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希望这个故事就讲到这儿啊。如果这个故事的结尾就是在咖啡馆品尝可丽饼，该多好。那个瞬间，是我治疗癌症的旅程中的巅峰。头脑里回荡着美丽的乐音，舌尖的触感极致温柔，眼中所见都是那么生动亮丽。如果我是个小说家（事实上我确实是），就应该写到这里打住了吧。可是，现实之中的人生还在继续，我的治疗也还在继续。

虽然身体里已经没有癌细胞了，但我作为患有乳腺浸润性导管癌并携带变异基因的患者，依然要接受放射线治疗。时长为3周。除去周六、周日，整整15天我每天都要去医院做放疗。做放疗的翁医生穿着一条熨烫得超级服帖板正的红色裤子。从触碰我伤口时的动作，还有询问我身体情况时的语气，都能感觉到她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好医生。能遇到她这么优秀的医生（罗纳尔多医生、马莱卡医生、翁医生）真是我的好运气。说起来，罗纳尔多医生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所以他请了8个月的育儿假。

“恭喜呀！”

我祝贺道。于是他也高兴地笑了，还对我说：“能见证加奈子你彻底摆脱癌症，我也为你感到高兴！”虽然医疗从业者极度短缺，但保证一个能让医生也得到良好休息的体制，同样非常重要。

我事先和翁医生打过了招呼，在开始放疗前回了一趟日本。自从来到温哥华，这两年零数个月间我从未回过日本。当时刚刚抵达温哥华疫情就开始了，航班的管制越来越严。有时候严格到令我忧心忡忡，感觉日本好像马上就要彻底闭关锁国了。

如果PCR检测结果为阴性，那么回到日本后的那7天隔离（此前是隔离2周）就可以免除了。但什么时候规定又会变严格，谁也不知道。我和丈夫讨论过后，慌里慌张地订了机票。我说什么都想回去看看我的父母，还有担心我的朋友们。

我计划回国待3周。问题是阿站怎么办？他虽然已经彻底恢复了健康，但不可能整整3周放他独自在家。如果是时长一周的旅行，那么拜托猫咪保姆，或者住在附近的朋友来家里照顾一下他还是可行的。可是3周的时长非同小可。阿站很内向，很胆小，根本没办法送他去宠物寄养中心。智绘里说可以让阿站住去她家，我虽然很感激她的体贴，但是阿站是个极度厌恶环境变化的猫咪。把他送去陌生环境，这样可行吗？我苦恼极了。最好的办法是请一个人住在我家，和阿站一起生活，这样才最放心。可是这种人真的找得到吗？正在我苦恼之际，我遇到了一个人。

那是我在猫咪保姆的网站上认识的一位名叫特莉休的女性。我把大致情况同她讲解了一下，于是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说：“那我就住下来陪他吧。”我为她如此的爽快感到有些惊讶，随后我了解到，特莉休原本是个背包客，腿脚灵敏轻便。而且她家距离我家仅隔两个街区。特莉休超级爱猫，甚至到了“没有猫猫会死”的程度。可是她的伴侣却重度猫咪过敏，没法和猫猫住在一起。她一直在义务参与猫咪的保护工作，还曾经领养了一只当时16岁，正要被安乐死的猫咪，一直和他一起生活到猫咪满19岁自然死亡。

“也得给猫咪鼓鼓劲儿才行呢！”

不过现在敲定这件事为时尚早，她马上就来我家实际看了一下。我们在家非常仔细地聊了很多细节，包括家中设备，阿站的身体，等等。她在我家的这段时间里，阿站一次都没出来过。不过她已经习惯了各种猫咪，所以阿站的表现也在她的预料之内。

“OK ！阿站是个内向宝宝呢！”

在温哥华，民宿，也就是爱彼迎的使用还是相当发达的。所以让不认识的人来家中居住，或者是把家中各处都展示给朋友看一类的，大家似乎都没什么抵触情绪。去朋友家玩儿的时候，也会跟着朋友来一把“room tour”，从厕所到卧室，把朋友家整个看个遍。在很多人看来，如果要长期出门旅行，那就把自己的家暂租给朋友，这样比较合理（还有人会把车子也租出去）。住在隔壁的房东肖恩也对我的安排没有意见，爽快同意了。

PCR检查必须去按照日本政府指定的检查方法进行检测的诊所，做鼻拭子真的很痛（之前在急救门诊已经体验过了），对S来说未免太痛苦了。于是我请教了知代，问到一家同样符合日本标准，但可以用采集唾液的方式检测新冠的诊所。她也已经早我一步先回日本了（而那之后她又因为签证问题被迫逗留国内）。说实话，检测的费用高得惊人。可是为了回国，又不得不出这份钱。

等结果的时间里，我始终坐立不安，不停祈祷。其实，我每天都会在心里对着外婆祈祷。当然，一部分是关于我的病，还有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那种不安。S每天都会去上日托班，班上的小朋友都不戴口罩（主要是大部分成年人也不戴口罩。当时的温哥华已经基本回归“日常”生活了）。所以根本不知道在何时何地有可能被传染新冠。所以，当深更半夜终于收到了“新冠检测阴性”的通知时，我和丈夫都高兴坏了。随后，我再次在卧室里默默感谢了我的外婆。

卧室里一直都有蜘蛛生活。但不是之前那种好几只小小的个体，而是约有3厘米大小，腿又细又长，身体透明的蜘蛛。外婆（我认为是外婆）在我床边摆着的加湿器背后结起了美丽的蜘蛛网。我每晚都会祈祷。而且每次祈祷过后睁开眼，我都能看见她。

“请保佑我顺利返回日本。”

于是，她那细长的身体，就散发出了濡湿的、水一般的光。

接下来还有难关等着我们。那就是成田机场的PCR检查。奈绪年底回国的时候，在成田机场查出了新冠阳性。于是只能带着尼可还有雷在酒店隔离了一个星期。她出国前做的检查是阴性。也就是说，她可能是在飞机机舱内被人传染，又或者是出国前的检查出于某些原因（可能是尚在潜伏期？）没能查出来。总而言之，飞这一趟就跟赌博差不多了。

大约10小时的飞行时间里，S是真心过得很享受。他自己戴了耳机看电影，还吃光了供餐。一犯困就直接躺倒在我或者丈夫膝头开始呼呼大睡。

就在几年前，让S坐飞机还是个大工程。S虽然不是爱闹腾的小孩，但他没办法一直坐着看电影，而且飞机供餐，他吃得也不太利索。所以从日本过来温哥华的时候真把我们累坏了。坐在返回日本的飞机里，我由衷地感受到了孩子的成长，他现在竟然能自己优哉游哉地看电影了。

我们前面坐着的是一位来自坎卢普斯的女性。她带了一个2岁大的女孩子和一个10个月大的女孩子。她们此前已经坐了一个小时的飞机，从坎卢普斯飞温哥华，接下来要一路飞去东北。

她自己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我们总想帮帮她。所以在她带着大女儿去厕所时，我就负责帮她抱着小宝宝。小婴儿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但很快就意识到妈妈不在身边了，于是放声大哭起来。我和S还有丈夫三人慌成一团，手忙脚乱地安抚着她。

成田的PCR检查是检查唾液，要等两个小时才能出结果。我们一家的入境流程办得很顺利，事先已经在一个叫MySOS的App上把需要提交的资料都准备好了。因为已经申请过的资料都通过了审查，所以一落地我们就直接是绿灯（我记得如果是正在审查就是黄色，处于尚未审查的阶段就是红色），只要把标绿的App拿给工作人员看应该就可以了。可是，我们还是遇到了要当场出示一些资料的情况，在这样那样的耽搁下，我们最终在机场停留了大约3小时。即便如此，这也算是大大节省了时间后的程度。就在几周前，入境还至少需要花费五六个小时，所以很多人会赶不上后续的国内航班，或者错过了最后一班电车，只能在机场里熬一宿。就算S已经好带了很多，但带着4岁的孩子在机场滞留6个小时……我真的想都不敢想。

在成田机场办入境手续的这3个小时，S表现得特别乖。等待PCR结果的那两个小时里，他除了去自贩机买水或者去厕所，一直都是在指定好的位置坐着。这期间，S一直在认真涂抹自己随身带的填色本，一次都没闹过。

