜[百次参拜：为了祈祷疾病痊愈等前往神社和寺院，并在其区域内的一定距离内往复100次，每往复一次就需礼拜一次。]（没错，当时也是我拜托了妈妈，请她为我腹中的孩子祈祷）。

我把蜘蛛的事情也告诉了妈妈。还说是外婆变成了蜘蛛咬了我。电话那头，妈妈突然沉默了。原来，在我给她打电话的前一天，她也在洗脸池旁看到了一只很大的蜘蛛。

然后是第二天，妈妈又看到了一只更大的蜘蛛。那只蜘蛛有妈妈的手掌那么大，就静静地趴在厕所的墙面上。

妈妈哭了。

是外婆回来了呀。

“加奈子，别怕！”

说完，她就马上去做百次参拜了。

紧接着，铺天盖地的检查接踵而至。核磁共振，PET检查，穿刺检查。负责检查的护士都穿着便服。而且，不知为何，其中大多数人手臂上都有文身。

为我做PET检查的时候，护士问我：

“等待期间您要听Spotify吗？用我的账号就可以。”

“没关系的，不用了。”我婉拒她道。

随后我又补充了一句：

“您真温柔。”

听我这么一说，她不知为何大笑起来。

这一次的穿刺要比8月份做的那次更缜密。负责穿刺的是一名实习医生，叫马克。全程还有另一位名叫山姆的前辈医生陪同。马克对我说：

“今天来的医生都是男性，如果您对此感到不适，请随时和我们反馈。”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说，所以还挺吃惊的。随后我告诉他：“没关系。”他在穿刺时，一旁的山姆会一边盯着屏幕一边指导：

“马克，这样不对，这样就打弯了，要直一些！”

那架势就好似一个观看篮球比赛的教练。

“没错，是这里！再加把劲！”

我的胸部遭受了好多遍穿刺。啪叽，啪叽！因为马克实在花了太多时间，所以最后两下是山姆做的。可能是因为麻醉的药效快结束了吧，我感觉特别疼。于是哼哼出声。

这时候马克对我说：

“您真坚强！”

9月9日

护士给我打来电话，说有其他人取消了化疗，所以想明天先给我做。我还没做好准备，特别害怕，于是拒绝了她。后来又有别的护士给我打来电话，十分明确地说：“加奈子，你为什么要拒绝？你不应该拒绝的呀，化疗一定要趁早啊。”于是，我也下定了决心，决定明天接受治疗。挂断电话后我开始思索，之前那个取消了治疗的病人，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么做呢？是因为身体垮了，还是因为不愿意做了呢？即便如此，今晚我还要和小泉今日子在zoom上做一个关于新刊的对谈。小泉女士的声音沉静且优美，起到了镇静的效果。

接受化疗的当天，一大早，我吃下了医生开给我的止吐剂。

处方上写了在接受治疗前一小时服用。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治疗，但不想等到赶不及了再吃，所以就在预定开始治疗的一小时前吃了药。

典子和我丈夫一起陪我来了医院。可是，疫情原因，只能有一名陪同人员和我一起进去。而且，也仅限第一次治疗才能有陪同人。

于是，丈夫成了我的陪同人，我和典子就在院外告别了。告别时，典子用力抱了抱我。一旁的护士纳迪亚微笑着，静静地看着我。

纳迪亚再一次向我讲解了化疗的方法。其实之前罗纳尔多医生已经简单讲解过一次，我也拿到了相关资料。不过纳迪亚的讲解更加细致具体。他们还配备了一个可以移动的屏幕，屏幕上出现了一位日语翻译。单是听到讲日语的声音，我就放心了许多。听说除了日语外，他们还能联系上其他各种语言的翻译老师。这还真是很有温哥华特色的系统。

我将每3周接受一个疗程的治疗，总计需要接受8个疗程。前4个疗程是每周投放一次紫杉醇，每隔3周还会同时注射卡铂。今天是第一次接受治疗。后4个疗程要换成AC疗法。AC疗法是每3周注射一次环磷酰胺和阿霉素。也就是说，我要接受总计24周，长达6个月的治疗。据罗纳尔多医生的估计，手术要在化疗后，差不多就是来年4月份的时候做。届时，负责主刀的医生会再和我面谈。我的肿块很大，发展得很快。所以医生们希望可以先通过化疗手段让病灶缩小一些，然后再手术。

听完纳迪亚的一通说明后，丈夫就走了。纳迪亚说会在结束治疗前30分钟给他打电话。

我等到丈夫离开，下意识小声嘀咕了一句：

“每周化疗，感觉好辛苦……”

于是纳迪亚耸耸肩说：

“不过，每周验一下血，这样比较方便掌握你的身体状态。等到后一半的疗程就是3周做一次，可能会相对轻松。不过到时候身体方面的不适就要您自己多多注意了。”

“不适？”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发热，因为担心发生感染。一旦体温超过38摄氏度，请马上拨打急救电话。”

她说的所有内容其实资料上都有。而且我之前也在网上查了不少相关信息。日本那边的网站上大多写的是“体温超过37.5摄氏度时”。可能西方人和日本人的基础体温不太一样？我是基础体温偏高的那种，但是不是要等烧到38摄氏度再去急诊呢？我其实也很迷茫。

“止吐剂带了吗？”

纳迪亚问我。

“啊，止吐剂我在家吃过了。”

“欸？是吗？那个不是要在家吃的啦，是要带过来的。我们这边会把正确的服用时间告诉您的。”

“这样啊……真对不起，那怎么办？”

“完全不需要道歉！不过，今天的化疗可能会因为白细胞数值太差喊停。还有，我们不会马上就给您化疗的，会在化疗前先给您服用止吐剂，或者打类固醇一类的点滴。这些要花大概一小时的时间哦。”

“我明白了。”

只要有不明白的地方，哪怕一点，也应该打电话问问。毕竟这儿不是日本，不会有人那么贴心地提前打电话给我，用极其礼貌的语气告诉我各种细节。

“打左手还是右手？”

我想把惯用手空出来，所以请对方帮我打了左手。纳迪亚用针扎进了我的手背，然后拿医用胶布固定好，开始打点滴。从这一瞬间起，我的身体就已经开始变化了吧，我想。到什么时候我才能恢复原样呢？我听说，化疗产生的副作用会对一部分人产生很长久的影响。

