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丈夫告诉我他肚子很痛。

一开始还以为只是吃了油脂太重的东西，所以闹得消化不良了。没想到丈夫忍到深夜时分情况竟愈发严重，甚至痛到直打滚。第二天一早他就去看了急诊。等到医生能给他看诊时，他已经等了八个小时。最终诊断为胆结石。还要等到下一次诊察才能确定是否动手术，这一次就先用止痛药压下来了。自然，丈夫的状态很不好。

而这只是个开始。

几天后，S深更半夜突然说他头痛。然后又变成了耳朵痛。我们估计可能是中耳炎。但又很担心“头痛”的问题，于是一家人跑去看了急诊。第一家医院说要等22个小时才能看上，第二家则只接收18岁以上的病患。

等我们赶到儿童医院的时候已经过了深夜一点。等待室里全是小孩子。墙上投了一片大海的场景，海里还游着各种卡通造型的鱼。孩子们都在追着小鱼玩儿，有的小孩还拿到了冰激凌，吃得很开心。总的来说，和小孩比起来，好像家长更像“病了”。

前台护士给S测了体温，然后发了镇痛剂，随后就是坐在凳子上等着，而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我有个朋友已经习惯了带孩子跑急诊，所以孩子一发烧，他们就开始在水壶里灌咖啡，捏饭团）。医院里没有小卖部，也没有开到深夜的店铺。

我们俩带了S爱吃的点心。S坐在丈夫腿上吃着点心，因为吃过了镇痛剂，看上去耳朵疼的问题暂时控制住了。我们等了好几个小时，完全没有一点排到的意思。坐在我们前一排的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她头搭着自己妈妈的腿一直哭，但很快也就睡着了。

对我这样一个正在接受化疗的人来说，待在这种地方实在煎熬。我免疫力很差，非常害怕被感染。丈夫喊了出租车，劝我先回去，他独自带着孩子继续等。坐上车的瞬间，疲劳感顿时席卷而来。我陷进车座之中，简直立刻就要睡过去了。可是真到了家我反而一点都睡不着了，一直熬到了天亮。

丈夫和S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钟了。S在等待室吃光了我们给他带的所有点心。而且在诊察等待室（就是等待和医生见面的地方，到这一步都还要再等好一阵子）的床上呼呼大睡了起来。因为是急诊，医院从紧急性的角度评估了一下S，觉得他状态还算不错，所以就一直在往后延。S的耳朵里确实有点发炎了。而那个坐在前面大哭的小姑娘呢，据说排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彻底好了。

丈夫也好多年没熬过这么彻底的通宵了，累得够呛。那阵子他身体本来就不好，结果又这么一通折腾，情况更差了，真的很可怜。

又过了几天，我在开车送S去上足球课的途中，遭遇了车祸。

当时我正准备进入左转车道，结果没有察觉后方来车。这可能和化疗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有关吧。这种认知功能障碍也是化疗产生的副作用之一。在化疗过程中及结束后，会有暂时的记忆力、思考能力、专注力的减退。我也有过某天突然不太会说话了，或者一整天都迷迷糊糊无法思考的情况。在这种状态下开车非常危险。我明明知道的，却大意了。

我的车前侧撞瘪了，对方车的右侧有擦伤。我马上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车子送去修理了。幸运的是，我们和对方都毫发无损，处理现场时双方态度也都很平和。可是，因为这一系列的突发事件，我到这个节点的时候已经疲惫到撑不下去了。

10月18日

山本文绪老师去世了。是胰腺癌。我从来没见过山本老师，我真想见见她。真想读到她的新作品啊。

某天，我突然发现阿站不吃东西了。

他平时也基本整天都在睡觉。但是那天我还是忍不住开始担忧“怎么会一直趴着不起来呢？”，最重要的是，平时只要到了吃饭的时候，他都急得两眼放光，今天怎么突然不吃了？真的很奇怪啊。不吃饭，所以也没排便。我给平时常去的那家动物医院打了电话，医院那边说：“我们这边给他开些促排便的药，先让他吃下去。要是连续三天都没反应，就赶紧送急诊吧。”结果，阿站一直没有排便。我实在等不及，第二天的时候就把他带去看了急诊。阿站肉眼可见地衰弱无力了。平时一旦察觉到要把他关进笼子，他就急得激烈挣扎，这一天他却一动不动，任由人摆布。

急救医院给他验了血，发现肝脏的数值非常差，于是紧急住了院。我目送看护师把阿站带走了后，独自在车里坐了好一会儿，迟迟没有启动车子。各种突发情况接二连三袭来，我没能多多留意阿站。他肯定早就不舒服了。猫咪就算身体不适也会瞒着不让主人发现。我要是能早点观察到就好了。想到这儿，我又注意到自己那双握着方向盘的手。手指已经发黑了，这也是化疗产生的副作用之一。

我和阿站相遇在12年前的一个夏天。当时我住新宿，那天，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电话。

“K去世了，开车冲进海里了。”

K是我们的一个年长的朋友。在大阪从事服装类的工作，后来离了婚，就独自搬去了南部小岛。我和朋友去他家拜访过几次。他在南部小岛的生活看上去很幸福。

K本身就非常喜欢大海。特别擅长无装备潜水。所以，我真的不相信他会死在海里。据说，他是在一个暴风雨来临的日子，松开手刹直接冲进海中的。不是事故，是自杀。

接到这通电话时，我正向新宿站走去，准备回家。挂掉电话之后，我放弃了坐电车，选择一路走回家。步行到家里需要花一个半小时。那天是个阴天，气温却很高，汗水不断地从我额头沁出来，滴到地上。

走到离家差不多还有20分钟路程的时候，我听到了猫咪的叫声。那条路上行人并不少，但那叫声却非常清晰。可见叫声有多大了。

“喵！！！喵！！！”

我立刻循着声音找到了源头。人行天桥下面，有一片被围栏围起来的区域，长了一片杂草。声音就是从那边发出来的。那儿还站着一个中年女性，见我过来，她回过头说：

“这儿好像有只小猫欸，该怎么办啊？”

于是，我先请她看好小猫。自己跑去了路对面的一家家庭用品商店，买了水和猫粮。见我回来，那位女性有些不知所措地喊我：

“我一伸手，他就跑了。”

