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渥太华，卡车司机们开始了示威游行活动。

此次的示威游行，目的是抗议加拿大政府要求往返于美加边境的卡车司机接种疫苗的规定。他们为这场游行取名“自由车队（Freedom Convoy）”。他们的车队和过夜的帐篷占领了整个城市。

抗议者的人数比警察人数还多，整个城市陷入瘫痪。市长吉姆·沃特森发表紧急事态宣言。抗议者们收到了大量捐款，就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公开表示支持他们，还称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是“极左派疯子”。

大部分加拿大人都对此次的示威者们持批判态度。尤其是在温哥华这样注重自由的地区的人们，他们不但对示威者的示威行为感到不悦，同时对这些示威者拒绝接种疫苗的做法也有着强烈的反感。

例如我的一些朋友就会把拒绝打疫苗的态度，直接认定是“阴谋论者的愚蠢行为”。在美国，是否戴口罩，也是展示自己政治立场的表现。加拿大也是一样。在加拿大，坚持不戴口罩的人也会被包括到“那种人”里，所谓“那种人”，就是“阴谋论者”“特朗普的支持者”。

在温哥华封城期间，有一次我正带着S在路边等信号，当时我和S都戴着口罩。这时，一个骑自行车的男性从我们俩背后凑上来，搭话道：

“我反对给小孩子戴口罩，你应该给他拿掉。”

他的语气丝毫没有恫吓的意思，甚至可以用“很礼貌”来形容。我对他的说法感到吃惊，没想到自己会被人说“应该把口罩拿掉”而不是“应该给孩子戴上口罩”。自然，说话的这个男性自己也没戴口罩。我当场愣在原地，正在这时，旁边一起等信号的一对情侣之中的男性说：

“她给自己的孩子戴口罩的做法是对的。你才应该把口罩戴上。邦妮·亨利就是这么说的，你不知道吗？”

在温哥华，疫情方面一直由一位名叫邦妮·亨利的省保健官来控制大局。她每天都会在省政府召开的见面会上上台发言，冷静地对现状做解释说明。她的发言安抚了无数不安、恐惧的民众的情绪，尤其是在疫情初期，她的应对方式极其值得赞扬。街上的酒吧还专门制作了一款名字叫“邦妮·亨利”的鸡尾酒，名为“科学世界”的科学馆在广告牌上印了她儿时的照片，还附上一条标语：“我们的世界需要贤者。”也就是说，她在温哥华人心中是个英雄。

然而，在那个骑自行车的人看来，要求人们“戴上口罩”的邦妮·亨利，恐怕就是个夺走了他们“自由”的坏人吧。骑自行车的男人没说什么，耸耸肩离开了。

我对那对情侣说：“谢谢你们，刚刚吓了我一跳。”

情侣之中的女性对我说：

“别放在心上，那种人就是无耻浑蛋啦。”

可是，那个骑自行车的男人从始至终都很平静，很礼貌。没有显露出任何暴力性的细节。然而一旦选择“不戴口罩”，并且也希望别人这样做的话，就会被温柔的温哥华人，比如那对情侣中的女性使用情绪强烈的语言来形容。而大多数人应该都和这名女性一样，对那些不戴口罩的人，不接种疫苗的人，为了“自己的自由”而占据了整个城市的示威游行者们十分厌恶吧。

自由车队不单在渥太华展开了示威活动，温哥华也出现了自由车队的游行。不过不是同一群人大老远从渥太华跑来温哥华，而是在温哥华近郊的一群支持者聚集起来，举行游行活动。也就是说，温哥华这儿也有“疫苗反对派”的存在。丈夫在外面亲眼看到了游行活动，回来和我说：

“示威游行的那帮人是蛮粗暴的，但是有些看到游行队伍的居民会对着他们大骂脏话，还竖起中指。这还真是把我吓了一跳。”

从那时起，手举加拿大国旗的意义就变了。

刚到温哥华的时候，在外面看到那些在家中悬挂国旗的人，或者是在海滩边看到有人用印着加拿大国旗花纹的浴巾，或者国旗躺椅，我都会在心底里默默微笑。

可是，自由车队在示威游行时，也会高举加拿大国旗，以示要为“自由”而战。自此，使用国旗就多了一层新的意义。每次看到有人在帽子两侧插着加拿大国旗从身旁跑过，我就不由得有些紧张，路过一些插了国旗的家宅，也会下意识去想，里面住着什么样的人家。

新冠产生了“断层”。又或者说，它更进一步深化了原本就存在的“断层”。

我在前面也提到过，其实新冠本身并没有什么责任可言。一种病毒绝未曾想过自己要去切割人类社会，它们甚至是没有思想的。它们就只是诞生出来，然后不断分裂变异下去而已。它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活下去。

显而易见，造成断层、强化断层的并不是新冠，而是人类。人类划分国境，建造监牢，竖起和邻居之间的墙壁，又竖起和隔壁城市之间的墙壁。而人类，也一样自出生起就想要努力活下去。为了活下去，人类也开始不断变异。一边持续制造着和他人之间的壁垒，一边不断变异下去。

手术当天，我清晨5点起床，窗外还是一片漆黑，好似深夜。

到7点前还可以喝水，于是我喝了些白开水，洗了把脸，换了身衣服。因为术后没法抬起胳膊，护士建议我穿前开式的衣服。所以我穿的是前一天准备好的一件棉质的白色睡衣。这件衣服是我在日本的朋友理沙送的。丈夫和S都还在睡梦中，我写了一封信，留在了桌上。

“去去就回！妈妈会帅气变身再回来哦！”

我看向窗外，刚好5点半，一辆红色的小车出现在了楼下。是真由子来接我了。她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清洗衣物，做早饭还有小花的便当，还会把晚上的饭也一并准备好。赶上空闲时候，她每周会去附近的健身房两三回，游泳30-40分钟，然后去上班。

“早上好。”

坐上真由子车子的副驾驶席时，我突然想起了我们一起去理发店的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在黑暗的街道上奔驰，当时的我，不知为何产生了一种潜入真由子身体里的感觉。而且，我真的很想就待在那里不出来了。

可现在不是夜晚，天，很快就要亮了。

我们抵达了圣保罗医院，我和真由子一同走在廊下。

“小花就是在这儿出生的呢。”

真由子告诉我。6年前的那个10月，一个名叫小花的、坚强美丽的小朋友在这家医院诞生。而我，此时正走在这家医院的走廊里。这种感觉好不可思议啊。医院能够保留无数诞生的瞬间，同样，它也能记忆无数死亡的瞬间。

明明院方说了陪同人是无法和病人一起进等待室的，可是真由子和我一起等了起来，谁都没说什么。

“真不愧是温哥华，好随意。”

