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年后，我终于回家了。

院门口槐树底下，胡乱停放的私家车之间的狭小空间里，我提着行李箱，提手上的飞机托运单还在，脚步却一丝都挪不动了，像是被什么东西牢牢钉在柏油路上。

远远地，我看见了她。

她头发已经掉得差不多了，脑袋顶上中分的缝隙几乎是秃的，银白色的短发远看去像一层薄薄的塑料皮淋了雨。如果不是她抬起手，向空气中摆了三摆，我差点认不出她。要知道年轻时那双大黑辫子可够她骄傲的。是她，没错。摆手的姿态一点也没变，手举过头顶时眼睛闭住，头偏向一侧，和她当年对着我摆手一模一样。她顺势望向我这边，我忙蜷起身子，缩到树后，胸口突突直跳。她转过身，继续和邻居们搓起麻将，蒲扇摇得飞快。我心一横，转身离开了。

从旧金山飞了将近十六个小时，才降落在灰蒙蒙的Y城。过去十年，我经历过两段失败的感情，仿若身体的炉灶刚添一把柴火，冒过几缕薄烟，火刚烧起，又被冷不丁抽走，只剩细土般的暗青色灰烬。绕地球兜了大半圈，回来后还是一个人。如果说要怪罪谁，这一切都是因为那女人。我不想提母亲两个字。我无法原谅她。

我结婚算晚的，九二年嫁给下海经商捞到第一桶金的刘宏新时，虚岁已经二十八（那个年代算晚婚）。我们的结合就像儿戏。母亲上街买鱼，路上碰见同乡，聊起家事，顺便就把我给“交代”了。你闺女多大？我儿子大她四岁。那正好。母亲担心塑料袋里的鱼放久就不鲜了。就是这句该死的“那正好”，或者说就怪那条倒霉的鱼，我们四人第二天一起吃了顿不冷不热的饭。母亲在席间表现得极为开明，说什么“闺女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也是她爹的愿望”。我讨厌她拿我父亲说事，更烦她擅自绑架我的幸福，恨得牙根直痒，吃进去的肉和菜不知是什么味道，竟忘了多看对方几眼，只记得那人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讲话慢吞吞，不像坏人。好人和坏人——这神奇的二分法居然成了我衡量结婚对象的唯一标准，和看那个年代的电影如出一辙。现在想来不可思议，虽然那时我已快三十，对结婚二字一头雾水，没隔个把月却成了一场婚姻的主角。

刘宏新是工厂厂长，手握一个厂子从进货到用人的实权。逢年过节，我们家从不缺年货，杭州的丝绸，海南的水果（平生第一次吃到芒果和香蕉），别人托人送来的布票……我真嫁对人了。可算离开了从前那个死气沉沉的家。

事情急转直下从来没有预兆——如果说和刘宏新的婚姻给了我什么启示的话，只有这一点。那天早晨一如往常，我起床后在家收拾房间，擦拭床头柜上那块他常戴的金表，心里想着以后厂里不忙了，也一起出个国度个假，享受享受。从前“享受”这个词和罪恶相连，那时却开始时兴起来，人人口口相传，却对它的意思似懂非懂。结婚不到半年，刘宏新就让我从小学辞掉工作，每天收拾照顾家里（当时还不兴全职主妇这个词）。那时我虽干劲十足，但一想吃穿不愁，还不用每天面对情绪不定的学生、生一肚子窝囊气，很快就接受了。

擦拭，清洗，归置，买菜，做饭，做完家务，差不多已到傍晚，等到六点左右，他就该回家了。只是那天，手上的金表嘀嗒嘀嗒走，直到晚上他也没回来。打电话到厂里，接电话的支支吾吾，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后来干脆挂了电话。到了第三天还是杳无音信，至此我也没想到他是丢下我跑了，以为是遭人劫持，还傻乎乎地报了警。和警察前后脚找上门的，是一群催债的盲流，半夜里疯狗一般砸门踹门，用红油漆在楼道里喷上“刘红（宏）新去死”，惊叹号一个比一个长，直戳进我心里。让人难过的倒不是这些话，而是和你同床共枕两年的男人，不打一声招呼就从你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桌边的蜡烛烧了一半，烛泪凝在烛台边上，冰箱里的生日蛋糕还剩下一角，而给我制造惊喜的那个人已不知去向。