听她讲，小猫跑去了人行天桥边上的丸之内线车库里。我本来担心车库太宽敞，可能就找不到他了。可是他的叫声还是非常清晰地传了过来。看样子，小猫是逃进了车库附设的社员公寓的地界里。

我按了对讲机，和公寓的人讲了一下情况，进到了公寓里。小猫明明是主动逃跑的，但又像是在宣告自己躲在哪儿一样，叫得特别大声。

“喵！！！喵！！！”

肯定是在呼喊妈妈啊。想到这儿，我更觉心痛。

小猫躲到了公寓外面的置物柜下头。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照过去，发现一只小橘猫正瞪着眼睛望着我。我一伸手他就跑了，这回他又跑进了公寓里面。我得到了社员许可，进去找猫，甚至还有刚洗好澡，围着条浴巾的公寓住客帮我一起找猫。最终，我们在摆着清扫工具的置物间里抓到了他。小猫奋力伸出爪子挠了我。把他塞进我带来的购物袋时，他也一直在叫。

“喵！！！喵！！！”

我把他带回家，组装好一个纸盒箱，把他放了进去，观察起了他的情况。果不其然，他还是一直在大声喵喵叫。一看到我他就“哈”地威胁我。这只猫咪瘦得皮包骨头，浑身沾满粪便，面对我，他可以说是战意十足。战意十足，活下去的欲望也十足。

我把他带去宠物医院打点滴。他的身体被密密麻麻的跳蚤啃噬，伸手一摸，就会摸到满手黑乎乎的跳蚤粪便。兽医告诉我，在他能自主进食之前，每天都要持续打点滴。

我没有给他起名字。我是抱着他可能会死的觉悟在照顾他的。我告诉他：如果最终你还是会死，那我希望你至少是在温暖的地方长眠。

但是，他没死。他靠输液一点点胖了起来，跳蚤也驱过了，血检的各项指标也稳定了下来。虽然排便始终呈液体状，但他能直接从我的手指上舔舐医生开的奶粉，也不再“哈”地威胁我。他再不会在我靠近时叫，而是改成在我离开时叫了。我把他抱在怀里时，他的嗓子里还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有给他起名字。

以前我曾经也和另一只猫同住。那只猫咪通体雪白，身上有一块仿佛焦痕一般的花纹。所以我给他起名“年糕”。他是患心脏病去世的，一直到死的那一瞬他都非常痛苦。死的时候他只有3岁。一回忆起当时的心痛，我就觉得自己从此以后都不可能再养猫了。和他相伴的日子越幸福，别离的折磨就越令我感到悲伤。

可是，我买房子的时候还是按“可饲养宠物”的条件寻找的。虽然没有再积极地接触新的小猫，但我有些消极地告诉自己：如果、万一……偶然遇见了一只猫咪，那就算破一次例吧。

就在那段日子，杂志EUREKA做了一期角田光代老师和我的对谈栏目。对谈的内容是关于猫咪的。在对猫一通赞不绝口之后，角田老师问我：

“西老师，您不准备再和猫咪同住了吗？”

听到她这样问，我回答说虽然不会很积极地寻找新的猫咪，但是如果偶然遇见，我愿意破例。于是角田老师说：

“我感觉您应该马上就能邂逅猫咪啦。”

角田老师身上仿佛有着某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的确，这场对谈过去没几周，我就遇到了他。遇到了这只瘦得皮包骨头，浑身沾满跳蚤和粪便，但又使出浑身解数想要活下去的，小小的猫咪。

我很怕，怕再失去他。于是我严格地要求自己，甚至严格到有些过度了。我把所有的约定都推掉了，专注地在家照顾他。即便如此，我还是心神不宁。

突然有一天，他爬上了我的膝头，好像是想表达些什么。该不会？想到这儿，我急忙在猫碗里放了猫粮。他闻了闻味道，然后吃了一口。紧接着，就是一口接着一口，一口接着一口……转瞬间就把猫粮吃了个干净。随后又爬上我的膝头叫了起来。他说：“再给我一些嘛！”那一瞬间，我决定给他起个名字了。因为是在电车的车库里找到他的，所以我给他起名叫“阿站”。几天后，他不再排液体的排泄物，而是排出了成形的粪便。

阿站就这么大老远从日本来到了温哥华。我预订的是可以把小型宠物带进飞机的加拿大航空，做好了检疫准备。日本是没有狂犬病的，所以带宠物出国相对比较简单。只要身体里植入芯片，再做好狂犬病的检查，注射狂犬病疫苗，然后再准备好相关部门需要出具的材料的英文版就好。

问题主要是回日本的时候怎么办。除了要再补一针狂犬病疫苗，还要把宠物的血清送去指定的实验室做检测。在那边做完抗体值检查，要等待六个多月才能出结果。听说抗体值检查的结果有两年的有效期。我本来也预计要在温哥华待两年，所以提前就在日本完成了全部的手续。这样一来，等到时候回国就可以把需要接受的检查减少到最低限度了。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还可以给成田机场的动物检疫所写邮件询问，请对方给出明确的指导。动物检疫所的工作人员非常认真细致，回复得也都很具体、清楚。

在前往温哥华的飞机里，阿站表现得非常老实。我有时会带他去一下厕所，把他放出笼子。我会抱着他坐在马桶上，轻轻抚摸他，给他喝点水，吃点零食。虽然也在阿站的笼子里铺了宠物尿垫，但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吧，他一次都没尿过。

2019年12月6日，我们终于抵达了位于温哥华的家。

阿站喜欢待在半地下的那个屋子里。外面虽然天寒地冻，但因为用了集中供暖，所以家里非常暖和。刚开始的第一天，阿站不知道躲去哪儿了，始终没出现。不过渐渐他就习惯了，开始循序渐进地认识新家（一直到登顶最高一层楼为止，花费了好长时间）。

他应该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在温哥华吧。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里，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窝在小床上度过的。我偶尔也会想，如果阿站是狗狗，或许还能跟着我一起在温哥华的大街上玩耍。温哥华的狗狗看上去都好开心。它们在海滩狂奔，还会冲进海里。有时还会被带去露营，还能出门兜风，把头探出车窗享受。总而言之，温哥华的狗狗一般都会被当成家庭中的一分子，过着被家人宠爱的生活。