说着，我们俩一起笑了，开始等待轮到自己。前哨淋巴结活检只用10分钟就结束了。注射的时候实在太疼了，我忍不住发出了声音（我在日记里形容这一针是“超绝剧痛”），我的胸被染上了蓝色（后来尿出来的尿液也是蓝的）。

随后，我又坐上真由子的车，前往圣约瑟医院。这家医院也是我和马莱卡还有伊斯梅拉尔达谈过话的医院。之前丈夫因为胆结石腹痛难忍，也是在这家医院的急救门诊看的病。虽然温哥华有好几家医院，但我听说这家医院的急救门诊人相对少一点，所以当时就选择了这个从家过来车程约30分钟的医院（即便如此，丈夫看完病回家也已经是9个小时之后的事了）。

这一回，我和真由子是不得不在前台就道别，我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

我对真由子说，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还请她多多照顾S。真由子则回答：

“说什么呢！你绝对没问题的！”

说罢，我们两人都哭了起来。不过很快，一个活泼的护士就走了过来。

“你是加奈子吧？早上好呀，跟我来吧。”

外科手术区域挤满了像我这样当天做完手术就回去的病人。其中有个大叔只拎了个纸兜子，晃晃悠悠地出现，几个小时后，他眼睛上包着绷带，精神不错地直接回去了。虽然等待手术的时间很长，搞得人有些抑郁，但也正因如此，我观察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我被带去的那个地方并不是一个房间，而是一片用窗帘隔开的空地。其中摆了床，那个床直接能变成推车担架。患者会在这儿换上后开的病号服，然后等待手术。这种病号服我也穿得挺习惯了，病人大多不会把后背的绳子系上，都是随意散开，耷拉着。很多人的内衣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暂且先躺到了病床上，此时距离手术时间还有不到5个小时。我掏出了手机，开始反复看一段视频。

那是我日本的朋友阿龙、智惠，还有邦彦他们，为祝福我的手术成功而祈祷的视频。阿龙拍下了大家祈祷时的样子，祈祷过后，大家还为我送上了祝福的留言。

初次看到这段视频时，我正坐在海边的长椅上。我一边看着那段视频，一边被大家的留言逗得笑喷，紧接着又哭了起来。还记得我当时又哭又笑的模样，惹得一旁玩耍的小孩子一脸不可思议地盯着我看。

手术当天，我反复地看着这段视频。

有时候，我会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情绪。大家的祝福是给我的，我明明很清楚这一点，可不知为何，我总有种“这段祝福是送给一个名叫西加奈子的人的，这个西加奈子真拥有好多的爱啊”的感觉。

而如今我发现，正在观看这段视频的我，就是那个触碰到了这份爱的人。

从被告知患癌起，随着治疗逐渐推进，我开始不可思议地慢慢感知到了“自身”的存在。

接受化疗，感到难熬时，我觉得难熬的是我自己的心。努力化疗时，我觉得努力的是我自己的身体。我会安慰自己的心，感谢自己的身体。某一天我突然想：那么，这么做的我自己，又在哪儿呢？至少，我的心并不是我，我和我的身体也是分开的。无论“自身”发生了什么，我总觉得这件事和我本身是有一定距离的。

就连难受哭泣的时候，或者说着“原谅我吧”来祈求些什么的时候，我都会和自己拉开一段距离，心想着“好可怜”。我一直作为“西加奈子”的观察者在旁观着。

接受化疗的时候，每次护士都会和我确认我的名字以及出生年月日。为的是保证化疗过程不出错误。不单有负责此次化疗的护士确认，为以防万一，其他护士也会和我确认。每每被问到，我就要反复报出我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

“我是1977年5月7日出生的西加奈子。”

不断重复着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和自己的名字，我感觉自身的存在也被逐渐拆散。咦？我是1977年5月7日出生的吗？我的名字，竟然叫西加奈子！在睡意强烈的化疗过程中，我有时会做一些奇妙的梦，在梦里，我逐渐分裂成了成百上千个我。

我，究竟在哪儿？

追溯这种分离的感觉，似乎可以回溯到当初被告知患癌，心中涌起“怎么会是我？”的感受上。罹患第二期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是“我”。可是在我心里，恐怕始终都不愿承认这一点吧。只要没开始接受治疗，我就可以一直坚信“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了。或许是恐惧导致了我的人格分离。所以，我才会对那个有强烈的想要活下去的愿望，又打从心底里畏惧死亡的“西加奈子”保持一定的距离，远远观望。

接下来就要接受手术了，西加奈子要失去双乳（或许还会失去一些淋巴组织）。然后她做完手术当天就回家。哎呀，听上去好艰难！这个西加奈子，她还好吗？我如此想。而就在假寐和读书中，加奈子的手术时间也越来越近了。

11点半的时候，一位名叫詹妮弗的医生来了。

“我们是加奈子的麻醉组成员哦。”

她旁边站着实习医生希林。两个人都是笑眯眯的，看上去很放松。怎么看都不像是马上要负责一台大型手术的样子。希林对麻醉过程做了说明，随后詹妮弗问我：

“吃过泰诺了吗？”

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要吃这个，而且我把术前的说明小册子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上面也根本没写这些。

“没吃欸。”

“欸？为什么？去麻醉之前30分钟就要吃的哦。”

詹妮弗一脸困惑。只要是关于西加奈子的，无论多么小的细节，我都不希望大夫露出这种困惑的表情。

“嗯，没有人告诉我要吃泰诺。”

我的心脏开始打鼓。詹妮弗喊来了护士。护士塔提亚性格非常开朗，她在手术门诊那边忙活，缓解了各色病人的紧张情绪。我去厕所的时候，她还很关切地抱住我的肩膀问：“亲爱的，你冷不冷？我给你拿条毯子吧？”

“她说她没吃泰诺。”

“欸？”

塔提亚紧盯着我。

“不对，我给你吃过的呀。”我被她的回答吓了一跳，急忙大声反驳。

“不，我没吃过！”

塔提亚睁圆了眼睛又问：

“欸？你吃了的啊！博尼塔！”

那一瞬间，我脑中响起了一阵旋律。那是A Tribe Called Quest的Bonita Applebum：

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对Q-Tip那种柔美淫靡感的声音欲罢不能（顺带一提，这首歌里的博尼塔有着38英寸即约97厘米的胸部）。

“你，你不是博尼塔吗？”

“我不是博尼塔。”

说出这句话，我忍不住有些想笑。我实在想不到自己此生竟然还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此时此刻，我脑子里还在自动播放着那首曲子，然后我说：

“我是西加奈子。”

话音落了，世界顿时安静了。

“我是出生于1977年5月7日的，西加奈子。”