听到我们的号码被喊到的瞬间，我们全家一起摆出了“胜利”的手势。我们取上了摆在早已停止工作的传送带边的行李，跑去机场里唯一还开着的那家日料店里吃了寿司。当时的那种喜悦真是永生难忘。无数小碗中精致美味的料理，日料店店员精细周到的待客态度，还有所有人都戴口罩这一点，通通带着强烈的“日本”感。

不过，好久没见的日本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其实在很意外的方面。那就是“狭窄”。我位于东京的家足够我们一家三个人住。可是厨房，还有一个个房间竟然都很狭窄，令我不由得吃了一惊：“我们家有这么小吗？”尤其是在很靠里的位置，并且没有窗户的厨房，一个人站在里面就已经满满当当了。我顿时回忆起了夏天酷暑中做晚饭时的那种忧郁。

过去的我，就在这狭小的环境里努力生活着，想想都快哭出来了。洗菜篮没地方放，所以我在水池上面做了一个金属架子，把篮子摆在了上面。冰箱和墙壁之间很小的缝隙里塞了带滑轮的置物架，里面摆着各种调味料。为了更方便把炊具拿出来，我还在架子里又弄了一个组装式的锅架。即便如此，我这个厨房也只能勉强转身或者下蹲。

狭窄的还不只是我家。道路也惊人地窄。长大之后再去走小时候生活的街道，会吃惊地发现，路旁的大树和常玩儿的公园都又小又窄。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长大了。这回我对外面的街道也产生了类似的感觉。“欸？是我身体变大了？”

当然不是。

在看上去应该是单行道的路上会有两车交会。一个人走都很促狭的道路上，还要过自行车。因为在S心里，走在路上就和玩障碍跑差不多，所以带着他在这里行走成了一大难题。在温哥华的时候，就算S铆足了劲儿在路上飞奔，或者飞扑到树上，在台阶上行走，都不会撞到任何人，也不会被人责骂。毕竟温哥华没有那么多人。虽然路上往来车辆也不少，自行车骑得和小汽车一样快，但道路上必须优先步行者，遇到小孩或老人就更要礼让了。行道树上不知被谁装了个秋千，看上去谁都可以去玩儿。S经常会在这儿荡秋千。还有很多人会在树根的位置装个小门，弄一个“小矮人的家”。附近邻居家的植物，总是会修剪成龙形或蜗牛形。

邻居家的爷爷会在树干或者树木凹陷的地方摆一些小小的玩具，S超级喜欢这样玩儿。他不会一直拿走玩具，而是会把自己不需要的玩具也摆在相同的位置。有一次，他前一天摆好，第二天在日托班就看到雷米拿着那个玩具在玩儿了。所以，在温哥华带着S散步是非常开心的事，那座城市对孩子们是非常友好的。

可是，我感觉东京并不欢迎S，以及其他小朋友。走在路上时，我光是牵着他的手都不行，得从他背后紧紧抓住他的双肩才可以。S不喜欢我这样做，还会逃开。结果一逃又会遇到有车辆路过，或者被自行车超过……每当这时我就忍不住大声喊。我想，S应该觉得很憋屈吧。我其实也不想絮絮叨叨地叮嘱他。小孩子肯定想尽情奔跑，如果遇到什么能攀爬的东西，他们也一定想爬爬看吧。走着走着，也会想突然改变方向，自在玩耍去吧。说到底，从孩子背后紧紧抓着他的肩，这简直就像是做错事了的惩罚动作。因为无法让S自由自在，我的压力与日俱增。而这种压力，在某次乘坐都内电车时到达了顶峰。

即便是在平日，新宿站里的乘客依然多得令人头晕目眩。要我领着S在这种密度的人群之中行走，基本和受惩罚没什么两样。令我感到难受的是，我发现自己不是在真的觉得很危险，或者很抱歉的时候发声，而是为了向周围展示些什么才发声。那是类似于“作为母亲我也觉得这样很危险”“我会好好注意的”“我真的觉得很抱歉”一类的展示。是我太自负了，我本以为自从住到温哥华，我已经从某种程度上学会了松弛感。其实根本没有，我是个畏首畏尾的胆小鬼。我批判过分强调“看起来如何的”的杂志，结果我自己根本没有逃脱“周围人如何看我”的思维枷锁。仅仅两年零几个月的海外暂住，根本没有改变我的底色。

在温哥华的时候，我用的是布制的口罩。口罩是麻里和她丈夫麦克经营的“麦克品牌”制作的，三层结构，很安全，而且布料触感舒适。最重要的是设计得非常棒，还满足了必要条件：可以重复水洗。

可是，我抵达日本后立刻注意到，我周围没有任何人在戴布口罩。大家戴的都是医疗用的一次性口罩，或者，至少是无纺布材质的口罩。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无纺布做的椭圆形口罩。据说这种口罩是韩国制造，效果特别好，很受欢迎。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走进电车时，我总感觉有好几个人都看向了我（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留着寸头吧）。

听朋友讲，大家并没有被强制要求必须戴无纺布的口罩。不过，电视节目上提过布制的口罩没有用，所以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大家就都戴起了无纺布口罩。

“戴个聚氨酯的口罩，就不会那么不像本国人了。”

有朋友这么告诉我。“不像本国人”这种表达给我带来的冲击也很大。不过，事实上的确发生过两名男性因为戴口罩的问题大打出手的情况。所以这种表达还真不见得是“夸张”。

我其实也写到过，在加拿大或者美国，口罩和政治思想挂钩。日本应该并没到这个程度，但我无比强烈地感受到了某种类似的存在。我们所畏惧的恐怕已经不是感染了，而是“和其他人不同”，不是吗？

我原本以为在户外散步时可以拿下口罩，但是我太天真了。家附近的竞技场上，甚至连跑步的运动员都是戴着口罩的。听我婆婆说，就连去健身房和游泳池，大家也都戴着口罩。擦肩而过的私家车里，明明只有驾驶席上有人，但那个人依然戴着口罩。我真的不懂这究竟有什么意义。

即便如此，我依然迅速买来了无纺布材质的口罩，在无人的大街上我也不会摘下口罩。在电车里，我依然不断提醒S“安静点”，不断控制无法预测去向的S的行动，在S要开口说话前先道歉。

“对不起。”

没错，我会对周围道歉。可这么做导致我很快就筋疲力尽了。S也注意到了我的反常。

“总觉得，妈妈有点可怕……”

没错，S在倾诉不满。他说得对啊。我心想。

可即便如此，对S来说，在日本的这段时间依然是他最棒的回忆之一。他见到了外公外婆（我妈妈紧紧抱着我和S大哭），还吃了好多美食，还得到了无数超棒的日本玩具，整天被教育台播放的有趣节目吸引得目不转睛。

走进任何一家商店，店员都表现得细致、周到。就连随便一张玩具说明书都写得非常清晰易懂，把我感动坏了。超市里陈列的商品个个都很精美，绝对看不到任何腐烂或长毛的水果。虽然购物袋要收费，但商品本身的包装严密又细致，上面还写着各种有可能发生的注意事项，而且还能照着商品做好的开封线，整齐地打开包装。只要在店里买了东西，那么无论这个东西有多小，都能拿到优惠券，还有讲解App登录方法的说明，以及新商品的小册子。总之，就是能拿到各种纸。走进咖啡馆，马上就有侍应生端着温水和擦手巾迎上来，菜单上的说明也非常详细。而且店内的墙上还贴着一些特别菜品。看向哪个方向，都是满眼刺激性的广告。坐在电车里也不例外。车门上方的屏幕里一直在滚动播放广告视频，如果觉得累，打辆出租车，那后座眼前的位置依然还是屏幕，还是在滚动播放广告。在日本的那几周，我一直处在一种被提供着一些“什么”的状态。

东京比较特殊，这一点我当然明白，可是像这样一直不断地被提供着些什么，我的大脑会陷入混乱。面对这种不间断的刺激，我完全得不到休息。渐渐地我开始思索，这种种，会不会就是从“狭窄”来的呢？

和在狭窄厨房里“令人不禁落泪”的那个努力的我一样，为了能在这个狭小的地方保住自己的地盘，各个商店、各大企业，都必须拼命努力。这个“地盘”，同样可以替换成“社会性的容身之处”，如果没有社会性的容身之处，那就赚不到钱。说得再极端一点，可能连活下去都有困难。所以，不能和其他店一样，不能和其他企业一样。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空间，就必须用起来，一旦发现顾客在精神上还有“余白”，那更是绝不能放过。