大概3小时后，第一次化疗结束了。没有出现我之前非常担心的过敏反应和副作用。丈夫来接我时看我表现得很精神，也大大松了口气。

入夜，我躺到床上时，突然觉得身体在下陷，好沉重，好沉重。“开始了？”我不由得害怕起来。不过，我最终迷迷糊糊，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就沉沉地睡着了。

9月10日

今天是我化疗的第一天。因为被注射了类固醇，所以我变得非常、非常嗜睡。简直撑不开眼皮。就在睡意蒙眬中，医院的人无数次和我确认着我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可能是怕弄错人吧。他们还喊了其他房间的护士来确认。我是1977年5月7日出生的。不知为何，我对自己的生日感到有些吃惊。在强烈的睡意之中，唯有我是1977年5月7日出生的这种感受，清晰地残留在脑中。

第二天，我依然尚未感受到副作用。

天气很好，我还能慢跑。因为想着趁精神还不错先办妥，于是我请朋友真由子陪我一起去给医疗用的假发修剪了发型。

真由子是20多岁时因为学习语言所以来温哥华留学的。她和与自己同时期来留学的伊万相识，于是结了婚。两个人都拿到了加拿大的永住权。伊万是墨西哥人，他永远是满脸笑容，对所有人都特别温柔。露营的时候，每次吃饭时他都会找到负责做饭的朋友，拍拍他的肩膀夸赞“你做的饭菜真的很美味，谢谢你”。

真由子自幼被教育得非常正直，是个相当正派又如同百合一般真诚无瑕的人。她也像百合花一样，透明、纤细，但又坚韧不拔。永远堂堂正正地生活着，拒绝一切狡猾的心机。

其实，我一个人也能去理发店。但是，我不晓得副作用什么时候会显现出来，心里一直很怕。所以我就请真由子开车和我一起出发了。我们两人去了市里的一家名叫CuE的理发店，以前我就经常来这儿理发。

以前我一直都是请拿了工作度假签证来温哥华工作的理发师为我剪发。这些老师都很优秀，手艺也不错。不过大家都是只待个一年半载就走了，这一点让人感觉挺寂寞的。所以，我在几周前还和店里的人说，以后准备请这家店的店主阿正帮我理发。结果第一次请他出马就是为我剪一顶医疗用假发，这委托不得不说有点奇特。

听我说明情况后，阿正提了个建议：因为假发是没办法在剪坏了之后等它长长了再做调整的，所以他想在营业结束之后好好花时间修剪。于是，我们在晚上7点走进了这家店。阿正非常认真，很细腻地修剪着假发。他每动一下剪刀，假发上那不知是谁捐赠的发丝就会一缕缕落到地板上。在此期间，真由子也认认真真地把我化疗时拿到的资料又读了一遍。

“上面写了一定要注意发烧的情况。还有，要是觉得呼吸困难也得马上打急救电话。总之，只要遇到这类问题就赶快打电话，急救电话是811哦。”

哥伦比亚省的急救电话除了911之外，还有811。如果不知道需不需要去急救门诊，那就可以拨打811，求助专业的护士们。

“如果是年过四十再接受化疗，有很大概率会停经。”

我想起了家里的那些卫生巾和卫生棉条。加拿大这边的卫生巾设计得很醒目，我特别喜欢。不是那种淡绿色、浅粉色，而是艳粉红色、松石蓝色、翡翠绿色，总而言之都是特别跳跃生动的颜色，十分好看。接下来我再也用不到那些生理用品了啊，我想。我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呢？当时的我，并不清楚。

阿正花了4个小时，剪好了那顶假发。他肯定累坏了。毕竟这是忙活了一天闭店后又工作了4个小时呢。即便如此，他在修剪过程中还是一直和我聊着天，假装不经意地鼓励着我。

去年，他的母亲因为癌症去世了。

最后，我请他帮我剃光了头发。既然早晚要脱发，不如先下手为强，主动剃了它。

我以前一直很想剃一次光头试试。想剃秃，想剃秃，就这么想着想着，拖着拖着，如今我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是，推子碰到头发的一瞬间，我却哭了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真由子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很快就会长出来的。”

真由子说着，眼眶湿润了。

阿正下了不少功夫，为我剃了一个帅气的光头。结果我发现自己竟然出奇地适合这个发型。我甚至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不早点试试呀。

在准备付钱时，我被阿正拦下了。

“请您赊一次账吧。”

他说。

“所以，一定要再来哦。”

于是，我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9月14日

我去了S的柔术课。S比谁的声音都响亮，他还拿到了晋升的带子，特别开心。我把自己患癌的事情告诉了贝尔纳德、哈雅和凯尔。还说我可能暂时没法来上柔术课了，但是偶尔还想来观摩学习。于是他们告诉我：“当然可以，随时欢迎。”随后，每个人都拥抱了我，用了很大的力气，都快把我掰折了。贝尔纳德对我说：“加奈子，我们是一家人啊。”

我觉得留光头的自己好帅，于是请朋友知代帮我拍了照片。她是一名职业摄影师。其实，在日本的时候，我就以作家身份请她拍过照片。

知代是40岁时为学习语言来温哥华留学的。后来就在温哥华认识了加拿大人史蒂文，两人结了婚，后来她也拿到了永住权。她身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治愈气息，整个人特别温柔，圆溜溜的黑色瞳仁好像某种食草动物一样。就算没有直接触碰到她，也会有一种被治愈了的感觉。她拍下的照片似乎能让时光缓缓静止下来，我非常喜欢。

我把请她拍下的照片发给了好多朋友，收获了一大波赞扬。我并没有因为大家的称赞感到羞赧，因为我的的确确，就是很美。

第三次化疗后，我开始掉头发了。

与其说是掉头发，不如说是“落下来”的。轻轻一碰，头发就大把大把地飘散下来。洗头时整个浴缸里都是头发，用毛巾擦拭，一整面毛巾都会沾上头发。收拾起来特别麻烦，而且怎么收拾都没个头。所以在头发彻底掉光前，我都用纸巾擦脑袋，浪费了不少纸巾呢。