在那一瞬间，“我”成了“我自己”。那个远观的我，扎根在了我的身体里，原本双重的凝视，合二为一。那一刻，我无比强烈地感受到了：我就是我。我是西加奈子。我患上了第二期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我熬过了化疗，我还得了新冠。现在，我仍旧因为癌症，要割掉两侧的乳房（并且当天手术当天回家！），没错，这些都是我。

我，就是我。

所以，我要感谢塔提亚。她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将我还给了我。

随后，詹妮弗和希林悄声交流了些什么。紧接着两人重整态势对我说：

“加奈子！那我们走吧！”

不，怎么走哇！我心想。

“哎呀，吃泰诺也就是个以防万一。要是没吃，那咱也有不吃的办法……”

她的回答有点支支吾吾的。不对啊，刚才不是还说了“必须吃”的吗？我心里堵了好多的话想说，而且，我想大声吐槽，这种想法强烈极了。而且就是现在，我不能用英语。我要用关西话，不管不顾地、尽情地吐槽。看来，我是真的回归我自身了。

而这个朴素的愿望，最终在麻醉室得以实现。麻醉小组在我的床边准备时，塔提亚跑了过来，念叨着：

“加奈子，加奈子，这回不会搞错了，加奈子——”

她一边念，一边在我的嘴巴里塞了三颗大红色的泰诺。那药粒大得吓人，可是给我拿的杯子里却只有浅浅一小盅的水量。

“这哪够喝！”

我使出全身的力气，用日语，而且是关西话大嚷道。

“而且也太慢了！”

塔提亚问了句：“你说什么？”但她看到我在笑，于是也笑了。我好不容易才把那几大粒药片吞下去，她望着我说：

“祝你好运！加奈子！”

我笑得停不下来。我感觉自己的膈都在抖，腹肌笑得好痛。

“怎么啦，加奈子？”

我的笑传染了整个麻醉小组。大家都不明白我为什么笑，但也忍不住跟着一起笑了。在笑声中，严肃的手术准备也在继续。他们是专业的医疗人员啊。我则是一边爆笑着，一边接受“超绝剧痛”（我在日记里又用了这个词，因为泰诺还没起药效呢！喂，塔提亚！！）的麻醉注射，然后又在爆笑中被推去了手术室。

醒过来时，我下意识开始寻找马莱卡。

在意识突然切断前，我还记得自己光着身子躺在手术台上，她们正低头看着我。

“OK，加奈子，我们开始吧！”

马莱卡开始对其他医生及护士下达指令。大概就是类似接下来要做的是切除两侧乳房的手术，淋巴也要这样那样一类的吧。不过，看着她的模样，我总觉得她不太像是马上要施行手术的医生，反倒更像厨房里“挥斥方遒”的厨师。而且不是做法餐或意大利菜的主厨，而是日本居酒屋里的厨子。

“炙烤沙丁鱼一份！蟹味噌可乐饼一份！扇贝小锅什锦饭要等客人把前菜用完再上！”

类似这种感觉。孤独高傲的料理人，马莱卡。

而这就是我失去意识前最后想到的事情了。

好像一转眼我就醒了过来。速度快到感觉也就迷瞪了几分钟的样子，从我醒过来，到我意识到“手术做完了”，还花了点时间。可一旦意识到手术已经结束，我突然就陷入恐慌。我无法呼吸！无论怎么用力，肺里也只能吸进很少的一点空气。我急忙大喊：

“救命！”

我旁边的护士把手搭在我肩上说：

“加奈子，没事的。血氧计显示一切正常。”

怎么又提那玩意儿！我心想。和新冠的时候一样啊。只要血氧计还在正常运转，就意味着我摄入了充足的氧气。而我此时此刻的痛苦，就只是因为我自己情绪恐慌而已。

“没事的。”

我一把抓住了对我如此反复强调的护士的胳膊，眼眶里满含泪水。而就在这时，我的意识再度飘远了。

等我再度醒转过来，还是刚才的那名护士在望着我。而我仍旧抓着她的胳膊。看样子我失去意识的时间仅有几分钟，甚至可能仅有几秒钟。

“加奈子看上去状态不错，那咱们就转回病房喽。”

不不不，怎么就状态不错了啊！

看来我今天光是吐槽也够忙活了。

我休息的地方名字叫术后观察室，和外科门诊相连。

护士们虽然都很温柔，但看上去很想把我赶紧推走。可能是手术有点“塞车”了吧。我看了一眼表，现在已经过了17点，原来如此啊，我的手术本来预计15点就结束的，时间大大推后了。

不不不，话说回来，那个计划表根本行不通啊！

没办法，我只好同意了她们，回到了门诊。我待的这个地方和早上等待手术的区域还不一样。我真想就这么再睡一觉，睡一觉，至少，让我住一晚上院吧。

可是一回到门诊，很快就有另外的护士迎上来问：

“加奈子，感觉怎么样？能走了吗？”

不不不，绝不可能！

她看上去似乎也等不及想让我赶快恢复状态。

“看你状态不错，那我给你讲解一下引流管的用法吧。”

你看我哪儿状态不错了？

因为身体无法动弹，所以我也感觉不到，但其实我的身体现在应该还连着引流管。而且，我的胸部应该已经没了。虽然不觉得疼，但总感觉胸部这一片都有点发紧。

“我想稍微再歇会儿，行吗？”

听我这么说，她回答了一句：“当然可以喽。”就走了。相当随意。于是我再次意识到，我其实不用勉强自己，如果做不到，直说就好了。

真由子在生小花的时候，护士也说了只能待一晚就出院。于是真由子哭着央求道：

“求求了，让我再住一晚吧。我们两口子都是移民过来的，父母亲人都不在身边，只有我们俩照顾小孩。”

护士同意了她的请求，于是真由子高高兴兴带着小花住了两晚。

我正躺在床上迷糊着，只见马莱卡从帘子背后突然探头进来。

“啊，你醒着呀！”

她说。只见她穿着自己的私服，还背着双肩包，浑身写满了“想立刻下班走人”几个字。

“加奈子，手术很顺利哦！”

眼看她要扔下一句“拜拜喽”就走人，我慌忙喊住她。

“马莱卡！”

“咋了？”

她保持着正欲离开的动作，扭过头问我。

“那个，有切除淋巴结吗？”

“哦，有的，切了三个。”

“三个。”

“拜拜喽！”

不不不，什么“拜拜”啊？不能“拜拜”好吗！

可是，马莱卡这回是真的走了。

取了三个淋巴结，这就意味着……确实有转移？还是说，只是为了预防所以才切除的呢？最终我也没问出个所以然。可是，我的意识现在已经模糊了，根本无法运转。

到了17点半，刚才那个护士又回来了。可能是有点等不及了吧。她说自己叫卢谢尔。

“加奈子，你应该恢复得差不多了吧？试试坐起来吧？”