走进温哥华的咖啡馆，看到的菜单基本差不多。咖啡、红茶、抹茶（加拿大人也爱喝抹茶），麦芬、司康、羊角面包。加拿大人基本不会为了和其他店搞出点不一样，于是去开发新菜单，或者每天制作“推荐菜品”的单子贴到墙上（当然也会有这么做的店，不过那基本是连锁店的做法）。加拿大咖啡馆的墙面全是白的，既没贴着菜单，也没有任何特别说明。

当然，也会有一些专卖贝果或者华夫饼、冰激凌的店，很受人追捧。不过大部分店都没什么太突出的特征，一般都非常朴素。不过客人还是照常会来，就算来客不多，从业者们看上去似乎也还能维持生计。

比较重要的一点可能在于，加拿大人大多根本不太在乎饮食。当然，大家都爱吃美味食物。不过，我前面也提到了，他们给小孩准备的便当就很简单。像在日本那种开满了当地美食店铺的服务区，在加拿大根本没见过（就算有类似的地方，卖的也只有平平无奇的三明治或者热狗）。便利店不会每个月都有新品点心或者什么新联名的菜品，话又说回来，去饭店这种举动，在加拿大甚至都并未日常化。就算是见朋友，一般也是喊来家里做饭一起吃，而且这个饭也都做得很简单，基本就是意大利面，或者直接塞进烤箱里烤烤就能吃的食物。

我的某个加拿大朋友在日本暂住的时候，被电视上海量的“饮食类”节目吓了一跳。电视上不但会有美食记者嘴里塞满肉汁丰富的汉堡肉，还会有一直狂吃当地特产美食的节目，淘汰制大胃王对决，以及所有综艺节目里固定出现的“美食环节”。只要为了那一口美味，日本人可以不远万里，可以大排长龙。这种对饮食的疯狂追求，把我的加拿大朋友彻底震撼了。

而在我看来，这种疯狂的追求恐怕也是从“狭窄”而来的。如果说前面那一种是“空间”的狭窄，那这回就轮到“时间”的狭窄了。不眠不休地工作到极限才好不容易获得一点点午休时间，或者假期，真的一顿饭都不想凑合。这么看来，日本人的观念似乎就很好理解了。

日本人口约1.24亿。其中光是东京就居住着1400万人。而另一边，国土面积约有日本26.4倍的加拿大，总人口只有4000多万。而且我前面也提到过，加拿大人的劳动时间一般都控制在最低限，大家都觉得拥有属于自己的私人时间，这是理所应当的权利。他们是有“余白”的。不去泪流努力，他们的厨房大多也都足够宽敞，别说浪费一两顿饭的机会了，只要他们想，那就有充足的时间去做自己觉得美味的菜肴。他们心中对“丰富”的认识，和日本人本来就不同，不是吗？

日本从物理角度来看就很狭窄，或许正是这种狭窄剥夺了我们本来应该有的，加拿大人眼中的那种“丰富”吧。多亏了那些每天都在为守护自己的地盘、自己的容身之处，坚持努力拼搏的企业和店家，我们才能获得廉价又出色的服务，才能品尝美味的食物。然而，与此同时，为了提供这些服务，人们只能努力，甚至是强迫自己过度地努力。大部分人都在从事为他人提供些什么的职业，而其中的大多数，又不得不削减自己物理上以及时间上的“所有”，去满足他人。而当这些人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时，为了守护属于自己的“地盘”，他们又会怎么做呢？

坐在老弱病残孕专座上装睡的上班族，在公共汽车上脚踹婴儿车的乘客，给附近的幼儿园写投诉信，控诉幼儿园“吵死人了”的高龄人士，以上这些都真实地发生在日本。“过劳死”这个日语词，已经成了国际通用的。就是这样一个劳动时间长到累死人，可无论如何拼命地工作，仍旧持续30多年都在经济下行的国家，我们身在其中，为了守住我们自己那一点点的“地盘”，那一点点的容身之处，拼了命地活着，甚至被逼得根本没有余力再去尊重他人的“容身之处”了。

我其实已经提到过好几次，对住在温哥华的人来说，保护自己的容身之处，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他们生活的环境，也能够让这种理所当然变为可能。无论再怎么忙碌，都能准时下班。癌症专科的医生能请到8个月的育儿假，麻醉师阿曼达每年能请到2个月的休假。失业保险和国家补助都很到位，所以常有人辞职后会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再考虑就业。而且（这一点我在前文里也提到过）如果店里或者公司出现任何准备不周的情况，他们也从不认为责任在自己，并且觉得毫无道歉的必要。说实话，加拿大在商店和企业的服务方面，比日本真的差了十万八千里（或者与其说差，不如说加拿大人就是活得很放松），但离开职场后的他们，也会将保护这个城市其他人的生存空间视为己任。给老人让座，这再自然不过。婴儿车当然要给让到最宽敞的位置。小孩子会吵闹也没什么。因为，小孩子不就是吵吵闹闹的吗？

当然，日本的狭窄倒不是只能起些负面作用。显然，正是因为狭窄，人和人之间更倾向于秉承一种谦让而非争夺的精神。而且，那种削减自己，奉献他人的姿态，也不单是因为来自上头的强制，或者是那种“看上去如何”的思维方式，还因为日本人的确从根本上拥有了一定的温柔之心。没错，大家都很温柔。很多人都很内向，一旦受人所托，反倒是被拜托的人感到诚惶诚恐，恨不得拿出十万分的努力去帮忙。

在温哥华生活了几年，我的感受是，日本人拥有的是“情”，加拿大人拥有的则是“爱”。因为只是一种主观感受，要想解释清楚两者的区别其实很难。不过，我会感觉到加拿大人是“带着爱意去对待他人的”，同时，他们也是带着这种强大的意志去行动的。无论是否拥有宗教信仰，这种带着爱意对待他人，并且作为一个拥有爱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关乎尊严的问题。

日本人也有爱。但是，日本人的这种爱总给我一种后天形成的感觉。夏目漱石第一次将“I love you”翻译成日语的“谣言”不是很有名吗？“我爱你”这句话过去并不存在，于是，漱石就将它翻译成了“今晚月色真美”。若是从“谣言”的角度来看，那这个故事实在是讲得太精彩了。而且就算是谣言，这个故事也依然能让人接受。总之，“爱”这个概念，的确让生活在100多年前的漱石感到迷惑了。这是因为日本人心中还有某种比这个“爱”更强大的东西存在。我想，那个更强大的东西，可能就是“情”吧。

情，不是凭借某种意志，或为了尊严而去取得的，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获得的东西。如果面前有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在充满爱地起身之前，或许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无奈地（或是极不情愿地）伸出了援手。说不定你本人觉得好烦，好讨厌，说不定你觉得自己更需要帮助。把自己的“容身之处”让出来，这简直是生死问题。可是，眼前就站着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无论如何，无论如何都没法不去管他。

爱总是来自善良的心和美好的精神。情却不一定来自这些。所以情有时候肯定会导致状况进一步恶化，有时甚至会让人显露出丑恶的一面。在情的推动下，我们可能会染指一些坏事，或是去原谅一些本不该原谅的人。当看到一个绝对无法理解的、一辈子都不想再见的人悲伤的背影会忍不住为他流泪，那大概就是因情所致吧？就算明知是孽缘，但就是无法斩断关系，总是忍不住再次伸出援手，那大概也是因情所致吧？明明自己的手也遍布伤痕、血污、泥土。可日本人的手，总因满浸着“情”而濡湿着。而这湿度，有时又能升华到一个绝佳的艺术高度。

日本人的艺术，也一样是拜狭窄所赐。说到底，能在狭窄空间之中保存下来的挂轴画、屏风画、格窗绘等等，都是只有在日本才会出现的一些样式，不是吗？而且屏风画，又是一种同时展现一年四季的表现形式。

例如，加拿大极具代表性的画家艾米丽·卡尔的作品，就会有一种超过整个庭院面积的广阔感。能够抵达一个超越物理层面的事物，这也是艺术家的工作之一。不过，日本绘画的美感却并不在广度，而在深度上。艺术家应该以抵达某个“深渊”为自己的最终目的。而这个深渊大家也清楚，它实在是大得惊人（例如蓄水池一类的），就像细长昏暗的水井一般。艺术家们就那样待在又窄又暗的井中，只靠自己一个人，不断地向下挖掘着。