来讨债的人三三两两聚集在楼底下，来回盘问路人“刘宏新死哪儿去了”。好在住在这里两年，我们和邻居来往并不多。唯一认识的是隔壁刘姨，她神情夸张地劝我出去躲一躲，仿佛我家里着了火，生怕连累了她一家。我边打包边哭，虽说刘宏新人间蒸发快半个月了，我还是不信他会丢下我不管，我抿住嘴，尽量不让自己号啕大哭。其实我是在默默期待敲门声，期待钥匙孔插入钥匙的咔哒声。打开门，我想抱着他大哭一通，安慰他说没关系，厂子倒了人还在，人在就能东山再起。可他再也没给我机会。催债的人手握木棍，在我家门口烧起了纸，浓烟顺风飘到屋里，熏得我睁不开眼，眼泪止也止不住。有那么一瞬间真想打开门大喊：搞死我吧！我和他刘宏新没半点关系了！但我害怕，不敢开门，不敢报警，一起身就感到脚边的土地轰然塌陷，坠入无风无声、时间停滞的深渊。手脚发麻，天昏地暗。我只是哭，哭倒在床上。

醒过来时已是夜里七八点的样子，天全黑了。我在窗前呆坐了好一会儿，空气里烧纸的糊味还没散尽。楼下路灯的黄色光晕里，一丛丛飞虫在试探、冲撞，不舍得离开，靠得太近又烧死在灯泡上。就像我。开灯，灯却不亮。他们可能已经从外面掐断了电线。该离开了。黑魆魆的房间里，我摸黑把衣服和首饰塞进结婚时我妈送我的唯一一件嫁妆——蓝灰皮革箱里，某处内脏不住地颤抖，两只手不听使唤，眼泪也早流干了。我拦了辆拉货的三轮车，拖着皮革箱灰头土脸地逃命。骑车的大爷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不敢问，也没要钱，只顾闷头往前蹬。

约莫半小时，三轮车停在了父亲铁路局分的砖红色房子底下，以前我住了二十几年的家。母亲开了门，屋里光线昏暗，只有内屋的电视机嘶嘶啦啦地唱着。旅行社的红鸭舌帽底下，母亲露出惊恐的神色，她像是不认得我，凑近了，迟疑的目光落在我脸上。时间凝结。简单的一声“妈”梗在喉头。

她摆摆手，让我睡在父亲那屋的地板上。父亲去世后，他的床成了储物架，摞满了没用的商品盒子和废旧报纸。她没问我为什么来，刘宏新去哪儿了。她什么都没问，什么都不关心，又坐回电视机前看起了歌舞节目，嘴里念念有词。第二天，她掐着皱巴巴的记账本，计算起住在“她家”的费用，煤气费，水电费，每顿饭的成本，连早餐喝的奶粉、吃的苹果都计算在内。她戴着老花镜，镜框卡在鼻尖上，看我时翻起松垮的眼皮，露出浑浊的眼白。等她最终说出那一串钱数，我心里最后一丁点火苗也随之熄灭，黑洞洞的，整个人被掏了个空。

“我是你闺女，你都不肯通融吗？难道要我拿首饰来抵？”

我喊出的话带着颤音，嘴角忍不住抽搐，眼泪下一秒就要喷涌，但我死死咬住嘴唇，拼命忍住。像这样冷血的女人，不值得我在她面前哭，那无异于在猛兽面前流了血，露了短。

“通融？谁通融我？明天谁通融你？别指望全世界都围着你转！你算老几啊？”

她生气时五官揪在一起，眼睛不再浑浊，闪出凌厉的凶光。站在对面的这个人不像是我的母亲，倒更像毫无人情、视财如命的包租婆，或是在街边偶遇的疯婆子。

“你疯了！我没钱给你！错了！我有钱也不会给你！”之前听人说，人生气时呼出的气都是黑色的，我那一刻感觉心肝脾肺肾都被染成了墨一般的颜色，每吐一个字，鼻孔都散出一道黑烟。

“刘凤湘，你可以走了。出了这个门，咱俩不认识。”她说完，就把手里的记账本摔在地板上，冲我摆摆手，充满血丝的眼睛瞪着我。

我的人生轨迹就此被改写。如果母亲肯继续收留我，我们也许会重归于好，不排除一起生活的可能。我再不喜欢她，也知道她受的苦够多了，想为她做点什么。但她替我关上了这扇门，锁得死死的，而我没有钥匙。

跌跌撞撞下楼，不知怎的，脑海里一幕幕都是惨剧：我被讨债者棍棒相加，刘宏新在背地里窃笑，我和母亲老死不相往来。多年前的一天，我生命里最黑暗的一天，像卡了带的磁带，一遍遍回拨，命运用黑色的刻刀将它牢牢嵌入我的皮肤，翻出血肉。每碰一下便袭来抽筋拔骨的疼痛——一九七一年十月六号，父亲从江中被捞起，肿胀得不成人形，他卧在一块透明塑料布上，陷进被雨水打湿的泥土。我跪在妈妈和姐姐身边，反复念同一句话：“我想回家。我想回家。”我不明白我们三个为什么要跪在脏兮兮的泥地里，为什么要挤在混乱的人群中，为什么要对着一个根本不像爸爸的人哭喊，为什么不能回家。如果姐姐说的是实话，父亲的死和母亲脱不开干系。