在温哥华，我从未见过宠物商店（虽然这里并不像德国那样出台了法律，禁止买卖猫狗）。大家都是去救助站，按相应的价格领养猫咪或者狗狗的。而且领养审查也非常严格。救助站的员工会实际去领养人家中拜访，检查这边的环境是否适合猫咪或者狗狗居住。如果是一对情侣同居，他们甚至还会询问：“你们分手时由哪一方负责继续照顾宠物？”如果审查后发现此人并不适合饲养宠物，那领养人就不能将宠物接回家。

动物医院的医生和看护师也都非常热情且温柔。阿站住院的那家医院拥有最新的设备，在应对宠物方面也非常细致有礼节。我则尽量每天都跑去看阿站。开车过去要花40分钟。我很怕再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情况，所以必须选择身体状态还不错的时候去看他。

阿站都是被看护师带着来会面室见我的。他肚子上的毛被剃了，胳膊上绑着绷带，鼻子里还插着导管，看上去真的很痛。房间只剩我们俩的时候，我把他抱在自己膝头，轻轻抚摸着他的身体，对他说了无数次：你不会死在这里的，这么可怕的事情，会到此为止的，你还会活很久、很久的。

担心开车会出问题的时候，身体情况很差的时候，我都没办法去见他。每当这时，我就在家中和医生通过电话了解情况。不论我能不能去，医院那边都会每天给我打电话的。

阿站做了X射线和B超，幸运的是，他不必接受手术。总之先靠药物把数值拉下来，再给喉间插管，喂一些营养食物。

“可惜，他目前对食物还毫无兴趣。”

大夫这样告诉我。

某天我去看望阿站时，发现他两边瞳孔的大小完全不同，在明亮的房间里，它左边的瞳孔适当缩小了，右边的瞳孔却又大又圆。医生说这就是弓形体病的症状。这种病是感染寄生虫导致的。像阿站这样彻彻底底的家猫会生这种病，实属罕见。而且，血液检查结果似乎还显示是阴性的。不可思议，真的。医生这样告诉我。他说会通过眼部给药尽量把伤害降至最低。而我也只能相信他。在我准备回去的时候，阿站在我膝头痛痛快快尿了一大泡，暖乎乎的。

我每天都在为阿站祈祷。一想到他独自住在医院里，我就感觉异常痛心。而这种痛在某一天真的实体化了，并且袭击了我。

当时，我正在那个半地下的房间叠着洗好的衣服。紧接着，我的胸口仿佛被什么东西轰的一声击中了。那感觉就好像某种极沉重的东西（类似大象脚）踩到了我的胸口一样。然后我就喘不上气了，我尝试吸气，但嗓子好像突然变窄，无法顺利吸进空气。我趴在地上，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在此期间，我感觉胸口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最终，我彻底躺倒在了地上。

此时，丈夫和S正在楼上准备去日托。我怕吓到S，所以尽量用和平时近似的语调呼喊丈夫。丈夫一看到我的状态，忍不住失声大喊，但他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尽最大努力保持平静。

丈夫当即决定喊救护车。就在这时，我感觉自己突然又能呼吸了。一旦开始顺利呼吸，我就马上恢复了冷静，心脏的疼痛感也消退了。最终我们没有叫救护车。丈夫还和平时一样，把孩子送去了日托班。我则暂时在床上静卧休息。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我出现了“惊恐发作”的情况。我伸出手摸了摸心脏，心跳比平时速度更快，也更不规律。

阿站连续住了八天的医院。飙升的数值一点点降了下去，瞳孔也恢复了原貌（结果到最后医生也没搞清楚原因）。医生说如果可以保留喉咙插的管，建议出院在家休养。我自然同意了。到这一步为止，阿站的住院费已经高到令人难以置信。

差不多就在这段时间，我的前半程化疗结束了。护士们纷纷跑来恭喜我。

“加奈子！恭喜呀！”

可是，我实在提不起一点精神头去感受喜悦。

阿站出院那天，也正好是我开始后半程化疗的第一天。之前是每周都要化疗一次，接下来则是每两周化疗一次（原本预计是每三周化疗一次，但因为我身体给出的反馈比较好，所以把整个过程的时长缩短了）。之前使用卡铂和紫杉醇点滴大概要花3小时，改成阿霉素和环磷酰胺之后大概缩短至一小时就结束了。

阿霉素是一种粉色的药物。它不是用点滴方式，而是由护士直接用一只巨大的注射器连接软管注射到我的血管之中的。一个初次见面的护士连扎了好几下都没成功。

“我这个人特没扎针运呢。”

她说着，耸耸肩。“那对护士来说算致命缺点了吧？”我心里嘀咕。但没说出口。化疗之后去了洗手间，我发现自己的尿液也变成了红色。

回到家，我突然觉得身体好沉。有种陷进地里的沉重感。我费尽千辛万苦才摸到床边，一头倒下。就算躺在床上，那种要沉沉地深陷下去的感觉也丝毫没有消失。在我卧床时，丈夫和S回来了。S留在家里，丈夫接下来要出发去接阿站。或许是担心我的情况，所以希望阿站能早点回来吧，丈夫几乎没休息，马上就又出发了。

S跑上楼，很乖地独自玩耍。可是，我开始担心自己的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糕。我想去看看S，于是努力尝试爬起床，结果却因为双膝无力，怎么都下不去床。

我在一个典子、真由子、知代她们主持的聊天群里发了一条请求：希望有人能来我家一下。我在打字的同时，注意到自己的手也开始麻了。大家都马上回应了：“我可以去哦。”最终典子和戴维特带着小空一起来了我家。见大家来了，我顿时放心了，刚一松劲儿，我却突然吐了出来。这是我化疗这段时间以来第一次呕吐。S没想到小空今天能来，高兴坏了。我还能听到他们在楼上开心的欢笑声。