关于诗歌、小说、电影等，我们期待的已经不是视野的宽广了，而是更多地期待些细致、深奥的东西。例如柴崎友香、朝吹真理子的作品，展现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触手可及的世界。但是，她们紧接着就会运用语言所拥有的多层效果更进一步表现这个世界。那种种些微的、平淡的表现之中，有着惊人的深度。备受海外观众欢迎的小津安二郎、是枝裕和等导演的作品，也并非着眼于什么宏大的主旨，而是将重心放在了更深入的挖掘上。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做法，才让更多人体会到了他们作品的卓越之处吧。

日本的国土绝称不上宽广，但日本人拥有深奥的美学，而想要发现那背后遮蔽着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就需要无比漫长的过程。话说回来，夏目漱石把“I love you”翻译成“今晚月色真美”的这个“谣言”本身，就非常“日本”，不是吗？

诞生于狭小日本的种种存在，种种感受，都寄宿于我的身体之中。这次回到日本，我再度体会到了自己身体和精神的那种“狭窄”。我的双手，是否被“情”濡湿？而这湿度，又会为了帮助谁，尽到多大的力呢？

虽然还在因为倒时差而晕头转向，但我回到加拿大之后立刻开始接受放疗了。

放疗师伊内丝再次向我讲解了放疗的副作用。主要就是一些烧伤症状以及疲劳。放疗结束后的两周，副作用将达到顶峰。还有，虽然罕见，但也有可能因为放疗导致新的癌症出现。

放疗室在一扇厚度看上去简直有20厘米的沉重大门背后。我被伊内丝领着走进那个房间，发现实习医生亚斯敏和林医生已经等着我们了。大家看上去都很放松、很温柔，也都夸奖了我的胸部（虽然是我先展示给大家看的）。

我上半身裸露着躺在台面上。伊内丝、林和亚斯敏开始各自报起了数。就在这时，伊内丝问了一句：

“你感觉怎么样？”

欸？为什么现在问这个？我有点不解，但还是回答。

“感觉很好。”

听到我的回应，伊内丝有一瞬间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神情，随后马上笑了。

“那可太好了！”

原来，她刚才是在和其他医生沟通，寻找一个正确的放疗位置。她问的问题也不是“你感觉怎么样？”，而是“这个位置怎么样？”，结果我误以为她在问我感受。原来是我搞错了，好丢人。听我这么说，她们三人异口同声地回应道：

“才没有呢，加奈子说感觉很好，这就是最好的！”

随后她又说：

“那我们就开始了。”

在一派祥和的气氛之中，三个人推开那扇大厚门，离开了这个房间。

天花板被画上了蓝天的图案，屋子里还播放着牧歌一样悠远的音乐。我就这么不疼不痒，也没有任何恐惧感地躺了10分钟，放疗就结束了。伊内丝推开门走进来的时候，我甚至还问了一句：“已经结束了吗？”

我就这么开开心心地离开了医院。如果一直都是这么简单的话，那连续15天接受放疗一点不在话下嘛。我想。在癌症中心的旁边，就是我喜欢的那家名叫Elysian的咖啡馆。我在那儿点了杯咖啡，边喝边望着路上走来走去的行人。

有差不多一个星期，我都是同样的状态。10分钟的放疗一直都是不疼不痒，没感觉到任何副作用。每次放疗结束我都会顺路去Elysian咖啡馆来杯咖啡。

某天早上，我正准备去医院的时候，在学习柔术的同学们建的WhatsApp群里收到了一条消息。一名同学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了。我没有和他做过对打练习，甚至完全不知道柔术教室有这样一个学员，但还是大受震撼。WhatsApp上满是悼念他的话，大家都在描述他是个多么温柔的人，多么强大的人。

从那天起，我的身体状况逐渐糟糕起来。身体变得非常沉重，而且还伴随头痛。不过依然没到化疗时那种程度的难受。还好，我还好。比那时候好多了。我不断地提醒自己。可是我的身体状况还是越来越差了。

就好像呼应着我身体的不适，寒空中也开始不断地飘起了雨。才五月份雨就下个不停，这种情况很罕见。逼得人不得不一直开着暖气。

5月14日

巴勒斯坦裔美国记者希琳·阿布·阿克勒遇害。她是在约旦河西岸地区进行以色列军队袭击巴勒斯坦人的新闻采访时，头部受枪击身亡的。她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常年追踪采访巴以冲突问题。

一大早，我被丈夫的大喊声惊醒。

我拖着不听使唤的双腿爬上楼，发现丈夫正抱着S，S已经翻白眼了。我当即明白：是发热性痉挛。

S在1岁半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次发热性痉挛。听说观测痉挛时间长度非常重要，所以我当时一边哆嗦着一边录了视频。时至今日我还留着那段视频。我给急救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短短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医生迅速做了诊断，确定S没事。于是我问医生，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该怎么办？医生立刻回答：

“还是马上叫救护车！不必迟疑！”

当时医生的这句话，真的让我感到由衷的感激。

这回是时隔许久的第二次发热性痉挛。S已经4岁多，很快5岁了。到了这个年纪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我不安极了。我问丈夫，S的痉挛持续了多久，丈夫也不太清楚。我给911打了电话。在电话拨通时，S的痉挛停下了。他能呼吸了，但看上去整个人筋疲力尽。

温哥华的急救队很快就到了。因为是大清早，所以急救车没有开警笛。但急救灯一直在不断闪烁，看上去有种特别不祥的感觉。S看到急救人员，哭了起来。他能大声哭出来了，我反而松了口气。

一位急救人员用针管喂S吃了点药。我一问，果然还是泰诺。急救车上只能有一个大人陪同，于是就让丈夫陪着S，我开车跟在后面。

好久不见了，这熟悉的急救门诊。无数儿童在等待室里等着被喊到名字。大人们清一色都是满脸疲惫。等待期间，S的体温逐渐降了下去，眼看着一点点恢复了精神。于是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估计又要等很久了。因为还在做放疗，所以这次还是我先回去了。经过这么多次折腾，丈夫已经对急救门诊有了阴影。另一边，看完医生回来的S因为吃到了冰激凌，所以心情好极了。

5月16日

纽约州布法罗。一名白人至上主义男子持枪扫射，10人死亡，3人受伤。

我的身体状况依然很差。尤其是头痛的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我想，可能是持续降雨的低气压导致了头痛，但是疼痛持续到这个地步，估计不只是受天气的影响了。原本非常享受的喝咖啡环节也取消了，我接受完放疗只能马上回家。我遭遇的副作用全靠预测，所以究竟会在放疗结束后更进一步恶化，还是逐渐变好，没人知道。就这样，我熬过了15天的放疗。

全部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发了荨麻疹。浑身上下长满了突起的红色疹子，整个身体都在发烫，我实在痒得受不了，感觉精神都快不正常了。我用冰块给皮肤降温，强忍着不去挠，但最终还是没能忍住，上手挠了起来。结果胳膊和腿上很快就被我抓得鲜血淋漓。而且，很显然，瘙痒更进一步加剧了。

不可思议的是，直接被放射线照到的躯干部位反而一点都不痒。只有这一片区域风平浪静，除此之外全是惊涛骇浪的暴风雨。上次被痒哭还是很小的时候。当时我在开罗，被跳蚤咬遍了全身。

5月24日

得克萨斯又发生了持枪扫射事件。

我请朱利安帮我做了针灸治疗。朱利安为我号过脉后说：“你的身体还没从放射线的刺激里缓过来，它还处在一个应激状态。”他丝毫没有小瞧放疗的副作用。他总是非常细心地观察着我身体的变化，愿意认真倾听我身体发出的声音和信号。有时候，他甚至能注意到一些连我自己都没察觉到的不调，并做出合理的处理。

我可以说全方位地信任他的判断。但是，我的确对那个不会脱发，不会引发呕吐反应，不疼不痒，短短10分钟就结束的放疗表现得有些轻敌了。在我心中，最美好的一天果然还是被告知身体里已经无癌，于是跑去咖啡馆品尝可丽饼的那天吧。

可是，第二天，我又去了急诊。

我的右半张脸和上颚突然开始疼痛，且完全无法承受。同时，我的后脑开始一跳一跳地疼，我开始恶心想吐，连呼吸都困难。我吃了泰诺，但完全无效。我开始担忧起来，于是给癌症中心的护士打电话说明了一下情况：