从记事起，父亲便是个影子一样的人。他常年在火车机务段工作，那时的火车烧煤，父亲有时铲煤，有时轮班开车。因为工作忙，他常常在我们睡沉后才回家。他在衣橱左下角的抽屉里偷藏几块大白兔奶糖，再用花布盖上。我和姐姐都记得他说过的那句话：“乖乖听妈妈的话，第二天起来就有糖吃。”我们开始还真以为糖果有灵，只要听话就会出现，直到有一晚装睡时，看到父亲偷偷放糖时隆起的肩膀。一个人的背影比面孔要多情。父亲的背影，母亲的脸，一个是温情的美梦，一个是惊悚的噩梦，两个天差地别的人怎么会生活在一起？我想不通。

十月六号是没有糖的日子。之后再也没有了。姐姐说，前一天的晚上，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通，大概和父亲不肯检举揭发他的老领导有关，母亲口口声声说父亲连累了这个家。父亲和别人不一样，姐姐说，别人任他是谁，都肯随便说几句胡话，就为了自保，可咱爸不是那样的人。

第二天，父亲便出了事。

不幸。自从我学会这个近乎悲壮的词，父亲就是那个和它相配的人，而母亲则是自作自受，不值得怜悯。从那天起，家里的唠叨多了，饭桌上的剩菜剩饭多了，父亲在她口中成了不为别人考虑的“老头子”。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座冰山。

母亲朝我挥手的决绝刺痛了我。我万念俱灰，想起远在美国的姐姐。我用红布兜收好带在身上的首饰，拿去金店典掉，换来几张旧票子，饿着肚子挤上公交车，到邮电局排队，填表，打国际长途，一分钟十六块，说了足足五分钟才讲明我的处境，那几乎是我身上所有的钱。

到美国的第一晚，我把头埋进沾有香水味的被子，欲哭无泪。一半是因为远离家乡，一半是因为姐姐。多年不见，她的神态和脸上的纹路全数继承了母亲，她对我笑，我却感觉不到亲情和温暖；她摇头表示遗憾，却像对着街上的乞丐那般置身事外。我接受了她提出的房租价格，因为语言不通没处可去，只能安慰自己说，这是美国人的习惯，怪不得她。唯有这样，才能从绝望中暂时解脱。

为了还清房租，我在比萨店里切过比萨，给家具店扛床垫，替老得不能动的人遛狗，在商场里向华人兜售化妆品，给社区学校擦过地板，在饭店后厨刷盘子、洗地，因为没身份，时薪低，只要别人乐意聘请，我就拼命干活，有时同时打几份工，比墨西哥、菲律宾、印尼来的人都勤快。几年时间攒了点钱，终于在旧金山郊区买下一处年久失修的老房，逃离了姐姐，过起独居生活。没人认识，没人惊扰。我醒着就玩命工作，饿了就大口吃饭，夜里倒头便睡，别的一概不想，一概不念。因为我知道，只有像蛇一样冷血，没有温度，不念情面，才能不受伤，也就不需要时间舔舐伤口。就这样，我忘记了上一段婚姻，忘记了之前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伤心事，渐渐成了没有根也没有未来的人。无论对谁，我都不抱怨，一个人的时候更不为过去的事后悔，不去想以后怎么办。人哪，一旦没了退路，就比刀枪剑戟还坚韧。唯一还能挑动我神经的，就是独自一人走夜路。家附近的路灯灯泡被人拧走卖了钱。寂静无人的黑夜，鸦鸣遍野，我竟怀念起小时候和姐姐手牵手走过的深夜巷口，还有母亲哄我入睡时轻轻哼唱的歌。后来我买了辆不知是几手的车，再不敢独自走夜路。

保罗的出现弥补了空洞。同居七年，无非搭伙过日子，说爱也没多爱，只不过凑巧在彼此的空当里认识了，像饮食男女那般满足对方的需求，让日子不再那么难熬。原先我以为自己爱刘宏新，可分开后这个人的面孔早就模糊了，偶尔想起，心里不疼不痒。我以为自己爱保罗，可当他说分开，我没多说一个字挽留。他不能忍受我用“结婚”二字反复试探他，我也受够了他凡事都AA制，像极了我那绝情的母亲和姐姐。

分开后，我失去了继续独居下去的胆量。无论怎么劝自己，这里都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我决定回国。

十四年后，我回到Y城，看见了母亲。

自那之后，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回去看一眼，站在院门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我说不上自己为什么要去，为什么始终不肯上前说一句话，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别的母女那样自然地聊起家长里短，无所谓地开开玩笑。这些都是太宏大的课题，仅凭我一个人的力气解不开。