我努力做好心理建设，战战兢兢地抬起身体。伸手抓床，腋下会一阵抽搐。胸部横向的位置也开始丝丝拉拉地疼起来了。手术服的两侧探出了两根引流管。我在zoom上已经了解了相关知识，不过卢谢尔又为我讲解了一遍引流管的用法。

引流管的前端有一个圆形的排放袋，此时此刻，这个袋子里已经积攒了一部分血液。我需要自己去测量袋中液体的量，再做好记录。卢谢尔将最开始排出来的液体用小纸杯盛了出来。随后，为了不让血液逆流，要将排放袋捏扁，再合上盖子。

“很简单吧。”

这是重点吗？！

可是，比起自己给自己注射非格司亭，这个的确更简单。只是因为管子连着身体，所以有点可怕而已。其实一点都不会疼。

“那你差不多该喊人来接你喽。”

不不不，你们究竟有多想赶客啊！

“我觉得加奈子你已经没问题了。”

我又是心一横，从床上走了下来。的确，我能很普通地站着。虽然头有点晕，但我还能自己打理一下自己。脱下手术服的时候必须抬起胳膊，说实话我很怕这个，但实际尝试了一下，我发现除了那种丝丝拉拉的慢性疼痛之外，这个动作并未带来什么新的疼痛感。

我的胸部被紧紧缠了好多圈纱布。即便是隔着纱布我也看得出，我已经没有胸部了。引流管从纱布边缘探出了头，而且是从两边腋下。我不由得“哦！”地叫出声。

虽然能穿前开式的睡衣，但是引流管太长了，很碍事。我和卢谢尔反映，她帮我把引流管捋好，用别针固定在了衣服上。

“小心别钩到管子哦。”

的确，要是管子被钩到了会发生什么事呢？想想就感觉好可怕。虽然不至于直接拔出来，但伤口被拉扯，一定很痛的。

管子变短了，所以现在变成有两个圆圆的引流管从睡衣下摆挂了出来。不知为何，我想起了信乐烧里的狸貉的那对睾丸。眼下，这两个袋子里又攒了一些新鲜血液。

卢谢尔说：

“穿好衣服了吗？那去等待室等一下吧。”

不不不，就非得让我在那儿坐着等是吗？！

无奈，我只好穿上外套，戴上毛线帽，又围上了围巾。等待室特别冷。今天早上我还和真由子在那儿相拥，而现在，已经没有胸部的我，正飘飘忽忽地独自坐着。这算怎么回事儿啊？我心想。不过，我姑且还是活下来了。接下来，我暂时又能继续做S的妈妈了。

我请典子来接我。护士早早地就打电话联系了她。典子已经联系了我丈夫。我丈夫也已经联系了我们两边的父母。

朋友听说我做完手术就出院，个个都很吃惊。我在有阿龙、智惠、沙也加他们的那个LINE群里把详细的安排都说了一遍。

“当天就回家也太辛苦了！”

“很严峻啊！这个安排！我都说不出‘那你好好休息哦’这句话了！”

“这还让人怎么歇啊！！”

我还拍了一张引流管从衣服下摆飞出来的照片，发给了大家。

“护士说：‘回家路上可以顺道去药局拿个止痛片哟。’”

“都说了这不行的啊！”

“你现在这样子去药局，简直能写成段子了啊！”

“加上‘您看我像是来取药的吗？’的吐槽！”

我看着大家发的消息，真心觉得有他们在太好了。我独自坐在等待室，身体飘飘忽忽，却在出声地笑着。

典子来了，看到我的样子，她当场问前台的护士：

“为什么让加奈子坐着啊！”

她可能没想到我竟然是坐着在等她，吓了一跳。

“典子——”

我说着冲她摇了一下手。

“我知道你在那儿啦，可是，你为什么是坐着的啊！”

典子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疑惑。看来，即便是在加拿大久居的典子，也很难接受院方对我的安排。可是，护士们一个个都还笑嘻嘻的。典子看上去似乎是放弃了再追究这件事，又问：

“是不是需要来接的人签个字一类的？”

于是那两个护士说：

“哎呀，不用的。你不是加奈子的好朋友吗？”

说完就又笑了。虽然典子是千叶县出身，不过这时候真该用关西话吐槽一句。

放松过头了吧！

“那有什么手术后的注意事项呢？”

典子的心思全在我身上。可护士实在是过度随意了。

“嗯……那暂时先别拎重物咯。”

“对对，刚才我帮加奈子拎了行李，她行李可重了！”

因为接受手术前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带了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绿帐篷》来读。这本书我从几天前就开始读了，就在我阅读书中那段发生在俄罗斯的抗争故事时，现实世界中，战火在乌克兰被点燃。当我的身体因罹患乳腺癌而失去平静之时，在乌克兰的大地上，有无数老百姓失去了生命。

典子路过药房帮我取来了止痛药。看到药粒的瞬间，我不由得被它那巨大的尺寸震惊到了。“这是啥？蛾子的幼虫吗？”

我们到达药房的时间是19点，药房是20点关门。很多药房只开到17点，如果我没从麻醉中醒过来，就那么睡过了20点的话，我手术当天就只能在没有止痛的情况下度过了。

不过，一直到最后，这止痛药也没派上用场。

两腋虽然会有丝丝拉拉的慢性疼痛感，但没到忍不了的程度。第二天我就能出门散步了。虽然护士提醒我不可以拿重物，不过花束和甜甜圈应该没问题吧？所以我买了这两样东西。当然，引流管依然是从我两边腋下探出来的状态，不过我穿了大衣挡住它们。连着引流管的排放袋里面的血液也变得略泛橘色。

傍晚，法提玛来我家了。

温哥华这边的日托大多是在保育师自己的家里照顾孩子（在法提玛之前，阿尼的日托班就是在她自己家里带孩子的）。法提玛的家有100年的历史了，还被列入了文化遗产。所以虽然屋内可以改装，但外观绝不能动。她的家距离我家有一个街区的距离，是一栋红砖瓦的漂亮房子，也是S的第二个家。

法提玛在2008年和丈夫阿历克斯一起从伊朗搬来了温哥华。我的出生地是在伊朗（虽然对德黑兰完全没印象了），但总感觉和她有些缘分。而且我们还是同岁。法提玛永远腰杆笔直，身穿干练的服装，抹着鲜艳的红色唇膏，头发是很漂亮的大波浪（因为真的太美了，我还问过她口红和衣服都是在哪儿买的）。作为保育师她也非常优秀，餐桌礼仪，如何换衣服，这些我不会教的细节，都是法提玛教给S的。

听说我患癌后，法提玛为我做过波斯料理，感恩节的时候还送过我烤鸡。还有她的孩子梅里诺和安吉恩穿过的衣服、玩过的玩具，她也攒了不少，都送给了S。她帮了我很多，早已大大超越了一名保育师的工作范畴。