“一定是出现感染了，请马上来急救门诊。”

对方还把可以查询急救等待时间的网站告诉了我。于是我去了等待时间相对较短（但依然显示要等待两小时）的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丈夫这一天出门了，我喊了Uber。司机是个很热情的人，一直和我聊天，但我很少回应他，因为一张嘴我就感觉一阵剧痛，好像脑袋被狠狠砸了似的。

来加拿大之前，我朋友告诉我UBC有一座非常棒的人类学博物馆。2019年我来到温哥华，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参观了那家博物馆。我在博物馆内看到了原住民的面具和图腾，展览布置得非常漂亮，UBC校区本身也优美得令人赞叹。这片街区简直像一座城市一般宽阔，人类学博物馆位于街区北侧，从那儿远眺，能看到身披皑皑白雪的群山。课间，有很多骑着自行车和踩着滑板在校区内穿行的学生。有个孩子可能是刚从宿舍走出来吧，身上穿的是一件印着驯鹿花纹、样式别致的睡衣。虽然在日本并不多见，但海外其实经常见到有学生穿着本校出品的衣服。我和丈夫一个没留神竟也买起了UBC的周边产品。好在千钧一发之际还是忍住没让钱包大出血，但这所大学就是有如此令人着迷的魅力。能在如此美妙的环境中学习，我真的好羡慕这所学校的学生们。

UBC的急救门诊也坐着不少我当初很羡慕的学生。因为很多人都穿着印有UBC的衣服，所以一眼就能认出来。不过大家看上去倒是都不像需要急救的样子。其中有个男孩子一边用手机听音乐一边哼着歌，还对坐他旁边的男孩子说：

“轮到我了给我打个电话行吗？”

说完就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塞给了对方。

我坐在一排座椅的把边位置，浅浅地呼吸着。因为稍一做深呼吸头痛就会加剧。疼痛感覆盖了整个右脑，上颚好似被插了钉子一样生疼。好不容易轮到我，终于可以移动到诊察室里了。不过我也有心理准备，到了这一步，距离见到医生还有好长一段时间。不过，光是能躺在床上休息，我就已经非常高兴了。为了从疼痛中转移注意力，我准备做一会儿冥想。可是，因为只能保持很浅的呼吸，所以很难集中注意力。

我还接受了血液检查、尿检、胸部射线和脑CT，甚至做了简单的视力检查，还测试了一下我能不能走直线。

检查出结果的时候，医生也来了。医生名叫蒂亚戈。他问我：

“您真的化疗过？”

“真的。去年化疗过。”

听到我的回答，对方非常惊讶地说：

“太厉害了。你的各方面检测数值非常好，根本想象不到你曾经接受过化疗。”

听他这么说，我当然很开心。不过这种开心并不能治愈头痛。

最终，检查结果没有任何问题。CT显示我的上颚位置肿了起来，估计就和护士说的那样，是出现感染了吧。医生说会给我开些抗生素类的药。最开始只能在医院这边开一粒，后续就需要我自己去药房拿了。那颗药大得离谱，就连医生本人，在把那颗药递给我的时候也忍不住露出一个苦笑。

最终，他为我做了全身检查，而且还要再确认一下我的大脑没有出现异常。

“加奈子，我现在要触碰一下你的左腿或者右腿，请回答我究竟碰了哪一侧的腿好吗？”

“好的。”

我保持仰躺的姿势，闭上眼。感觉两侧的腿都被碰了一下。

“嗯……两边都有？”

听我这么回答，蒂亚戈说：

“我刚才故意设了陷阱！你竟然答对了！”

我不由得大笑起来，笑得太猛，搞得头又开始痛了。

5月27日

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在没有头痛的感觉之中醒过来了！太棒了！世界好美！我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

明明已经6月了，温哥华依然像冬季一般寒冷。出门时要穿厚外套，在家里也还要打开暖气才行。

S的发热性痉挛又发作了。这一次从开始发作到发作结束我都在他身边。只见他双臂开始颤抖，很快就翻了白眼，只能短促地吸气，但是完全看不到吐气的动作，嘴角也冒起了白沫。

痉挛持续了大约2分钟。痉挛停息后，S立刻呼吸沉重地睡着了。我在他的头上和腋下都贴了降温贴，陪在他身边。此前医生曾经告诉我，如果S在两周内再度出现痉挛，就带来急诊。这次的痉挛距离上次大约有一个月的间隔，所以没有带他去急诊。可是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出现了痉挛的情况，我还是非常害怕。我给他吃了点泰诺，S的热度慢慢降下来了。

可是第二天他的体温再度升高，到了38.9摄氏度。自然，日托班是不会去了，不过S倒是比较精神。到了傍晚，他的体温再次升高到了39.4摄氏度，我做好了他可能会再次出现痉挛的心理准备，但幸运的是这一次无事发生。S看上去依然状态不错。

转天的早上，他的体温总算是降下去了。不过他的嗓子开始疼痛。用简易试纸给他测了一下，确定他是新冠阴性。所以我怀疑可能是咽喉发炎或者扁桃体发炎。我本来想约一个家庭医生诊所的号，却发现一周前就已经约满了。我给能想到的所有免预约诊所都打了电话，可别说空位了，有的诊所连电话都不接。话又说回来，大部分诊所目前已经彻底不再接收新患者了。就算不是新患者，有些诊所也已经不再接受无预约的病人了。这种情况令我感到愕然。要这么说的话，免预约诊所的“免预约”不就压根不作数了吗？

这段时间，我开始在公交站和电车站看到一则宣传。那是哥伦比亚省的护士协会发出的一则公共广告。上面写着：

“82%的护士认为自己的精神健康遭受了损害。”

旁边附上了抱头颓坐着的护士，以及正在哭泣的护士的照片，描述出了事态之严重。我本来以为，虽然医务工作者人手不足，但大家至少还能保证一定的休息时间。然而，能得到休息的，恐怕仅限一部分医生吧。

就连同样没有家庭医生的知代常去的那家免预约诊所，也无法接收未预约的病人了。而且，她的一个有慢性病的熟人长年委托的家庭医生已经离开诊所，这熟人也不得不匆忙另找家庭医生。自然，所有的诊所都满了，连排号的通道都关闭了。接下来的急救门诊肯定会越来越混乱。

可就算这样，哥伦比亚省竟然还算好的。其他省，有的直接关闭了急救门诊！还有的叫了911急救车之后要等待4个小时车才来。听上去简直像是在开玩笑似的。照这么算，现在还能有家庭医生，可能本身就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我们的家庭医生名叫亚特，在距离我们家3个街区开外的一家诊所上班。提到“家庭医生”，或许很多人会把这一行想象成是“自己开诊所的人”。其实这种人反而是少数。大部分医生都是和其他的几名医生一起在诊所上班。虽然诊所之间各有不同，不过有的人既要做家庭医生，也要负责为免预约患者看诊。有时候有些患者可能在免预约诊所数次接受同一位医生的诊疗，并且比较喜欢这位医生，于是申请该医生来做自己的家庭医生。这种情况虽然是有的，但很少有医生会同意。就眼下的情况来看，想做到这一点肯定更困难了。

当初是麻里把亚特医生介绍给了我。我在知道自己患癌之后，对当时免预约诊所的看诊过程（没错，就是那个表现得很焦躁，动不动就发火的前台）有了心理阴影，所以开始拼命寻找家庭医生。

麻里把我得病的情况，我们一家人居住的地点距离诊所有三个街区的情况，还有我们家有一个4岁儿童的情况都告诉了亚特医生，于是她回答：“好啊，我可以做他们的家庭医生哦。”当时麻里把这个消息转达给我的时候，我高兴得眼眶都湿润了。

亚特医生是一位年龄和我相近的女性，为人干练，又很帅气。最重要的是，她诊所的前台很温柔，光冲这一点我已经是千恩万谢了。

拥有一位家庭医生的好处在于他们能够具体掌握我的个人病历。我会把所有诊断书都发送给家庭医生，如果有药物过敏一类的情况对方也会及时提醒我。每家诊所的标准不同，有些诊所还会收取诊断书的保管费。而且大部分诊所的诊断书复印件都是收费的。我想拿复印件的话会跑去癌症中心。那边可以免费领取。