阿站被丈夫带了回来。一到家，他就马上钻进了被子里。他蜷在我的双腿之间，一动不动地趴着。我想，就让他这么安安静静地待到放松下来为止吧。况且，我现在的状况，也根本无法为他做些什么。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看了一下阿站的情况。只见他脖子上套着柔软的伊丽莎白圈，喉咙里还插着管子。管子的一头有一个小盖子是可以开关的。直到他能够靠自己去吃到适量的食物之前，都得通过这个管子给他添加食物。添加的时候要用一个很大的注射器打进去（那个注射器竟然和我接受化疗时用的注射器差不多大）。得先把高营养湿粮加水一起搅拌，混合到浓稠的程度，再顺着管子喂给阿站。如果一口气注射太多，阿站会吐。所以每次喂食大概需要花费三十分钟。阿站特别厌恶这个过程，好几次想逃掉。所以喂食的工作需要我和丈夫合力完成。

除了喂食之外，每隔几小时还要吃一次药。喂阿站的药多达五种。每一种的投喂时间都不一样。深夜投喂的时候，我就把丈夫叫起来，我们一起给它喂。我实在起不来的时候，丈夫就只能一个人想办法给阿站喂进去。直到我习惯了独自给阿站喂药前，我们全家人都觉得给他吃药是个压力很大的工作。可即便如此，我们也都不想放弃阿站在家中的宝贵时光。

这段日子里，温哥华一直阴雨连绵。真的，没有一天不下雨。因为完全晒不到太阳，所以我每天都要吃些身体无法合成的维生素D片剂。而且每天都要用人工日照器照一照自己。这个日照器还是我离开日本的时候朋友阿龙和邦彦送我的。虽然做了这么多努力，可我的情绪还是没什么起色。每天早上起床，眼前都只有阴云密布和接连不断的雨。我感觉自己的精神都有点不正常了（甚至连加拿大本地的朋友也忍不住表示“今年这情况实在太难受了”）。

我开始喋喋不休。这么讨厌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这种痛苦我真的受够了。念到一半，我开始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在对着阿站唠叨，还是对着自己唠叨。

化疗后半程的AC疗法导致我的白细胞数值明显下降了。

于是，就需要人工注射来提高白细胞的数量。治疗后最少每隔24小时打一次非格司亭。一共要打六次。由我自己来打。

我预定了在第一次化疗后第三天接受注射的指导。可身体状态实在太差了，我吃了止吐剂，好容易才到了医院。一位姓尹的护士已经在癌症中心为注射做好了准备。

“今天带非格司亭了吗？”

“欸？没带。我都还没去药局。而且根本没人通知我要开药呀。”

“咦？可是，后半程化疗开始后第三天就是要打这个非格司亭的日子啊。”

“欸？那不就是今天吗？”

“对啊。”

“这……那怎么办呢？”

“怎么回事呢……医生跟您说过已经开过处方的事了吗？”

几天前，另一位医生给我打过电话（不是罗纳尔多医生）。她说罗纳尔多医生因为家里有急事处理，请假了。所以由她代为联系我。当时这位医生说会把止吐用的昂丹司琼和地塞米松，还有非格司亭的处方发给药房那边。不过非格司亭比较昂贵，所以有一个“是否需要使用非格司亭做辅助治疗”的审查，得从医疗角度问我一些问题，回答完之后就能开处方了。

关于问我问题的事情，会由另一个机构A来联系我。那好像是一个判断是否提供给药补贴的机构，和癌症中心不是一个组织。最终我被认定为是可以接受补贴的对象，但处方不会让我的医生来开，而是由机构A直接发送到药局。我请他们把非格司亭的处方和止吐的两种药的处方都发去同一个药局，但那边说搞不清楚指定药局有没有这个药了，还说最好发给确认有货的药局。

怎么感觉这么复杂？我当时心想。一般会这么想的时候，事情大抵都不会太顺利。

事实也是如此，机构A的人根本没告诉我应该带着非格司亭去医院。

于是尹护士说：

“今天本来要实际用药来练习的。算啦，那您随后再去药局拿就好了，今天先用这个练练吧！”

尹护士拿来了一块皮肤的模型。演示了如何给这块人造皮消毒，打针。针要扎得比预想的更深点才行。注射结束后，注射器里的针头会自动收回。“很简单的！”尹说。可我觉得自己做不到。但是，我又必须得做。

离开医院后，我跑去机构A指定的那家药局拿药。报了名字之后，药房说并没有我的药。

“药名是非格司亭，是我今天必须用的药。”

我努力强调着，对方也认真回应了我，跑去找药。可等他回来时，却是一脸愧疚。

“真对不起，我们确实没收到。”

我终于在药局放声大哭了起来。

智绘里拿来了一些鼠尾草拜访我家。

据说，点燃鼠尾草后产生的烟雾，可以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最好还能再堆一小堆盐驱驱邪。”

智绘里和真由子一样，都是在20来岁的年纪留学来到温哥华的。然后她遇见了自己的丈夫布拉德，两人结婚，生了一个名叫泰拉的孩子。泰拉的日本名字叫浩介，是个特别讨大家喜欢的小孩。他体能特别好，还很活泼开朗，而且非常温柔。尤其对待S的时候格外温柔。S特别崇拜他，在S眼中，浩介是大自己两岁的超级明星，他还经常会模仿浩介。

布拉德是那种特别典型的温哥华人。个头特别高，手脚都很大，心胸也和大大的手脚一般宽广。他经常会说些俏皮话惹我们笑。

“这样就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东西靠近你了！”

因为是智绘里拿来的鼠尾草，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用的。她面对任何人时都表现得很开朗，而且好奇心旺盛，好似一朵大大的向日葵，蓬勃有朝气。

鼠尾草的烟雾在家中萦绕，我默默祈祷着“希望那些不好的东西能远离我”，我还用喜马拉雅盐做了一个小盐堆，于是，我家玄关就多了一个粉红色的、小小的山。

最终，我打非格司亭的时间还是比预定日晚了一天。我给各种机构打了电话，留了我的信息，还跑了好几趟药局，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弄到非格司亭（最后发现是机构A的负责人把药局的传真号搞错了）。