这天，她抱了一盆开着粉色花朵的蔷薇出现在了我家门口。

“恭喜你手术成功！”

她还带来了好多的椰枣，还有扁平状的那种类似馕一样的面包，以及用来涂抹面包的开心果酱。我给她泡了一杯路易波士茶。S和丈夫去公园玩儿了。我们两个人可以慢悠悠地聊会儿天，真的很开心。

去年除夕，法提玛的父亲去世了。

法提玛为父母办理了加拿大的签证，所以之前她的父母也在温哥华生活。2019年的一天，她父亲突然感到腹痛。送去医院接受检查后才发现，是36年前做过的一次阑尾手术出现后遗症，导致了肠梗阻。可检查还不只发现了这些，她的父亲还查出了淋巴癌。应该已经患癌好几年了，只是她父亲并没有显露任何症状。

因为新冠导致免疫力降低，所以她的父亲无法立刻接受治疗。不过，他需要每3个月做一次全身检查，观察癌细胞的进程。整整10个月，他的情况都很好。最后一次全身检查结束后，医生表示：两个月后就可以接种新冠疫苗了，打完疫苗，就可以正式开始治疗。

可是，法提玛的父亲不想再等了。在温哥华生活开销实在太大了。他决定回伊朗，在伊朗接受治疗。

然而，回伊朗之后才发现，祖国的疫情要比加拿大严重。他迟迟得不到治疗，为了返回加拿大，他准备卖掉房产，但并不顺利。法提玛说要承担父亲的生活费，可却被父亲拒绝了。她也无法再勉强父亲。

最后的两个月，她的父亲是在痛苦中度过的。背部和腰部都被难以控制的疼痛侵蚀。12月的第3周，他终于等来了化疗，可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化疗带来的刺激，最终心脏病发作而亡。

聊到关于癌症的治疗，法提玛每次都会热情鼓励我。同时还会这样对我说：

“你这么早就开始治疗，很幸运的！绝对会康复的！”

说出这句话时，她的心里一定在想着她的父亲吧。

法提玛于1977年生于伊朗的伊斯法罕。她的父亲经营纺织品工厂，开了好几家厂子。她的母亲出生于德黑兰。法提玛还有3个姐妹，她在伊斯法罕生活了20年，随后考上了德黑兰大学。由此，全家人都搬去了德黑兰，她的父亲也在德黑兰开办了新工厂。

少女时代在伊朗度过，青春时代在德黑兰生活，这总让她有一种生活在“恐怖谷底”的感觉。

读高中时，她们必须身穿又黑又丑的制服。头发也都得遮挡起来。光是穿了白袜子就要被惩罚。和男孩子交朋友、聊天也是严令禁止的行为（不过大部分孩子都会瞒着父母这样做）。

大学里也一样不自由。穿长筒靴走在路上就有可能被警察抓住，扔进监狱。连化妆也被禁止。法提玛说，时至今日她还会做噩梦，梦里自己穿了长筒靴，于是被关进了监狱。而且，每次看到警察，她都会有好几秒无法呼吸。

“刚来温哥华的时候，每次家里有人来访，我都会慌慌张张地遮住头发。因为实在无法相信这种自由是真实存在的呢。”

法提玛总是身穿干练的服装，涂着鲜艳的唇膏，留着一头丰盈的大波浪。她的这些选择，并不单纯是以“装扮”为目的，这也证明她做出了坦荡且崇高的抗争。说起来，万圣节那天晚上，我在路上偶遇了法提玛，发现她穿着一双非常漂亮的长筒靴。那双靴子简直太适合她了。

我于1977年出生于德黑兰。是在伊朗米希尔医院出生的，接生的护士很优秀，名叫奥斯多瓦。然而，伊朗发生革命，局势大变，我于1979年匆忙返回了日本。

当时美国政府立刻派专机接回了自己的国民。毕竟在霍梅尼看来，美国人都是“恶魔”。所以此次事件的确关乎性命。虽然其他国家没有美国的情况那么严峻，但当时只要是外国人，都会面临一定的危险。可日本政府却只给自己的海外国民发布了一个“各自随意吧”的通知。我父亲当时供职的公司，也只是告诉他：“你自己判断是否需要避难吧。”可日本人的性格就是，听到这种说法也没法真的去避难。尤其父亲是独自一人驻扎在德黑兰，他总觉得要负起责任，留下来坚持工作。于是妈妈就带着哥哥还有我先回日本了。她领着4岁的哥哥和1岁半的我，在一片混乱之中离开坚守德黑兰的丈夫，跑回了日本。如今我也时常会思索，当时的母亲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熬过这一切的呢？

回程途经香港时，妈妈给我买了一只小狗玩偶。是哥哥对她说：

“加奈子在飞机里一直特别乖，妈妈给她买只狗狗玩具吧。”

但事实上，我在飞机上把供餐都打翻了，还逃离妈妈在飞机里到处溜达，虽然不至于上房揭瓦，但实在谈不上“乖”（反倒是哥哥很乖）。

这只玩偶我至今还保留着。这只狗狗长得有点像史努比，外形很朴素，耳朵也快掉下去了，肚子上那道缝线的位置也裂开了，棉花都跑了出来。我把这只狗狗带来了温哥华。因为是过境时购买的，所以S一直称它“过境汪汪”。

回国后，妈妈立刻赶赴父亲所属的公司，直接找到父亲的上司。

“光是让员工‘自己判断’，我丈夫怎么回来？德黑兰现在情况非常危急。请您立刻下达‘回国’的命令。”

最终，父亲接到了公司下达的“回国”命令，总算踏上归途。他当时乘坐的是最后一班民用飞机。自那之后，剩下的日本国民都只能选择陆路交通向土耳其方向逃离。这一路上还有人惨遭强盗袭击。

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数千发炮弹降落在德黑兰的土地之上，无数民众丧生。我们却只能在新闻上眼睁睁看着战争继续。伊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当时的我，从没想过在独裁和战争之下，还如履薄冰般地生活着无数的少女。当时，法提玛就在其中。这个和我同岁的女性，当时就和她的家人们，在战火纷飞的世界度过一个个恐怖的长夜。

听法提玛说，她母亲在丈夫去世后依然决定留在伊朗。无论经历过多少恐惧，那儿是她的祖国。于是，法提玛母亲的加拿大永住权也随之失效了。

加拿大的永住权在取得后也必须更新。以5年为期，每5年需要更新一次。大家都说，那张能够证明已取得加拿大永住权的PR卡要越早更新越好。因为移民局的态度会随着政治情况的变化而变。所以有时候等来等去都迟迟不发卡。而且加拿大还会接收来自各个国家的难民，签证业务往往就只能推后。