虽然是“家庭医生”，但也不是说永远只能找他们看病才行。其实找他们看诊也一样需要预约，大多都得提前3天，平均提前一星期预约才行。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病患会去正在营业中的免预约诊所或者喊救护车过来，不过遇到这种情况，最终诊断书也一样要发给家庭医生。总而言之，家庭医生就是那个掌握了你所有病历的人。

不过看眼下这情况，家庭医生的优点可能已经变成“不管等多久，至少能有医生给看诊”了吧。如果免预约诊所接下来更不愿接收非预约患者的话，那光是能看上病，就已经算走运了（更别提像其他省那样直接关闭急救门诊的情况了）。

所幸，S在没有急救、免预约门诊也抢不到预约的情况下自行恢复了。嗓子也不疼了。

我一直在吃含有抗生素类的药物，强烈的头痛也不再出现了。可取而代之的是门牙的阵阵疼痛。感觉像是神经痛。因为当时刚刚看过牙医，所以我很清楚这并不是龋齿的问题。而且疼痛还会换地方，门牙疼过之后，痛点又转移到了左侧的后槽牙附近。我请朱利安帮我用针灸的方式安抚神经，并且每天坚持喝中药，于是，疼痛感也逐渐消失了。

为了让血液循环加速，我开始慢跑，睡前会拉伸一下，而且每天都坚持锻炼肌肉。我按照亚特医生的医嘱，大量饮水并服用维生素B2来预防头痛。

荨麻疹没有再发，不过原本并无大碍的患处皮肤颜色开始变深，并且开始发痒。是那种又痛又痒的不适感。因为不能去挠，所以一开始发痒，我就拿出小惠送我的润肤霜涂抹。后来发黑的情况愈演愈烈，黑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又开始慢慢变淡了。虽然还是很痒，但我知道这是皮肤在重生，所以我忍住了。

曾经变得黢黑的手指也在重生。我的头发也已经长长了，所以我又去了阿正的理发店。上次欠的费用还没有结给他呢！他用拥抱迎接了我的回归。如果我愿意的话，当然可以尽情留长头发，不过我实在喜欢自己之前的发型，所以还是请阿正帮我剃秃了。

我的身体正在逐渐恢复。伤口也在一点点痊愈。而最最重要的是，我不再需要接受治疗了，我终于回归日常生活了。

7月7日

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

苏莱卡·乔瓦德（Suleika Jaouad）是一名记者及作家。她曾在22岁那年被诊断患有白血病。

医生告诉她，她的长期生存率只有35%。她接受了1500天的化疗以及骨髓移植，最终活了下来。她在TED演讲（TED是美国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该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这个会议的宗旨是“传播一切值得传播的创意”）中曾以《濒死的经验教会了我什么？》为题，说过这样一句话：

“令我真正感到痛苦的，是癌症治疗结束后的生活。”

在那1500天之中，她唯一的目标就是活下去。于是，她向着这个目标一刻不休地前进着。可是，在目标达到的那一天，也就是终于出院了的那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要如何去生活了。看了她的这段演讲，我自然想起了科尼。

科尼也说过类似的话。当奔着“治愈癌症”这么一个目标生活的日子终于结束，自己突然不知道该以什么为目标去生活了。于是，她开始学习滑冰和写作。最近她决定把家里的一个房间用作Airbnb（爱彼迎）出租出去。科尼告诉我，搞室内装潢，和来看房间的人沟通，这些都很刺激。此外，她还完成了一部超短篇小说。那是一部关于活着的点滴记忆的、无比闪耀且美妙的超短篇作品。

当时的我尚在化疗中，所以并不能对科尼的说法感同身受。而如今我的治疗终于结束，我也并未感到自己丧失了人生目的。这是因为我还有要写下来的东西。其实我在接受治疗的途中就决定要写下这篇文章了。它实际也是以一种接近现在进行时的状态，连同我的日记同步向前推进的。可是，正因如此，我又陷入了思考：倘若没有了书写，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苏莱卡说：

“就算疾病痊愈，我的恢复过程却尚未结束，不如说，是刚刚开始。”

因为长期化疗，她的身体遭受了永久性的损伤。每天需要有长达4小时的午休时间，免疫系统几乎无法工作，所以不时被急救车拉走。不单是身体，她的精神也遭受了难以磨灭的伤痛。那是对复发的恐惧，以及无法痊愈的悲伤（在她出院3周前，一直和她肩并肩治疗癌症的好友梅丽莎去世了），连续数天，有时甚至是连续数日的PTSD症状。这就是她的，崭新的日常生活。

而且，她还必须不断地提醒自己：

“日复一日，我不间断地受着罪恶感的煎熬。我不停地告诫自己：光是捡回一条命，你就已经非常幸运了。因为许许多多的人都因为这种病离开了人世，包括我的朋友梅丽莎。”

可她直言，自己每天都是在“寂寞和丧失感”的裹挟下醒过来的。她“痛苦得几乎无法呼吸”。在观看她的TED演讲时，我回忆起了最后一次见罗纳尔多医生时，对方曾说过的话。

“加奈子，你的治疗已经结束了。以后只需要每3个月做一次检查就好。这无疑是件大喜事。不过，我的一部分患者也会对此感到不安。通知患癌对一部分患者来说就是心理阴影。他们会进入一种PTSD的状态里。而且这种情况往往不会在治疗结束后立刻显现，而是循序渐进，一点点地冒出头的。所以，从此以后，我希望你能多多照顾自己的情绪。如果你感到不安，请你马上和癌症中心联系。我们时刻在这里等着你。”

随后，他还不忘补充一句：

“不过，我要去休个育儿假喽。”

我和他相视大笑，打从心底里祝福自己恢复健康。我觉得他说的那些问题“不算什么”。在我心中，脱离疾病的那种极致的快乐一直持续，当时的我，似乎被某种全能感包围了。

我不必像苏莱卡那样一天睡4个小时的午觉。也不会动不动就被急救车拉走。我的治疗时间约8个月，最终仅仅失去两侧乳房和三个淋巴结就摆脱了癌症。血液检查得出的数值好到连医生都很惊讶。因为术后腋下会抽筋，所以右肩可活动的范围变窄了，但我马上就可以慢跑并锻炼肌肉，很快也能游泳了（虽然泳衣的前胸部分空空荡荡），甚至还能挂在单杠上。而且，我是发自真心地喜欢上了自己这副失去了乳房和乳头的身体。

我开始感到不安，是在那幸福的每天进入常态的时候，也是温哥华美丽的夏日来临之际。

期待已久的露营，我已经去了4次。我在海里游泳，在湖里游泳，大叫着跃进融雪的河流里。我骑着自行车出门，在海边奔跑，去摘蓝莓，从游泳池的跳台上蹦下去。几乎每周都会跑出去办一场室外聚会。我们去了戴维特的老家新斯科舍省，品尝了当地特产的龙虾，大家玩儿得不亦乐乎。回去的路上途经蒙特利尔，我们在一家非常精致时髦的餐厅用餐，还兴奋地逛了一家文艺风格的书店，买了书，又去了泳池和游乐园玩耍。

治疗十分痛苦的时候，我就在日记里写了一份“如果治好了癌症我想做什么？”的列表。比如去见父母，去见自己在日本的朋友们，去给祖父母扫墓，去泡温泉，去露营，在大海里痛快游泳，去听肯德里克·拉马尔的演唱会。（以上的所有愿望都马上实现了，真是出乎意料！）

在这个列表里，有一件事我无论如何都想做到，那就是再去一趟惠斯勒——就是和罗纳尔多医生见面，被告知罹患乳腺浸润性导管癌的第二天去的那座城市。我要回到那里，回到那个我曾对着浴缸大哭的地方，将我悲伤的记忆覆盖掉。

再次来到惠斯勒，我已经无须为了遮挡哭泣声跑去给浴缸放水了。也没必要为了逼自己睡一会儿，于是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S熟睡的呼吸上了。我已经从众多束缚中解放了，终于能找回那平静与祥和了。

在惠斯勒的黑梳山，我请丈夫为我拍了张照。被晒得皮肤黝黑的我面对镜头笑着。那模样看上去太幸福了，就连我本人看到了也要禁不住为之微笑。与此同时，我又不知为何，感受到了某种寂寞。

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一切都结束了，什么都不用再担心了。那至高的幸福甚至无法用言语表达。可与此同时，突然袭来的寂寞也一样强烈，一样令我毫无招架之力。