我把六支非格司亭摆进了冰箱，又从其中拿出一支，带到了自己的房间。我脱下外裤，坐在了椅子上。又用酒精棉给大腿消了毒。被酒精棉擦到的皮肤感觉有点凉凉的。我捏住腿上的肉，吸了口气，然后一鼓作气扎了下去。噗的一声，我感觉到了一些阻力，不过针头确实深深扎进了大腿的肉里。我按动注射器，将药液注入身体。大腿感觉有点疼，还有些凉。打完之后我松开了手，针头果然自动收起了，还发出了咔嚓一声。这时，我发现自己被扎出了血。血液从小针眼里逐渐冒出来，很快就鼓得圆圆的。我又找了块新的纱布按上去，然后做了几个深呼吸。我感觉大腿一下一下地疼着，但我不知道这个疼痛算不算是在合理范围内。我又套上了裤子，转过身时，我看到阿站在床上睡着了，它喉间还插着喂食的管子。

12月11日

我在广播里听说艾伯塔省发生了医疗崩坏现象。因为COVID-19，该省取消了约5000台手术计划。其中一例被取消了手术的患者接受了采访。他之前是2期癌症，结果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要是这种事发生在哥伦比亚省该怎么办？要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该怎么办？

我每隔几周就会见一次罗纳尔多医生。

医生们都很忙，所以在见到他们之前，会有实习医生先负责简单的问诊和情况说明工作。每一次接待我的都是不同的实习生，不过每一位都是年轻的女性（我只见过一次男实习医生，就是做活检时的马克）。大家都特别开朗，身穿便服。倘若不明说，根本看不出她们其实是医生。

那天负责翻译的老师名叫由纪绘。和医生面谈是不需要另付翻译费的。虽然也来过几个不同的翻译老师，但负责帮我翻译的基本是由纪绘老师。她总是会提前把我的病状都查清，然后打印好带过来。罗纳尔多医生的话如果比较含糊，她会率先代替我明确尖锐地问清楚。要是他忘记把应该交给我的信件给我，由纪绘老师还会跑去他的办公室帮我拿信。我真的很喜欢她。我总感觉她有点像我的婆婆。我的婆婆是个从不会撒娇抱怨，行事非常利落，同时又很温柔的人。我也已经两年没见到她了。

那天负责接待我的实习医生叫亚达。她那一头浓密的黑发披在肩头，还戴了一对水滴形状的、闪闪发光的耳环。我打算和罗纳尔多医生好好强调一下，医院一定要和药房做好沟通才行。我还准备把自己费了多大的力气去弄药，还在药房的柜台急哭了的情况也反映给他。听完由纪绘的一通翻译，亚达语气轻快地说了句：

“哎呀，那还真糟糕呢。”

随后她又补充道：

“不过您选择到处打电话询问情况的做法很棒哦。而且最后不是拿到了吗？拿到就好嘛。”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心想。我甚至还有点恼，这难道不是你们这边做事疏忽了吗？可是，自打来了温哥华，我其实就渐渐明白了。这个“有点恼”，是非常日本式的一种情绪，而且一点意义都没有。

比如说在日本，如果顾客在商店买到了有瑕疵的商品，首先就是店员先不由分说地道歉。

“实在万分抱歉！”

但是，加拿大的店员是不会道歉的。

“啊，坏了是吗？要换个新的吗？”

也就说到这个程度。

因为在他们看来，出现这个情况是“店里”不对，不是自己有错。飞机起飞晚点，巴士的轮胎炸了，咖啡机出故障打不出咖啡了，这些都是公司、是商店的问题，我们区区小职员、打工人才没有责任。这儿的人们往往会将这种态度贯彻到底。

我觉得这儿的人完全没有那种代表公司和组织向对方道歉的想法。因为他们都是拿多少钱做多少事的，只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就可以，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不在他们的责任范围内。

例如，我常去的那家超市的收银员，会在没人排队的时候跑去坐着喝茶，还和边上的人聊天，还有人带了副杠铃，没事练练胳膊的肌肉。可是，只要他们在收银的时候把工作做好了就没什么问题。一想到日本的收银员即便没有客人也要一直站着，连水都不能喝，我就觉得还是加拿大这边的做法比较理想。客人也不是神，服务人员和我们都是平等的。

这种观念同样适用于医生，亚达也是做好了属于她的分内事的。我脱了上衣，她对着我的胸部做了触诊后鼓励我：

“硬块小了好多！太棒了！”

别的机构忘了把处方发给药局，错并不在亚达。就算是因为医院和药局之间的合作有问题，就算这个医院是亚达供职的医院，这件事的责任也不在亚达身上。而且，就算亚达向我道歉，事态也不会有任何变化。亚达告诉我，关于医院和药局的合作问题，她会和大家一起讨论的。我忍不住问道：

“为什么现在还要用传真呢？”

听我这么问，亚达耸耸肩回答：

“因为眼下发传真最稳妥。很多东西都在电子化，手续会被搞乱的。”

亚达走后，屋里就剩下了我和由纪绘老师两人。

“和日本真的完全不同是吧？”

由纪绘老师说。

“是啊，真的……完全不同啊。”

“加奈子呀，在这儿看病，千万不要按在日本时的做法来。在这边呢，就是得我们主动地不停询问，不断地表达意见才行。”

我第一次见到由纪绘老师的时候，她这么告诉我：

“你要自己去调查自己得的这种癌症的信息，不要全扔给医生。只要对治疗方法有疑问，就尽情地去问。”

我很怕自己去搜寻癌症相关的信息。因为不愿意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实际我也听说了，应该尽量少读一些“和癌症做斗争”的博客内容。因为，这些博客很有可能写到一半，就永远不再更新了。

所以，我其实并没有按照由纪绘的说法去做。我就只是拖着自己的“皮囊”去了医院，把我的皮囊给罗纳尔多医生诊察，然后全权交给他来下判断。我觉得医院的人肯定会保护好我的皮囊，所以包括帮助我恢复健康的药物，还有其他一切工作，他们都会替我做好的。

由纪绘老师之前也得过乳腺癌。因为她的家庭医生太糟糕，导致出具诊断报告的时间迟了很多，等开始治疗的时候已经晚了三个月。好不容易才见到了癌症治疗的主治医师，对方问她：

“你这三个月都干什么去了啊？”