鼻毛、阴毛也会掉。没有了鼻毛，鼻屎就会莫名攒起来。我左边的鼻腔黏膜比右边状态差些，所以总是会生出一些混着血的鼻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化疗结束。我本以为阴毛掉了就掉了，不碍事。因为我之前自己也做过脱毛，而且一直觉得没有毛发比较干净。可是，随着化疗进程不断推进，我每次如厕都会注意到自己性器官的异味。一开始还以为是错觉，但随后我发现自己不再分泌白带，阴道内也特别干燥，这才恍然大悟：不是错觉，是真的变了。

护士告诉我：

“因为免疫力低下，身体没有自净能力了，所以会有异味。”

最终，这种有异味的情况也一直持续到了化疗结束。

我一直等着头发彻底掉光的那一天，可是头发却在秃得一块一块的时候不掉了。当时正是为新作品接受采访的时期，所以我戴上阿正修剪的那顶假发接受了采访。

我也渐渐习惯了每周的化疗。

我的身体很适应紫杉醇，所以单独打紫杉醇点滴的时候几乎没有出现任何副作用。状态不错的时候我甚至能去慢跑，或者练练肌肉。问题出在每三周一次紫杉醇混合卡铂的点滴上。

这种药物的副作用是恶心想吐、倦怠无力、口腔内炎症等等。这些症状虽然不起眼，但却非常难受。嘴巴里始终黏糊糊像有一层膜一样的东西，还附带有口气。

我还会心悸。虽然这种心悸的程度不至于让正常生活出现问题，但是爬楼梯的时候总会上气不接下气，就像拼命奔跑过一样。心脏也嗵嗵跳得厉害。我家里楼梯特别多，对一个正在化疗的癌症病人来说，环境很苛刻。我从半地下的卧室里起床后会去位于三楼的起居室，从卧室到起居室这一段路程，我得停下来休息无数次。

虽然化疗很难受，但是能见到负责给我化疗的护士，我还是很开心的。护士们都很开朗，很喜欢哼歌，有时候甚至不是哼歌，而是放声歌唱。护士们彼此之间还会开玩笑，然后笑成一团。（有一次前台的塔莎和护士们一齐爆笑，搞得我只好一直等到她笑完才能办手续。）很多护士胳膊上都有文身，甚至还有些人连制服都没穿。对只去过日本医院的我来说，这些细节都令我感到很吃惊。

我三十出头那会儿曾经得过扁桃体周围炎。当时扁桃体蓄脓，疼得连口水都吞咽不了。无法经口摄入食物，只好住了一周的医院，靠打点滴续命。因为除了嗓子别的方面都没问题，所以我当时还把工作也带去了病房，而且还会画画，和每天来看我的妈妈聊天。

当时的护士们都很温柔，护理方面更是细致得惊人。每次一按呼叫铃，她们瞬间就会跑过来。

“西女士，您没事吧？”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

“我陪您去洗手间吧？”

当时的我感觉自己好像个被惯坏的国王，舒舒服服过了一星期。日本的护士真的太好了。

不过，加拿大的护士从其他角度来说，也是最好的。她们绝不会惯坏我。当然，如果我有需要她们会毫不犹豫地来帮忙，而且也愿意陪我聊聊我的苦恼。但是，我们之间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我在这里并不是什么国王。

“加奈子得的是三阴性乳腺癌呢，好嘞，咱们早治早好！”

和她们聊聊，我会有种癌症并不致命的感觉，它仿佛只是小感冒，或者稍微复杂一些的流感而已。

化疗过几次之后，我和几个护士也熟悉了起来。

丽萨照顾过我好几次。每次由她负责为我化疗时，她都会夸奖我的静脉。

“你的静脉还是这么棒棒的嘞！超好扎！”

我因为手背血管突出的情况，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非常自卑。可是被丽萨夸了几次之后，我也逐渐开始为自己突起的血管得意起来。

“我从来没被这样夸过呢。”

“真的吗？你朋友里没有做护士的吗？有的话绝对会夸的。加奈子你的静脉好棒！这样。”

我的静脉真的很棒，经历了15次化疗，它都扛住了。

凯利一直都穿一身运动便服。有时是灰色，有时是淡紫色。我一直以为护士一定要穿护士装，但这边的癌症中心好像并不限制穿着。我夸她的灰白头发自然好看，她回答说不喜欢把白发染黑，这样感觉发丝都是化学药剂，很讨厌。她还说自己为了让头发“重新出发”，曾经把头发全都剃光过。凯利很爱开玩笑，我问她：“可不可以帮我拿一条毯子。”她回答：

“一条10刀哦。”

每次这样说完她还会附上笑容。我也不知从何时起会开玩笑回答她：

“能先赊着吗？”

克里斯汀总穿着一双艳粉色的匡威，戴一副黄色框的眼镜。她说是为了和有黄色绲边的护士服配套才这么搭的。穿护士服也能追求时髦啊，我不禁感动起来。

“加奈子，你有做什么运动吗？”

有天，克里斯汀这么问我。

“嗯，状态好的时候我会慢跑，或者锻炼锻炼肌肉。”

“不错嘛，还有别的吗？”

“别的？嗯……之前我练过柔术还有泰拳。但现在在化疗，这两个我就没练了。”

“这样啊，那觉得寂寞不？”

“欸？寂寞……嗯，是啊，是有点寂寞。”

于是，克里斯汀望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开口道：

“我不知道医生那边是怎么说的，但我觉得加奈子你想做的话就可以去做啊。当然了，化疗期间免疫力会降低，要小心感染，但你可以观察自己身体的情况，选择一对一授课，或者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做做也不错啊！不单是柔术泰拳啥的，你想做啥就做呗！”

我也回应着她的视线，望着她。我听到她说：

“加奈子，不能因为患癌，就失去所爱。”

如果将注意力全放在一滴水上，会发现那一滴落下的速度很慢，很慢，好似慢动作一般。可是，如果放眼整体，就会发现海浪奔涌的速度其实是很快的。刚才感受到的那种慢速度简直难以置信。浪头似光速一般瞬间变白，好似那滴水，随即转眼没入蓝色的大海之中。用蓝色来形容未免笼统，其实各个区域的颜色各有不同，有的地方基本是绿色的，还有些是褐色的，水质混浊。不过还是那句话——放眼整体，大海一如既往，是一片蓝色。