这感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我如此幸福，同时却也如此寂寞呢？

从惠斯勒回来后，我也变得和苏莱卡一样，每天都是在“寂寞和丧失感”的裹挟下醒过来的。明明前一天晚上钻进被窝时，我还沉浸在幸福到目眩的美妙情绪之中，然而早上醒来，我就又被那种难以名状的不安笼罩了。

每天醒过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这不安的原因。眼下，我有什么现在进行时的恐惧吗？S很健康。丈夫很健康。阿站很健康。我呢？我也很健康。身上没有疼痛的地方，也没有需要治疗的地方。没错，我已经不需要治疗了！没事的，没事的，我没事的。我就这样拼命对自己强调着，开始一天的生活。就这样，尽量轻柔地告诉自己要放松。

我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会为我送上祝福。他们都打从心底里为我的康复感到高兴。还有人感动得流了眼泪。

“太好了，你真的好坚强！”

“接下来就是崭新的人生了！”

听到他们这样说，再加上一个比这句话更加热烈的拥抱，我心中的幸福瞬间到达了顶峰。但与此同时，心中还有一个声音突然说：

“等等，我还是觉得好怕。”

那是静谧且迟缓的孤独感。

在我被告知患癌后，以及接受治疗时，大家都能打从心底里共情我的恐惧，并贴心地陪伴着我。而那种恐惧，可以说是相当真实的存在。用一种有点奇怪的说法就是“我害怕的是一种真实的恐怖”。

可是，当我的癌症已经治好，我回归到那种无与伦比的幸福生活之中时，我的恐惧就不是真实的了，而是有点像冒牌货。所以，我的这种恐惧暂时无法和任何人提及。糟糕的是，这种恐惧是伴随着罪恶感的。就像苏莱卡所说的那样，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必须打从心底里对自己“还活着”“活下来了”满怀感激。因为自己本可能和其他患癌去世的人有着相同的命运。

还有，即便同是“幸存者”，但我得的是乳腺癌，这种癌症的生存率相对较高，而且仅需8个月我的治疗就结束了。但是苏莱卡罹患的白血病却需要进行骨髓移植，而且接受了长达4年的癌症治疗。有一些瞬间，我会下意识拿自己的处境和她做比较。于是，我又会产生一种“自己的这种恐惧很不恰当”的想法。我总忍不住想，长期生存率只有35%的数字，会给她的日常带去多么可怕的阴影啊，和她相比，我却……

当然，反过来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比如，我有基因突变的问题，此后罹患卵巢癌的概率会变高。那么对那些没有突变基因的癌症幸存者来说，在对复发的恐惧上，又怎么和我比呢？还有那些不需要接受化疗就成功治愈，极早期就查到癌症的人的恐惧，又该怎么说？

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属于自己的恐惧是无须和任何人比较的。完全不需要。

恐惧，就是恐惧。

当然，无论生存率有多低，复发率有多高，有些人都会毫无恐惧地活下去。但可惜的是，我不属于这类人中的一员。

一切真的已经结束了吗？

以后会不会还有什么可怕的事等着我呢？

我总忍不住这样想。而且这种想法，往往会在我感到无比幸福的瞬间突然浮现。我无法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我才惧怕自己会失去这种幸福。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我曾努力思考。可它其实什么都不是，它就是常见的情感。我们在100%感受到幸福的同时，也会100%地感受到惧怕失去这幸福的寂寞。人类就是这样一种生物。“因为太幸福了，所以会害怕。”第一个说出这句话的人，是谁呢？

事实真相往往很简单。我彻底找回了自己的日常。我的日常就是如此美好，美好到我甚至会被恐惧驱使。我绝对不能再撒手让它溜走了。而我如今的日常，已经和过去完全不同了。从今往后，我要开始度过“新的日常”，而这新的日常之中，也正包含了无数未知的恐惧。

2021年，苏莱卡的伴侣乔恩·巴蒂斯特获得了11项格莱美奖提名，成为历史上仅次于迈克尔·杰克逊和娃娃脸的音乐人。同年11月，苏莱卡癌症复发。而且这一次的癌要比第一次的性质更严重。在乔恩获得提名的那一天，苏莱卡开始了她第二次的癌症化疗。而在她接受第二次骨髓移植的前一天，她和乔恩结婚了。

在接受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时，乔恩是这样说的：

“黑暗想要吞噬你。可是，你要向着光前进，专注于它，去拥抱它。”

他的音乐本身也是充满光芒的。他说出的这句话本身，也好似正在发光。这句话，也正体现了光明的强大。

在我看来，专注于光明，并不意味着就忘却了黑暗。正因为有黑暗，才有光明——虽然这句话是那么“陈词滥调”，可它又是那么理所当然，无法反驳。只要我们还是那种在为幸福祈祷的同时，也会担心自己失去幸福的生物，光明和黑暗在我们身上就永远是共存的。

人总有一死。

我对大家都将体验到的“死亡”怕得不得了。我不想死，至少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可能会产生“我可以死了吗？”的念头。我想，在我死去的瞬间，在生命的尽头，我可能依然在可悲又可怜地恐惧着死亡。

患癌有一点好处，就是让我意识到“恐惧也没什么不好的”。我想对那个可怜兮兮地发着抖的自己说：“我懂，真的好可怕！”然后牵起自己的手，拍拍自己的肩。

我曾写到过，在接受癌症治疗的过程中，我产生了一种自我之间的“乖离”。我感觉自己是保持了一定距离去观察西加奈子的某个存在。而这种情况则拜护士塔提亚所赐，烟消云散。我是我，我只能是我。我找回了我自己，我简直要为自己献上喝彩。而实际上，我也的确发出了甚至感染到其他人的高亢欢笑。

以此欢笑，作为对自己的喝彩。

可是，那种感觉仍依稀存在着。它并非来自恐惧和痛苦，也没有“乖离”的感受那么强烈。我或许还是只能将其描述成“另一个我的存在”。而现在，那“另一个我”超越了所有人和一切事物，成为我最重要的盟友。

“我懂你！”

“是的！”

“真的很可怕！”

自然，当我和这种恐怖对峙之时，牵着我的手的，拍着我肩膀的，绝不止“我自己”。我还有科尼她们这些曾患过乳腺癌的幸存者前辈。

文枝，我的高中同学。她在6年前被诊断患有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所幸没有检测到基因变异的情况。在接受化疗和放疗后，她选择了乳房的保守治疗手术。

文枝当时在一家大学医院的生殖实验室担任胚胎培育师，在接到患癌通知时，她正准备两周后去芬兰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她的初诊医生说可以等她出差回来后再进行治疗。可检查结果却显示她的癌细胞增殖率要比想象的高很多，所以医生劝她最好还是在出差前就开始治疗。当时，距离她出差只剩3天了。文枝询问对方：“等我开完会回国再开始治疗可以吗？”于是医生问她：“如果选择了去开会，你有信心在3年后不为此感到后悔吗？”于是她决定立刻开始治疗。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她把自行车停在公园边，哭了一场。

小润，是我读大学时的好友。她在9年前被诊断患了乳腺癌。当时她和自己的孩子G，还有丈夫杰德一起住在洛杉矶。当时正是G快要过周岁生日的时候。她准备给G断奶，于是开始换上了奶粉，就在那几天，她开始觉得胸部不适。一开始负责看诊的内科医生没有发现问题，只告诉她“不要紧”。可小润始终感觉不舒服。于是坚持请医生给她做了检查。时至今日，她都会想：当时自己没有坚持检查，而是直接回家了的话会如何？小润曾告诉我：

“医院是打电话告诉我病情的。我当时脑子里想的是：‘这个人在说什么啊？’后来我去了医院，听了治疗方案，才一点点反应过来。于是我又开始想：‘以后，我还能和G，还有杰德在一起吗？’同时，我也下定了决心：从此以后，我也一定要和他们在一起。我绝对要做到。”

我的婆婆秀子是在8年前罹患乳腺癌的。她接受了化疗和乳房保守手术治疗，之后又接受了放疗。她说，医院通知她得了癌症的时候，她大脑一片空白，完全无法思考。于是，她一个问题都没提，面前的医生说什么，她都只会一个劲儿地回答：“好的，好的。”然后就回家了。