例如，和史蒂文结婚的知代，在拿到临时PR卡之后，就暂时返回了好久没回去的日本。她估计在回国的这段时间，正式的PR卡应该就办下来了，所以还计划好了让丈夫收到后帮她寄去日本。结果等来等去都等不到正式卡片，知代就只能不断延长暂留日本的时间（智绘里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在日本多逗留了6个星期）。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当时还在想：申个旅游签回加拿大不行吗？这样不就能在加拿大待着等PR卡了吗？但事实上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延长留日时间对知代来说倒是蛮开心的。但史蒂文本来要回趟老家，知代得在史蒂文回老家前先回加拿大才行。因为他们养了一只名叫小圆的猫咪，不能把猫咪独自扔在家里。说到底，根本没人知道这个PR卡究竟什么时候能办下来（联系移民局，对方也只会说“正在处理”，但“何时处理完”就完全不知道了），搞得人相当纠结。于是知代决定拿旅行证件当作入境证明，取代PR卡。但是要拿到这个旅行证件，就必须把自己的护照寄去位于菲律宾的加拿大大使馆。如果这样也赶不及的话，就只能选择从西雅图走陆路交通去温哥华（陆路入境的话似乎就不需要PR卡了，但是也搞不清楚究竟需不需要）。

最终她还是成功办下了旅行证件，回到了加拿大，也顺利拿到了PR卡。但类似知代遭遇的这种移民局和政府办事效率低下的情况，我其实多有耳闻。尤其是最近新冠疫情的影响，情况更恶劣了。

不单是永住权，就连取得了市民权的移民们，他们的护照申办速度也变慢了很多，这种情况甚至都上了新闻。拿不到护照，可就不是牵连PR卡发放的问题了。没有护照干脆出不了国。我还在新闻上看到有一名印度女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哭着对镜头说：“我无法回到祖国看望躺在病床上的母亲。”

就算拿到了PR卡，也不意味着就万事大吉了。首先，五年里必须有两年以上的时间住在加拿大。法提玛担心母亲的永住权被取消，所以好几次喊她从伊朗返回温哥华。但母亲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最终，她逗留温哥华的时间没有满足申请所需的必要时长，难得拿到的永住权就直接失效了。

法提玛在这件事上非常想得开。

“当然我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啦。但她本人就是想留在伊朗，那也没办法嘛。”

在日本的时候，我并不需要为了“住在这个国家”做出多大的努力。甚至搬家的时候要转一下居住地档案，我都觉得麻烦。可是，为了实现“想住在这个地方”这样一个简单的愿望，我们有时候甚至需要准备大量的资料，还要通过测试，并且接受一些基准并不透明的审查。

对加拿大来说，我属于“外来者”。我只是一个暂时住在这儿的外国人。就算长期暂住签证到期，我还可以更新成一个半年的旅游签证。可是，这么一来，我就无法拿到公共医疗保险的MSP，驾照也无法更新。这个地方会收回它此前给我的各种恩惠。

如果说会有这种“收回”也是自然，那倒也没错。可是对始终把“能在自己想留下的地方安稳地生活”当成理所当然的我来说，注意到这一点本身就很重要。与此同时，这也是我意识到自己有多“无知”，自己曾“享有特权”的瞬间。

例如，我此前其实都没有细究过我是“日本人”这件事。但我曾听一个人说：

“亚洲是没有亚洲人的。”

听他这样讲，我突然意识到，其实这个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日本人，日本是没有“日本人”的。至少我是到了温哥华，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的。不，不是第一次。我想起来了——

在我年幼时，我其实是有这方面的意识的。当年在埃及时，我虽然还不会说话，但我感觉得到自己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是个外来者。回到日本之后，我在一段时间里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外来者。我无法融入日本的学校，没法和大家吃一样的东西。每到午餐时间就抑郁得不得了。不过，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逐渐习惯，适应，转瞬就成了大多数。抛弃自己“外来者”的属性去接近大家，去融入集体之中，这会让我更加轻松。与此同时，我也忘记了他人的“外来者”属性，忘记了少数派的存在。我认为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并且开始在“普通”之中安顿了下来。长久地活在这种“理所当然”之中，我已经很久——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考虑过那些为了要留在“这里”而拼命挣扎的人，那些最终无法如愿，或不被允许留下来的，在痛苦中煎熬的人了。

2021年3月，名古屋出入国在留管理局收容所内，一位名叫威诗玛·桑德马利的女性死亡。她原本是从斯里兰卡过来日本留学的，并且在日本拿到了在留资格。然而，因为屡屡遭受同居男性的暴力对待，她反复缺课，于是遭受了开除学籍的处分，从而成了非法滞留人员。为了逃离家暴，她跑去派出所寻求帮助，可派出所的警察们却将她视作非法滞留，投入管理局收容所。在收容所的恶劣环境下，威诗玛反复表示自己身体情况很差，却始终未能得到合理医治，最终殒命。

一个人想要留在“这里”的愿望遭受如此践踏，这并不单纯是制度的问题。就算拿到了所需资料，通过了所需审查，但如果我们无法对这个人的存在本身抱有足够的尊敬，那这个人的存在就是无比脆弱的。导致威诗玛死亡的既是制度，也是我们彻底丧失了尊敬的态度。LGBTQIA+人群的高自杀率，对无家可归者投来的歧视目光，对那些不得不使用药物的人的排挤，以及许许多多残酷事件的原因，几乎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心。生活在温哥华，其实就是和各种各样的“外来者”生活在一起。这些外来者来自各种地方，有着各种生活背景。其中有些人甚至在自己的祖国是不被允许存在的。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地方，但无法做自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那这个地方真的可以被称为“国家”吗？

法提玛和我同年出生，并且短暂地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如今，作为“外来者”，我们又在这里相聚。

“我不希望我的孩子，尤其是我的女儿遭遇我当年的经历。为了她们，我什么都愿意做。”

她送我的那盆蔷薇，盛开着动人的花朵，美丽而又强大。这花儿，简直就是法提玛的化身。

我从第二天起就开始锻炼了。上下左右活动头部，肩膀提上去放下来。胳膊向前方伸展，这些都是医院建议在术后翌日开始进行的运动。我又在这些动作中加入了一个不会用到胳膊的深蹲动作。虽然胸口和腋下都很痛，但也没痛到要吃止痛片的程度。引流管排出的体液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术后两天，我按医生的指示去了本地区的医疗中心。那边的护士会帮我替换纱布。我也是在医疗中心，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手术痕迹。

原本是两个乳房的位置，如今变成了两条红色的线。线笔直笔直，好似用尺子比对着画出来的一样。

“真漂亮！”

护士说。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两道痕迹真的很美。马莱卡的技术的确精湛。我也早早地就爱上了自己这副新的身体。