由纪绘被问得愣在当下。她说，自己那时候搜集了各种各样的资料，有积极的，当然也有消极的。她样样不落，全都读了。只要稍稍感到有些疑惑，那么不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她都会对着主治医生刨根问底。只要感到愤怒，她就要明确地表达出来，要和医生一直谈到自己能够接受为止。由纪绘老师已经在温哥华住了40年，所以，她这句话，才如此掷地有声。

“自己的身体，要靠自己来保护。”

这句话，勾起了我的某段回忆。

那是刚刚开始化疗时的一件事。在接受实习医生萨拉的问诊时，对方听我讲了一下我正在服用的片剂和中药的事情。

“维生素不要紧，但是中药最好先别吃了。因为有可能会影响化疗的效果。”

在得知患癌之前，我就在吃中药了。还是典子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名叫朱利安的厉害中医。中药虽然常给人一种要服用很久，只会一点点产生效果的印象，但朱利安开的方子总是很快见效。我曾经因为自律神经功能紊乱出现过尿频的问题，喝了他开的方子，我很快就好了。

在接受化疗的时候，我也在喝他开的中药。这类药物能够将化疗给身体带来的伤害尽量减小，对提高免疫力也能起到作用。而我之所以很信赖朱利安医生，不单是因为他东亚传统医学的知识深厚，还因为他也熟稔西医。

我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彻底否定一切西医的人。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位针灸师。当我告诉他自己得了癌症，而且会接受化疗时，对方是这么讲解癌症的：

“你把自己的身体当成一个房子。癌症其实就是跑去你家厨房，吃你家剩饭的人。反正他们也只是悄悄地吃些残羹，并不会对你的生活带去什么影响，对吧？可你再想想，要是用化疗的手段去攻击这些人，会发生什么事？他们肯定会为了自保开始攻击你，对吧？”

原来如此，这么说好像也有些道理。其实有不少人都是拒绝化疗的。他们会采用食疗和东亚传统医学来治疗癌症。可是，我还是选择了去信任由科学家和医生努力拼搏才架构起来的、最先进的医学。温哥华有一所非常棒的大学名叫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这所大学拥有全世界领先的癌症研究基础。而我正是在基于此大学研究基础而展开医疗活动的癌症中心接受治疗（并且是免费的！），真的太幸运了。

而与此同时，我也愿意相信东亚传统的医学。中医不会只着眼于某个具体的点来采取治疗，它会将身体看作一个整体去观察，并从中寻求一种调和。

朱利安研究了我接受的化疗内容，每周都会根据我的身体情况，开具合适的处方。在我看来，中药是我的一个精神依靠，所以突然让我停掉，我有些震惊。于是我非常坦率地表达了我的想法。

“中药真的帮了我很多，所以我不想停掉。”

听我这么说，萨拉微笑道：

“原来如此，OK，那就不停啦。”

我只是提了一个请求，没想到对方竟然马上就同意了。说实话，我吓了一跳。于是我问她：“欸？真的可以吗？”于是萨拉回答我：

“当然了，一切由你来决定。”

萨拉凝望着我的双眼道：

“因为你是自己身体的主人呀。”

我换上了慢跑服。那天是久违的大晴天。虽然状态依然不怎么好，但我还是想稍微跑跑。

我穿上了跑鞋，稍微做了做拉伸。才刚刚跑到路上，我就感到气喘吁吁。区区200米的距离，我停下休息了无数次。

缓缓跑下特拉法尔加街，就看到了大海。抵达海边的时候我已经精疲力竭，但光是能到这里，我就已经非常开心了。从家到这儿其实只需要十分钟，但我足足花了半小时。

我沿着海边跑着。说是跑着，其实比很慢的慢跑还要迟缓。有好几个跑者轻轻松松地超过了我，跑远了。每次被超过去，我心底里都会泛起微小却又扎得心疼的凄凉感。

在开始治疗癌症之前，我也曾经超越过无数人。就在几个月前，我还跑出了10公里的个人纪录。真的不敢相信那是短短几个月前的事情。当时被我超越的那些人里，也有像现在的我这样，会让人禁不住想“你还不如用走更快点欸”的人。说不定他们其实也正在接受化疗呢！而当时的他们在被我超过的那一瞬间，心里会不会也像此刻的我一样，感到凄凉呢？

我一边用步行的速度跑着，一边体会着心中的这种凄凉感。这凄凉的确非常明晰，感受它，本身就伴随着疼痛。就算没有生病，我们早晚也有一天要去直面这种凄凉。衰老就是其中之一。它可能会突然来袭，前一天还能做到的事，今天就做不到了。这情况既有可能是突然发生的，也有可能不声不响地就发生了。我们每个人，都在向着人生的终结，一步一步地走过去。

跑步途中我去了一趟厕所，对着马桶吐了吐口水。嘴巴里总感觉黏糊糊的，还有好几处溃疡，很疼。我气喘吁吁，心跳得很快。真的好累，特别特别累。

我就是自己这副衰弱得无可救药的身体的主人。

倘若我实在不想再继续接受化疗，那么我也可以拒绝。即便这么做可能会导致肿瘤变大，我依然有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与此同时，为了让治疗能相对更舒服地持续下去，我也有提升白细胞数量的权利和服用止吐药的权利。如果没能为我开具合适的处方，我也有表达愤怒的权利，有在药局前台大哭的权利。决定这一切的，就是我自己。

只有我自己，才能彻底审视如此弱小的、我的内在。

阿站终于能吃饭了。

手心放上猫粮，凑到他嘴边，他会嗅一嗅味道，然后吃下去。一开始他只能吃下一点点自己以前最爱的鲣鱼小零食。然后，吃一点点煮熟的鸡胸肉。不过单是有主动进食的意愿，就已经算是巨大的进步了。自从可以亲口吃下一些食物，他身上原本乱糟糟的毛发也开始逐渐恢复了光泽。

每隔几天，我们就会带他去医院做血液检查。肝脏的异常数值正在不断下降，接下来就只需要等待他自己一点点恢复食欲就好。

某个黎明，我听到了他咀嚼干猫粮的声音。

喀哩，喀哩，喀哩。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期盼着这细微的声响。我哭了出来。我一边回忆他儿时的模样，一边哭着。我想起了他当时只能排出一些液体，只能靠输液活下去的模样。想起了他第一次靠自己的意志，努力吃下猫粮的模样。我明白，他决定活下去了。