从家出发，徒步十分钟就能抵达这片海滩。我几乎天天都会来。天气好的日子里，大海闪着活泼的光，雨天时海面则会宁静下来。我有时会拍下大海的视频发给朋友，有时就坐在海滩边摆着的圆木墩上，什么都不做，只是凝望着这片海。

海的对面，是高楼林立的繁华城市。城市背后，是连绵不断的雪山。在温哥华，城市和大自然共存。说是城市，其实这里范围很小。如果想在城里观光，一天基本就能转个遍了。

我是在2019年12月来到这座城市的。此前的5月，我曾和丈夫还有当时2岁大的S一起来旅行过。当时我已经把温哥华当成了移居的候选，所以那次旅行还兼有预先踩点的意思。

来之前，我听说这里对孩子很宽松友好。此话不假。S有时候安静不下来，会在电车里哭闹，或者在饭店吵吵嚷嚷，但没人会表现出厌恶。公交也很适宜推着婴儿车乘坐，而且推婴儿车乘公交的话，肯定会有人起身让座。走在大街上，不少擦肩而过的行人会和S打招呼。当时S正沉迷龟派气功，记得他举起双手摆好姿势“吼！”的一声，对面路过的两个年轻女性还很配合地“啊啊啊”叫着，摆出被击中的姿势。

那次旅行，我们也来了这片海滩。那天的风很大。也就是在那天，我认识了典子。典子当时就将把小空当养子，自己能拥有小空这样一个好孩子真的很幸运等等都告诉了我。她说，小空是个极感性的小孩，他明确地知道自己不擅长什么，喜欢什么。有时，站在小空的角度看世界，会发现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也会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多么可怕，但同时，它又是那么美好。

我和典子，还有介绍典子给我认识的真纪，三个人在沿海滩建造的游乐场望着小孩子们玩耍。家长们在稍远的地方看着孩子们。就算小孩子有什么冲突，家长们也很少会对彼此道歉。因为小孩子也有自己的人格和规则，所以家长不会过度插手。的确，除非特别小的宝宝，否则大多数人对待小孩的态度和成人并无区别。也正因如此吧，所以无论多大年纪的小孩，无论对象是多大年纪的大人，他们都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从他们的说话方式也能感觉到，他们都相信自己的想法会得到尊重。

直到现在，我不时还会感到难以置信，自己就生活在这个城市里。

此前我曾去很多国家旅行，每次我都会想象“要是自己就住在这座城市里会如何”。这种想象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所以才轻松有趣，没有负担。而如今，想象变成了现实。我身在温哥华，住在温哥华。即便生活的时长有限，但实际居住在这里，给我带来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搬到这儿来没过多久，我突然发现，自己感觉不到某种压力了。这座城市很宁静。不单是噪声少的那种宁静，还是不会被那些咄咄逼人的广告以及印着色情图像的小广告等打扰的宁静。

在东京时，我住在新宿沿线附近。新宿很吵，而且坐在电车里，或者走在大街上时，那些印着诱人照片的成人杂志，还有无数威胁“不能变胖”“不能衰老”“不可以长多余体毛”的广告会拼命地挤进我的视野里。光是看着，就有种无数噪声钻入身体之中的感觉。

住在东京时，我倒并没觉得有多不对劲。无论是诉诸听觉还是视觉，我都只当是这热闹城市的一部分。还觉得这种喧嚣也能带来些适当的刺激。可是，当我来了温哥华，感受到了一个宁静城市的风貌，我便意识到，东京的嘈杂给我带来了很多压力。

我喜欢东京，特别喜欢。如今依然喜欢得不得了，恨不得马上回去。可是，我不想在大街上看到和性相关的东西，也不希望我的孩子看到这些。就算有些不算那种十分明确的色情制品，可我总是能轻易撞见一些和性有关的东西。而这些欲望的对象，往往都是年轻（有时甚至是年幼）的女性。

温哥华当然也有广告。化妆品广告中会出现漂亮女性，贩卖内衣的商店前也会摆着印有身穿内衣的女性的广告板。可是，它们都不会给人一种女性成为性对象的感受。尤其是内衣店的广告，会有各种体形的女性登场。温哥华推崇每个女性都能接受自己身体、喜爱自己身体的观念，绝不会让人感觉女性是被动的、被消费的性对象。也正因如此，那种带着“威胁感”的广告就不起效果了。没必要苦恼“我应该变成这样才对”或者“我绝不能变成这样”等等。至少，这儿没有什么会让我产生“不该让S看到”的东西。

我开始认真思考“找回自己的身体”这件事了。

迄今为止，我受到过来自各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内化之后，我开始一点点放弃真正的自己，放弃自己所爱、所厌恶的一切。我会隐隐不安于“不想变老”“不把体毛处理好很丢人”等等问题。当然，不能说对所有的一切都放手不管就是对的。实际上我也并没有彻底撒手不管。不过，我确实放弃了时髦的衣服，放弃了处理体毛，放弃了涂粉底。相应地，我也的确找回了一部分真正的自己。至少在眼下，我很需要温哥华的宁静。

此刻，我就在海边的长椅上坐着，眺望大海。

夏天，这片沙滩上有很多打沙滩排球和晒日光浴的人。有肌肉线条好似精雕细琢过一般精致的年轻男人，有领着小狗散步的女性，有捡拾贝壳的阿姨，有套着游泳圈游得很远的老头儿，还有坐着轮椅的一小撮一起来看海的阿姨。真的什么样的人都有。

就算入了冬，天气不错的时候依然会有人来这儿打沙滩排球。但引人注意的不是年轻女性，而是一些阿姨。她们腿上绑着护膝，手指关节上缠着绑带。她们大声呼喊着在沙滩上追赶排球。她们真的很美，美得夺目。

二十来岁时，我曾极度惧怕死亡。当时的我认为年轻就是一切，变成大妈一切就都完了。我们那一代人也大多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很遗憾，直至今日日本仍在这种风气的笼罩之下）。也就是说，我们的确是受着某种“威胁”长大的。