那天换完纱布，我就直接和典子全家人去了一家名叫Sula的印度餐馆吃了午饭。第二天，我又和科尼一起去了我最爱的那家名叫Fable的餐馆，吃了汉堡和炸薯条。

做完手术一个星期后，我拔掉了左胸的引流管。

因为排出的体液已经低于30毫升了，所以就可以拔掉了。但我那天却忘记了给液体做记录。所以就只拔掉了能确定不足30毫升积液的左胸引流管（结果回家之后看了一下右胸，排出的体液也只有20毫升左右了）。

护士一扯引流管，我就有一种左胸被狠狠拉拽的感觉。皮肤也有很强烈的拉扯感。虽然没有疼得忍不了，但我感觉自己皮肤好像要被撕裂了，这种感觉很可怕。

“怎么这么硬……好奇怪。”

护士嘴上这么说，手上依然不留情。她猛地用力一拉，管子被拔出来的瞬间，血沫飞溅。我们俩同时被溅了一脸的血。她先是被吓了一跳，随后不知为何大笑了起来。

“哇！我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从我左胸扯出来的那截管子的前端有差不多电子体温计那么大。上面开了无数个洞，这个设计就是用来吸走体液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大的东西就埋在我的皮肤里。而且，还在毫无麻醉的情况下被拔了出来。我就这样左胸开着洞，流着血，愣在了原地。

“你按一下伤口，等我一下。我去洗把脸就回来！”

护士说完，把手里的纱布塞给了我，然后拉开帘子走了。我被独自留下，还能听到她在外头和其他护士说：“快看我的脸！”听到她那欢快的声音，感觉她说不定会给自己的脸拍张照，说不定，还会传到Instagram上呢。多亏了她，我也很快反应了过来，独自笑了。

翌日，右边的引流管也取下来了。我因为害怕而惴惴不安，但护士阿谢丽说：

“我很熟悉这个工作，放心交给我吧。”

她的确很熟悉，拔掉引流管的时候，我也没感觉像拔左边管子时那么疼痛可怕了。她在途中数次暂停下来，让我做好深呼吸。

“准备好了吗？那我拔管子了哦！吸气，呼气！”

就这样，我右侧胸口的引流管也被拔了下来。它前端的大小竟然是左侧的两倍，就连阿谢丽都惊呆了。

“怎么会这么大？”

阿谢丽旁边是实习医生纳迪。据说这也是她第一次跟现场。

我自豪地向纳迪展示自己的伤痕。

“漂亮不？”

纳迪和我都兴奋极了。

“嗯，超级漂亮！”

我为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回家的路上，我还给自己买了一对小小的耳环。如果放在平时，我应该只会顺路去一下咖啡店买杯拿铁的。可当我乘兴随意进了一家店，我一眼就看到了法蒂玛之手和荷鲁斯之眼的耳环。看到那对耳环的一瞬间，我就确定自己需要它们。从此以后，这一对埃及守护神的象征一定会保佑我的。它们的存在也一定会时刻提醒我，我的身体曾经被打开了两个大洞，而且，我浴血打赢了战斗。

我和克里斯蒂娜在家附近的咖啡馆吃了顿午饭。

克里斯蒂娜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做的是前近代日本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工作。她是个很受学生们欢迎的教授，同时，她也是很爱为他人奔走、积极热心的好人。

我来温哥华后认识的第一个加拿大人就是她。抵达温哥华两周后的那个圣诞节，她邀请我们去她家里过了圣诞夜。当时克里斯蒂娜还在认真学习保育的知识，她真的很擅长和小宝宝玩儿（S见到她没多一会儿就已经扑到人家的后背上了）。她的家里还摆着一只可爱的玩具。那是她小时候妈妈为她做的玩偶。玩偶身上破损的地方都被认真补好，看得出她非常珍爱这个玩偶。

我还和克里斯蒂娜的朋友，同为建筑学系教授的玛丽以及她的丈夫麦克，他们的女儿阿丽达，还有作家比尔，插画家比尔，一大群人一起去史丹利公园赏过花。克里斯蒂娜说：“咱们搞一个和风赏花会吧！”于是带来了日本酒和野餐垫。我们一边吃着从日本超市买来的寿司和金平牛蒡，还有煮南瓜、大福饼，一边被克里斯蒂娜和比尔他们的对话逗得前仰后合。多亏有她，我在温哥华的暂住生活非常丰富多彩（接受化疗时我戴着的那顶毛线帽，也是克里斯蒂娜的弟弟朱利安为我织的）。

克里斯蒂娜到得比我略晚。那一天，她和唯一一名参加“和乌克兰站在一起”示威活动的学生一起站在校园里，随后才赶来找我的。

我把自己两侧乳房全都摘除的事，还有看到手术伤口后对伤痕特别喜欢的事，都告诉了她。

“我在想啊，我要是现在在Instagram上发一个上半身赤裸的照片，不知道会如何呢？”

当然，我这是在开玩笑。我并没有Instagram的账号，而且也看不到别人发的ins。不过，我之前听说麦当娜把稍微露了点乳头的照片发上了ins，结果被删除了。

“反正也没乳头了，应该不会被审查了吧。不过，女性的裸体不知道能行不？”

听我这么说，克里斯蒂娜笑着回答：

“还真是，那你完全可以试试看啦。”

“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说日本的年轻人因为一直戴口罩，所以现在要在人前脱口罩，他们会觉得很羞耻。迄今为止一直都是稀松平常地展示出来的东西，如果一直藏着掖着，就会开始觉得羞耻了。我觉得乳头也一样呢。因为一直挡着，所以一旦露出来就会令人觉得羞耻，但是如果一直露着，那应该就不会羞耻了吧。”

我说道：

“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有些人还会耻于把自己的头发露出来，或者耻于摘下帽子呢。”

克里斯蒂娜对我的说法表示赞同。

时代和文化的变迁，可能会引发各种事态的变化。可是，迄今为止，“美”的基准好像一直都在遵循某种规定，并无多少变化。我已经很久没听过body positive[body positive（body positivity）：身体积极主义，主张无论自己的身体形态、肤色、性别或能力如何，都积极热爱自己的身体。]，body neutral[body neutral（body neutrality）：身体中立主义，主张优先考虑身体的功能，而不是外观。我们不需要喜欢或讨厌身体，我们可以保持中立。]一类的词了。而且只要我还住在温哥华，那么就像前文提到的那样，我其实很少看到一些会“威胁”我们身体的、煽动性很强的广告。即便如此，女性，尤其是日本女性，仍然会照着各种标准的“美”去要求自己，去努力追求。

我很喜欢日本的杂志，来了温哥华之后，我依然会时不时地上网看看。当然，我常看的主要是面向40来岁女性的杂志，但每次我都忍不住会注意到类似“错误搭配”“显老”“显嫩”“扮嫩失败”一类的词。