接下来，他的恢复速度是突飞猛进的。他会吃光碗里的饭，还会喝很多的水，排尿排便都非常棒。接着，他也不再需要吃药了。有一天我们带着阿站去医院取药和做血检，医生告诉我们，他脖子上的管子可以取下来了。

“他真的很努力。”

取走管子之后，阿站的脖子上留下一个小小的窟窿，不过也很快长好了。

12月14日

接受NHK news watch9的新刊采访。

我戴着假发通过zoom接受了采访。对方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会写下《黎明将至》这部作品，还有，在加拿大创作和在日本时比有什么变化吗，等等。采访我的和久田麻由子女士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采访者。最后，她请我对即将成人的孩子们说句话。因为这个栏目大概会在成人式前后播放。我顿时有些语塞，烦恼于不知该对年轻人说些什么。因为这些年轻人要承担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经济一直处在谷底，工资无法提高，还有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

今年夏天，温哥华出现了“热穹顶”现象。

温哥华的夏天，日照非常强烈。但是风比较干燥，气温不会高得太离谱。大部分家庭不需要开空调也能过得很舒服，而且一早一晚甚至还会有点冷。

结果，今年夏天的温哥华连日出现了超30摄氏度的高温，电风扇全部卖光了，装了空调的饭店和酒店个个都被订满。

我们家也被热浪侵袭了。光是坐着整个人就会汗流浃背。自从我们搬过来，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酷热一直延续到深夜。我平时睡着的那个半地下的卧室比较凉快一些，所以就让S睡在那儿了。

夏季一结束，雨又开始下个不停。

温哥华从秋天到春天一直都是雨天居多。即便如此，今年的雨还是多到连本地人都会感慨“今年也太奇怪了”。每一天都在下雨。11月14日那天，哥伦比亚省还遭受了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雨侵袭。温哥华的受灾程度并不严重，但是位于哥伦比亚省东部的阿伯茨福德和吉利瓦克的受灾情况都很严重。洪水造成泥石流，甚至出现了死伤者。干道被封锁，大量家畜死亡。逾16万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去避难，政府也发布了“紧急事态”的通知。

虽然温哥华总被人喊成“雨哥华”，但据说以前这个地方并不太会下那种大到需要撑伞的雨，一般下的都是雾状的细雨，然后就是天阴沉沉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可是这几十年来，温哥华的气候逐渐发生了变化。

温哥华人的环保意识很强。尤其是我们家所在的基斯兰奴街区，那儿原本住了一群嬉皮士，他们建造了农园，很早就过起了素食主义的生活。

素食餐馆先驱The NAAM也在这儿。如果带着孩子去温哥华的大多数饭店，店家都会给小孩提供填色图和蜡笔。但The NAAM拿出来的填色图和蜡笔却不像其他饭店那么新，他们用的是有点年头的旧物品。

大家（尤其是年轻人）常会光顾二手服装店。也有好多地方可以回收不需要的衣服和日用品。路上会摆着一些小木盒子，可以把不需要的书和绘本放进去（如果碰巧在盒子里看到自己想读的书，还能顺便拿回来）。

还有一个名叫Craigslist的网站，是用来买卖各种闲置物品的，甚至还包括车子和房子。我家现在的这个房子就是在Craigslist上找到的（就是说，不需要房屋中介也能找到房子）。S和丈夫的自行车也是从这个网站上收到的。滑雪板、滑雪外套都是在专门的二手体育用品商店买的。孩子的衣服也是朋友之间传了好几代的。

超市一定会设置一个“食物银行”的区域。我送过好几次大米和罐头。我很少看到有人用塑料袋和塑料水瓶。自备环保袋和水壶都是极其理所当然的。如果只是简简单单买点东西，那甚至不需要包，很多人是直接手拿着回去的。各种东西的包装也都是最简单的。

前面我也提过，这个地方的广告牌并不多。也就是说，会煽动我们消费欲的细节不多。当然，这儿有很多不错的店。但整个城市本身并没有被设计成那种充斥着欲望的风格。所以我基本不会产生“想买点儿什么”的欲望。

不过，我的某个朋友说，基斯兰奴变了。虽然还没到那种超级繁华的程度，但主街两侧冒出了很多的店铺。虽然大部分都是矮楼（基斯兰奴有严格的建筑层高限制），但新盖了不少公寓楼。这十几年来，房价一直在上涨。沿海建了一大排豪宅，随便一看价格，高得惊掉下巴。究竟什么人才能买下这么昂贵的房子啊？正想着，转头就发现有好几家门前都挂上了“已售”的牌子。

话是这么说，但我们家每个月也需要支付昂贵的房租。因为我们只是暂时住在温哥华，所以多少还付得起。但看着周围邻居我总会思索：究竟怎么做才能一直在这儿生活下去啊？

昂贵的还不只是房租，日用品、饭店的餐饮费也都很高。一个普通超市售卖的12卷一提的卷纸，基本要花12美元。一盒12颗的鸡蛋要3-4美元。想着出门吃个饭，选家饭店坐下来点杯饮料，点一盘意大利面，还需要付15%的小费，一顿饭轻轻松松超过30美元。温哥华的普通年轻人早就已经不指望能像自己的父母一样，靠努力工作就可以买栋房子了。能住独门独院的人，要么是很少见的、凭过人的本领赚大钱的人，要么就是从父母那里直接继承来的房子。温哥华虽然被称为全世界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但这个最宜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开始变成不宜居了。

即便如此，这个城市的整体气氛依然让人感到放松。我基本没太见过工作到精疲力竭的人。周五那天，大家都是从下午就开始喝起来了。而且也基本没什么人加班。一家名叫“LOCAL Public Eatery”的饭店招牌上，写着“这世上总有一个地方是五点钟”，意思是，你可以随时开喝。大家都非常注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也都非常重视生活质量。

可是，这自然也是因为我的特权使然吧。在温哥华一定有工作到精疲力竭的人，也一定有持续加班到精神崩溃的人吧。而我，却只能看到我所见范围之内的东西，我身处的环境，让我只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