可是，如今我年岁渐长，成了大妈。我开始思索，自己究竟怕什么？究竟是谁在威胁我们？就算成了大妈，我们也无须为自身的喜悦设限。

随着年岁渐长，我们理应为自己的人生送上祝福。在44年的人生之中，我一直凭着这副皮囊活着。自然，我感受得到身体的衰弱。而且我现在还得了乳腺癌。可是，我不该失去愉悦之情。

9月29日

一大早就开始下雨。我放弃了慢跑，改成了散步。下午，我和手术的主刀医生马莱卡见面了。上次我们用zoom浅谈过几句，所以这次算第二次见面。她本人和在zoom上给人的感觉一致。穿着随意，也很帅气。今天医生没穿白大褂。其实，我见罗纳尔多医生之前，是应该先去马莱卡那儿预约才行的。结果可能是诊所搞错，我没预约就先见到了罗纳尔多医生。我问马莱卡：“这样是不是会有问题？”她回答：“我没问题的，不用担心。”她还说，我的肿块比较大，所以肯定是越早开始化疗越好嘛。马莱卡摸过了我胸上的肿块，对我说：“哎呀！变小了！蛮好蛮好！”她还问我：“你知道癌转移到淋巴结了吗？”我说：“我不知道。”原来活检已经出结果了，我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淋巴结。肺上也能看到阴影，但阴影太小，活检检不出来。这种告知病情的方式还蛮随意的。

听说癌转移时，我首先想到的是“原来癌细胞也是活着的啊”。它也为了要活下去，所以不停繁殖，和新冠还蛮像的。每当研制出了疫苗，新冠就要为了生存下去而不断变异。癌细胞也是一样，它们本身或许并没有伤害人类的恶意，就只是存在着而已，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攻击到了我们的身体。

当然，一想到那些患新冠死去的人，还有失去了家人的人，我就感到心痛不已。即便如此我依然明白，新冠本身并无恶意，它的存在，就好似不时会抖擞威风，夺走人类性命的大自然一样，并无恶意。

这简直就像哥斯拉一样啊。是我们的核辐射造就了它，自诞生之日起，哥斯拉就一直在努力活下去。登陆东京之后的哥斯拉光是走在路上就会破坏各种东西，还会夺走人类的性命。它遭受了攻击，于是口吐紫色的火焰，大火烧光了整个东京。可是，这也并非出于恶意而选择的行为。

癌细胞也和哥斯拉一样。就只是它的存在本身和我们的身体水火不容罢了。当某一方想活下去的时候，就势必会伤害到另一方。

乔治·桑德斯在他的短篇小说《十二月十日》中讲了这么一件事。主人公唐·埃贝尔有一位温柔的太太和一个既独立又优秀的孩子。后来，他逐渐年迈，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一类的病症。

关于这个病，他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记忆。过去，他一直觉得自己的继父艾伦是全世界最好的人。艾伦很温柔，甚至从没大喊大叫过。结果因为一场病，他整个人都变了样。他会用污言秽语大骂自己的继子和太太，因为他的病，整个房间里一直飘散着屎臭味，导尿管长期绑在他的阴茎上，他瘦到皮包骨……艾伦当时的状态给埃贝尔带去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所以，埃贝尔害怕自己也变成艾伦那样。他在获知自己所患的疾病前，就已经开始逐渐丧失语言能力了。

痛啊，痛啊，太痛了。做手术都没有让我哭出来，做化疗时也没有。可是现在，我真的很想哭。因为，太过分了不是吗？每个人原本都会平等地遇到它。可现在，却是我遇到它，却只有我遇到了它。我原本一直期待着，自己能获得什么特别的赦免。可我错了。那个高于我的什么存在（或人），并没有赐予我任何赦免。总有人告诉我，那存在（或人）会特别关照我，爱我。可最后的最后，我却明白事实并非如此。那个远高于我的存在（或人）是绝对中立的。对一切都无任何关爱。它只会兀自行动，压垮一个又一个人。

那无上的存在（或人）兀自采取的行动，也发生在了我身上。

罹患癌症的人一定会仔细思考生病的原因。都是因为我暴饮暴食，都是因为我睡眠不足，都是因为我工作压力过大。最后甚至还会想到都是因为我没有给流产的孩子祈祷冥福，都是因为我没去扫墓祭拜，等等。

可是，每个人原本都会平等地遇到它。

当然，如果能改善生活习惯，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预防癌症的发生吧。也可以通过定期做体检，尽早发现异常情况。可是一旦患了癌，那在发现的时候，事情就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件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事，发生在了自己身上。

一开始，我想了很多。早知道就该早点去做检查，早知道就那样做了，早知道就别那样做了……可是，那些“早知道”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现在，此刻，我已经身患癌症。这是无法动摇的事实。而且，就仅仅是事实而已。

这种“中立”，这种“兀自”，反倒让我轻松下来了。

当然，癌症很可怕。倘若可以，我绝不想罹患癌症。可是，直到最后我都没有恨过癌症。这是我的身体，癌细胞是在我的身体之中长出的。所以，我没有选择“与疾病做斗争”的表达方式，也没用“被病魔打倒”一类的说法。我只是在接受治疗，这不是在“斗争”。那个偶然诞生，并且想活下来的癌，就生存在我的右胸之中。这是事实。这仅仅是，事实而已。

10月3日

感觉身体好沉，起不来。但是喝了止吐剂又会犯困。我尽量往肚子里塞了点东西。吃了丈夫给我削好的梨子，还有麻里子送来的馄饨汤。我好想开开心心地吃这些好吃的东西，开开心心，吃到饱。

在化疗期间，典子还组织起了Meal Train。

Meal Train，就是一套由朋友们轮番送饭菜给我的“系统”。朋友们会在日历上写好菜品名称，每天按顺序来送。（结果这套系统一直持续到了我做完手术，也就是说，坚持了半年。）

我吃过戴维特做的乌冬面，真由子做的汉堡，智绘里做的御好烧，阳子做的豆皮寿司，奈绪做的紫菜包饭，阿绫做的什锦饭，克里斯蒂娜做的沙拉，小惠做的关东煮，优香做的罗宋汤，基多做的烤鱼，肯塔做的麻婆豆腐，阿曼达做的意面，麻里做的烤宽面，麦克做的汤，切里斯马做的咖喱，乔做的韩国风饭团，法提玛做的烤鸡。