久而久之，我摸清了母亲的“行踪”：早上七点到菜场买菜，她喜欢将两兜子西红柿和芹菜系在一起，一前一后扛在肩上；她站在摊子前挑苹果，眼睛紧贴上去，好像要把整个苹果塞进眼珠子里，然后用大拇指从头到尾摸上一遍，确认没有破损再丢进布袋。下午两点，她出门遛弯，有时到家门口的凉亭打扑克，为谁该坐在阴凉的地方争得面红耳赤，不用猜，总是她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耳背，她的说话声永远是人群中最大的，还没进院子，就能听见她高高吊起的嗓门，音调比年轻时训我们还尖锐。她热衷于和人吵架，吵的时候一根手指指天，好像那里有谁在看，虽然已经掉光了眉毛，还能隐约看到她眼睛上方一弯肌肉在用力颤抖，像准备进攻的母狮。晚上七点之后，她多半在客厅看电视，三楼的窗口黑洞洞的，交替闪烁着蓝色和黄色的光。有几次，我就站在三楼楼梯口左侧的漆红色铁门前，用手摸一摸生了锈的圆形门锁，锁眼周围都是钥匙戳出的凹痕。门上挂的春联卷起的残角上积满灰尘。我甚至能想象她一个人提一桶熬好的糨糊，反复比量着贴春联的样子。

小时候，每到春节，家里煮猪肉白菜馅的饺子，父亲和母亲不在那天吵架，只哄我和姐姐开心。在国外的这十几年，我不过春节，不和人提起过去，用尽一身气力忘记这个家。可什么是家呢？眼前这扇熟悉又陌生的铁门吗？还是屋里那个生下我，养了我二十几年，到头来却不肯收留我一起生活的女人？是那个一头栽进江水里早早死去的面目模糊的父亲？远在美国的姐姐？给过我幻想却悄无声息消失的刘宏新？和我同样恐惧婚姻又频频试探的保罗？我蹲在家门前，眼泪扑簌簌滚落，直到邻居家有人出来，门锁一响，才扭头下楼。

之后的若干年，我从未鼓起勇气敲响那扇门，也无法知道那扇门打开后，得到的是冷漠的挥手还是热情的拥抱。我偷偷摸摸地上楼下楼，害怕相遇，又默默期待一次不经意的迎面撞上。我需要一个理由，一句说得出口的借口，才能在面对她时不那么慌张失措。

再见母亲时，她已不能说话，不会挥手，不会拥抱，也不会谩骂了。她躺在窄窄的病床上，小小的，像一颗干枯的火柴头。急救医生在她随身携带的卡片上找到了我的电话号码，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这串号码的，也不知道她出于什么心情把它写在那里，挂在胸前。电话那头，医生语气平淡：人快不行了，还有一口气。

赶往医院的路上，脑袋和身子都是空的，像一块碎纸片那样轻飘，每一步都像踏在棉花里。我无数次预设相见的画面，也曾设想自己紧握住她的手说，算了，妈，我原谅你了。我想拨开她额前稀疏的银发，认真看一眼那张以前只能远望的脸。

我真这么做了，只是她感觉不到了。

在医院的楼梯里跑上跑下，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十几遍，我甚至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些文件上写了什么，它们无非都印证了同一个事实：母亲不在了。

等医院的工作人员离开，我莫名其妙地想起母亲说过，“凤”是她的乳名，“湘”是父亲的老家，姐姐的“皖”是母亲的故乡，我俩的名字凑在一起，就是一个家了。

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我从堆满杂物的床底翻出一个生了锈的铁盒，用碎花布包裹着，花布上落满灰尘。碎花布包着的，只能是爸爸的大白兔奶糖，不能是别的。恨意再度袭来，我气母亲毁了这个家，可惜不能当着她的面骂出来。

要收拾的东西太多，铁盒又太不起眼，被我丢到一边。我不想再住进这个家，于是想到卖掉它。中介上门，转了一圈，末了，将燃烧的烟蒂踩在脚下，在母亲那屋的地板上蹭了蹭，说：都清干净吧，放这儿也是当垃圾丢掉。

房间清空的当晚，我躺在暗红色的皮革地板上，望着眼前天花板上的水渍和翻起的墙皮，感觉自己经历了太多荒唐事。

我双脚并拢，张开双手，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任人捶打，心如死灰。无意间右手碰到了个硬疙瘩，是落在墙角的铁盒。打开，里面一沓被抻平压扁的包奶糖的纸，泛了黄脱了蜡。糖纸底下，压着一捆爸爸单位的稿纸，纸页下方印着Y城铁路局的淡绿色小字。每张纸上面写一两段话，字迹娟秀。

---2018年4月完稿