婆婆告诉我们她患癌的那天，我至今难忘。我们一大家去了趟温泉，当时正在回程的新干线上。马上就该下车了。她对我们说“我得了癌症”。我听到这句话，下意识紧紧按住了坐在我对面的她的膝头。于是她微笑着对我说：“别担心。”这些细节，都无比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那一年，她63岁。她的孩子们（也就是我的丈夫和他的弟弟）已经离开家，独当一面了。所以她说自己有个三长两短倒也不要紧，唯一比较担心的是丈夫，所以接下来丈夫得学会自己照顾自己了。

住我家隔壁的特蕾西，是房东肖恩的伴侣。她在39岁那年伸手搔了搔腋下，结果摸到了好几个硬块。当时的她住在圣地亚哥，是一名注册会计师，同时也是一名CFO（首席财务官）。她身体非常健康，根本没想过会出现任何问题。可想而知，当医生告知她罹患乳腺癌时她受到了多大的打击。之后，她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和在美国也属少数的一位践行综合医疗的芝加哥医生探讨治疗方案，同时摄入补充维生素以及其他补剂。

在我接受治疗的时候，文枝会定期联系我。她教我要在接受化疗时尽量把思绪放空。当我告诉她为了提升白细胞数值，我必须得自己给自己打针的时候，她也陪着我一起害怕。文枝还拍了她家院子里开放的山茶花和水仙花。看到花儿的照片，我明确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

听说我得了癌症，小润从美国给我寄了一大堆东西。有姜味的糖（化疗时恶心反胃可以吃一些，这种糖能让口腔感到清爽）。术后系安全带会伤口痛，所以她送了我安全带的保护套，还有能让身体从内到外暖起来的发热袜子。不单是给我，她还给S买了能陪我一起在床上玩儿的小玩具，甚至给照顾我的丈夫买了美味的咖啡。

听说我患癌，婆婆马上对我说：“没事的！”因为当时刚刚得知自己患癌，我真的非常想听到这句话。自那之后，她也一直反复告诉我：“没事的！”

“只要你需要，我随时都能去！”

后来，她为头发掉光的我亲手织了绒线帽，寄来了加拿大。

特蕾西和肖恩夫妇为我们家免费提供了房间清洁。因为丈夫提到想在我开始化疗前，把家里彻底清理一下。于是他们夫妇俩就雇人每个月为我家做一次清洁。我对细菌毫无招架之力，所以清洁房间真的非常重要。无须我们自己来做清洁（而且还是免费），真的帮了大忙了，我对他们夫妇二人感激不尽。

特蕾西把她学来的维生素和补剂的知识都传授给了我。在接受化疗时，为了防止呕吐，可以去买一些渔民用来防晕船的腕带。这种东西的存在也都是她告诉我的。

她们，都是度过了宣告罹患癌症的那一夜的人。

对我，她们都从精神上、物质层面上，毫不吝惜地提供着支持。而且，她们也是清楚预后日常要如何度过的伙伴。所以也都是我可以参考的榜样。

后来我中途回国那次，和文枝在大阪见了一面。大口吃着三明治和蛋糕的文枝看上去神采奕奕，和高中的时候一点没变。她告诉我，她已经不再害怕半年一次的定期检查了。因为检查当天必须禁食，所以她会思考检查完的午饭吃什么。说到这儿，文枝还笑了。不过，6年前的那些日子，如今也依然鲜明，依然令她心头苦涩。

作为一名胚胎培育师，她不但要服务一些不孕不育的患者，还要为一些癌症患者做生殖方面的保守治疗。自从她本人也经历癌症之后，这份工作对她来说又有了更大的意义。她的手中，紧握着无数人未来的希望。

在我治疗结束后，小润从波特兰跑来看望了我，而且又带了好多的伴手礼。我们两家人一起去了海边，我们坐在海滩上摆着的圆木桩上，丈夫和杰德在大笑着，孩子们在一起玩耍，我就那么望着他们。

自从经历了癌症，小润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其实是很有限的，只是自己此前并未注意到这一点。所以，她要更加重视和重要的人在一起的时间。感到压力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所以一些不重要的细节就别在意，尽量去做一个更随意的人（所以在刚刚结束治疗时她特别在意饮食，后来也渐渐放松心态，不那么较真了）。

她对旅游景点没什么兴趣，更喜欢在我家附近慢悠悠地闲逛。和她在一起，我有一种从内到外都得到放松的感觉。我们一块儿聊天时，我总是笑到肚子疼。

我婆婆秀子在癌症治疗结束后，几乎每天都会去健身房。新冠疫情后，她戴着口罩在家里的公寓上上下下爬十层楼。而且一直都在锻炼拉伸。现在她甚至能顺利完成一字马。用药房摆着的那种血管年龄测定器一测，发现她的血管年龄竟然只有20来岁。

虽然没到“彻底改变人生观”那么夸张的程度，但是婆婆在患癌后更倾向于“只拥有少数几个重要的朋友和自己的亲人就很满足”的轻松人生（她住的房子比较老旧，但永远会把房间整理得非常干净整洁），而且也已经不再害怕去做定期检查了。如果要发生些什么，那就等发生了再说。因为一旦开始忧心忡忡就没个头了。她本来就是利落干练的性格，这些年更是洒脱极了。

癌症治愈后，特蕾西的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生只有一次，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春风拂过，树枝上生出的哪怕一两枚叶片，都能给她带来一种见证了奇迹的感受。她决定要比过去更加重视自己的朋友和亲人，并且下定决心要养育子女。于是，她顺利生下了迪兰和罗根这对双胞胎。

她每天都过得很忙碌。要陪双胞胎宝宝玩耍，开车去上班，努力工作，同时还会帮助丈夫肖恩处理一些房屋管理人的工作。我常看到她在家附近散步（有时候还会在滑雪场和泳池偶遇她），每次见到她，她都会停下脚步询问我的身体情况。我告诉她，自己得到了好多人的帮助，尤其是她这样曾患乳腺癌的朋友给我提的一些建议，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听我这么说，她回答：

“癌症姐妹互相帮助嘛。”

作为其中一员，我也想为他人尽些力。

麻里向我介绍了她的一个朋友，名叫安娜丽莎。她是今年5月获知自己两侧胸部都有恶性肿瘤，准备10月份接受彻底的切除手术。我马上建了一个有我、安娜丽莎，还有科尼的邮件群。

因为是初期的、进程比较慢的癌症，所以医生认为她暂时还不需要接受化疗。但是具体情况还要另说。她现在独自居住，完全不清楚何时能回归职场。她甚至都不知道独居的话，自己能不能照顾自己，所以相当不安。而且，一直无法确定具体的手术日期，这也给她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我和科尼尽量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信息都告诉了她。术后，麻里将作为发起人，组织起Meal Train，我也准备参与进去。眼下，我们三个人正准备一起去喝咖啡。虽然不知道我们所做的这些能让她的情绪平息到什么程度，而且我也明白这样做不可能彻底消除她的恐惧，但我们可以陪在她身边。唯有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

自从得知患癌，我和很多人拥抱过。有的拥抱是那么用力，感觉自己的身体都要被折断了，有的拥抱又是那么柔软，好似被一团轻飘飘的毛毯包裹着，还有的拥抱是那么小心翼翼，仿佛将我看作一件易碎品。

来到加拿大，我明白了自己是个“很爱拥抱”的人。在日本时，有些人是很抵触肢体接触的。我还担心自己这样拥抱会被人当成性骚扰。总之，在日本时我一向很小心。或者说，我可能根本就没想过要去和人拥抱。因为压根没养成那个习惯。

可是，自从来了加拿大并开始和人频繁拥抱，我终于意识到了：我很喜欢拥抱。每次遇到喜欢的人，光是微笑着问候，或者在检票口前挥着手说“下次再见”，我总觉得少点什么。我想拥抱我喜欢的人，也希望被喜欢的人抱住（所以，当加拿大也因为新冠减少了拥抱机会时，我真的寂寞极了）。

患癌之后，我拿着这个“借口”，获得了很多人的拥抱。其中有些人考虑到我是日本人，并且我们正处在新冠疫情期间，所以还会提前问我：

“可以拥抱吗？”

当然了，非常可以！拥抱着什么人，或者被什么人拥抱着，这种形式之上还蕴含着更多的东西。我们彼此交换体温，彼此体会感受到“我还活着”的那个瞬间，都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力量。

见到安娜丽莎后，我想问她：“我可以拥抱你吗？”如果她同意了的话，我要用尽全力去抱住她，就像大家拥抱我时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