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人们亲手制作出的食物给我带来的力量。在这些饭菜中还存在着些什么，这未知的存在牵动着我的身体内侧，促使我的身体由内向外，开始行动起来。

我其实想过很多次，要是在日本接受治疗会如何？因为我时常无法联系到癌症中心的医生，不时会出现突然的日程变更，还有最重要的，语言问题。总之，压力一天天累积起来。所以，我无数次地想：如果是在日本治疗，以上这一切的压力就不复存在了。

可是，倘若真的在日本治疗的话，我还能从各种角度，将这种触动我的存在融进我的内心之中吗？

首先，我做编辑的丈夫是要工作的（他在温哥华的大学上课）。虽然他的工作时间相对灵活，但如果是在日本，他肯定无法像在加拿大这边一样包揽育儿工作。而且，我可能也喝不到他为我煮的蘑菇汤（据说对治疗癌症有益）了，说不定他也没有那个闲工夫早上为我播放莫扎特的音乐了（听说莫扎特的音乐也能帮助疗愈身体）。

如果回了日本，我一定会像之前产后的那段时间一样，一切全都依靠妈妈。我估计会住在70多岁的妈妈家里，吃她为我做的饭，家务也全都得由她操劳。这样一来，似乎也没什么需要请朋友做的事了。

我在日本的朋友们也都很温柔，很暖心。如果有事相托，她们一定都会答应下来。实际上，一听说我得病的消息，她们马上寄来了好多日式料理，还有睡衣、保暖袜、孩子读的绘本……而且每天都会给我发消息。我真的很难用语言说清楚这些文字有多么鼓励我。我不止一次地希望自己能待在她们身旁（当然，还有妈妈身边）。

可是，一旦回了日本，我恐怕会更加客气吧。或许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能想办法克服困难，也一定要自己去解决问题。所以我可能会强打精神面对大家吧。这与其说是我的性格使然（毕竟，我真的很擅长去依靠他人），不如说应该是和日本的风气有关。那种“我们自己必须坚强”，还有“一家人要管好自己家的人”的观念，可能已经深入了我们的内心。还有一点，就是日本的政治家总爱强调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我产后得到过很多朋友的帮助。每隔两三天她们就会来我家陪我，听我倾诉，还会带来很棒的菜品、蛋糕，有时还会买来一些无酒精的鸡尾酒。可是，当时的我已经在受妈妈照顾了，还花钱雇了月嫂，可以说是把自己的个人生活调整到了万无一失的状态。至少没出现过像现在这样束手无策地说着“帮帮我”的情况。

当然，癌症和生产不同，属于意料之外的突发事件。所以感到束手无策也正常。即便如此，和在日本的时候相比，在温哥华时，我得到他人帮助的机会的确是成倍增加了。

人在国外时，是不可能谁也不求地独自生活下去的，尤其是我这种语言水平，更是难上加难。我在患癌之前就是如此，从如何拿到停车许可的方法，到哪家商店会卖日本食品，还有家里没人时请人照顾猫咪，我在许许多多的事上，得到了许许多多人的帮助。我已经习惯了受人帮助，与此同时，也已经习惯了帮助他人。当然，我们属于暂留加拿大人员，能帮别人做的事也有限。但是我们可以帮朋友临时看管孩子、帮忙搬家、帮不会开车的人运送重物，能做的其实也有很多。

在我生病期间，尤其要感谢大家帮我照顾S。S的朋友雷米一家每周三都会帮我代管S，每到周末，大家一定会领S出门玩儿，有时还会让S在自己家过夜。当然也是因为S一直都能和最喜欢的爸爸在一块儿，他在那段时间的确没有太多孤单寂寞的时刻。虽然他没有彻底理解我的病究竟是什么，但我在一直卧床休息的日子里，也常能听到从楼上传来S的笑声。而且他的开心并不是勉强自己装出来的。S是由很多人——真的，很多人——抚养长大的。

大家之所以如此习惯互相帮助，也是因为温哥华是一座移民城市。很多人都是初来乍到，刚来这儿也晕头转向，所以如果不去互相帮助，谁都很难生存下去。

来自印度的切里斯马说过：

“那种父母亲人不在身边的艰难，我真的很懂。”

于是我再度深切地体会到了：人，是无法独自生活下去的。这本应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可此前的我在心底里总有种我独自一人也能活下去，并且还为之骄傲的想法。至少，在东京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

32岁那年我买了房子。那是我人生中买的最贵重的东西。我当时手都在抖，同时又很兴奋。我从没想过自己竟然能做到这件事。后来，我捡到了猫咪，遇见了现在的丈夫并且结了婚。但我对“我是一个独立的人”这一点从未有过半点让步。去银行、去医院、办贷款，当然，还有停车，所有这些我都能独自做到。就算乍一看比较难的事，我也一直坚信：只要肯努力，绝对能做到。

可是在温哥华，我却显得那么无力。无论多么拼命地学习，我的语言能力还是有限，单是因为这个，摆在我面前的可能性就瞬间缩小了（毕竟我连给诊所打电话都费劲）。

啊啊，我自己一个人真是什么都做不了啊，我真弱啊。我每天都会这么想。我不会觉得这样有什么羞耻的，也不会对此讳莫如深了。因为，这就是事实。

我很弱小。

我，很弱小。

每天这样提醒自己，我发现自身的轮廓开始变得单纯。我胆怯，同时又感到清爽舒畅。

所以我会沉迷柔术。我没有学习格斗技巧的经验，反应也很迟钝，很容易慌神，一个不注意就会憋气。我是个彻彻底底弱小的人。和别人对打的时候，也会被三下五除二地打趴下。有时我被打倒在地后会一直躺着，直到下一堂课已经开始了都还爬不起来。那时候，我的身体摆出了一个“大”字，仰头望着道场的天花板。

“我，真的很弱小。”

当然，我的确觉得有点悲凉。但当我把这种悲凉收入怀中时，我又感觉自己触碰到了别的什么。没错，我惊讶地意识到：我就是用这副躯壳，和绝对的弱小一同生存着的。

基因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检测确认我是BRCA2[人乳腺癌易感基因2。]基因突变。这是一种会导致乳腺癌、卵巢癌发生概率增高的突变基因。演员安吉丽娜·朱莉就有BRCA1，为预防罹患癌症，她切除了两侧乳房、卵巢以及输卵管。