40来岁，有40来岁应该有的“合适的”穿搭和发型。绝不能显出老态。

也就是说，40来岁的人不能打扮得“显老”，得要追求“显嫩”才行。不过，也不能不考虑年龄就去尝试自己喜欢的衣服或者发型，这样很危险。因为这么做很有可能会变成“扮嫩失败的大妈”。

我都已经辛辛苦苦活到40来岁了，差不多也该让我穿点儿自己喜欢的衣服了吧，我是这么想的，实际也是这么做的。我脚蹬一双匡威，露着上臂，还穿过后背开了一大块的衣服，以及长度遮不住肚子的T恤。不过，我有时候会想，可能因为自己人在温哥华，所以才能这么穿吧。

比如玛丽，她的穿搭一直都特别棒。她是日意混血，比我稍微年长一些。她这个年龄如果在日本，大概就是需要在意自己的搭配是否“显老”或者“显嫩”的年纪了。可她依然选择大胆露出双腿的裙子，头发也染成了很漂亮的金色，而且非常爱穿各种彩色的袜子（说起来，我在这边还从没见任何一个朋友穿过那种像煞有介事的长筒丝袜）。而且，她的所有选择都惊人地合适。

面对自己年龄的增长，玛丽也从不感到惧怕，每每谈起，话语里总是带着幽默。

“我不来月经的时候啊，心里还琢磨，我究竟是怀孕了，还是绝经了？究竟哪种？”

笑着说出这些的玛丽，自信得仿佛在闪光。见到玛丽，和她拥抱过后，我的自我肯定感就会不断上升。我原本就喜欢自己，不，应该说是非常喜欢自己。即便如此，有玛丽在，我还能更进一步，产生一种我只要做我自己，就会被整个世界祝福的感受。或许是玛丽的这种开心享受做自己的能力也传染给了我吧。当然，只要全力去做自己，就不存在什么“错误”。

话又说回来，时尚这东西，怎么会有错误呢？当然，在红白喜事一类的场景下的确需要有场合概念。可是，时尚是不会伤害任何人的，仅仅为自己的幸福考虑的东西，它怎么会存在“绝不可以”的选项呢？

杂志里还会出现一个我很在意的表现，叫作“看起来如何”。它着重强调的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想，而是别人怎么看。不是有“看上去很贵”一类的词吗？就算是用很低的价格买回来的衣服和包包，也要想办法让别人觉得“看上去很贵”，这一点似乎特别重要。

记得以前朋友曾经告诉过我一个杂志上刊登的超惊人的特辑标题。

“吓飞我了！那个标题竟然叫‘看上去很幸福’！”

我也吃惊极了，险些惊掉眼镜。如果是“想变得很幸福”也就罢了，毕竟这是个比较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愿望。可是想让自己“看上去很幸福”，这里面可以说根本不包含个人意志了，就单纯只是想打造“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的人设。可是在我看来，比起“看上去很幸福”但实际很不幸的人，还是“看上去好像很不幸福”但其实很幸福的人要好得多了。

面对切除了两侧乳房，并且决定不做再建手术的我，有好几个人都说过：“加奈子，你好勇敢。”我从不觉得自己很勇敢。因为下这个决心并不需要多大的魄力（多亏了伊斯梅拉尔达）。看到自己伤口的时候，我打从心底里觉得“好酷，太酷了”。

说不定我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很可怜的女人”。可是，我是真心为自己的身体感到骄傲。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最喜欢自己身体的时刻了。

其实，我之前一直对自己贫瘠的胸部感到自卑。

电视和杂志上都在宣扬大胸更美，而与此同时，胸比较小的女性，就必须既要胸小，身体也得瘦得像小树杈才行。

“我喜欢胸小的女生哦。”

我也遇到过几个会这么说的男性。但他们在这么说的时候，往往带着些自我夸耀的成分（你看，我和其他男人不一样对吧？）。其中还有人会很露骨地说：

“因为胸部小的那种女生很容易害羞不是吗？我就喜欢那种。”

也就是说，在他们心里，胸部小的女生，就必须为自己的胸部感到羞耻。

再年轻一些的时候，我还烦恼过乳头的颜色。在我们那一代人十几二十岁的年代，不知为何流行起了“乳头颜色深的人在性方面很奔放”的说法。当然，从医学角度来说，这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错误信息。可是，一些女性杂志却大肆刊登一些强调“处女”和“粉红色”字眼的“乳头漂白霜”广告，电视节目还会揶揄乳头被讽刺是“黑成葡萄干”的女搞笑艺人。

如今想来，就算是性方面很奔放，那又如何？再说了，葡萄干不可爱吗？处女和粉红色也是八竿子打不着好吗？再说了，用胸部大小来评价女性的价值，这本身就很荒谬。

随着年龄增长，我的这种想法也愈来愈强烈。但想要摆脱自己身体遭受的长年累月的诅咒，还是相当困难的。也就是说，我心底的某处依然对胸部怀有一定的自卑。可是，如今当我已经彻底失去了胸部，我开始对已经离开我身体的这对乳房产生一种难以言喻的喜爱之情。“看上去如何”什么的，根本不重要。大小、形状、乳头的颜色，根本不重要。我的胸部真的、真的很棒。虽然它们已经成了医疗废弃物，被处理掉了，但我打从心底里想对我的胸部、我的乳头道歉，同时，也想道谢。

那么，如今我胸膛平坦，酷得无以复加。而且，即便平坦，即便没了乳头，我依然是个女人。

前文也曾提到过，我携带了BRCA2变异基因。为了预防癌症，未来我还会切除卵巢（因为化疗的关系，我已经停经了），而且，听遗传学的大夫说，以后可能连子宫也要摘掉。

乳房、卵巢、子宫……生物学上属于女性特征的脏器一一摘除，即便如此（顺带一提，我现在还剃了个寸头），我依然是女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认为自己是女人。我不需要由他人根据我的身体特征来评判我的性别，来评判我是谁。

只要我认为自己是女人，那我就是女人。如果我认为自己是男人，那我就是男人。如果我认为自己既非女人也非男人，那我就是非男非女。我就是我。和“看上去如何”无关。重要的是我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我，就是我。我是女人，这真的太棒了。

3月10日

我见到了马莱卡。手术结果显示，我的癌症消失了。“这种情况可不多见哦！”她说。我高兴得哭了起来。马莱卡拍拍哭泣的我的肩膀，说了声“再见喽”就离开了房间。她还是那么帅气啊。我给大家发了消息，随后独自去了咖啡馆。那家咖啡馆我早就想去了。因为距离医院很近。Le Marche St.George 比我想象的要狭小，但非常棒。我点了甜甜的可丽饼，还久违地在牛奶咖啡里加了足足的砂糖，祝福了自己。Cancer free（无癌）这个词，我在心里反复品味了许久。我已经摆脱癌症了！我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