例如出现新冠疫情，需要居家的那段日子。2020年的春天，温哥华下令封城。不过还是允许市民散步以及出门锻炼。所以我那时候每天都会跑去海边溜达。这儿的人口密度本来就不大，能够很自然地和他人保持社交距离，也没在超市看到有抢货囤货的现象，没见过有歧视亚洲人的现象。但是我听说在其他街区就存在抢货囤货的情况，还有年迈的亚洲老人突然被殴打的事。很可惜，即便是在温哥华，依然存在歧视，存在偏见。

加拿大这片土地，原本生活着原住民。

来自英国的白人抢走了他们的土地，把加拿大据为己有。

原住民的孩子被迫和父母分离，按加拿大人的同化政策被送去寄宿学校。学校严禁原住民小孩说母语，严禁举行属于他们民族的文化活动。孩子们还要遭受教师和牧师的虐待。2021年5月，哥伦比亚省的坎卢普斯寄宿学校旧址就发掘出了包含3岁儿童在内的总计215个孩子的尸体。次月，在萨斯喀彻温省的寄宿学校旧址，发现了751座无名墓。

对寄宿学校时代保留有一些记忆的人们饱受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侵扰，那种痛苦甚至延续到了他们后代身上。他们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只能与痛苦为伴。为了逃离苦痛，有些人就只能依赖酒精和药物。

酒精和药物问题不单折磨着原住民。使用违禁药物的原因有很多，而且在温哥华，流落街头的人、滥用药物的人，都出奇地多。他们会在路上给自己的胳膊扎针，用完的针就被随意扔在地上。而这些事，我其实并不太知道。

当然，每个城市都有它的阴暗面。就好像世界上并不存在完美的人一样，这世界上也并不存在完美的城市。

不过，即便是在面对这些阴暗面的时候，加拿大做出的反应也都非常有加拿大的特性。比如说，寄宿学校的事情曝光后，各个地方都举行了“所有孩子的生命都是宝贵的”运动。还将9月30日定为专为原住民举办的“真实与和解之日”，并立为法定节日。（在温哥华，这一天大家都会穿上表达团结一心的橙色T恤，还会把历史事实教给孩子们。）这种投入实际行动的速度，令我这个日本人感到很惊讶。

我常去的那个巴士站上张贴了省政府的巨大海报，上面写着：

“药物中毒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精神疾病。请停止您的偏见。”

不单是在巴士站，我还能从广播里听到。

此外，我还能看到一个美丽女性正望向这边的海报。但它不是化妆品广告，也不是什么时尚品牌的广告。

上面写着：

表姐妹，学生，艺术家，朋友。

使用药物的，是一个个真实的人。

不要去责备，

不要去侮辱，

不要去歧视。

这个海报还有一个英俊男性的版本。也就是说，这些海报都在强调“谁都有可能成为药物使用者”，并且强调“那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精神疾病”。

实际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医院的人也会和询问“有癫痫发作史吗？”“在吃控制糖尿病的药吗？”“有药物过敏吗？”一样，很平常地询问：“有使用以娱乐为目的的药物或大麻吗？”（顺带一提，大麻在加拿大是合法的。）

我回忆起了在日本因为使用药品而遭逮捕的艺人被如何对待，如何评价。我还想起了那个“放弃毒品，还是放弃做人？”的宣传语。我记得药物使用者被一股脑评价成“一味沉溺快乐的懒家伙”，记得药物使用者的形象被描绘成僵尸，记得在电视新闻里，随随便便地播放出那种会刺激使用者欲望的“白色粉末”。

温哥华清楚地解释了药物使用者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并且贯彻了要平等对待药物使用者的态度。药物使用者并不是“一味沉溺快乐的懒家伙”。当然，也不是“放弃做人的怪物”。他们一样是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之中，我们彼此并无明确区别。

据说以前温哥华市民还展开过是否应该建私立医院的讨论。虽然免费医疗很好，但是要等很久，所以是不是应该建些私立医院，让金钱更宽裕的人优先看病呢？但是，这样做就等于可以优先去救花钱的人的命了。最终将演变成“人的生命要靠资产多寡来分类”。于是，温哥华掀起了反对运动，人们大声呼吁平等。这种做法也真的很“温哥华”。

那些流落街头的药物使用者中，不停地有人使用药力相当可怕的、根本不是医生开具的药物。他们会被拉去急诊，在急诊处诊断生命是否垂危。这一系列举措都是免费的。所以也不存在能付钱就可以优先看诊的情况。倒是状态越危险的人越应该优先处理。所以，用药过量的人，要比其他所有人都优先接受治疗。但没人对此表示不满，因为人人生命平等。

就算被流浪汉（这个称呼似乎会给他们打上歧视烙印，所以有些人认为应该叫他们无家可归者）搭话，或者被在街角给自己扎针的人打招呼，大家也都坦然回应。没人会逃跑，小孩子们也是这么受的教育。

这个缩写是所有非规范性的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总称，旨在包括和尊重各种性少数群体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毋庸置疑，LGBTQIA+ 在这儿是绝不该遭排挤的。大街上插着很多彩虹旗，一些大型银行的广告里也会非常自然地出现同性伴侣的形象。

新造的游泳池不单有男性和女性两个更衣室，还一定会有一个第三性别更衣室。饭店也逐渐不再仅用“男性和女性”去区分厕所，而是改成那种人人都能用的厕所，同时还必然会设置一个能让轮椅进入的单间。

城市的设计让重度残疾人士也能独自行动。巴士和电车上一定会设置轮椅优先席。上下车时会自动有斜坡填补高低差。虽然乘坐轮椅的人上下车比较花时间，但没人会抱怨。移动有困难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会很自然地出手相助。有残疾会给大家添麻烦的观念并不存在，这儿的人都自然而然地觉得，有人遇到困难就该出手帮助。而接受帮助的一方也并不会产生什么过剩的感激之情。

原本，这样的共生环境才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所有人都把这当成“理所当然”的城市，也并不只是对少数派，而是对所有人都十分温柔。

或许，以上这些也通通只是我想看到的结果而已。我常对自己的偏见感到失望。可即便如此，温哥华的这种态度（不，我觉得这已经是温哥华的行事准则了），总能让我感到眼前一亮。我很喜欢温哥华，真的非常喜欢温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