我的肿块长在右边，但是有80%的可能性会转移到左乳房。复发的可能性也很大。从预防角度出发，我最好能把两侧乳房全部切除，包括卵巢，也是切除为好。这种基因突变有50%的概率遗传给孩子。也就是说，S也有可能携带这种基因。医生建议子女在19岁时接受检查，但也要看本人的意愿，因为有些人并不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携带这种基因。

我把这个变异基因的事情也告诉了我哥哥。如果男性携带这种基因，就会有罹患前列腺癌和胰腺癌的风险。我也告诉了他：是否接受检查当然还看本人意愿。如果是一个健康人去接受基因检测，那医疗保险将不涵盖这部分的费用。像安吉丽娜·朱莉接受的那种预防性切除手术非常昂贵。（她当时也因此遭受批判，一部分人认为她生活优越，所以才能做这种选择。）

人在直面死亡时，会希望这死亡只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但往往会把无数人卷入其中。因此，做决断才会变得很难。

有一位女画家，名叫保琳·伯蒂。

我是在读艾莉·史密斯的《秋》时认识她的（艾莉·史密斯会在她的作品中介绍一些艺术家的作品，我时常会去检索她提到的那些艺术家的作品）。

保琳的画非常多彩。就算用到些朴素的颜色，但呈现出来依然生动华丽。每当凝望她的画时，我就感觉自己在面对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女孩子（会让父母头痛的类型），而她正一脸兴奋地对我讲述她心里的秘密。

保琳的代表作是Colour Her Gone。画面中，身穿水蓝色上衣的玛丽莲·梦露，正爽朗地展露笑颜。乍一看，甚至无法立刻辨认出她的身份。因为画中的她和我们印象里那个她（正按着飞扬起的裙摆的她，大胆露出胸部，笑得十分魅惑的她，还有在被暗杀的那位总统生日宴上，用叹息般性感的嗓音唱着生日歌的她，等等）很不一样。

保琳把始终作为性对象被大众消费的玛丽莲·梦露，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女性，并把她十分放松的一瞬间画了下来，从而解开了玛丽莲身上的“性别诅咒”。这一类的作品，保琳画了不少。将女性从诅咒之中解放出来。不把女性当成客体，而是将她们当成主体，去描绘她们作为一个人的、活生生的瞬间。

保琳在28岁怀孕那一年被确诊罹患恶性胸腺肿瘤，也就是癌症。她不愿堕胎，也不愿接受可能会伤及胎儿的放射线治疗。1966年2月，她生下了女儿古德温，在当年7月便离开了人世。古德温则在29岁那一年因药物摄入过量而亡。

无论如何英年早逝，如何痛不欲生地离开人世，死亡本身都是公平的。虽然在接受死亡这件事上，我们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比较戏剧化的行为，但“死”竟惊人地稀松平常。死就像呼吸一般，常伴我们左右。那是一种绝对无瑕的、无比自然的存在。所以我们往往会对它视而不见。

令我们感到心痛的，并不是稀松平常的死亡本身，而是死亡带来的那种“不在”感。那个人，他不在了。只是这一点，就足够让我们情绪失控。可是，“不在”也给了我们认识死亡的机会。虽然痛苦，但我们必须学着认识它。

度过了这个学习的过程后，我们将得到某种能力。那就是悼念死者，并让死者在自己的心中继续活下去的能力。例如保琳，她的作品仍在这个世上“活着”。不过，也不是非要像她那样为后世留下些什么才行。对一切死去的人来说，只要他“生前的确是活过的”（这个表述有点奇怪）这个事实存在，那他在死后也会继续活着。而这些人的“死后之生”，也会对还活着的人的“生”产生巨大作用。生者之生，是反射死者之死的光芒。而这光芒之中不单有怀念，它同时还孕育着对死者寂寞的思念之情。感情，无论是什么样的感情，都是对我们的“生”的一种保证。

过万圣节的时候，我在脸上画了一个骷髅的模样。

我一直很想去墨西哥过一次亡灵节。在网上搜索亡灵节的相关图片时，我的内心会不可思议地沸腾起来。那些色彩艳丽的骷髅非常美丽，死亡，果然常伴吾身。

我和有墨西哥血统的小花一起画了骷髅妆，很开心。我真的很喜欢小花。无论去哪儿，她都是最调皮活泼的那一个。伴随着小花“呀哈哈哈哈”的大笑声，眼前的景色都变得更加多彩了。所以我在化疗期间经常会看她的视频。

万圣节的时候，我的朋友和他们的家人都聚集到了我家，一起在附近转悠。按传统来说，万圣节其实不是给大人玩角色扮演的，而是让孩子们挨家挨户讨糖的。那天，也有扮成各种模样的小朋友来敲我家的门。

“给糖还是捣蛋！”

孩子们高呼着，于是我们就将准备好的糖果送给他们。他们会把糖果收进随身带着的小筐子里，再继续去敲别人家的门。

孩子们会打扮成自己喜欢的模样。S扮成了《龙珠》里的孙悟空，小空则扮了《星球大战》里的角色，尼可扮的是蝙蝠侠，雷是猫女，香里奈穿了一套晚礼服，斯凯和健次穿的都是那种充气的恐龙玩偶服。

有不少邻居会在节日装饰上很花心思，还有些家庭甚至会给我一种“是不是把一整年的心思全都投入进去了啊？”的感觉（有意思的是，这一家在圣诞节时的装潢反倒很简朴）。在给小朋友送糖果这一环上，很多邻居也费了巧思。比如，尽量不近距离接触，选择一个长长的管道，让糖果从里面滑出来；比如，直接从二楼撒下去；等等。孩子们高兴极了，兴奋得个个瞳孔大张。

这类的活动基本集中在冬季。万圣节结束后就是圣诞节了，圣诞节结束后是情人节，然后复活节就来了（为了熬过漫长幽暗的冬季，让自己高兴一些，住在温哥华的人们会很努力地花心思去过这些冬天的节日）。

在日本，不单是圣诞夜、情人节，连万圣节也逐渐变成了成年人的节日，但在加拿大这边，节日主角依然是小孩子。扮上自己最喜欢的装束，在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出门闲逛，不，其实基本是在跑。遇到好多好多的“小幽灵”，拿到一个篮子都装不下的海量糖果……以上的种种，一定会永远留在S的记忆之中。

说起来，我小时候好像根本就没有庆祝万圣节的习惯（我还是来了加拿大才第一次听说复活节寻找彩蛋的传统）。还有情人节，很可惜，我一直以为这一天的活动就只有给喜欢的男孩子递巧克力而已。圣诞节倒是一直过得很开心，但并不会像现在这样得到很多人送的礼物（收到的礼物会暂放在圣诞树下，一直忍到圣诞节当天才能拆开）。

我能想起的，是夏日祭典，还有新年。

夏祭日，平常每天路过的那个超市前的广场会好似施了魔法一般，摇身一变，成为一片极富魅力的地方。

我特别擅长捞金鱼，在夏日祭典上，我能捞到店里的大叔接连喊“快饶了我吧！”求我停手。我们会把刨冰上各种颜色的糖浆掺到一起吃掉，然后伸长舌头和朋友互相看着玩儿。明明每种糖浆的颜色单看都挺鲜艳的，但全混在一起掺着刨冰吃下去，舌头却会被染成黑乎乎的。晚上刷牙的时候，舌头上的颜色还会沾到牙刷上。

还有苹果糖。我总是买那种大颗的苹果做的苹果糖，而不是海棠果。但是苹果太大，一次都没吃完过。章鱼烧和炒荞麦面我和朋友拼着买，互相品尝。还有必须买的，波子汽水。这个也是拼着买。那时候真的特别想要波子汽水瓶嘴里的小弹珠，但是怎么都抠不出来，于是大家就一起把瓶子敲碎。我们还会在那个到处扔着摔破的波子汽水瓶的小公园里一直聊天，怎么都聊不够。

每逢过新年，我们一家就会去同一座神社做“初参拜”。我家还有个习惯，就是每年买一尊达摩。年复一年，我父母房间里就摆了超多的达摩。因为画眼睛时选的位置不一样，所以每一张达摩的脸看上去都有些微不同。我记得自己小时候好像还有一尊特别喜欢的达摩，但随着年龄增长，我早忘了当年喜欢的是哪一尊了。

去和妈妈家的亲戚们相聚，也是我们家过新年时的传统。每次爸爸都会穿着我外公正太郎送他的和服去见妈妈家的亲戚。妈妈说，唯一一次见爸爸哭，就是因为外公去世。爸爸在自己父母去世时都没有掉泪，但在外公葬礼上哭到崩溃。每年爸爸喝醉了，就会对妈妈的三个兄弟炫耀自己得到的这身和服。

“这和服可是我岳父大人送我的。”

因为肺癌，外公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据说他是个个头很高，特别英俊的男性。外公性情温厚，很喜欢看职业摔跤。以前他常和我的三个舅舅一起去府立体育馆看比赛。外公很喜欢力道山，听说只有在看力道山的比赛时，外公才会兴奋得大嚷。要是外公还活着，真想和他聊聊摔跤呀。

不只是他，还有外婆。我真想再和她聊聊天。还有我的爷爷宇喜男，奶奶佳苗。真想和他们聊聊啊。

爷爷宇喜男是两边的老人里唯一长寿的。他是94岁那年去世的。爷爷擅长写字，还在自家的仓库里弄了一个画廊，起名“草根美术馆”。他还给超过100对男女说过媒，永远忙忙碌碌的，不是去见这个人就是去见那个人。年逾耄耋还在开车，而且车速很快，经常被家人劝诫。

爷爷人如其名，是个自娱自乐、自由自在的洒脱人。相对地，爸爸就要为他多操不少心。爷爷跑来找爸爸要过好多次钱。不过要钱的理由又都很幼稚。比如“想把院子里的树换一批新的”“想买练字用的纸”一类的。搞得爸爸哭笑不得。爷爷住进养老院之后，也是天天都有人去拜访他。直到离世前，他还喝了自己最爱的啤酒，吃了生鱼片，然后好似睡着了一样离开了。

我小时候，每年夏天回乡下老家，被太阳晒得皮肤黑黑的奶奶佳苗都会提前准备好西瓜等着我。奶奶是个非常温柔，又很能吃苦耐劳的人。

听妈妈说，她第一次去爸爸老家的时候，从屋里走出了两个女性。一个是奶奶佳苗，一个是曾祖母伊与。她当时都没认出哪个是我奶奶，哪个是曾祖母。奶奶佳苗真的显得很苍老，腰也弓得厉害。和个头不错，精神矍铄的曾祖母比起来，奶奶显得特别矮小。

听说奶奶当年嫁给爷爷的时候，被婆婆伊与还有大姑姐们欺负得够呛，吃了不少苦。她要负责给全家人烧洗澡水，结果，等到她自己洗澡的时候根本没人帮她烧，所以她的洗澡水一直都是凉的。而且爷爷宇喜男也从不站在她这边。就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奶奶佳苗生了包括爸爸在内的四个孩子。对她来说，带着自己的四个孩子翻山越岭回娘家是唯一的开心事。而且，她坚决不让自己身上的这种苦，延续到嫁给自己长子的媳妇，也就是我妈妈身上。

“这些苦，绝不能让美代子也承受。”

而且，爸爸和妈妈争吵时，奶奶永远站在妈妈这边。

奶奶是在我8岁那年患子宫癌去世的。当时我们还都在开罗，因为她住院，所以我们赶回国去看望她。见我们回来了，奶奶说：

“小孩子肯定觉得这地方无聊得很吧。”

她就这么说着，一个劲儿劝我们回去。她知道癌症晚期意味着什么，也拒绝做任何延命治疗。她愿意让一切就那么“顺其自然”。

我在东京家中的工作间里，摆着奶奶的照片。那是她嫁人前年轻时候的模样。胸口正下的位置系着带子，黑色长发扎在脑后。照片中那个一脸羞涩地望着镜头，风华正茂的少女，本该有多姿多彩的未来。在那个未来之中，本该有人帮她烧洗澡水，她也本该去做自己想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